星社内参：绥靖式妥协：尹锡悦政府的对日新方针将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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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热烈盼望着亚洲能够团结的，实现团结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因此，对于亚洲国家之间相互改善关系，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还乐于促成这项事业。

　　但是，改善关系分两种，一种是真改善，一种是假改善。

　　什么是真改善呢？

　　就是大家真正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加以解决，消除日后再次发生的可能，这种改善拥有稳固的基础，经得住时间检验，所以是真实的。

　　目前中东正在兴起的和解浪潮就是真改善，因为大家已经坐下来，相互尊重地把问题摊开来讲，消除了误解，控制了分歧，建立了共识，从而促进了总体和平的早日到来。

　　什么是假改善呢？

　　就是不去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加以解决，只是从形式上掩盖了问题，以求得“改善”的样子，这种改善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将来还会引出更大的问题，造成更大的麻烦，所以是虚假的。

　　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张伯伦、达拉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实行的“改善”，就是假改善，它不但没改出欧洲的和平，还因为对纳粹分子进行绥靖，而改出了一年后的全面战争，可见假改善不仅无利，而且有害。

　　所以，为长远的和平计，我们赞成真改善、批评假改善。

　　以这个标准看，本届韩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的对日“改善”的新方针，走的并不是真改善道路，而是假改善道路。

　　为什么是假改善呢？

　　就因为这个方针漏掉了造成韩日关系倒退的真正症结所在：

　　日本军国主义右翼集团。

　　这就决定了这种“改善”不仅不会达成韩国想要的结果，而且必将损害韩国将来的利益。

　　01

　　韩日关系三十年来的历程

　　从冷战结束算起的三十来年间，韩日关系的走势先高后低，前十年左右是短暂的向上走，近二十年左右则是长期的向下走。

　　到了2018年底，两国甚至在日本海发生军事摩擦，导致美日韩三方军演断绝，而2019年又爆发产业制裁大战，导致惯例的日韩海上联合军演被直接取消。

　　到2021年，韩国国防部新版的《国防白皮书》不再用“伙伴”描述日本，而是称其为“邻国”，两国关系冷淡可见一斑。

　　基本地讲，造成这三十年间两国关系转折的责任，并不在韩国身上——

　　九十年代的十年间，韩日关系总体上延续了冷战期间的紧密关系，这个阶段韩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毫不退让、敢于斗争，反而赢得日本和平阵营的配合和敬重，推动了韩日关系从战时同盟顺利转为正常时期的伙伴关系。

　　1990年，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泰愚访问日本，日本天皇明仁和时任首相海部俊树双双就历史问题致歉，没有半点迟疑。

　　199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五十周年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村山谈话，再次致歉，同样没有迟疑。

　　那么，当时的韩国政府这样的坚守原则立场，有没有损害韩日关系呢？

　　没有损害，反而促进了韩日关系的正常化。

　　1997年，面对美国金融集团挑起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韩国遭受重创之际，日本银行团和欧洲银行团联手发起救市行动，同意韩国320亿美元短期外债延期偿付，极大缓解了韩国的困难。

　　日本人为什么不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呢？

　　就因为这段时期日本的和平阵营在其国内仍占主导地位的，日韩两国关系也是健康的，东亚的总体形势更是向上的，因此才能有这种守望相助、共克外患的举动。

　　1998年，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和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签署《日韩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新型日韩伙伴关系》，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宣言中，日本再次就殖民统治韩国的历史反省并致歉。

　　除共同宣言外，两国还签署《面向21世纪的新型日韩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提出全面合作计划，如定期举办首脑会谈和安保对话；日本向韩国提供30亿美元国际融资，投向贸易、投资、科技、信息、农业等多个经济领域；推进环境治理、核能利用、打击犯罪等领域合作；以2002年日韩世界杯为契机增进社会、文化交流等。

　　当时的日本人民有没有因为又要道歉又要支援而感到不满呢？

　　也没有，而是认为天经地义。

　　上面这段历史就充分证明了今天有些人所说的“纠缠于历史问题会阻碍韩日关系”，纯属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

　　从本质上讲，日本政府的这些道歉当然远远不够深刻，因为没有明确承认日本近代到二战的历史就是侵略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历史，但是，它依旧起到一个实在的作用，那就是震慑了日本那些还想为军国主义翻案、甚至翻天的死硬分子。

　　死硬分子被压制住了，和平的空气也就上来了，这段时期东亚的局势是稳定的，各国交往也逐渐密切，发展势头十分良好。

　　1999年11月，中日韩启动地区合作进程，建立起三国合作机制，同意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展开紧密合作，共谋亚洲未来。

