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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如何理解教员说的,绝不做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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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0 19:11: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伯陵说:

  写完元明风云,

  接着聊几篇清朝吧,

  这篇是明清鼎革的关键人物——

  李自成。

  1

  “土木堡之变”以后,文官士大夫们成为大明朝的股东,他们逐渐从藩王和勋贵手里接过军政事务的主导权,成为大明朝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这样的权力格局,成就了张居正的赫赫威名,也间接葬送了李自成,给满清入主中国埋下伏笔。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明朝后期的股权结构类似于华为,皇帝做为董事长,虽有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力,却只有占比很低的股权,绝大部分股权都分散到文官士大夫的手里。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大明朝的地主、士绅、文官,这是不是最好的时代?

  既然大明朝的股权在手,又从朱元璋的威严笼罩下翻身做了主人,那文官士大夫们便没有改朝换代的诉求,只希望这样的状态保持到地老天荒。

  谁要是想推翻大明朝,那就是砸他们的饭碗,剥夺他们的股权,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到了明朝末年,农民因天灾人祸发动起义的时候,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面对的,便不是一盘散沙各位其主的乱世,而是坚如磐石的文官士大夫统治集团。

  他们不仅不遗余力的镇压农民起义,以此来避免改朝换代的股权更迭危机,而且从内阁大学士到秀才、从致仕官员到乡野员外,都很少有参加农民起义军的。

  这种情况和汉唐元清完全不同,反而和宋朝很像,原因就在于,只有宋明朝廷能代表文官士大夫们的整体利益。

  1630年,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改变“抚”的策略,开始以“杀”为主,强势镇压陕西的农民起义军,在洪承畴的攻势下,农民起义军只能渡过黄河,到山西打游击。

  洪承畴命部将曹文诏追到山西,和驻守平阳府的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守汾州的山西巡抚许鼎臣配合,共同围剿农民起义军。

  当时李自成已在义军中崭露头角,御史刘令誉说:“最枭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然而就是最能打的李自成,攻克辽州准备建立根据地时,也被干掉1300多人。

  没办法,跑吧。

  1634年,陈奇瑜任五省军务总督,调集明军把李自成、张献忠们逼到陕西汉中的车箱峡,又遇到连续70多天的阴雨天,义军“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差点都死在车箱峡里。

  还是义军领袖们贿赂陈奇瑜的亲信,才用假投降的方式,逃出车箱峡。

  1635年8月,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的军务,形成“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的”格局。

  1636年2月,高迎祥转战西北,而卢象升驻兵洛阳,堵住高迎祥的退路,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率兵围剿,高迎祥大败,被明军俘虏,送到北京凌迟处死。

  1637年9月,李自成等义军从甘肃进攻陕西汉中,准备以汉中为根据地,结果被总兵曹变蛟击败,随即南下四川,大明官吏望风而逃,义军一个月间便攻取四川38座城池。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人准备攻取成都的时候,洪承畴指挥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等人进入四川,同时命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等人驻防汉中、秦州一线,命四川地方部队驻防成都和阆中一线。

  就这样,李自成等人被围困在成都附近的狭小地区。

  无奈之下,李自成放弃“取四川为家”的计划,统帅义军转战四川西北,经过一番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行军,才重新回到陕北。

  以上这些明末统兵大帅们,无不是进士出身的顶级文官士大夫,曹文诏和曹变蛟倒是辽东边军出身,但他们始终不能独自统领明军镇守一方,必须挂靠在洪承畴的麾下,听洪承畴的号令。

  在朝的文官士大夫们仇视农民起义军,在野的地主士绅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全力配合大明朝廷的坚壁清野政策,除非破家灭门,否则绝不给农民起义军留一粒粮食。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自成们虽然屡败屡战,但终究是屡战屡败,只能靠流动作战和假投降维持生存,靠打土豪获得补给。

  招揽人才和建立根据地,想都不要想。

  不是李自成们愿意做流寇,实在是现实条件不具备。

  到了1638年,逃回陕甘的李自成被打的大败,“日则行军,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久经考验的数万精锐义军,也只剩下数百人。

  李自成就带着这些残兵败将,躲进商洛山里等待时机。

  2

  然而,大明朝的气运终究到头了。

  1639年起,河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写道:“三载奇荒,亘古未闻,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

