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文：福建：向海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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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下南洋

　　2023年3月15日，泉州，阳光明媚。

　　下午一点，我随着向导先去逛了一圈开元寺，随后步行，来到了涂门街一处叫做关帝庙的地方。

　　这座庙也叫关岳庙，既供关羽，也供岳飞，原本是一座水神庙，明初因朱元璋推崇关羽，下令在泉州城建七座关帝庙，大家没钱，就把水神庙改改，换个IP牌子，直接弄成了关帝庙。

　　关羽在民间地位拔高，主要源于元明清三朝对他的逐步神化，商人为了证明自己讲信用，可以跟他放心做买卖，也在商号供奉关羽，后来就莫名其妙混成了武财神。

　　据向导说，这是整个南洋关帝庙的祖庙，但庙宇其实较矮，里面横着几进房，也不大，相对全国其它我走过的地方，算是一座小庙。

　　关帝庙外上香的人

　　我在庙里走了一会，来到一间大殿，见到好些人跪在那里祈福，殿旁放着两个大筒，一个筒里装着巨大的竹签，约是普通竹签的四五倍，有人抱着筒晃一晃，摇乱竹签，再从中抽一根便走。

　　另一个直筒放着许多半月形的木牌，向导说这个叫“信牌”，有人不断过来，在筒里取走两块信牌，跪在大殿蒲团上，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忽然松开手，将信牌往地上一撒，信牌发出清脆的声音，摔落在地上，摔信牌的人，便凝神看地上信牌的正反面。

　　向导解释说，那个竹签跟全国一样，就是抽签问卦用的，就是大一点而已，这个摔信牌，则是在向神明问事情，如果两面都是正面，表示事情可行，一面正一面反，表示事情不好说，两面都是反面，说明事情办不成，不要办。

　　我站在原地，默默看了好一会儿，根据多年调研形成的逻辑思维，总觉得这鼎盛的香火、络绎不绝求签问卦的人，必定跟经济活动有关联，便问向导说：福建这边是不是自古以来，工作生活，就有一些高风险的事情发生？

　　向导说：出海打鱼风险大，下南洋，风险就更大。

　　是的，出海和下南洋，是福建人民一千多年来，风险最高的事情。

　　也是福建人对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系列经济文化现象的最初来源。

　　南洋，是我们明清时对今天东南亚的称呼，每当出现人口大爆炸、战乱等情况时，就有大量的福建、广东人到东南亚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因此称为“下南洋”，广东人也叫“过番”。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下去，近代史上三大人口迁徙。

　　雍正时广州知府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里，就写过“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

　　由于广东的生存空间略大于福建，福建人民下南洋的艰难往事，比广东更多更密。

　　我在福建这一路走过来，每到一座城市，都会请当地人，跟我讲一讲他们祖辈下南洋的故事。

　　我时常听到深夜时分，还在笔记本上，用潦草的快笔，记录他们几代人的艰苦。

　　下南海的华人，在鸦片战争时约150万，民国时到1939年又跑出去500万人，因此我听到的下南洋的故事，大都集中在清末到1950年之间。

　　之所以集中在这段时间，是因为欧洲殖民者，陆续控制了东南亚各国，并将他们纳入到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广东福建的两地民众，能在东南亚找到活命的空间。

　　在1893年之前，私自下南洋不被允许的，有点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对回国者严加处罚，出去基本就回不来了。

　　允许出国后，能回来的也极少，最好的情况，也是两三年回家探望一次。

　　下南洋一部分人是主动的，另一部分是被雇佣过去的。

　　清末时，如果被雇佣做华工出海，去给东南亚殖民者卖命，一般是通过德记洋行这样的中间商签订契约，洋行以三到十元雇一个人，转手卖给东南亚殖民者是一百元起步。

　　过海时会被封禁在船舱内，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房间，环境极其恶劣，因为船上吃饭不是每个人都有碗，就是一个大锅大家一起蹲着吃，就跟喂猪一样，所以华工们被叫做“猪仔”，一路上还会被猪仔头虐待，拿木棍打、拿木板夹，拿带刺的皮鞭抽，人死了就直接扔海里，死亡率高达50%。

　　下南洋的华人

　　因为死亡率太高，为了多赚钱，洋行会故意超载，一条船能载三百人，他就载六百人，死一半他也能完成运输任务。

　　跟当年黑奴三角贸易，细节几乎一模一样。

　　等到了东南亚，一般会因为水土不服，常常一场疫情下来，又被带走几十上百人，最先过来开荒的福建人或广东人，在霍乱、疟疾、腹泻、蛇蝎、巨蟒等夹击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读书不多，第一代福建人干的都是苦力活，他们有的在婆罗洲或缅北开矿、有的在马来半岛种香料、有的在爪哇岛种甘蔗，或者干一些搬运工、洗厕所、掏粪、背尸体、卖菜刀剪刀、剃头、算命、代书、洗衣的活计为生。

