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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洛甫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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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4 20:32: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

  教员和洛甫的缘分非常早。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初衷是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切磋历练,以便将来救国和建国,创始人之一便是李大钊先生。

  此后少年中国学会引入各种欧美杂志书籍,并且推动了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等社会实践,王光祈、左舜生、陈启天陆续被选为执行部主任。

  1919年12月,在南京读书的洛甫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次年1月,在北京“请愿驱张”的教员经李大钊介绍,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被发表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的版面上。

  这是教员和洛甫第一次同框,也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对方的名字,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要到14年后了。

  1933年1月,洛甫进入中央苏区。

  那时的洛甫已在美国和苏联留学8年,并且成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所以刚回国便跻身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层,这次进入中央苏区,也是做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可谓是少年得志。

  而教员却在不久前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权,开始人生最惨淡黑暗的日子。

  洛甫是少年得志了,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恼。

  那时王明已经离开中国,在莫斯科做驻共产国际代表,国内的一切事务交给博古负责。

  博古和洛甫都出自莫斯科,有这层关系,博古便把洛甫引为战友,用苏联的教条指导中国革命,但偏偏洛甫不是个迷信教条的人,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发现苏联的教条不符合中国实际。

  于是博古和洛甫做为中国革命的二三号人物,不可避免的发生路线分歧,主要有三点:

  关于抗日统战问题,博古认为,统战对象只包括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洛甫则认为国民党上级军官也是统战对象。

  关于资本问题,博古要求严格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洛甫要求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

  关于福建事变的问题,洛甫建议联合蔡廷锴、李济深等将领共同反蒋抗日,博古却把谈判当成儿戏,对联合福建一点都不上心。

  如此种种分歧,博古看洛甫越来越不顺眼。

  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重新给洛甫安排工作,让他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么做的好处是把洛甫逐渐排挤出决策层,又可以借洛甫排挤政府的教员。

  一石二鸟,博古玩的溜溜的。

  数月后的广昌战役结束,洛甫和博古大吵一架,博古大怒,命令洛甫巡视闽赣的工作,彻底剥夺了他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

  后来洛甫回忆说:“当时感觉自己已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和博古交恶,恰恰是洛甫和教员关系升温的契机,他们开始利用同在政府工作的机会频繁接触,经常在一起聊工作方法、聊革命前途,顺便一起吐槽博古。

  1934年8月,瑞金的沙洲坝遭到轰炸,教员和洛甫都搬到“云山古寺”居住,两人做了邻居,关系更好了。以至于教员得了恶性疟疾,洛甫担心的不行,赶紧打电话给傅连瞕,命令他来治疗。

  因为交流逐渐深入,洛甫还学习教员调研基层的风格,调研整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两人一起写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这本书,可以看做是两人合作的标志。

  也就是说在长征前夕,洛甫已经从留苏派中分化出来,和本土出身的教员开始密切的政治合作。

  这次合作,说明洛甫走到教员的路线上来,教员得到留苏派人员的支持,这对洛甫摆脱留苏派的打击非常重要,对教员触底翻盘也非常重要。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刚出发的时候,各种事情一团乱麻,博古、李德、周先生组成的三人团忙着处理事情,基本没时间管其他琐事,于是教员、洛甫、王稼祥便申请一起行动,被编入军委第二纵队。

  三人在长征初期的共同行动,给不久后的“遵义会议”定下基调。

  因为他们都没有具体工作,在一起的主要任务是反思分析。

  洛甫讲了自己和博古的种种争论,王稼祥详细讲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教员则根据两人的讲述,把第五次反围剿和前几次反围剿进行对比,给两人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到底错在什么地方,该怎么做才能赢。

  经过教员的分析,洛甫点头称是,王稼祥拍案而起,从此以后他们都明白了,教员名不虚传,我们这些书生啥也不是,军事问题还得听他的。

  于是在损失惨重的湘江战役之后,三人开始反对博古和李德的斗争,这事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被说成是“担架上的阴谋。”

  说阴谋,有些过了。

  任何错误的东西,不到生死关头都可以勉强糊弄过去,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为了革命的前途以及个人的性命,肯定不能容忍错误的东西继续存在,那么便会起来反抗错误。

  与其说教员、洛甫、王稼祥的交流是阴谋,不如说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把所有人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到了这个时候,博古和李德的失败就是必然的,无非是同志们用开会来终结,还是蒋介石用机枪大炮来终结。

  幸运的是,教员等人先蒋介石一步,用开会的方式终结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

  12月4日,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的苗族聚居区,教员、洛甫、王稼祥开始正面批评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

  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李德要去湘西和贺龙会师,教员建议向贵州进军,洛甫、王稼祥和周先生同意。