  都惨成这步田地了,河南人民该交的赋税,还得交。例如彰德府武安县,经过战乱和大旱,剩余人口不到两千户,但必须承担十万两左右的巨额赋税。

  可以说,河南遭遇了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

  不过呢,小冰河造成的天灾叠加大明朝固有的人祸,成为李自成重新崛起的机会,也给他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

  1640年10月,李自成带着千余人走出商洛山,进入遍地干柴的河南大地,不到两个月时间便攻破鲁山、郏县、伊阳、宜阳、永宁等县城,处死分封在那里的明朝万安王,随即又攻破偃师、灵宝、新安等县。

  攻取这些地方,便扫清了洛阳的外围,让洛阳成为一座孤城,于是在次年正月19,李自成开始进攻洛阳。

  洛阳是河南重镇,城池高大守备雄厚,结果分封在洛阳的福王富甲天下,却不愿意给明军发军饷,让明军士兵们饿着肚子守城。

  总兵王绍禹一怒之下,打开城门投降李自成。

  李自成轻松进入洛阳,处死福王和吕维祺,随后开仓放粮,“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

  不到半年光景,李自成便迅速做大,这当然是李自成政治路线的胜利,同样也说明大明朝在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下,已经烂透了。

  此时的李自成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但他麾下的骨干老兵只有几千人,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更是寥寥无几,所以就任命洛阳书办邵时昌为副将,一边驻守洛阳,一边招募饥民为兵,开出的军饷是每月五两。

  在明朝末年,每月五两绝对是高薪,于是河南饥民趋之若鹜,纷纷投入李自成麾下。

  但李自成的实力还是太弱小了,仅仅一个月后(1641年2月),河南巡抚李仙风就来攻城,洛阳随即丢失,邵时昌被杀。

  李自成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又失败了。

  随后就是李自成继续流动作战,三打开封。

  1641年2月12日,李自成统帅3万部队抵达开封城下。

  别看李自成的部队数量多,其实大部分都是最近半年招募的饥民,有战斗力的精兵只有3000人,质量实在堪忧。

  李自成抵达开封时,周王害怕重蹈福王的下场,便把王府的金银取出来,说“能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射杀一贼者赏银三十两,射伤一贼者赏银十两”,开出的赏格比李自成丰厚的多。

  于是,“总兵开城喜迎闯王”的场景没有在开封重演,李自成不仅攻城失败,还被射瞎一只眼睛。

  这就是一打开封。

  撤离开封以后,李自成和罗汝才部义军会师,在河南项城击败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贺人龙和虎大威等人,缴获了大量铠甲军械,并招降大批陕西籍明军。

  实力大增的李自成,联合罗汝才攻克商水、扶沟、洧川、许州、长葛等县,击败投降大明朝的原义军领袖闯榻天刘国能、射榻天李万庆,处死南阳的唐王和总兵猛如虎,陆续攻克南阳、邓州、襄城,扫荡新野、唐县、泌阳、舞阳、汝州、许州、禹州、新郑、鄢陵、通许、陈留等河南州县。

  得到河南的半壁江山,李自成和罗汝才只用了两个月。

  1641年12月,李自成和罗汝才围攻开封,结果开封的城墙太厚,义军的攻坚技术不高,用火药炸了半个月都没炸开,李自成和罗汝才撤退。

  这是二打开封。

  这次撤离开封后,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和总兵左良玉出潼关,他们和李自成、罗汝才在襄城大战一场,左良玉逃跑,汪乔年被俘后处死,李自成又招降大量的陕西籍明军。

  随后,李自成和罗汝才扫荡归德府,占领杞县,联合河南义军袁时中的小袁营,于1642年5月再次围攻开封。

  河南大部分州县已经丢失,开封已成孤城,大明朝廷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命原兵部尚书丁启睿为督师,统帅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虎大威等文官武将救援开封,总兵力达到18万。

  而此时的李自成和罗汝才有步骑13万,实力并不逊色。

  两军在朱仙镇相遇,结果左良玉做为明军主力,刚看到义军的旗帜就跑了,丁启睿大喊“我去追左良玉”,也迅速逃离战场,明军兵败如山倒,杨文岳不愿做替死鬼,渡过黄河逃往彰德府。

  李自成和罗汝才大胜,提兵北上包围开封,这次围城持续了四个月,导致开封的粮食供应完全断绝,一度出现人吃人的惨烈局面,直到9月份开封失守,才结束了这种末日景象。

  这就是三打开封。

  可以说,李自成围绕着三打开封,陆续攻克了河南的绝大部分州县,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路线。