　　一位福建华侨跟我说起他先辈的生活，说爷爷当时一餐只能吃半碗饭，靠做小摊小贩为生，三代辛苦，才在东南亚有了立足之地。

　　我们现在常常能听到关于东南亚华人巨富，比如马来西亚林梧桐、郭鹤年，印尼黄奕住、黄奕聪（不是两兄弟）、林绍良，泰国谢国民，新加坡陈嘉庚等等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传奇背后，是华人早先下南洋时近一半的死亡率，约有几百万华人的死亡，和早期潦倒流离的生存史，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个人奇迹，风险极大、生存机率极低，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并没有人愿意过这种生活。

　　在东南亚闯荡并苟活下来的华人，很快会将自己积累的一点积蓄寄回广东福建，就算没赚到钱，也会跟别人先借两块，寄信一封回家报平安，闽南语里批就是信的意思，往家里寄信寄钱，就叫“侨批”。

　　滔滔大海、万语千言，全在这一封信、这两块钱里了。

　　最早的侨批，由回福建的水客顺路带回，没有任何担保，而水客本来自己就忙，所以一封信几块钱，常常半年才能带回家。

　　水客如果真要私吞了侨批，大家也没办法，只能进行道德谴责，说雷公要轰死他。

　　不过这种拿命换来的钱，作为同乡的水客也知轻重，极少出现私吞现象，他们每年在粤闽到东南亚之间往返三次，充当两地之间的快递员，由于水客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需要系统化管理，便出现了侨批局，专门帮大家转钱转信，负责跑腿的快递员，就叫批脚。

　　而留在福建本地的家人，每日苦等亲人消息，半年才有只言片语，平时也不知生死，便只能上庙求香，问一问凶吉。

　　于是便有了福建各寺庙旺盛的香火，以及我在关帝庙里看到的竹签与信牌。

　　每一种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的背后，必定跟当地经济活动有关联。

　　那连绵不绝过来摔信牌的人，问的是几千里外家人的凶吉，求的是家人的平安，寺庙，便成了福建人的精神庇护所，成了对抗风险的灵魂缓冲剂。

　　贰 山与海

　　经历过第一代下南洋的华人苦耕，再通过亲友与各地会馆的传帮带，目前在东南亚一共有2000多万华人华侨。

　　其中印尼有1000万人、马来西亚和泰国约700万、新加坡360万，菲律宾150万，绝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

　　苦耕百年，历经三四代，目前华人已经牢牢控制着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三地70%的财富，马来西亚前10的富豪里，8个是华人。

　　在整个东南亚，只有越南的华人，因为连续遭到法国殖民政府和越南政府的打压，企业和私人财产被不断剥夺，才没有掌控当地经济。

　　华人一般控制的是东南亚资源性产业，比如制糖、烟草、矿产等等，后陆续升级到银行、房地产、传媒、保险等暴利行业，但华人没有深入政治领域，一般会依附于当地权贵，一旦发生社会危机，阶层冲突严重，当地权贵就会将华人推出去当替罪羊，所以东南亚过去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屠华事件。

　　在中国强大之前，华人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像二战前犹太人在欧洲扮演的角色。

　　在东南亚华人，又以闽南人最多，在许多国家都是头牌，他们分别占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37%、泰国华人的7%（泰国是潮汕人的天下，占56%）、印尼华人的47%、新加坡华人的40%、缅甸华人的26%、菲律宾华人的90%（晋江人为主），加起来一共约1000万人出头。

　　我在闽南游荡时，问起他们为什么去了东南亚，在经济上就变得这么强势时，一位老学者跟我说，因为华人会储蓄、更勤劳，相对当地人更会打点生意，这是一个优势，但其实最大的优势，是早期欧洲人需要华人在东南亚做代理人。

　　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控制当地的传统手段，就是以少制多，欧洲人害怕占人口多数的土著搞武装革命，如果只跟当地权贵合作，要是哪天某个权贵突然脑子一抽跟自己玩命，手这么一挥乡亲们冲啊，号召力也相当了得，只有找聪明能干、又缺少本地群众基础的华人做管家，才是最安全的。

　　华人管家们将欧洲人伺候得十分舒服，几乎大事小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欧洲人爽得不行，比他们管理美洲澳洲爽多了，于是给了华人更多经济上的权益。

