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新文化和新生产力，消灭了大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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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异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二元制的，即建立政权的民族和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实行分而治之，以此来保证民族的独立性，进而维护政权的独立性。

　　鲜卑建立的北魏是这样，蒙古建立的大元是这样，满洲建立的大清自然也不例外。

　　从大清入关到乾隆末年，将近150年的时间，汉人都被封闭在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不允许迁徙到传统汉地以外的地方。而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传统游牧地区，大清任命的军政官员，几乎都是满人。

　　例如新疆，自从乾隆收复新疆以后，大清任命过30名伊犁将军，其中3人是蒙古旗人，27人为满洲旗人，至于都统、参赞等高级官员，也基本是满洲旗人。

　　新疆驻军倒是有不少汉人，但大清在新疆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专门建造城池给满汉人员居住，不允许他们和新疆本地人私下来往。

　　除此之外，大清在新疆北部实行札萨克制，新疆南部实行伯克制，这些都不是传统中国王朝的官制。乾隆发给札萨克和伯克的官印上写着满文、蒙文、维文，唯独没有汉文。而且札萨克和伯克们进京朝觐时，也不能经过陕甘一带，必须按照规定，在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行走。

　　大清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切断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关联，迫使少数民族和满洲结盟，利用广袤的土地和内陆骑兵，制衡占人口多数的汉人。

　　所以在大清的治下，国家政权和主体民族是分离的。

　　同样因为大清是以小族凌大国的异族政权，入关之后就充满了不安全感，为了提高汉人对大清的忠诚度，历代皇帝便极力提高儒家的地位，希望用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的理念，削弱汉人的反抗心理。

　　而且康熙、雍正、乾隆等大清皇帝，通过文字狱的血腥手段，从文官士大夫手里夺走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从那以后，大清皇帝便晋升为言出法随的儒家圣人，操纵着汉人的精神思想。

　　儒家，也从晚明时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彻底异化成扭曲封闭的宗教。

　　就这样，凭借种族隔离和文化操纵，大清稳坐江山两百年。

　　实事求是的说，大清确实是中国王朝，但大清的一切成就都和汉人没有关系，汉人本质上是大清的耗材。

　　如果大清一直强盛下去，那么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只有大清政权遭遇挫败，那个笼罩大多数人的囚笼，才有可能破裂，而此消彼长之下，汉人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力量。

　　当占人口多数的汉人被彻底解放出来，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最大范围的动员，爆发出被大清封印的潜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大清接连不断的挨打，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正是在挨打的过程中，大清的种族界限和儒家宗教逐渐崩盘，汉人的力量逐渐恢复，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就让江山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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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期，大清接连挨了三次打，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三次挨打的过程中，从嘉庆年间就初步崛起的汉人精英，逐渐掌握了武装力量，有了和大清政权掰腕子、讲道理的资格。

　　例如曾国藩的湘军，虽然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已经16个月没有发军饷了，由于维护孔孟名教的起兵宣言，曾国藩也不可能起兵反清，便命令十几万湘军卸甲归田。

　　但凭借征战换来的军功，曾国藩、唐训方、曾国荃、刘坤一、刘长佑等湘军将领，纷纷出任督抚、尚书等高级官员，并且极力提拔子弟和部属，形成一股盘根错节的湘系势力。

　　李鸿章的淮军将近5万人，每年领取军费700万两，战争结束后分别部署在直隶、陕西、湖北、江苏、陕西，成为维护大清政权的支柱性武装力量。不过随着天下太平，淮军的军费逐渐削减到300万两。

　　这又形成一股庞大的淮系势力。

　　左宗棠没有庞大的嫡系军队，但凭借平定太平天国和收复新疆，左宗棠不仅是湘系势力的骨干，也成为大清经营内陆、抵御俄国的代表人物，同样有一大批文官武将追随。

　　这样的局面，在大清国力鼎盛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大清在内外战争中失败了，传统的满蒙贵族遭到削弱，才有了汉人精英做大做强的机会。

　　而那个笼罩大多数人的囚笼，继续破裂的力量，则来自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创办工厂、派留学生出国求学。

