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商朝到底是如何灭亡的？

lameihua

　　1

　　河南安阳的殷墟已经发掘一百多年，出土了很多甲骨文物和青铜器，但最令人震惊的是，殷墟竟然有大量的人体尸骨——

　　有的人埋在宫殿地基上做“奠基者”，有的给商王和贵族们殉葬，例如妇好墓里就至少有16具人骨，有的直接砍断肢体用来祭祀。

　　经过考古学者的发掘和分析，一个血腥残暴、以人为畜的商朝浮现在世人面前。

　　这种完全不同于史书记载的商朝，确实不太符合现代人的认知，但用唯物的角度仔细想想，其实也不难理解。

　　自从人类诞生文明以后，便有了原始宗教，因为宗教可以拓宽人类的想象边界，大量没有血缘关系的上古人类，可以通过宗教团结在一起，形成认知和利益的共同体。

　　既然有原始宗教，必然需要祭祀想象出来的神，那么牛羊猪狗等容易获得的牲畜，便成为最方便的祭品。

　　而上古时期一个数千人的部族就是一个国，在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又缺少经济合作分工的上古时期，每个部族都是独立的，要壮大自己只能兼并其他部族，于是部族间的敌对非常厉害，征战杀戮是常有的事。

　　但问题是，上古时期的生产力不发达，粮食产量有限，每个部族都养不了太多的人口。

　　那俘虏怎么办？

　　放回去，他们还是各自部族的壮劳力，下次作战又是一条好汉，政治上不划算。留着吧，又要耗费为数不多的粮食，经济上不划算。

　　想来想去，怎么都不行，那还不如做为祭品，奉献给宗教崇拜的神。

　　这就是人祭的起源。

　　此后几千年，新石器时代也好，三皇五帝时代也罢，人类的生产力始终没有太大的发展，于是人祭顺理成章的保留下来，一直到商朝都是如此。

　　商朝的领土大致是河南、晋南和冀南、鲁西、陕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中原。

　　而商朝时的世界，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晚期阶段，亚热带的北部边界线在现在的山东济南一线，所以黄河中下游地区遍布湖泊、沼泽、湿地，生活着大象、水牛、犀牛等动物。

　　现在的亚热带北部边界在秦岭淮河一线，南方号称鱼米之乡，生活起来非常舒适，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商朝，这样的气候环境意味着，商朝可开发的耕地不多，粮食产量也很有限。

　　那么征服不服从的部族之后，简单粗暴的杀掉俘虏，确实是个高效的办法。

　　此外，当时的世界正处于青铜时代，商朝的青铜技术非常发达，和依旧处于石器时代的落后部族相比，商朝的武力具有压倒性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力极其强大、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商朝，便成为一架以武力称雄的暴力杀戮机器，并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出用人祭祀上帝的宗教信仰。

　　那些考古发掘出来的尸骨，可能就是这么留下来的。

　　2

　　在商朝的宗教信仰中，上帝是法力无边的唯一真神，能控制世界的万事万物，包括邦国的兴衰、人的生老病死、农牧作物的丰收衰败，都是这尊唯一真神的管理范围。

　　历代商王死后，灵魂也会抵达天界，拥有一座神格，享受后世子孙的供奉。他们满意就会保佑商朝，他们不满意便要降下灾祸。

　　既然万事不决问鬼神，那么商王和贵族的主要任务就是祭祀。

　　只要用大量的人和动物做祭品，满足上帝和先王的需求，他们自然会垂青祭祀的信徒。底层商人的主要任务是为祭祀服务，而战俘和奴隶的人生使命便是充当祭品。

　　所以在商朝，人就是没有主体地位的，也不需要努力奋斗。

　　即便是战争，商王都要在战前祭祀上帝和历代先王，希望他们保佑一切顺利。军队发出以后，先王牌位也要跟着军队一起行动，每当遇到疑难问题都要举行祭祀，请求先王给出指示。

　　战争结束，商王仍然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把俘虏献给上帝和先王，以此来感谢他们的支持。

　　宗教和祭祀，充斥着商朝的方方面面。

　　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宗教祭祀活动，商王做为祭祀的主要人物，便成为沟通人界和天界的代表，拥有了宗教的解释权，再加上青铜器支撑的强悍政权，商王成为“圣王合一”的最高统治者。

　　而对于整个商朝政权来说，历史学者李硕在《翦商》里提了一个观点——宗教祭祀可以区别“我们”和“他们。”

　　参加祭祀的商人是“我们”，做祭品的部族、战俘、奴隶是“他们。”