　　欧洲人还用这套方法控制香港和上海，所以这两座城市过去老被人叫买办，就是这个原因。

　　二战结束后殖民者被赶回老家，这时本地权贵拎着枪接管了国家，成为了新的话事人，但本地权贵不会治理国家，打点生意更是一塌糊涂，他们也尝试过用本地人，发现没华人好使，就用着殖民者留下的旧系统，继续让闽南人、潮汕人给他们做白手套。

　　我在广东篇介绍过，潮汕人承认他们就是闽南人，所以实质上，东南亚经济主要还是掌握在闽南人手里。

　　闽南人的族群观念是如此强烈，分布如此广阔，经济又这么强势，甚至能勾连到东南亚诸国，从中央节制地方势力考虑，无论如何不能让闽南人单独成块，因此闽南人必须被分割到福建、广东两省，生生划出一个潮汕人来。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东南亚收回来，回到福建本土，看一看福建人的生存环境，了解福建人向海而生的原动力是什么。

　　只要点开福建省地形图，福建人民的痛苦一目了然。

　　整个福建省，全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大山，武夷山、玳瑁山、鹫峰山、戴云山、太姥山、博平岭几乎填满了福建，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比以多山闻名的广西还少。

　　我们平时一说起福建，就会想起它寺庙多、茶叶多，寺庙是对冲出海危机的心理医生，而茶叶是山脉太多，回报给福建人民的一点歉礼。

　　福建盛产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政和大白茶、福州岱毫、福鼎银针、武夷大红袍等等，我在福建旅行时，跟在潮汕一样，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可惜茶叶产业链能提供的就业太少，还是无法抚平山脉过多，对福建人民造成的伤害。

　　在福建西部群山之中，一点点山与山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地布下南平、三明、龙岩三座城市，这三市地方太小，容纳不了太多人口，南平只有267万人、三明只有248万人、龙岩只有273万人，西部山区三市，加起来也不到800万人。

　　而东部的漳州有人口505万、厦门有520万、泉州有880万、莆田有320万、福州有830万、最少的宁德也有310万。

　　而且西部这3300多万人，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各市，而是全挤在沿海那一丁点漳州平原、泉州平原、兴化平原、福州平原。

　　福建全省耕地仅1400万亩，只有湖南的四分之一，广东的二分之一，很难养活4200万福建人民。

　　福建山区多得让人绝望，九山半水半分田，地理环境之差，让汉武帝征服闽越后，焚毁城池宫殿，把所有人口全部迁往长江淮河一带，直接放弃不要了，导致福建三百年人文断层，气得福建老乡们都调侃他们这是“兵家不争之地”。

　　福建水系也不好，全省也没有江西那种贯穿全境的江河，还都是在本省跑短途，急吼吼直接流入大海，短水系使福建在古代时交通基本是封闭状态，只有汀江外流到潮州，但汀江那么小，实在没什么卵用。

　　福建作为穷山苦水之地，一直被中原王朝嫌弃，根本就没几个人在这生活，唐以前全省人口常常几万到十几万人，一直到盛唐时，全省也只有50多万人，荒凉得毫无存在感，北宋时人口大量南迁，终于有了200多万人，南宋时才达到300多万。

　　三四百万人口，就已经是古代福建能容纳的极限，那时福建这边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所以福建女人，尤其闽南女人勤劳贤惠，她们要照顾小孩、处理家务，还要纺纱织布挣一点零钱，常常织到三更半夜，这都是福建贫苦的环境逼出来的。

　　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变得博学贤惠、一身技能呢？大家都想做地主家快乐的傻儿子啊。

　　一直到清中期，因大力推广亩产千斤的红薯（今天红薯能亩产六千斤了，真是个救命的东西），“闽粤沿海栽植甚广，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使福建人口终于突破千万，咸丰时达到2000万，这时人口增长又突破了土地极限，红薯都不够吃了，福建人开始跑海外求生存，比如前面说的下南洋，中间加上战乱，到新中国建国时，福建已只有1200万人。

　　所以壶见人（没写错）打一开局，就有很多海外亲戚，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福建的经济发展历程。

　　叁 格局

　　这次写福建篇，我有点厌倦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讲过去的方式，决定采用江苏篇那种，高度概括，只详细讲一两座城市的方法。

