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国：鲁迅为何自认为《孔乙己》写得“很拙”？

大参考

　　《孔乙己》是鲁迅的小说名篇、历来评价甚高，但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四号上首次发表的时候，作者却在自己写的《附记》里说：“这是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这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

　　权威的解释无非是说，这是鲁迅自己谦虚；还有就是声明并非和当时有些人一样用小说搞人身攻击。但我认为鲁迅之所以说“很拙”，而且强调“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这也关系到所谓“小说作法”和艺术风格问题。我甚至由此而想到，鲁迅自己也认为这篇小说没有好好写“人”，而只是重在写社会问题。

　　事实上，“孔乙己”也确实是思想意义大于文学形象，甚至可以说“孔乙己”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形象，而只是一个社会问题符号，或者说是一个思想符号。而这，正是所谓社会小说（包括启蒙主义小说）、特别是早期社会小说往往带有的文学病端。长期以来，文艺评论界生搬硬套所谓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把“孔乙己”当做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人物形象来评论，这实际上穿靴戴帽有意拔高。

　　从鲁迅谈及小说创作的一些言论来看，说鲁迅当时就是自觉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塑造典型人物，也是不符合他的创作实际的。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很有研究，指出过《红楼梦》的特点是“写实”，这也只能说明他对中国传统小说艺术是谙熟而且会运用的。鲁迅当然也涉猎过西方、包括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但他对这些小说的艺术谈论不多，他在谈及所谓“小说作法”时，也只是提到对生活中的“模特儿”的观察和综合。他曾经说过“如果作者、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是书中人，了”，但这里所谓“手腕高妙”，并不意味着就是指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性格”那一套创作原则和方法。鲁迅说“书中人”和“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也并非指理论家们所说的高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典型”。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当时甚至以前的作家不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并写出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但不能以此作为评论《孔乙己》的前提。

　　从《孔乙己》这篇作品本身来看，孔乙己这个人物确实是一个成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旧知识分子，而且据说是有生活原型的，作品中也确实相当逼真的“活画”出了他的衣着容貌、言谈举止、生活处境和悲惨命运，让人一看就明白他确实代表当时社会上的这类人物，但这些是不是就足以使之成其为现实主义文学“典型”呢？我看不能。思想认识上的社会“典型人物”和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人物毕竟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作品虽然以第三者的观察视角，对孔乙己的外貌和行为作了比较细致传神的素描，但没有触及他的任何主观意识和内心世界，也不知道他半点喜怒哀乐和情感反映，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血肉之躯。其次，作品描写了孔乙己一些迂腐可笑的言谈举止，但这些行为并非他的个性化表现，而只是一种社会病态的症状。他的命运结局也并非性格使然。第三，作品费了很多笔墨描写孔乙己所处的生活坏境，包括很有象征性的咸亨酒店、很世态的短衣帮等等，但这种环境只是突显了一个社会的“冷”字，用以反衬人物的悲惨，并未构成造成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典型环境。因此，鲁迅在附记中说“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而孔乙己只不过是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符号”，或者说是鲁迅对这种社会生活认识的思想符号，还不能算作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形象。

　　事实上，鲁迅不是作为小说家而创作小说的，而是作为思想家和启蒙者的文学表达。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对民族性和国民性劣根的认识是先锋的、深刻的的、独到的，为了唤起民众医治劣根，他把自己觉醒的思想诉诸文学。正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此，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更多具有思想符号的意义，或者说思想大于形象。他的“狂人”是封建思想迫害人的符号，“阿Q”是封建时代压迫剥削侮辱损害造成人性病态的符号，“药”里的人物是“看客”的符号，“祥林嫂”是封建礼教残害妇女的符号，如此等等。鲁迅小说里这些人物思想认识价值是十分巨大的，具有伟大的启蒙意义，在文学上也具有很强烈的震撼感染力，但如果说在艺术手法上很典型化，人物形象上构成了文学典型，达到了那些世界公认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典型的高度，我认为还不能这么说。既然鲁迅自己对此也很“谦虚”，那么文艺评论界是否也要实事求是一点，纠正极左年代那些人为拔高的偏差呢？

我非传奇

既然鲁迅自己对此也很“谦虚”，那么文艺评论界是否也要实事求是一点，纠正极左年代那些人为拔高的偏差呢？
这是本文的亮点，看来作者有很多话没有说明，但不知其要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