　　早在1862年，见识到洋枪洋炮威力的曾国藩，就在日记里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

　　差不多相同时间，李鸿章的淮军装备了洋枪洋炮，和太平军作战时所向披靡，便给曾国藩写信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垺，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左宗棠也一样，在浙江和法国组成法华联军，在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被法国的坚船利炮给震惊了，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得到这样的认知，战争结束后，他们便自然而然的成为洋务派，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兰州毛纺厂等近代工业。

　　而为了学习西方的技术知识，福州船政局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聘用法国教官，招收14岁以下的少年，学习法文、几何、微积分、航海理论、轮船制造等知识，从1877年起，毕业生们陆续到欧洲留学，学成归国以后，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船舶工程师。

　　江南制造局则翻译了54种西方书籍，包括蒸汽轮机、铸造技术、克虏伯炮操作手册、使用化学入门等等。

　　1872年，在容闳的建议下，曾国藩和李鸿章推动了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留美幼童已经达到120人。

　　以上这些事，也是大清前两百年不可能出现的。

　　大清在挨打之后推动了这些事，当然是为了拯救政权的自保之举，但创办近代工业意味着汉人开始掌握新的生产力，学习西方知识意味着汉人开始掌握新的文化。

　　这对突破大清二元制政权、以儒治国的旧传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因为新的生产力和新文化，完全是另起炉灶的，和大清的旧势力旧传统，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一旦这些新生产力和新文化发展起来，便不可能对大清有绝对忠诚，反而会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上层建筑。

　　大清以为是在自救，却不知道，它已经点燃了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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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崛起的年代，虽说点燃了汉人崛起的星星之火，但大清的旧势力依然有相当强的力量。

　　在意识形态方面，大学士倭仁做了保守势力的代表。

　　原本曾国藩和恭亲王准备在翰林院选一批进士，学习天文算法知识，把新文化引入大清的上层建筑，但倭仁说：“立国之道，尚仁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建议“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用复古的方式重新塑造大清政权的上层建筑。

　　这不是倭仁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大清旧势力的共识。

　　面对这么强大的一股力量，慈禧太后自然不可能给恭亲王、曾国藩太大的支持，毕竟倭仁代表的旧势力是大清的基本盘，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大清的政治正确。

　　支持倭仁就是维护大清，支持恭亲王和曾国藩是培育不安定因素，这层逻辑，慈禧太后是很清楚的。

　　在军事方面，虽然湘军将领和淮军成为大清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但直到1890年代，大清依然保留着40万绿营兵马，每年消耗军费600万两。

　　八旗兵丁的战斗力连绿营都不如，但做为大清的嫡系武装，也不能裁撤，必须花费重金养着。

　　这些旧军队的战斗力不行，却胜在人数众多，和大清荣辱与共，属于可以放心使用的自己人，同时也是制衡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精英的绝佳工具。

　　在朝政方面，恭亲王、醇亲王陆续秉政，说明大清军政事务的决策权，依然在满洲和宗室的手里。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左宗棠的塞防路线，也是大清经营内陆的旧传统，正所谓“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所以左宗棠的塞防路线，得到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文祥的鼎力支持，总共花费5230万两白银，打了收复新疆的战争。

　　晚清就在这种新与旧、满与汉、海与塞、中与洋的纠葛中度过了三十年，慈禧太后用出众的权谋手段，挑拨各方势力互相斗争，维系着大清的一线生机。

　　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以及二元制异族政权的原生问题，直接导致大清在搞洋务运动的时候，不敢进行全民动员，大清的近代化成了只有机器没有思想，只有朝廷没有民族的瘸子。

　　结果就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大清败给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日本，不仅彻底彻底撕下李鸿章“裱糊匠”的遮羞布，也打破了“同光中兴”以来，大清各方势力的脆弱平衡。

　　甲午战败以前，西方列强还对大清抱有一丝敬意，感觉大清雄踞东亚，不是好惹的，结果脱亚入欧三十年的日本，一战击败大清，让西方列强看到大清外强中干的事实，迅速掀起瓜分大清的狂潮。