　　所以在重点展开福建人的发家史之前，我必须先将福建各区域形成史，大致讲一遍，以方便大家理解后面奇奇怪怪的传奇故事。

　　北方一轮又一轮的战乱，逼迫大量汉人南迁，加上唐朝后南方天气转好，已经适合人类居住，北方人口快速流入，迅速占领了福建各个可生存的地域。

　　最早的汉人从江浙地区迁入，是从福建最北部的南平浦城、崇安过来，再沿着闽江坐船到达福州，因此福州建设得比较早，这批人里有少数人继续向南边的沿海平原走，到达了莆田、泉州定居。（建议配合看上面的地形图和水系图，一看就很清晰）

　　唐朝时，有陆续不少军人为了镇压叛乱，进入漳州落脚，打完仗就在这里安居，繁衍后代。

　　后期又有汉人从江西南部穿过武夷山，进入福建长汀，再从这里到达泉州和漳州，这时基本人口规模定型，沿海土地也无法承载更多新人口。

　　出于这个原因，闽南语就一直保留着宋元时期的汉语古音。

　　最后就是我们讲的客家人主力大部队，他们来得晚一些，也从江西那边沿着赣江到达南部，从宁化石壁和长汀到达福建，一看最好的平原都被占完了，那些军人的后代看起来也不好惹，就留在山区里了，然后由福建山区进入广东山区，就是今天的梅州、河源市。

　　上面这些人口迁徙的过程，只要知道个大概就行，除非你要研究方言或者地方志，否则没必要了解得特别细，我们主要是理解一个地方，不是钻研一个地方。

　　因为特殊的人口汇聚的过程，加上古代出远门基本坐船，依赖水系交通，形成了福建今天五大民系，分别是讲闽东方言的福州、宁德人；讲莆仙方言的兴化人；讲闽南语的厦漳泉闽南人；建瓯一带讲闽北方言的闽北人；汀江流域和龙岩地区的客家人。

　　图源：看世界

　　福建各区方言的复杂性，跟广东有得一拼，特别是龙岩市刚好位于南部中间位置，莆田又紧挨着泉州，我一度怀疑这两地也是闽南人，过去一问才知道，龙岩这里以客家人为主，莆田人在全福建都自成一派，只有厦漳泉才叫闽南。

　　这些区域里，又以莆田最为独特，从而造成了莆田与福建其他区域的格格不入。

　　莆田是如此重要奇特，我放在后面再慢慢讲。

　　在改革开放前，福建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地理压迫。

　　一是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大量人口被迫外逃到东南亚、台湾岛、海南岛等地，二是我们需要收复台湾，福建随时会成为战时前线，因此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压根没什么国家投资，可怜这么大的福建，以前只有一条1958年建成的出省铁路，叫鹰厦铁路，连接鹰潭和厦门，还只是通往同样不富裕的江西，跟富裕的浙江、广东完全连不上。

　　这条铁路还是单线铁路，太快容易发生列车脱轨及坠落，因此走得极慢，整个鹰厦线跑完，需要一天多的时间。

　　福建省内的铁路建设也极缓慢极缓慢，1958年准备投建省内第一条，从漳平到泉州的铁路，考虑到各种因素，这条铁路停停修修，2600多名工人用了32年时间，一直修到1990年代，才铺筑了漳平到安溪剑斗40多公里的钢轨，平均每年只前进了一公里多。

　　1998年漳泉肖铁路才开始运行客运路线，从开修到客运，足足历经40年。

　　一位漳州老人跟我说，因为没有铁路，2008年时，他们坐龙江号大巴去福州，还需要4.5个小时，一路十分辛苦，2011年后才有了第一条通福州的铁路，免去了一路颠沛之苦。

　　正是因为福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随时准备战争”的地缘格局，福建全省GDP，在建国初期一直排在全国倒数第八名的位置，仅比西藏、宁夏、青海、新疆、贵州、甘肃、广西这些老少边穷地区高一点。

　　而到2022年，福建省以5.3万亿GDP排在全国顺数第八位。

　　这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数字。

　　福建GDP总量，将来很可能会超过排在第六位、总GDP为5.67万亿的四川，而福建只有4188万，四川有8400万人，比如福建202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3万元，就高于排在前面的四川的3.07万元、河南的2.82万元、湖北的3.29万元。

　　但根据我实际走访所看到的，福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被严重低估的，在全国各省里头，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的普通民众，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各省，站在中国各省的第一档。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福建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

　　我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强大，当地的老百姓就相对富裕许多，中国有许多地方GDP高，比如河南、河北的某些城市，但那都是大国企堆出来的数据，当地百姓并没有受到实惠，而民营经济的钱，通常直接进了当地人民的口袋，促进了当地就业。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详细来聊一聊，福建省是怎么打赢翻身仗，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全国逆袭榜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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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新的起点