　　这样的局面，才是真改善。

　　但是，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帝国主义者，有的势力就不想看到这样。

　　这股势力由两股力量组成，一股在东亚的外部，一股在东亚的内部：

　　在外部的这股力量，靠挑动分裂和动乱起家，以战争和掠夺谋利，因此偏执地认为别人的团结就是自己的末日，时刻寻找着挑事机会；

　　在内部的这股力量，不甘心其帝国梦想的失败，必欲恢复“皇道一统”而后快，因此无日不思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时刻寻找着翻盘机会。

　　到了新世纪之交，这两股力量一拍即合，实现合流，于是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右翼集团死灰复燃，开始登场了。

　　2001年8月15日，上任不到四个月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然在日本战败日前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是以公职身份出场，便是这个团伙发出的第一个挑衅信号。

　　此后六年间，小泉氏年年参拜此地，气焰嚣张至极。

　　就是从这段时期起，东亚团结合作的势头急转直下，韩日交往的主线也再次被独岛（竹岛）问题、“慰安妇”问题、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占据，关系迅速趋冷。

　　2004年，日韩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六轮会谈无果，宣布中断。

　　2005年，日本方面通过《“竹岛日”条例》，韩国政府随即发表《国安会声明》，宣布修改对日政策，一周后卢武铉总统发表《关于韩日关系告国民书》，表示将“对日采取坚决外交措施”。

　　2012年，时任韩国总统的李明博登上独岛（竹岛），开创了韩国总统登岛先例，两国再次爆发激烈外交冲突。

　　2018年11月，文在寅政府对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进行重申，最终废除了这份朴槿惠政府迫于美国压力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协议，并解散相关基金会。

　　2018年11月底到2019年7月，韩日强征劳工赔偿问题骤起，一度吵到“从根本上颠覆自1965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日韩友好合作关系的法律基础”的地步，两股关系进入冰点。

　　2019年7月，日本政府宣布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原材料实施管制，8月又修订《出口贸易管理令》，将韩国排除出便利清单，韩国政府随即回击，双方产业两败俱伤。

　　最终，就到上文所说，韩国在2021年《国防白皮书》中将日本从“伙伴”改为“邻国”，正式下调两国关系层级。

　　到这一步，二十年前东亚形成的良好氛围和发展势头几近消失，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举步维艰，三国合作机制和高层会晤也长期中断。

　　试问，这样的局面对谁有利？对谁不利？

　　当然是对不希望东亚团结合作的外部势力和对“天下布武”仍不死心的日本右翼集团有利，而对包括日本和平阵营在内的亚洲人民极为不利。

　　因此，韩国政府要扭转这种局面的想法并没有错，而且十分必要，但要真正扭转，是不是必须抓住问题的根源呢？

　　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答案在这三十多年间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明确显示出来了。

　　那就是外部势力和日本右翼集团相互利用，把西太平洋搞得风波不断。

　　因此，韩国要真正扭转韩日关系、赢得改善，应该做的绝不是在历史问题上大步退让以换取“善意”——如果这种善意真的存在，二十年前日本的右翼分子就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把局面搞坏了——而是坚持不受外部因素干扰，和日本的和平阵营加强合作，并和中国携手重启东亚合作，这才是真正、长远的改善之道。

　　02

　　绥靖式妥协的三大危险

　　外交是需要妥协的，这个没有问题，妥协也不是贬义词，指的是双方为了达成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某种交易，属于中性词。

　　由于共同目标有大有小，交易也有大有小，因此妥协也分为很多种，有合作型妥协，有折中型妥协，有战术型妥协等等，这些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但是，还有一种妥协不在正常范围内，那就是绥靖式妥协。

　　所谓绥靖式妥协，就是明知道对方提出的要求不合情理、规则、惯例，且会造成潜在危害，却仍然放弃自己应有的原则、底线去满足其要求，为了妥协而妥协，而非为了交换对等的重大利益而妥协。

　　这种本质上就不是妥协了，而是绥靖。

　　那么，尹锡悦政府对日妥协的方针，究竟是属于哪种呢？

　　毫无疑问，属于绥靖式妥协。

　　为什么呢？

　　就因为它将造成三大危害。

　　第一层危害，它将使韩国付出的长远代价远超眼前所得。

　　尹政府不计后果的退让，已经从事实上自我否定了以往历届韩国政府坚守历史问题斗争底线的法理性和正当性，更为今后韩国人民争取应有的权利和赔偿制造了完全没必要的困难，其长远政治损失无法估量。

　　这是典型的图小利而失大义。

　　那么，尹政府成本下得这么大，有换得哪怕形式上的对等回报吗？

　　日本政府有对强征劳工问题正式道歉吗？

　　没有。

　　“慰安妇”问题呢？

　　也没有。

　　那就更不用说在更根本的侵略殖民历史定性上的正式道歉了。

　　最终，这种全面退让只换回岸田文雄在回访时说的一句：

　　“我本人对于当时严峻环境下给很多人带来非常痛苦和悲伤的记忆感到痛心”。

　　对于这个表态，日本政府是颇下了一番苦心的，它用“严峻环境”取代“殖民统治”，用“带来记忆”取代“被奴役的历史”，用“痛心”取代“深切反省和道歉”。

　　最煞费苦心的地方，还在于它是岸田“我本人”的个人名义做出的，而不是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做出的。