　　通过“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德国得到胶州湾99年的租借权，以及在山东境内修铁路的特权。

　　俄国大踏步进入东北，并以保护大清不被德国侵略为借口，得到旅顺和大连。

　　英国瓜分了威海卫和香港新界，逼大清表态，不将长江流域割让给其他国家。

　　法国得到广州湾，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广东、广西、云南建立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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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两三年时间，西方列强得到的利益，比此前三十年的利益都要多。

　　那些读圣贤书的文官士大夫们，原本以为大清只是器械落后，文明程度还是远超西方蛮夷的，然而脱亚入欧的日本击败大清，让他们想明白一个问题：

　　“大清不仅是器械落后，文化和制度都落后了。”

　　于是最保守的文人士大夫们，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拥抱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这点是没有疑义的，争论的地方无非是君宪、共和、革命，到底哪一种西方文化和制度适合中国，以及怎样和中国相结合。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李鸿章的淮军在朝鲜一触即溃，证明单纯购买器械武装军队的效果并不好，1900年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要求大清连本带息赔款9.82亿两白银，更加深了“大清武德衰落”的事实。

　　回头再看倭仁的“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感觉就是个笑话，淮军、绿营、八旗等武装力量，更是狗肉上不了大席，不值一提。

　　大清走到这一步，就面临一次不亚于入关的重大抉择——守旧还是改革？

　　这看似一道选择题，其实大清根本没得选。

　　1644年不入关，大清还能做辽东的地域性强权，1900年前后的大清做为全国性政权，东北又被汉人占了，那么除了改革弊政延长政权寿命以外，大清已经没有退路了。

　　关于这一点，慈禧太后都不否认。

　　汉人督抚和地方士大夫们也支持改革，因为他们都是依附于大清政权生存的，如果大清政权消失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也会化为乌有，对他们来说，保大清就是保自己。

　　所以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打击，大清的二元制政权和以儒治国的路线，已经彻底破产，那个笼罩四万万汉人的囚笼，被日本和西方列强打的稀巴烂。

　　在一片废墟之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那一代精英培育起来的新生产力和新文化，终于可以脱离旧制度、旧传统、旧势力的束缚肆意生长。

　　而大清的改革需求，和新生产力、新文化结合起来，就是汉人崛起重造中国的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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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以后，开启的晚清新政改革力度很大，除了改革官制、创办邮政、修建铁路等传统改革项目以外，对大清政权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三项改革内容。

　　其一是废科举。

　　自从唐朝以来，科举就是朝廷和地方文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不管哪个王朝统一中国，只要开科取士，并维护地主文人的利益，就能迅速建立稳固的统治。也正因为有了科举，地主文人才有上升通道，快速建立起对王朝的忠诚。

　　1905年，大清决定废除科举，用新式学堂来培养人才。

　　当年大清就有4222所新式学堂，92169名学生，到了1909年，新式学堂总数达到52348所，学生156万人。

　　看起来大清的新式人才指数级增加，但问题是，新式学堂是扩招的，毕业生不一定能得到官职，也没有稳定的仕途晋升通道，而曾经取得功名的文人，所拥有的特权也消失了。

　　既然大清给不了地主文人利益，那地主文人对大清的忠诚度，必然直线下降，在新式学堂读书的学生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必然对大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感兴趣。

　　这就意味着，大清和地主文人的纽带切断了，大清政权在地方的影响力快速流失。

　　此外，家资富裕的年轻学生们，很多都选择到日本留学，到1906年底，留日学生便暴涨到将近2万人。

　　这些人受到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的刺激，内心非常敏感，偏偏日本人认为大清是战败国，整天嘲笑留日学生是“清国佬”、“支那猪”，导致留日学生们感觉非常屈辱。