　　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福建省只有福州市经济稍好，其他城市都过得十分不好。

　　1978年时，全省排名第一的福州GDP是14亿，第二三名的漳州和南平各10亿，莆田、三明、泉州都是9亿。

　　同年，旁边的浙江省，第一名的杭州30亿，宁波22亿、嘉兴15亿、温州14亿、绍兴12.7亿、台州和金华各11亿。

　　此时福州放在浙江省只能排第五，连温州都打不过，福建起点之低，让每个壶见人都有一股绝望之情。

　　2022年，福建省各市GDP大挪移，漳州和南平排名狂跌，泉州、厦门、宁德逆袭而上。

　　根本原因还是各市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

　　许多外地人对漳州十分不熟悉，其实漳州5700亿的GDP放全国也不低了，漳州在省内一直很强，只是因为改开后漳州发展速度没赶上其他城市，帅得不明显。

　　我们仔细看地形图，会发现漳州平原，是福建省最大的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合人类生存，在全国工业化之前，是除福州以外，本省最靓的仔。

　　我在浏览漳州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资料时，读到南宋1177年，漳州知州因民众不满，才取消了献象牙的规定，这说明当时整个南方还是极热，漳州居然有大象，侧面说明古代中国南方确实不太适合生存。

　　福建泉州的巅峰时期是宋元时代，明朝为了解决倭寇问题，隆庆开关开放海禁，这时宁波刚发生宗设和端佐争贡之役、广州有葡萄牙人闹事、泉州福州荒废多年，只有漳州月港这时还挺繁华，平时就是走私胜地，叫天下小苏杭，旁边还有造船厂，可以造百吨双桅大船，九龙江出海口还有大型木材中转市场，朝廷经过好几年摇摆犹豫，最后选择了漳州月港。

　　1567-1644年，月港共流入白银3.3亿两，占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漳州繁华到达历史巅峰，因为我们历史教科书只重点讲过泉州，没有讲明朝隆庆开关后漳州的辉煌，因此大家才对这座城市毫无印象。

　　只要有钱，当地就会重金投入教育，漳州历史一共835名进士，明代一口气出了418位，跟湖南湘军掠夺江南后，涌现出大量人才一个道理，都是经济基础哺育文化教育的结果。

　　教育是十分花钱的，没有大量的金钱投入，无法批量生产知识精英。

　　其实在泉州衰落后，漳州就一直顶替了泉州的经济地位，到清朝时广州成了主角，泉州漳州都不行了，但漳州农业条件全省第一，下限特别高，再苦也苦不到哪去，据漳州一位老人回忆，他们在1970-1980年代，漳州这边娶不到老婆的人，可以去泉州和龙岩买媳妇，泉州人和莆田人也常来漳州打工，做些造船、盖房类的工作。

　　在漳州调研时，一位年轻的农场主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农场，我便有机会，于3月17日跑去他农场，亲眼目睹了漳州农业发达的一面。

　　小伙子是九零后，继承了父辈200亩农场，手底下一共有小几十号人，平日出售各种果苗，主要卖给苗商、农户、政府，也通过4个抖音号直播卖给散户，网络客户常来他这买杨梅、荔枝、凤梨释迦，一棵桔子树，小的能卖十几块，已结果挂满枝头的，能卖五六百块。

　　当场算了下，如果把已结果的桔子，摘下来到市场上零售，其实也能卖五六百块钱，就是相当于拿买桔子的钱，直接买了一棵桔子树。

　　那以后每年都有免费的桔子吃，看起来十分划算。

　　我们聊了半天，决定去到他的苗场看看，开车到苗场时，正见到他员工站在地里搞抖音直播，每个号在线客人不多，往往同时在线只有二三十人，但都是精准客户，每日流水能做到八千到一万块。

　　用抖音直播卖果苗的农场员工

　　小伙子说，他们农场80%种植果苗，先从台湾引进种源，再在试验基地试种，台湾那边农业很发达，不过市场小，已经到达行业天花板，他们要赚钱还得依赖大陆市场，台湾岛很多人是从漳州过去的，相对好沟通，他们背靠先进的农业技术，种子越来越好，东西越卖越贵，种果苗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不断进化过程中，已经像是一家技术密集型企业了。

　　我问他农场一年利润多少，他说年利润在50-100万浮动，收益相当不错。

　　“农业是一个高度封闭的行业。”小伙子总结说，“除非是父传子，别人不会带你赚钱，如果不是我父亲干这个，我也不会搞农业。”

　　他还说：“我们父辈都已经老退了，换成我们这一批年轻人上，现在中国农业，正在更替成一批新的高科技农民。”