　　用大历史视角来看，商人相当于清朝的八旗，众多部族相当于清朝的四万万汉人。

　　这么做当然是有好处的。

　　通过严格的区分，商人拥有了共同认知和共同记忆，更容易构建统一战线，形成统治的合力。商人以外都是供养者和潜在供养者，可以给商人提供丰厚的现实利益。

　　但凡事有利皆有弊。

　　商人用“我们”和“他们”构建了共同认知和统一战线，方便快速整合内部力量完成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建立了深深的壁垒，不再扩大“我们”的范围，导致普天之下都是“他们”，无形之中扩大了敌人的范围，在政治上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到了商朝晚期，商纣王父子不再使用以往的祭祀方式，而是采用了一套“周祭”制度。

　　在“周祭”制度下，上帝和山神、河神不再享受祭祀供奉，只有商朝的历代先王才拥有祭祀的资格，并且严格规定了祭祀的日期，什么时间祭祀什么人，安排的明明白白。

　　不再祭祀上帝，意味着控制世界的最高权力出现真空，而权力厌恶真空，那么世俗的商王便要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不需借助上帝旨意的、真正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商纣王父子也叫做帝乙和帝辛。

　　祭祀活动固定下来，意味着祭祀中少了很多可操作空间，神职人员们只能按部就班的做事，这就剥夺了他们的权力。

　　实事求是的说，商朝末期的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场中央集权改革，并且向世俗化政权迈出重要的一步。

　　按照商朝宗教的规定，祭品的等级越高，祭祀的效果越好，获得的福报也越大。

　　于是纣王不再满足于用奴隶祭祀，而是用商朝贵族来祭祀历代先王。

　　这么做到底是以宗教祭祀的名义清洗旧势力，还是纣王真的相信，用商朝贵族做祭品能获得更多福报，恐怕除了纣王以外，没人能说得清。

　　反正纣王完成了“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剖比干”等一系列成就。

　　结果非常明显，那就是商朝旧贵族们对纣王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满意，对剥夺他们的权力不满意，对生命受到威胁更不满意。

　　这样一来，纣王连商人的统一战线都维持不住，“我们”的范围再次缩小，成了“我”，也就是纣王和蜚廉、恶来、费中等寥寥几个嬴姓亲信。

　　类似于晚清的皇族内阁，当所有权力都归于皇族的时候，别说四万万汉人了，连八旗勋贵都不愿意跟着混了。

　　3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面对众多贵族的不满，他也满不在乎的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我就是上帝，又有历代先王护佑，谁能奈我何？

　　这番做派，简直是隋炀帝杨广的1.0版本，有极强的个人自信很正常。

　　但问题是，时代变了。

　　从公元前1200年左右起，全世界开始长达400年的漫长降温时期，由于古希腊的迈锡尼帝国在气温下降的历史进程中覆灭，西方历史学者便称之为“希腊黑暗时代。”

　　具体到商朝，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可以看出来，商朝的气温几乎是垂直下降，短时间内就下降了3度左右。

　　商朝的殷都在河南安阳，坐落在太行山东侧，当时是亚热带和暖温带的交界处，也是东夷出身的商人能接受的最北部地区。定都在这里，商朝可以兼容东夷游猎、中原农耕、河北游牧的不同属性。

　　随着气温下降，商人非常依赖的大象、水牛等动物也随之南迁，这就导致商朝立国六百年来习惯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而且气温降低会造成农牧经济减产，给商朝贵族的经济产业造成沉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向南迁徙才能维护商人习惯的生态环境，减少杀戮才能保存更多人口用来恢复农牧经济。

　　纣王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数次征讨东南地区的淮夷，可能就是想开拓生存空间，给迁都南下做准备。

　　但纣王的南迁计划，并不能抵消人祭给商朝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及杀戮贵族给商朝带来的政治影响，在对自然科学认知匮乏的商朝，可能贵族们觉得——

　　正因为纣王父子废了上帝的神位，杀戮贵族得罪了历代先王和重臣英灵，才给商朝降下这么多灾祸。

　　你们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上帝啊。

　　就这样，纣王和商朝贵族、周边部族就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事实上，不仅商朝感受到气温下降的危机，西部的农牧部族们也感受到了，早在大降温刚开始的时候，定居陕西彬县（豳地）地区的周部族，就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向南迁徙一百多公里，到了关中的周原地区。

　　《史记·周本纪》里写到：

　　“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这就是周部族举族迁徙的路线图，以及发展壮大的经过。

　　后来“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意味着常年在农牧交界处生活的周部族，逐渐脱离了戎狄的落后习俗，向商朝先进的农耕文明学习。