　　这样一来，留日学生们便开始探讨国事，但是在日本留学，他们又不可能大张旗鼓的骂日本侵华，所以讨论话题便集中在国内，说来说去，得出一个共识：

　　国势沦落，都是大清朝廷无能，要想振兴中华，必先推翻大清。

　　邹容在《革命军》里就写到：

　　“诛绝五百万有奇批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

　　总的来说，留日学生和新式学堂的学生们，接受了大清提供的教育，却在新文化的熏陶下走向大清的对立面。

　　其二是创办新式陆军。

　　早在甲午战败后，大清就知道淮军、绿营、八旗不行了，命袁世凯在直隶创办“新建陆军”，张之洞在湖北创办“自强军”，这是大清创办新式陆军的起点。

　　1901年，大清正式决定改革，便命令各省巡抚创办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并取消30%的绿营兵员。1904年，大清重新规划军事改革，决定训练36镇新式陆军，并公派学生到日本留学。

　　一个政权要控制一支军队，无非是两种方式。

　　要么是政权起家时从零开始组建，军队和政权一起成长，并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产生了血肉相连的感情。要么是政权改革利益结构，在庞大的受益群体中招兵买马，完成政权和军队的利益捆绑。

　　但大清创办的新式陆军，既没有和政权之间的血肉联系，兵员和将领也不是大清改革的受益群体。

　　这样的新式陆军，对大清自然没有认同感，无非是当兵吃粮罢了。

　　而且大清创办的武备学堂，要教学生们新文化，派到日本的留学生，也会受到日本民族主义的熏陶，必然要和反满的留日学生们合流。

　　到头来，大清新式陆军的军官来源，也是一群和旧势力毫无关联、在新文化熏陶下坚定反满的青年学生。

　　其三是设立咨议局。

　　1908年8月，大清宣布实行宪政，准备先成立咨议局，8年后颁布宪法，9年后召开国会，正式成为宪政国家。

　　按照大清公布的咨议局成员选举章程，有关“投票资格”是这样说的：

　　在省内从事教育或其他公职时间满三年。

　　中学堂毕业或国内外高等学校毕业。

　　具有生员以上功名。

　　担任过七品以上的文官或五品以上的武官。

　　在省内拥有价值五千元以上的资产。

　　满足任一条件的人，都能参加投票，这意味着，选举出来的咨议局成员，也必然是拥有以上条件的人。

　　那拥有这些条件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在那个年代能到新式学堂读书、中过生员功名、做过七品文官或五品武官、拥有五千元以上的资产，毫无疑问都是地主、士绅、豪商，他们都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

　　而地方势力的诉求，往往是侵吞朝廷的权利，壮大地方势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顺理成章的壮大自己的利益。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势力代表的是新生产力，积极参加咨议局的选举，最想要的是地方自治。

　　但地方自治和大清中央集权是相悖的。

　　大清到底给不给地方让渡权和利？不让，咨议局里的地方势力代表就要争权利，让了，那大清还是大清吗？

　　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死局。

　　所以，不管大清改革如何眼花缭乱，以上三项改革的核心内容，基本就把大清的命给革掉了。

　　慈禧太后在的时候，还能凭借主政数十年的积威，把反抗的声音暂时压下去，一旦慈禧太后死了，早已被汉人渗透成空架子的大清，也就进入倒计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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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去世，1909年各省咨议局举行第一次选举，结果毫无悬念，当选者都是40岁左右的地方势力代表人物。

　　原本这些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准备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老一辈一样，从大清手里夺走地方权利以后，与大清和谐相处一段时间的。

　　但就在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很多省份的咨议局就和督抚爆发了冲突。

　　因为在大清看来，咨议局就是个装饰品，从来没想过把地方权利让给地方势力，所以各省的实际权力依然在督抚的手里，对于咨议局的决定，督抚有否决权。

　　这就惹怒了咨议局的成员们——“我们要的是地方实际权利，不是做政治花瓶，必须尽快召开国会，把地方权利交给我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0年，大清爆发四次进京请愿活动，要求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为了表达不满，很多省份甚至出现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事。

　　这是明摆着向大清要权。

　　摄政王载沣面对民意汹汹，被迫宣布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并于1911年5月提前成立责任内阁，从总理大臣到各部大臣共13人，只有徐世昌、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是汉人，另外9个都是满人，其中6人是皇族宗室。