　　除了这位农场主，我还在漳州见到了几位做食品加工的老板，这边食品产业发达，食品加工业福建第一，年产值近2000亿元，都是依赖漳州大好土地才有的结果。

　　而漳州的工业在福建表现一般，搞钢铁的三宝、搞房地产的九龙江、搞石化的福海创、翔鹭等，集中在重型国企，堆叠GDP容易，惠及百姓难。

　　漳州的下限很高，它是一座旱涝保收的城市，它有大平原、有省内第二大河九龙江、有能停30万吨货轮的漳州港、有水电站电价也便宜、气候还不错，这样一座城市，怎么就输给了泉州和厦门了呢？

　　我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漳州不少专业人士，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答案，随后我去晋江、泉州市区（晋州属于泉州）、厦门、莆田调研时，才慢慢弄清楚了原因。

　　其实也不是漳州发展得不好，而是泉州、厦门发展得过快。

　　而漳州，又天生缺少泉州所独有的推动力。

　　伍 逆风的一局

　　2023年3月13日，我来到晋江一家小鞋厂，听他们老板说起自己的创业往事。

　　晋江的城镇格局和东莞极像，到处是密集的工业园、繁忙而略有破损的马路，以及1990年代建好的三四层高的农民房，在一处破旧的小巷深处，我找到了这家开在农民房一楼的小鞋厂。

　　工厂老板以为我是来刺探情报的，他不相信这世上有人莫名其妙来搞什么调研，一直狐疑地打量着我，对我爱理不理，我正准备滚蛋，厂里一名英俊的技术员突然认出我，叫了一声卢彦祖，然后将我的抖音号给他老板看，这时老板才放宽了心，开始跟我讲述陈年往事。

　　他生于1976年，不是晋江本地人，来自龙岩市的某个县，17岁那年，也就是1993年，龙岩市有一家培训机构教人做鞋开版，他想学一门手艺，就去报名培训，学了点东西后，来到晋江进厂做开版学徒。

　　这一做就是19年，一直在鞋厂打工，辛苦攒钱买房娶媳妇，干到2012年，自己积累了足够的技术，也有相熟的销售渠道，才出来自己开了家小厂。

　　他的故事隐藏着一条重要信息：1993年，晋江的鞋厂就需要吸食周边县市年轻劳动力了，说明鞋厂生意已经热火朝天。

　　事实上，晋江的鞋厂确实从1980年代起步，到1990年代，已经步入了稳定增长期。

　　晋江鞋厂的进化史，主要来自自力更生和国际产业链转移。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放宽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1979年，晋江陈埭镇林土秋在报纸上看到国家新政策，私人办企业国家将免税三年，林土秋会做鞋，便在自己家石头房子里，用一把钉锤、一张饭桌、一把剪刀和几台家用缝纫机，开始在家里叮叮当当做鞋，他们家鞋厂，就是后来的鳄莱特。

　　做出来的鞋卖得很好，周围的乡村便纷纷跟进。

　　陈埭镇有位村民叫丁建通，家里四个孩子，在鞋厂做学徒，有的会做鞋底，有的会打样，有的会做鞋面，看到做鞋能赚钱，1981年他把四个孩子叫回来在家里搞了个小鞋厂，就是后来的361度。

　　1985年，同镇的丁氏家族也开始做鞋，便有了后来的安踏。

　　1988年，耐克在泉州办厂，当地有一家壳灰厂老板，叫许景南，当年33岁，常去耐克厂拉废煤渣烧灰，因为跟厂里领导熟悉，对方劝他做一个鞋面厂，给耐克供货，有耐克下订单，不愁销路，许景南便建了家鞋厂，就是后来的匹克。

　　“那在做鞋厂之前，许董还做过什么生意？”

　　3月14日，我在泉州匹克总部，拜会许景南董事长，向他请教泉州的发展史。

　　“我高中毕业后就开始贩鱼，还和弟弟拉过板车。”许董说，“23岁就办过包装厂、木箱厂，到1978年就赚到了20万，盖了四层砖瓦楼。”

　　“我们那时候开厂还要挂靠，我当时就挂靠在供销社下面，1988年春节，鲤城区书记带秘书上我家拜年，说要鼓励民营经济，让大家带个头，我们后来又认识耐克，才开了鞋厂。”

　　“那时候大家思想还不够开放，说是雇5个人就算剥削，不敢雇了，政府不说开放，大家也不敢搞厂子。”

　　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泉州的鞋厂越来越多，到1990年代，洋埭镇1000户人家，居然有四五百家鞋厂。