　　这就是尹政府拿韩民族百年抗争史换回来的东西。

　　以泰山之重换鸿毛之轻，这就是绥靖式妥协带给韩国的第一个危害。

　　第二个危害：

　　尹政府的全面退让，只会激起日本右翼集团更大的胃口。

　　中国古代有个政论文名篇叫《六国论》，里面有句话说得很好：

　　“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日本右翼集团对于韩国的诉求就只有尹政府提供的这些吗？

　　当然不是，这些东西远远满足不了它的胃口，在这次获胜之后，它必然要乘胜追击、扩大获利，要不然它就不叫日本右翼。

　　那它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必然是两国存在争议的岛屿。

　　甚至拿下这些岛屿都无法令其停止脚步，因为它的终极目标，从公元232年第一次跨海发兵远征新罗之日起就没有变过，那就是夺取朝鲜半岛，并以之为跳板实行其大陆征服政策，再不济，也要把朝鲜半岛拿下来作为经济基地。

　　关于经济殖民这一点，甚至在冷战中日本人都没有放弃过，要不是七八十年代韩国政府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厉行民族经济保护政策、全力扶持本土企业与之对抗，恐怕如今早已实现。

　　对于这些历史，尹政府不了解吗？作为生长于兹的韩国国民，他没有理由不了解。

　　那他有没有想过自己这样做，究竟能不能对得起韩国历史？能不能对得起韩国的未来？

　　当他这次大步退让了，再下次面对日本右翼集团的索取，还有什么可以退让？

　　剩下的这些，还有哪些是可以退让的？

　　如果不能再退，那韩国又将如何面对对方再赌一把的心理？

　　第三个危害：

　　这种绥靖式妥协鼓舞了军国主义阵营的士气，打击了日韩国内反军国主义阵营的士气，从而加剧了战争的风险。

　　这点要怎么判断呢？

　　就从日本政府的表现来判断。

　　日本政府在没有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取得如此巨大的收获，却仍然吝啬于给出哪怕像样一点的回报，这说明什么问题？

　　就说明日本政府内部并没有拿尹政府的付出当一回事，甚至没有拿正眼瞧上一眼。

　　为什么这么嚣张？

　　就因为它拿捏住了尹政府在美国压力下急于妥协的心态，因此在过去数月的谈判中故作强硬，和尹锡悦比谁先屈服于压力。

　　这种表现极其符合日本右翼集团向险取胜、欺软装强的一贯毛病。

　　而尹政府的求全退让，就向这个集团发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即只要豪横到底，就可以他们兵不血刃拿下胜利。

　　这个信号有多危险，相信曾在军国主义屠刀下亡国数十载的韩国人心里应该有数。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结果还深刻背叛了另外一个保障和平的阵营，那就是日本国内那些对历史有正确认知和反省、时刻以防止军国主义复辟为使命的真正爱国力量，因为右翼集团本次冒险成功必将极大刺激军国主义的复苏，进而必将极大挤压反军国主义的声量和奋斗空间。

　　试问，这是鼓励了和平，还是鼓励了战争？

　　上面这三个问题，恐怕尹政府将来一个都无法回答。

　　这就是我们说它所谓的“改善”不仅不会达成韩国想要的结果、而且必将损害韩国将来利益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内在矛盾也决定了一点，即尹政府的对日新方针不具有可持续性。

　　做这个判断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推导出以下两个演变：

　　第一，操纵这一切的我们的对手也必然知道这一点，因此必然设法诱导或迫使我们加大压力，以从外部帮它维持这种脆弱“团结”。

　　这也是它现在正极力要求尹政府推翻韩国历届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稳慎立场的原因。

　　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它必然还会搞出更多名头，核心目的就是激起我们的强烈反应，不达到这个目的，它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第二，基于上面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做好两手准备：

　　硬的一手，坚决堵住尹政府向西挑事的一切可能性，迫使其不敢轻易领取这个任务，只要我们这堵防火墙建造起来了，它的目光就只能转向，接下来我们就只需要比耐心，静观上述内部矛盾爆发。

　　软的一手，加大对日韩和平阵营的争取力度，放大反对分裂、反对对抗、反对战争的正义呼声，将压力转移到制造分裂、制造对抗、制造战争者头上，以最大程度加强和平力量，压缩敌之回旋空间，以此加速内在矛盾爆发。

　　和我们的对手不同，上面这些做法我们都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它，而且它必然也阻止不了，最终只能接受劳而无功的现实。

　　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时间不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