  当河南的绝大部分州县落入李自成之手时,开封这座孤城,便是李自成的囊中之物了。

  而击败明军占据河南,意味着李自成在河南取代了大明朝的生态位,那些在大明朝没有出路的底层文官士大夫们,便投入李自成的麾下谋出路。

  宝丰县举人牛金星,因政治斗争失败被革去功名,一怒之下做了李自成的谋士,行走江湖以算命为生的宋献策,给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言,被李自成任命为军师。

  此外,李自成还在河南开科取士,提拔了一大批河南籍的举人和秀才。

  牛金星和宋献策看起来不上档次,但做为文官士大夫中的边角料,他们能投奔李自成,意味着在李自成的军事胜利之下,铁板一块的文官士大夫统治集团,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而且他们帮李自成拟定了针对平民的“不当差、不纳粮”口号,针对地主豪强的“籍其家以赏军”政策,针对经济的“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路线。

  这些口号和政策,一方面能满足底层人民的诉求,起到团结大多数的效果,另一方面能重建兵员和财政体系,清算大明朝的既得利益者,基本是切中时弊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牛金星和宋献策其实也没那么差。

  有了他们两人的政策,再加上李自成提出的严酷军令,例如“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等等,河南义军初步向政权转型。

  1642年9月,也就是李自成正在围攻开封的时候,崇祯皇帝催新任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出潼关,救援开封并剿灭李自成。

  孙传庭说兵没有练成,崇祯说赶紧去,不去就要你脑袋。

  孙传庭没办法,便指挥高杰、白广恩、郑嘉栋等总兵进入河南,和李自成、罗汝才在郏县打了一仗,李自成部大败。

  结果,孙传庭麾下的明军哄抢战利品,乱成一团,罗汝才抓住战机,指挥本部义军冲杀,明军大败,孙传庭撤回潼关。

  三个月后,盘踞在大别山的“革左五营”到达河南,和李自成会师,史书记载:“五营引兵数万来投,甲兵精骁,自卯至酉,行营未尽”,可以见革左五营的兵力多么雄厚。

  随着革左五营的到来,李自成的实力暴涨,但问题是,被天灾人祸摧残多年的河南,已经养不起这么多军队了。

  为了得到养兵的钱粮,李自成只有一个选择——南下湖广,以湖广钱粮养河南兵马,做为争夺天下的基本盘。

  在这样的背景下,1642年11月,李自成统帅罗汝才、革左五营等40万义军南下。

  湖广人民群情鼎沸,不仅打开城门喜迎义军,甚至主动帮义军搬运大炮和辎重,上演了一出“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

  几乎是兵不血刃,李自成夺取襄阳、荆州、承天府,原本还想继续攻武昌的,但是因为义军不习水战,便返回襄阳,让驻守武昌的左良玉逃过一命。

  也就是在襄阳,李自成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建立了“倡义府”政权——

  命牛金星为丞相。

  招募流民在襄阳屯田,宣布三年免征。

  设立吏礼户兵刑工六政府,以喻上?、萧应坤等为侍郎,负责六政府的日常工作。

  整理军队,设立“五营二十二将”,以田见秀为权将军,“提督诸营事”,刘宗敏为权将军,指挥李自成的中权亲军,以贺锦、张鼎、党守素、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等为制将军,分别统领前后左右四营兵马。

  开科取士,李自成以《天下三分有其二》为题,在荆州选出七名及第者,连同河南选出的举人一起派到各地做官,并选拔地方愿意投效的士绅,量才录用。

  当然了,此时的李自成名义上是大元帅,实际上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总盟主,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独立性相当强,罗汝才还自称“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和李自成分庭抗礼。

  于是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贺一龙,被李自成设计处死,革左五营的马守应带兵脱离李自成,部下后来跟随张献忠进入四川,贺锦、蔺养成、刘希尧则改换门庭,承认李自成的领导地位。

  通过这次小范围杀戮,李自成削除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通过设立官职和重整军队,李自成搭建起新政权的基座。

  至此,李自成终于在文官士大夫统治的大明朝撕开裂缝,有了稳定的根据地。

  走到这一步,从李自成冲出商洛山重出江湖算起,仅仅用了3年。

  3

  1643年8月,孙传庭在西安誓师,亲帅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十万兵马再出潼关,同时命河南总兵陈永福、左良玉会师洛阳,准备和李自成决一死战。