　　当然啦，泉州人民的努力值得肯定，也不忽略1986年开始的，台湾五大制鞋巨头宝成、丰泰、盛昌、钰齐、清禄奔赴大陆开厂，带来的人才和技术转移。

　　这种制造业搬来的原因，我在广东篇有讲过，是因为台湾岛1984年颁布了《劳动基准法》，人力成本太高，他们必须搬。

　　宝成去到了东莞、丰泰选择了莆田、钰齐来到了泉州，成为这三地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营企业的自我驱动，加上国际产业链的转移，技术资本人才的全面汇集，才成就了泉州制鞋业。

　　像泉州的耐克工厂，1990年左右，因为和当地政府产生了分歧，没来多久就搬去了莆田，但他们留下大量制鞋工人，有的入了安踏匹克，有的自己去开了鞋厂。

　　各个工厂内部也互有交流竞争，像安踏为了搞定更多技术人才，老板亲自在东莞裕元鞋厂（宝成子公司）三倍薪资蹲点挖人，特步早期的生产总监也出自东莞裕元，台商为大陆输送人才，其实本质上是亚洲四小龙供应链自然转移的一部分。

　　“其实福建沿海城市能快速起家，还有一个大家不愿意说的理由。”当我几天后到达福州，见到一位退休教授时，对方这样提醒我，“各个城市都在改开最早期，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期，大家才有余钱，投入到正规的生产活动当中。”

　　“是指什么样的原始积累期呢？”

　　“是走……不对……是民间贸易。”

　　我恍然大悟：“潮汕地区那种民间贸易？”

　　“就是那种民间贸易。”

　　其实也不只这位教授这样说，后来遇到的很多人，都谈起这方面的积累。

　　我们在前面说过，福建人为了生存，曾大量去到东南亚和港台等地，于是本土福建人多多少少在外面沾亲带故，就有了各种搞钱的路子。

　　沿海地区极穷苦时，对这条经济链依赖很深，部分地区到了全民参与的地步，大船搞到货，停在公海，小船再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将东西搬过来，这种小船搬运法极难打击，抓得太严，也会遇到社会底层的强烈反弹，于是形成有钱一起赚，有财一起发的状态。

　　这跟我在湛江、潮汕听到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福建走私案比潮汕、湛江还要猛得多，赖昌星从1994年到1999年，走私450多万吨成品油、45万吨植物油、300多万箱香烟、3588辆汽车，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共价值530亿，偷逃税额300亿元，还造了一座七层红楼腐蚀当地干部，连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都因此落马，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查处到的最大走私案件。

　　光是让赖昌星倒台的举检信，都写了整整70页。

　　每一条大鱼后面，总是会跟随着无数小鱼，由此可以推测，过去福建沿海，民间贸易的泛滥程度。

　　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拥有大量下南海的国外亲戚，一是让福建老板比其他省市早完成原始积累，迅速投入到再生产当中，才有了福建活跃的民企经济，最后还是使福建走向了正循环。

　　二是在海外的亲友回乡投资，促进了各地发展，资金和技术也顺利转移到了福建。

　　漳州为什么在改开后落后于泉州呢？

　　其实是因为泉州人在海外的更多，能提供的资源多，回乡投资的也多，漳州因为下限较高，不用出海玩命，在海外的人少，回乡投资的也少，一步慢步步慢，历经四十年，慢慢就赶不上了。

　　经过多方比较，我个人的观点是，漳州输给泉州，主要是输在外援。

　　宁德这样的小城市，地理位置相对不好，本来毫无希望，怎么就能起来呢？

　　还是靠外援。

　　宁德时代是在东莞起的家，原本叫ATL，是宁德市政府招商引资，市区两级政府官员，多次到东莞拜访ATL老板曾毓群，提供土地优惠、高级人才所得税减免、企业税收返回、帮助企业招工、完善基建等配套措施，希望他回乡创业。

　　原本计划将火车站附近一块地给到ATL，但征地搞不定，就把东侨原本给光伏多晶硅项目预留的500亩地，转手给了ATL。

　　现在火车站附近的村民，肠子都悔青了，要是当年被征了地，依托现在这流量，自建房出租每年都不知道要赚多少钱。

　　ATL开始时年产值才两三亿，谁都没想到，突然蹦出个国家级巨无霸出来。

　　2022年，宁德时代电池销量289GWh，市占率达到了27.5%，营收突破3000亿元，净利307亿元，当年公司市值过万亿。

　　宁德时代一家公司，直接拉高了宁德一座边缘小城的经济地位，这就是外援的力量。

　　漳州输得不冤，毕竟一千多年以来，漳州人民大部分时间，日子过得比周边其它城市好多了，既然享受到了地理红利，就得承受地理带来的负面效应。

　　漳州的地理效应，比较接近四川省，既然上限不高，下限不低，那就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当然，泉州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1990-2000年代，泉州鞋业开始出现二八分化法则，利润向较大的工厂集中，安踏、匹克、特步、德尔惠等拿下利润大头，大量中小企业开始陆续倒闭，在经历这一轮洗牌后，各运动品牌集中在2007-2009年完成了上市，站稳了脚跟。

