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从拿破仑“睡狮说”真伪谈起

大参考

　　许多人都熟悉一句“拿破仑名言”，说拿破仑一世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

　　然而尽管拿破仑时代的档案保存较完整，当时已很发达的欧洲媒体也记录下这位风云人物的许多言行，这段“睡狮说”却毫无下落。

　　最早记载“睡狮说”的，是1887年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这篇文章是曾纪泽在驻英俄ilangguo公使任上，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的论文《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这篇论文发表的目的，是阐述个人对中国内政外交，及列强对华政策的意见。曾纪泽是曾国藩次子，清末著名洋务派人物和外交家，对欧洲事务较为熟悉。但曾毕竟是外国人，且他发表此文时，拿破仑已去世66年，且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普及性政论文章，谈论主题是中国事务，“睡狮说”仅是比拟，且文章虽提到“睡狮说”，却并未提及拿破仑，更不用说把“睡狮说”的“专利”放在拿破仑头上——从这篇由作者本人亲自翻译成文言文汉语的著名论文文意中揣摩，“睡狮说”的首创者，很可能即曾纪泽本人。

　　“睡狮论”在国内广泛传播，则是1899年梁启超《动物谈》的发表，这篇后来被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文章提到“睡狮”，但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睡狮”并非比拟中国，而是所谓“弗兰西斯肯之怪物”，即形状像狮子、但实际为机械玩偶，且发条生锈无法运动的东西。梁启超将此物比拟为庞大而腐朽的中国，并明确指出此说来源于曾纪泽。1903年，邹容《革命军》中称中国革命是“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而与邹容齐名的陈天华，其自杀后留下的最后一篇著作、未完篇的现实/玄幻体小说《狮子吼》，同样将中国比喻为睡狮。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创办《醒狮》杂志，自此“睡狮说”大行其道。

　　由于曾纪泽和梁启超都是当时革命派所避讳的名字，一些有心人就刻意将“睡狮说”比附在外国人身上，江苏留日学生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首先将这一“专利”给了当时知名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称他“数十年前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而当时遍布全球的华人留学生、革命党报刊，则将这句名言警句分赠给“英国下院议员”、“某西人”、“西人”、“德皇威廉”等，而最早明确将之归在拿破仑名下的，则是胡适，1915年3月他为前一年底所作《睡美人歌》写的说明，称“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这段话几乎和如今流行的“睡狮说”如出一辙。但胡适本人并不赞成“睡狮”的比喻，认为“睡美人”更适当，并称“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此语”，表明“拿破仑睡狮说”是他听来的，自1910至1917年，胡适一直在美国留学，可见这个说法最初是旅美中国华人、很可能是旅美中国留学生的“发明创造”。拿破仑可能谈及过中国话题，但史无明载。

　　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不了解中国，恰相反，法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最了解中国、最喜欢谈论中国的欧洲人。

　　欧洲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始于《马可波罗游记》，奥斯曼崛起并阻塞丝绸之路后，欧洲一直希望打通和中国的联系，哥伦布航海的初始目的，是找到一条向西航行并到达中国的航道，他不仅随身携带西班牙国王给中国明朝皇帝的书信，更至死坚信自己找到的美洲大陆就是中国大陆。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他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

　　当时欧洲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与强烈反响，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

　　在这一过程中，法国人起到巨大作用。168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授予本国传教士张诚、白晋、洪若翰、刘应、李明五人“国王数学家”称号，派遣他们到中国出使、传教，这5个人随后都在中西方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人中名气最大的张诚，后来被康熙重用，曾8次陪同康熙巡视蒙古。1708年他主持了测绘中国第一份近代地图——《皇舆全览图》的工作，他还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担任中方翻译。张诚最后死于中国，他和法国耶稣会的通信曾在法国流传，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许多生动介绍，普及了中国文化常识，而他对康熙开明专制的称赞，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法国波旁王朝集权体制的发展。