　　消息一出，群情汹涌。

　　各省咨议局的成员们，想的是召开国会后，由各省咨议局出人来组建内阁，从而由代表新生产力的地方势力代表人物，掌握大清政权。

　　但摄政王载沣想的是，要把祖宗传下来的家业，牢牢掌握在手里，千万不能把政权交出去，那样大清就亡了。

　　冲突和矛盾，至此不可调和。

　　经过“皇族内阁”的闹剧，各省地方势力也想明白了，大清指望不上了，要想得到想要的一切，只能推翻这个异族的政权。

　　于是各省咨议局成员，迅速转向革命党一边。

　　而自从1905年起，代表新文化的留日学生和留日军官们，就在日本东京逐渐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开始光明正大的宣扬革命，回国工作以后，他们又把革命的思想传播开来，并和江湖会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所以到了1911年，代表新文化的青年学生、代表武装力量的新式陆军、代表新生产力的地方势力，以“排满反清”为最大共识，结成了汉人大联盟。

　　大清走到这一步，曾经睥睨东亚的二元制政权，已经成了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也就是在“皇族内阁”成立不久，大清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为了收购这两条铁路的股权，大清准备向外国借贷一笔巨款。

　　铁路是高投资项目，例如粤汉铁路，当初募股的时候要4两银子才能购买1股，而当时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也只要2两银子，所以粤汉铁路的每股单价，相当于现在的6—8千元。

　　单价这么高，投资人的目的就是获得高回报，现在大清上下嘴皮一碰，就要收归国有，这就在剥夺地方势力的政治权利之后，还要剥夺他们的经济利益。

　　而且大清向外国借款，谁知道是真的收购铁路，还是武装军队镇压地方？

　　如果真的收购铁路也就罢了，可要是武装军队的话，那汉人不仅要做回康乾时代的农奴，还要缴纳赋税替大清还款。

　　怎么着，我杀我自己？

　　于是西南地区立即爆发了保路运动，大清把湖北新军调到四川平叛，这就导致湖北省府武昌的军事力量虚弱下来。

　　正巧，10月9日，湖北新军的孙武等人配置炸弹时，炸弹不小心爆炸了，军警开始搜捕革命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临时决定，10月10日夜晚发动起义，凌晨便攻破湖广总督府衙门，第二天下午，湖北军政府成立。

　　湖北脱离大清以后，南方各省立即响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大清便失去半壁江山。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整个过程枯燥且没有悬念。

　　那孙中山没有直接领导起义，为什么选他做临时大总统呢？

　　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出道早。

　　早在1895年，孙中山就在广州发动起义，成为反清革命的先行者，而那时大清刚经历甲午战败，社会风气正开始向反清革命转变，于是已经发动过起义的孙中山，便成为反清革命的代表人物。

　　此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拟定“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给反清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常年游走国外，和海外华侨、外国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属于反清革命阵营里，唯一能沟通中外的人物，这在列强环伺的晚清，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

　　所以在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是革命阵营里，各省、各山头都能接受的人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非他莫属。

　　就这样，统治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在新文化、新势力、新生产力的冲击下灭亡了。

　　但在反清革命成功的背后，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晚清的新文化、新势力、新生产力的起源，都是来自西方列强，而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基本都在中国沿海城市，最多再经过大江大河，传到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

　　这就意味着，反清革命的成员们，思想更倾向于西方，活动范围局限在城市，他们和中国广袤的农村几乎没有关联。

　　这点和古代地主士绅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武昌起义只是发生在城市的军事暴动，根本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更没有把新政权的触角伸入农村，这样一来，辛亥革命也就成了不彻底的革命。

　　真正改变这种革命趋势的，是由大学教授和城市精英发起，随即扎根农村发展壮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而发现农村蕴藏的磅礴伟力，打土豪分田地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并动员农民参军作战保家卫国的，是五千年来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推翻大清的汉人们，将根据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地域，不断的分化组合，最终涓涓细流归入大海，共同缔造了一个崛起奋进的新中国。

　　历史就此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