  这是李自成和大明朝的最后一战,李自成和孙传庭都把战争潜能开到极致。

  不过,河南是李自成的主场,听闻孙传庭出潼关后,李自成便假装战败,引诱孙传庭进入河南腹地郏县,同时命河南坚壁清野,不让孙传庭得到后勤补给,然后派刘宗敏带一万骑兵绕到汝州,截断孙传庭的陕西后勤通道。

  孙传庭发现后路被断,大惊,立即命陈永福坚守阵地,自己统领主力部队撤回陕西。

  陈永福大怒,你丫孙督师都跑了,老子还坚守个毛,跑求吧,随即带部队北撤。

  而李自成指挥义军猛追孙传庭,明军战死四万余人,李自成缴获“甲仗马骡数万件。”

  10月初,李自成帅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半个月后,李自成攻克西安,随即扫荡甘肃和宁夏,收取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的精锐边军,基本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一。

  明军总兵白广恩、陈永福、左光先知道无力回天,便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亲自设宴款待他们。因为陈永福在开封射瞎李自成的一只眼睛,李自成还和陈永福折箭为誓,保证既往不咎。

  放眼望去,李自成在长城以内再无大敌,那个主导大明朝军政事务的文官士大夫集团,也必须做出生死抉择。

  实事求是的说,李自成是个好人。

  他在河南开仓放粮,给饱受天灾人祸的河南人民一口饭吃,颁布均田免粮和三年免征,让遭受两百年剥削的老百姓能缓一口气,和陈永福折箭为誓说明李自成有大度量。

  放在历代帝王群体里,李自成和刘备一起位列第二梯队,应该问题不大。

  但李自成在政治上,有两个难以避免的问题。

  其一是李自成的队伍成分问题。

  从千余人冲出商洛山,到拥兵数十万雄霸西北,李自成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这期间必然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要么想跟着李自成捞一票,要么战败投降李自成。

  这些人,根本没有和李自成形成固定的隶属关系。

  例如制将军刘希尧是革左五营的治世王,贺锦是革左五营的左金王,这俩人原本和李自成平起平坐,现在却成了李自成的部属。

  例如罗汝才的部下将领,早年间和李自成基本没有关系,无非是农民起义军的属性,才让他们和李自成达成共识。

  再说陈永福、白广恩等人,和李自成打了三年多,现在摇身一变,做李自成的部将了。

  要说这些人能在短时间内,就对李自成不离不弃,估计他们自己都不信。李自成一手带出来的嫡系将领,其实只有刘宗敏、田见秀、袁宗第等寥寥数人。

  这是将领,义军士兵更不用说了。

  李自成的起家本钱就是千余人,凭借河南的天灾人祸迅速做大,发展起来的数十万大军,不是河南的饥民和小股义军,就是招降的明军。

  而且李自成纵横河南和湖广的三年间,经历的血战并不多,麾下军队的磨合程度高不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李自成的成功本质上是政治成功,而不是军事成功。

  这样的结果就是,李自成的数十万义军里,真正有战斗力的精锐不多,一旦这些少量精锐耗尽,数十万义军就有崩盘的风险。

  所以李自成攻克西安后需要停下来,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整风,才能让义军真正团结起来,形成匹敌大明文官的稳定统治集团。

  但第二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李自成根本停不下来,那就是三年免征政策。

  李自成说了三年免征,就不能立即向老百姓收税,那样会辜负老百姓的信任,损害起义的合法性。

  但养兵是需要钱粮的。

  既然不能向底层老百姓收钱,便只能向文官士绅、勋贵、藩王收钱,而湖广、河南、陕甘的藩王都杀了,钱也收了,文官士绅又都成了自己人,不能随意抄家要钱。

  怎么办?