  12月15日的黎平会议,教员再次否定李德去湘西的计划,建议去贵州遵义,洛甫、王稼祥、周先生支持,并且决定到遵义以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

  博古和李德的路线一次次被否定,教员的路线一次次被肯定,此消彼长之下,博古和李德的地位便直线下降,教员的地位直线上升。

  紧接着便是遵义会议了。

  1935年1月15日,中央ZZ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中国革命史上的猛人们基本上都到了。

  博古先做了主报告,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敌人力量太强、红军各部队配合不够紧密、苏区的经济不行等等,总之就是甩锅,用客观因素掩盖主观的错误。

  周先生做了副报告,他没有找客观原因,而是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承认第五次反围剿是彻底的军事指挥错误。

  随后洛甫也做了报告,因为是反对博古的报告,后来便称为“反报告。”

  他用种种事实举例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路上的失败,都是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这口锅你们别想甩,老实背着吧。

  当时中央书记处有4人——博古、洛甫、周先生、项英,因为项英留守苏区,所以在遵义开会的便只有3人,虽然洛甫没有实际决策权,但地位是仅次于博古的。

  洛甫实名反对博古,一方面说明两人的分歧不可调和,另一方面是二号向一号开炮,其分量比边缘化的教员更重。

  而紧接着作报告的教员,用长达一小时的发言,详细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错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做等等。

  这份的报告,彻底夯实了洛甫的结论。

  随后便是王稼祥发言,表示支持洛甫和教员的报告,并建议教员出来指挥军事。

  回顾遵义会议的过程,可以说是节奏分明步步推进,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基础上,一次性推翻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一步步把教员的正确军事路线推上前台,非常精彩。

  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洛甫。

  博古和李德不会主动认错,以周先生的性格不会挑头打先锋,如果没有洛甫炮轰博古,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没有洛甫的支持,教员也不可能立刻回到决策层。

  在长征路上,教员是扭转中国革命走向的伟人,洛甫就是“为王前驱”的人。

  虽然遵义会议后,最高军事指挥者是周先生和朱老总,教员只是协助周先生指挥军事,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职位的高低并不重要,自己主导的政策路线能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自己主导的政策路线,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在实际运作中,自己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人物,即便是名义地位最高的人,也得服从于政策路线,那么也就间接服从于自己。

  政策路线决定了政治地位。

  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教员上升猛烈,很快便把周先生和朱老总甩在身后,从建议者成为指挥者。

  此后几十年,他对职位什么的并不在意,国家主席可以给别人做,自己也可以退居二线,都无所谓。相反,他对政策路线问题看的非常重,不管是多么亲密的战友,政策路线都是不能碰的红线。

  具体原因,也能在遵义会议上找到答案。

  而洛甫也在遵义会议以后,晋升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总书记,至此,洛甫管党,教员管军,中国革命开始了“洛毛合作”的时期。

  3

  洛甫因“遵义会议”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但如果因此说他支持教员是为了夺权,那就错了。

  事实上,“遵义会议”以后常委重新分工的时候,洛甫拒绝过出任最高领导的提议,推举教员做,教员没有接受。

  3月份中央开会,准备派人到白区恢复工作,洛甫准备卸下职务去白区,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教员不同意,最后决定派陈云去白区。

  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伸手要权,洛甫为了满足张国焘的野心,想把职务让给张国焘,教员极力反对,说张国焘志不在此,但要是让他得到这个职位反而麻烦了,便提议把周先生的总政委让给张国焘。

  可以肯定的说,对于那个职位,洛甫的态度是无所谓,教员的态度是一定要他做。

  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后的教员,需要洛甫来遮风挡雨。

  因为那时党组织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最高领导必须和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那么从莫斯科回国的洛甫,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且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军事路线的错误,留苏派的势力依然强大,教员贸然做了最高领导,面对的压力也非常大,不利于革命工作。

  此外就和教员个人有关系了。

  他的个性强硬,对自己的政策路线极其自信,从来都是他指挥别人的份,绝对不会心甘情愿的受别人指挥。

  如果换上张国焘这样的强硬人物,二人必起争端,可如果是洛甫这种没有政策路线的人,工作起来必须要依赖教员,那他也会工作的非常顺心。

  再加上洛甫原本就是排名第二的常委,所以遵义会议后的最高领导人选,非他莫属。

  遵义会议前,洛甫鼎力推荐教员,遵义会议后,教员鼎力支持洛甫。

  事情基本就是这样。

  当然了,教员和洛甫合作的很好。

  对抗张国焘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进军陕北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西安事变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甚至论述抗日持久战的时候,洛甫写了《论抗日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教员写了《论持久战》的雄文。

  到了延安斗王明,他们还在一起。

  据统计,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洛甫署名的电报有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的就有286件,占总数的64%。

  可以说,两人合作的亲密无间。

  工作上的顺利合作,让教员和洛甫的私人关系,也进一步升温。

  到陕北以后,洛甫和刘英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只是请熟悉的同志来家里坐坐。

  大家都知道洛甫的性格,来了也是客客气气的说话,不做出格的事。

  但教员喜欢开玩笑,刚进窑洞就起哄:“你们要请客啊,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这一闹把洛甫给搞蒙了,怎么回答???