　　白晋精通数学，同样被康熙留用，并成为康熙的数学老师。清代中国数学发达，且吸收了西方数学知识，这和皇族的倡导有关，而白晋在清廷的数学普及功不可没。白晋曾受命康熙，出使法国，引发轰动，在法国掀起“中国热”。他1697年出版的《中国现状图像》和《中国皇帝康熙传》，是欧洲最早的中国政治问题及中国政治人物专著。

　　另外三人被安置到浙江，但同样青史留名：洪若翰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这件事和康熙幼年曾患天花两件事，被认为是清代对西医药持开放态度的关键；李明1691年返回法国，出版《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政治、文化，并有鲜明的扬中贬欧倾向，认为中国文化生机勃勃，而西方思想则已经堕落，他的《中国近事报道》引发法国索尔邦神学院两个月内连开20多次辩论会进行审查，发表意见的神学家多达160名；刘应本身就是一名有造诣的史学家，他汇集中国史书中有关匈奴、鞑靼、蒙古、突厥史料，写成《鞑靼史》，还用拉丁文出版了六卷《中国历史》，他翻译了《尚书》、《礼记》、《周易》的拉丁文版本，还写了许多相关法文、拉丁文论文。

　　除了上述五人，法国人在中西方交流史上留名的，还有成为清廷御用画家的王致诚，和代表康熙出使罗马教廷的艾若瑟等。

　　正因为法国在这一时期和中国接触多且密，法国著名人物的中国言论也特别多。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主张用纯粹的“哲学宗教”来取代，孔学的输入让他兴奋地高呼，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儒家的主张和信条，中国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体制和道德架构，甚至雍正的闭关锁国，都是合理的，应该的，他认为“我们法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

　　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中国制度和文化。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本书的价值就超过希腊哲学七贤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他甚至积极努力，竟成功鼓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行了儒家主张的“籍田礼”，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法国以外，这股风气相对淡漠得多，但也并非没有。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德国数学家沃尔夫则在德国各大学巡回演讲，认为中国“依靠治国之术在所有方面都超过所有别的国家”。

　　这些外国人、尤其法国人频繁“拿中国说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仍囿于神学桎梏，思想闭塞，灵感枯竭，中国文化这股“源头活水”令欧洲人感到惊喜。之所以在法国受到特别青睐，则是因为当时法国正在路易十四的推动下走向单一制的封建集权，开明专制、思想启蒙和人才选拔制度等受到推崇，而这些恰和中国舶来的一套合拍，让法国学者乃至贵族产生共鸣感——尽管他们口中的中国，未必是真实的中国。

　　然而也同样是“五个法国人”对中国的推崇，在教会内引发激烈争执，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目的是把孔学打成异端。出于这一目的，一些传教士杜撰出许多歪曲、贬低中国的言论，如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污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死者的对话》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这一禁令导致康熙禁止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人中传播，也令中国文化、制度的形象在欧洲一落千丈。

　　但这一阶段，中国文史典籍继续被翻译、研究，冷静下来的法国人，开始更客观地看待中国。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一方面称赞儒学重视道德、重视农业、崇尚礼教，一方面指出，其片面忠君思想将导致君主专权，并剥夺“人民的荣誉感”；对近代科学持怀疑态度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则认为，孔学使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而这种发达恰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

　　在法国以外，对中国的态度就远没有如此理性。172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指责中国人“反对圣经”，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黑格尔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马克思也将“亚细亚生产关系”视作生产关系的最低等级。

　　这时候，西方各国相继开始工业化革命，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中国，觐见乾隆，回国后发表的《觐见记》将清廷的颟顸、蒙昧和腐朽刻画无遗，这让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由神秘、敬畏转为蔑视、觊觎，此时他们羽翼已丰，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先进和文明的一群人，跃跃欲试地要去“教化”、征服“落后者”，此时他们拿中国说事，自然也就不那么好听了。当然，这些贬低和此前的推崇一样，都未必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