  李自成便把目光望向北京,希望攻破北京后,抄掠文官士大夫的家产来补充军饷,养活数十万张嗷嗷待哺的嘴。

  在这样的背景下,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正月初八就兵分三路东征。

  一路是李自成和刘宗敏亲自统帅,渡过黄河以后,经平阳、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

  一路是制将军刘芳亮统帅大顺军左营,沿着黄河北岸行军,经河南怀庆府、山西潞安府、河南卫辉府和彰德府、北直隶大名府、邯郸、河间、保定,和李自成在北京会师。

  另一路是李自成攻克太原后,派果毅将军任继荣、马重禧统兵出真定,然后经保定到北京。

  这个东征计划目标只有一个——灭明。

  此后两个月,大顺军除了在宁武关发生一场大战以外,其他地方的明军望风归降,东征可谓是波澜不惊。

  3月18日,崇祯皇帝想跑却出不去,怒骂一声:“娘希匹,诸臣误朕”,跑到煤山上吊,第二天清晨大顺军攻克北京,大明灭亡。

  4

  和民间历史故事不同的是,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军纪其实不错。

  早在东征前,李自成就下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进入北京后,又立即禁止在城中杀人。有两个士兵在北京的店铺里抢绸缎,一经发现,便被当街斩杀,还把手脚钉在门板上,以儆效尤。

  当时北京的文人也承认:“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李自成对文人的态度也不错。

  进城5天,李自成便召见了明朝中允梁兆阳,两人相谈甚欢,临出门时李自成亲自送到殿外,梁兆阳作揖告辞,李自成打躬回礼。

  随后李自成召见了杨观光,此人已经做了大顺的礼部侍郎,他给李自成讲了祭天的礼仪问题,李自成很高兴,说“先生说的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

  这番举动,可以称得上是礼贤下士,所以当时人说李自成是“沛上亭长、太原公子复出。”

  但是温和的外表下,李自成很快表现出另一面。

  进入北京的第九天,李自成便发布追赃助饷令,凡是大明朝的官员,不论大顺朝用不用,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数量出钱,例如“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科道、吏部五万,翰林三万”等等,世袭勋贵则全部没收。

  对于刚推翻旧王朝的新政权来说,这么做是不合适的,不过向大明朝的文官勋贵要钱,本来就是东征的目的之一。

  在严酷的财政压力下,李自成除了搞社会财富转移支付以外,没有其他选择。

  而且实事求是的说,大明朝的文官勋贵已经是阶下囚,向他们要钱是题中应有之义,只要在战场上打赢了,这些旧权贵基本翻不起浪花来。

  真正的问题,出在李自成的军队部署和军队成分上。

  一年前在襄阳建政的时候,李自成命高一功和冯雄守襄阳,任继光守荆州,蔺养成和牛万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陆,萧云林守荆门,谢应龙守汉川,周凤梧守禹州。

  这些大顺军队,遍布河南和湖广,守护着李自成的老根据地,目前没有资料能证明,李自成东征的时候,把这些军队也带到北京了。

  李自成东征的军队数量,其实只有五六万人,一路上招降的太原、大同、宣府明军,挑选了一些带到北京,剩余的原封不动,继续在原地驻守。

  所以李自成带到北京的军队,差不多是十万人左右,其中一半是成分复杂的老部队,一半是刚投降的明军。

  这种军队是靠政治共识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一支战火里锤炼出来的钢铁雄师,打顺风仗可能无往不利,一旦遇到逆风仗肯定要出问题。

  手握这样的一支军队,李自成是在走钢丝,但偏偏李自成又对满清做出了错误判断,他根本没想到满清会趁机入关。

  4月9日,满清的睿亲王多尔衮征发三分之二的满蒙八旗兵员,以及全部汉八旗,号称“伐明。”

  满清能动员的全部兵力差不多是15万左右,那么多尔衮征发的兵力,应该在10万以上。

  4月15日,跑回山海关的吴三桂给满清发出求援信:“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

  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信,立即快马加鞭赶往山海关,许诺吴三桂:“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而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不来朝拜,于4月13日提兵北上,4月21日才抵达山海关,摆开阵仗和吴三桂决战。