  倒是刘英很泼辣,直接和教员说:“你说请客就请客啊,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拿什么请客啊?”

  毛泽东大手一挥:“那,不承认。”

  最后还是他掏出写好的贺诗念了一遍,才结束了自己的起哄,给洛甫的婚礼收了尾。

  能让教员这么闹婚的人,当时可没几个。

  4

  洛甫卸任职务,向教员逐步移交工作,是从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的。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及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党领导人的建议: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

  做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央根据这两条指示,在9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共产国际和六届六中全会,不仅承认了教员的政治路线,也承认了教员的革命领导地位,于是会后洛甫便提议,最高领导职务应该由教员来做。

  但教员经过慎重考虑,觉得现在还不是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洛甫继续做下去。而洛甫既然决定让位,便听了教员的话,觉得教员让他做,那就继续做下去吧。

  不过洛甫陆续向教员移交工作,在事实上退出核心决策层。

  到了1943年,书记处和ZZ局设立主席,教员亲自担任这一职务,洛甫才在名义上退出核心决策层,完成“过渡”的历史使命。

  从1935年到1943年,教员和洛甫的合作全始全终。

  教员多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对两人的合作过程非常满意,而洛甫卸任以后,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工作,偶尔去晋陕两省搞调研,学习教员的工作方法,补上基层的课。

  然而,他们能亲密合作8年,不代表能亲密合作一辈子。

  地位翻转之后,教员和洛甫有过两次大冲突。

  一次是整风时期。

  整风是通过批判王明的思想路线,重新梳理党组织的机构部门、思想作风以及政策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艺宣传是重要的一环。

  落到洛甫的身上,便有了两个关键词——王明、文艺宣传。

  做为曾经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成员,整风的大势造起来以后,不可避免的要敲打一下洛甫,让他反思过去的教条主义错误,保证以后实事求是。

  整风要求宣传教育要接地气、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做为宣传教育方面的领导人,洛甫以前的工作风格,也必然有不符合整风运动的地方,那么被教育一番也在情理之中。

  例如教员谈到延安的教育问题:

  “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这口锅,洛甫得背。

  其实教员做事很理性,他批评洛甫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通过批评洛甫,为整风服务。

  如果他真的针对洛甫,七大后洛甫就应该销声匿迹了,但就是在1945年的七大上,洛甫当选为ZZ局委员,和陈云、彭真、高岗并列。

  以他的能力和成就来说,这个地位不低了。

  真正让教员和洛甫决裂的是另一次——庐山会议。

  洛甫这个人比较直,在延安时期就经常到马列学院讲:“党员干部应该敢说话敢做事,不要怕承担责任。”

  这是高尚的道德品质,人类历史的进步离不开这些高尚道德品质,但问题是,只讲道德不讲工作方法,往往会坏了事情,也害了自己。

  1959年,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教员在庐山召开会议,提交了19个问题请同志们讨论,他原本的想法是“纠左”,总结成绩发现问题,保证三面红旗不变,稳健的改善经济环境。

  但是会议的进程越来越偏离他的计划。

  先是彭大将军写了万言书,紧接着黄克诚和周小舟发言支持,洛甫更是用三小时发言,在理论层面上批评了三面红旗。

  原本彭大将军的意见也没什么,请他们来就是讨论问题么,但是经过洛甫等人的发言,讨论问题,逐渐演变成对三面红旗的批评。

  更严重的是,彭大将军战功赫赫,洛甫曾经主管党务政务,他们两个出来批评三面红旗,教员难免会想,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私下串联?

  路线是政治家的生命,尤其对于开国领袖来说,路线也可以是国家的生命。

  庐山出现种种批评,那么教员就必须重新巩固三面红旗的路线,必须重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他给洛甫写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

  “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秒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意思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所以看不懂国家的政策路线,文武联手对国家危害极大,以后要多读书多调研多思考,痛改前非。

  彭大将军、洛甫等四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5

  洛甫是书生型革命家,杨尚昆也说过,洛甫太天真了。

  革命年代的时候,他能看懂教员的雄才大略,到了和平建设年代,他就不能理解教员的理想抱负。而且因为天真的性格,洛甫也不太懂斗争的残酷性,只顾着直来直去的说话。

  这样的人,在遵义会议后是教员非常好的合作者。

  当走过这个特殊阶段以后,不管他们曾经合作的多么好,私人关系多么亲密,他们的缘分也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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