　　目前在泉州，安踏品牌价值700多亿、九牧厨卫和达利食品价值500多亿、恒安价值400多亿、匹克、特步、八马、九牧王、七匹狼等价值100多亿，形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民间品牌力量。

　　有意思的是，就在泉州各品牌萌芽生长阶段，东莞这边同样出现了一波服装品牌萌发，但东莞几乎全军覆没。

　　我对这件事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段历史。

　　首先在鞋业方面，泉州人从一开始就跟外资并肩生长，1990年代就开搞品牌，而东莞虽然有裕元这么牛逼的鞋厂加持，但一直没搞出自己的品牌来，就是一直心甘情愿做代工。

　　服装方面，东莞曾经在2000年代冒出以纯、小猪班纳、灰鼠、森域、异乡人、潮流前线、铅笔俱乐部、霓中依等等几十个服装品牌，我在这里头好几家打过工，但现在能活下去的几乎就剩以纯和小猪班纳，两家公司也没有上市，远不如泉州系的安踏、劲霸、利郎、七匹狼等等。

　　一般的文章做总结，总要说泉州人比东莞人更有韧性、敢闯敢试、勇于创新什么的，在我来看，这都是陈腔滥调，是做学问太肤浅造成的。

　　我认为是泉州比东莞更早完成了原始积累。

　　一是泉州在古代曾富裕繁华过很长时间，它在宋元时代，就是今天的上海。

　　泉州地方曾经富到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靠民间募集资金造桥，总长度达到5052丈，花费资金1.96亿缗，相当于南宋朝廷四年的财政收入。

　　想想现在哪座城市要是光是修桥，花费是国家四年财政收入，会有多可怕。

　　泉州是阔过的，它见过世面。

　　二是新中国改开后的民间贸易，给福建沿海各城市带来了阶段红利，使民间有更多资金放手做事。

　　而东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过得很苦，是从1990年代才开始第一次发家，而且东莞并不靠海，我在东莞近二十年，也没听说过那边有民间贸易这种事。

　　东莞的暂住证、飞车党这种往事，在同时期发展起来的江浙城市就没有，这都是因为过去物质基础太差，没有完成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造成的。

　　事物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只要把握住经济链条，都是可以找到发展规律的，江浙地区、泉州地区也一定曾经有过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期，不过发生得太早，没有人记录罢了。

　　总之，东莞的服鞋品牌没起来，主要还是原始积累完成得慢，但东莞也有它的地缘优势，所以华为、OPPO、VIVO、智能制造这些就搞得好。

　　晋江和东莞其实特别像。

　　之所以说晋江像，而不说泉州像，是因为泉州市区那密集可怕的古建筑，营造出古朴幽静的氛围感，在全国都十分少见，拿去跟大多数城市比，都实在太欺负人。

　　泉州整体上城建也落后于时代，跟东莞一样过旧，但这主要还是泉州发展太早造成的，建好了就不再方便拆，错过了城建的红利时期，而且泉州的土地出让金太低，土地财政较弱，像2019年，泉州土地出让金仅243亿，福州却有1230亿，泉州只有福州的五分之一。

　　泉州财政收入不高，土地财政又少，在现代城建上就渐渐落后于厦门和福州了。

　　但是泉州，甚至整个福建，都属于“政府不富民间富”的状态，泉州千万及亿元资产家庭，在福建总数量和占比都是第一，泉州也曾经22年在福建总GDP排名第一，最近两年，才被重点投入的福州超越。

　　泉州能在改革开放后，打赢这逆风的一局，反超漳州、抗衡福州，是外援和内生动力的共同结果，如果不是厦门分流了泉州部分实力，其实泉州的经济总量，可能还在压制福州。

　　但现在我们还不着急讲厦门和福州，由于一个计划单列市，一个是省会，我会放在文章后期进行比较。

　　现在，我想谈谈福建省最为奇特的一座城市，那座在省内都被队友们，不断调侃的城市。

　　是的，那是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