  相比之下,多尔衮去山海关是快马加鞭,李自成却足足走了9天,再次说明,他只是去讨伐吴三桂夺取山海关的,而不是去抵御满清的。

  4月21日,李自成和吴三桂在一片石决战,极大消耗了吴三桂部队的战斗力,4月22日早晨,驻守山海关北翼城的吴军投降李自成,吴三桂已经崩溃在即。

  但也正是因为战败,证明了吴三桂和李自成是死敌,相当于向多尔衮纳了投名状,于是吴三桂登上欢喜岭拜见多尔衮,多尔衮答应出兵。

  这样一来,多尔衮和吴三桂的兵力加起来将近15万,已经超过李自成带到山海关的10万人,形势就此逆转。

  当天李自成继续进攻吴三桂,打到一半的时候,多尔衮指挥满清军队以逸待劳,从斜刺里杀出,李自成的大顺军寡不敌众,而面对不利的战局,成分复杂的大顺军兵败如山倒。

  就这样,李自成夜晚便撤离山海关,4月26日回到北京。

  李自成去山海关用了9天,撤离山海关用了4天,说明李自成是可以在4天内赶到山海关的。

  如果李自成能在4月16日到山海关,其实是可以消灭吴三桂,然后以山海关为依托,和多尔衮大战一场的。只要能打成平手,就足以遏制多尔衮进入中原的野心。

  李自成没能做成这件事,完全是对敌我双方的认知不足。

  就这5天的时间差,导致满清坐了268年的江山,中国也失去另一种可能。

  那为什么李自成不在北京、山西、陕西组织抵抗呢,非要一路放弃城池,流动到湖广地区?

  我觉得,李自成回到北京可能也想明白了——

  那些明军能很快投降,难道不能很快背叛?刚被追赃助饷摧残过的文官士大夫们,难道没有怨恨?北京、北直隶、山西的老百姓归附大顺朝也就一个月,难道就愿意给大顺朝拼命?

  起家太快,根基必然是薄弱的,这很公平,戎马多年的李自成肯定明白这一点。

  在他的心目中,真正的老根据地是襄阳。

  所以李自成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如果能带着东征将士退回襄阳,和驻守湖广、河南的部队会师,依然能保住半壁江山,以后的事再做打算。”

  于是李自成撤离北京、撤离山西、撤离陕西、最后进入湖广,结果在1645年5月,李自成带28骑外出侦察时,死在湖广的九宫山。

  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5

  在明清鼎革之际,李自成和张献忠是唯二有机会建立新王朝的,但是延续两百多年的文官士大夫们,没有给他们早早建立根据地的机会。

  没有根据地,就没有稳定的统治集团,没有稳定的兵员和钱粮。

  好不容易等到天灾人祸爆发,李自成因为起义路线导致的财政问题,不得已提前东征,张献忠先是攻占湖广,又因为和李自成有私人矛盾,随即转进四川并滥杀无辜,自我放弃了政治前途。

  所以等李自成死在九宫山以后,天下就剩下两个稳定的统治集团——满洲军事贵族和大明文官士大夫。

  但大明的文官士大夫们有田地却没有庄园,有佃户却没有部曲,和隋唐豪族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没有平定乱世的资格,只能夹在高层和基层之间,做些服务性质的工作。

  面对历经三世雄踞辽东的满洲军事贵族,他们只有合流这一条路。

  于是多尔衮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发布了“归顺大清便官复原职”的命令,立即得到大明文官士大夫的集体拥护,因为他们看到了保护既得利益的光明前景,以及国家股权安全置换的可能性。

  如果不是满清的征服过程太顺利,多尔衮飘了,强制汉人剃头,可能满清鲸吞天下的速度,是历代大一统王朝最快的。

  不过即便多尔衮发布了剃发令,到1646年底的时候,满清已经得到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南直隶的全部地盘,赋税总额占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76%左右。

  有文官士大夫的鼎力支持,有丰厚的赋税基数,满清统一天下只是时间问题。

  此后,满洲军事贵族占据了中国社会生态的上层,大明留下来的文官士大夫们占据中层和基层,广大人民群众是被奴役的底层,和朱元璋、朱棣统治时期非常像。

  而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生态,也让中国迎来两百年的太平光景,直到19世纪洋人到来,各种因素才打破这种中国传统社会生态。

  所谓清承明制,不外乎是这个意思。

  300年后,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平时,教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回顾革命历程,我党也是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围堵下,从无到有,打出一片红色江山,而走的每一步都修正了李自成犯过的错误:

  李自成无法在大城市建立根据地,我党在各省的边界建立根据地,积蓄实力。

  李自成内部的成分复杂,我党的军队和干部也成分复杂,但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和路线。

  李自成用严刑峻法向文官勋贵要钱,我党没收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平分了土地,但把国府留下的各级公职人员都承接下来,减少了重建国家的阻力。

  李自成在山海关打输了,导致满洲军事贵族和文官士大夫合流,而教员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阻断了美帝和国内反动势力合流的可能。

  时隔三百年,面对同样的局面,我党没有重复李自成的失败悲剧,克服了一切困难,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

  教员和同志们交出的这份考卷,对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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