　　经历了古公、季历、姬昌的百年治理，周部族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终于成为商朝的西部诸侯。

　　可以想见，周部族的南迁行动，极有可能和北方农牧减产有关，而且周部族南迁绝不是单独行动，必定有大量的戎狄和羌人也南迁到关中地区。

　　随着周部族的壮大，这些同气连枝的戎狄和羌人，也必定团结在周部族的周围，形成一个利益相同的军政联盟。

　　破败漏风的商，团结一致的周，就这样对立起来了。

　　4

　　纣王时期的商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商朝要想复兴，一方面得向南迁徙，到温暖潮湿的南方重建家园，另一方面要改革宗教，减少人祭的需求，并在灵魂深处改变祭祀的理念。

　　只有如此，才能和贵族、商人、周边部族达成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克时艰。

　　然而纣王可能是自视甚高，也可能由于历史的惯性停不下来，他的一系列做法，都相当于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转弯的时候，猛的踩了一脚油门。

　　于是商朝那些不满人祭的部族、南迁谋生的部族、害怕被兼并的部族都团结在周部族周围，商朝那些不满纣王的贵族，也在和周部族暗通款曲：

　　“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微子数谏不听，乃于大师、少师谋，遂去。”

　　“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

　　在气温和内政的双重作用下，一个强大的“反纣王联盟”建立起来。

　　周文王姬昌去世后，周武王姬发继位，经过11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和反纣诸侯在盟津会师，得到战车四千乘，随后兵临牧野。

　　史书都说纣王纠集70万大军抵抗周武王，但通过现代技术的考证，殷都的人口不超过20万，史书记载的兵力数字肯定是夸大的。

　　但结果是确定的。

　　农牧业减产导致粮食不足，商军得不到后勤保障，纣王血腥屠戮导致人心涣散，商军的士气不足，于是“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周武王和“反纣王联盟”鹰扬牧野，随即纣王到鹿台自焚，周武王进入殷都，封纣王之子武庚为商王，“殷民大说，於是周武王为天子。”

　　为了控制商朝的核心地区，周武王封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为诸侯，封国在殷都附近，随时监控商王武庚的一举一动，号称“三监。”

　　周武王还派出军队四面征讨：“凡憝（dui）国九十有九国，馘（guo）魔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又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周朝的“亿”是十万的意思，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以后，消灭或征服了751个国，歼灭17万商军，俘虏30万人口。

　　这些数字肯定夸大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武王通过立武庚为商王，团结了殷都的贵族，通过四面征讨，扩大了周朝的统治范围，消灭了大量商朝的铁杆部族。

　　此外，周武王还把神农氏、黄帝、尧帝、舜帝、夏禹的后裔都封为诸侯，姜尚、周公旦、召公奭等功臣也有了封地。

　　这三板斧可谓是团结一小撮，打击一小撮，分化瓦解的水平炉火纯青。

　　回顾周灭商的过程，周部族联盟要的是天下的所有权，商部族要的是除掉纣王，恢复先王的治国模式，在双方的互动下，周武王扮演了拨乱反正的角色，完成了吊民伐罪的任务。

　　所以才有了那句“殷民大说。”

　　虽然“反纣王联盟”一战功成，但我们都知道“同甘苦易共富贵难”的道理，当纣王这个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周部族和商朝贵族的矛盾便浮出水面了。

　　毕竟周部族和众多盟友部族迁徙到南方，再向东征讨，是要避开苦寒之地，夺取温暖肥沃的土地，获取部族利益的，而不是给商朝贵族做刀子。但商朝贵族想的是，上帝诸神都是我们的人，那天下就应该是我们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世俗利益，决定了牧野之战后，天下的归属权还会有反复争夺。

　　两年后，周武王驾崩，周公姬旦辅佐周成王治国。

　　商朝贵族感觉机会来了，周武王封的“三监”也觉得有机会问鼎轻重了，于是整个东部势力一拍即合，掀起一场规模庞大的造反运动。

　　周公姬旦披挂上阵，开始了“二次灭商”的战争。

　　他先是平定三个兄弟的叛乱，然后攻克殷都诛杀武庚，剥夺了殷都商王祭祀祖宗的权力，最后带兵征讨东夷诸侯，整整用了三年时间，打完了“二次灭商”战争。

　　经过这场大战，周朝才打垮商朝的统治基础。

　　随后，周公姬旦做了两件事，彻底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国祚。

　　其一是分封诸侯国。

　　商朝也分封诸侯，但是分封的不成体系，有很大的随意性，更没有大规模分封王族成员做商朝的屏藩。甚至周武王的分封，也只是奖励功臣和监视殷都，并没有长远的计划。

　　周公姬旦吸取商朝和周武王的教训，大量启用功臣和姬姓宗室，在黄河、颍水、汉江流域分封了71个诸侯国，通过这三条江河附近的诸侯国，周朝基本控制了当时中国已探索地区。

　　同时营造洛阳城，做为周朝在东部地区的进攻基地，并部署“成周八师”，做为周朝在东部地区的直属武装，随时准备镇压诸侯国的叛乱。

　　在后世看来，周朝分封诸侯国导致地方坐大，最终反噬了周朝。

　　但在周朝刚立国的时候，如果不分封诸侯国，根本控制不了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恐怕只能以“小邦周”的地位消失在历史长河。

　　而且周朝与其说分封诸侯国，不如说分封的是单独城邑，因为地广人稀，国与国之间连边境线都没有。就这，那些城邑还不在周朝的手里，需要受封的诸侯亲自去占领。

　　《史记·齐太公世家》就写到：“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

　　看到了吧，姜太公受封的齐国只有一座营丘城，商朝的莱侯还要和姜太公争夺，可以说周朝的分封只给了诸侯合法性，到底能不能占住，还需要诸侯自己努力。

　　后来各诸侯国的地盘，都是人家用几百年时间打下来的。

　　其二是迁徙商朝贵族。

　　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周公姬旦就把商朝贵族也分配好了，让周朝诸侯们带到各自的封国安置起来，避免商朝贵族聚在一起，再次掀起叛乱。

　　例如周公姬旦“二次灭商”后，把殷都的人口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封给康叔，让他建立卫国，另一部分封给纣王的哥哥微子启，让他带到商丘建立宋国。

　　此外，周公姬旦的长子伯禽，在商朝奄国故地建立鲁国，得到“殷民六族”，召公奭的燕国得到“羌、马等六族殷民”，晋国得到“怀姓九宗”，齐国没有明确受封的部族，但得到代表周朝征伐的大权。

　　剩下的一些特别顽固的商朝贵族，周公姬旦都迁徙到洛阳城里，严格监管起来。

　　经过这番拆分瓦解，商朝的统治基础不复存在，“诸侯咸服宗周”，周朝终于建立起长久统治的根基。

　　5

　　周朝和商朝的统治风格完全不同，不仅血腥的人祭宗教逐渐退潮，还有了颇具人文关怀的礼乐教化，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周公姬旦亲眼目睹了信奉上帝的商朝覆灭，明白了天命不可恃、人力不可违的道理，这个世界上庶民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

　　于是他执政以后，制定了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和礼乐文教，不再鼓励周朝人祭祀上帝，而是专注于人世间的生活，并且把人格化的上帝崇拜，改造为模糊的天崇拜。

　　这样一来，人的价值极大提高，在意识形态方面，周朝就有了史无前例的人文关怀。

　　另一方面，整个西周时期，气温虽然在缓慢回升，但始终在寒冷期，没能恢复到商朝的气温环境。

　　这意味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湿地、湖泊、沼泽大量消退，出现了大量可开发土地，这就可以安置更多的人口，生产更多的粮食。

　　生产力提升了，那么此前数千年以祭祀名义消除多余人口的暴力行动，自然也就退潮了。

　　说到底，还是社会现实决定了人类意识。

　　这就是周朝和商朝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有一件事，周朝几乎是商朝的翻版。

　　商纣王为了摆脱强大的商朝旧势力，延续了宗教改革，用商朝贵族祭祀，并重用东夷嬴姓部族的蜚廉、恶来，结果被商朝册封在关中的周部族，联合羌人、戎狄和商朝贵族推翻。

　　而西周末年，镐京以西的申国实力强大，世代为周朝镇守西陲，并和周王室联姻。

　　周幽王为摆脱以申国为代表的旧势力，废除了申国出身的王后和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

　　申侯大怒，便联合犬戎攻入镐京，在骊山脚下杀死周幽王，掳走褒姒，随后申侯和其他诸侯们拥立旧太子姬宜臼继位，迁都洛阳。

　　周朝从此进入春秋战国的乱世。

　　而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蜚廉的后裔秦襄公立了大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建立秦国。

　　数百年后，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日益强大，最终灭了周朝，一统六合。

　　八百年兜兜转转，历史走完了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