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猫哥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

lameihua

　　2月4日，在“2023（首届）长白山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透露了一组有意思的数据：

　　“2020年，我国居民的‘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为137.9%，同年，我国居民的‘债务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高达15.0%。”

　　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赚100块钱，要拿出15块还债，如果算上房贷负债，可能要超过50%。

　　而美国呢？这个数字为7.5%，所以看似美国人喜欢超前消费，但其实负债率要远远低于中国。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的负债都干嘛去了呢？

　　1  蛋糕都去了哪

　　其实，这不是中国人负债率高的新闻第一次见诸于网络了。

　　据统计，中国居民总负债超200万亿，人均14.7万，其中负债最重的是80后，人均负债达22万，90后人均负债也高达12万。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负债率高？我们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处于世界第一。而截至2020年底，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35平方米左右。

　　你看，如果不分地区，单纯从数量来看，中国人已经实现了“住者有其屋”，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就是中国持续20年的买房热，推动了房价的飞涨。

　　根据数据，在2000年时，国内城市的平均房价为1500元/平，然而到2020年时，全国商品房均价9860元/平。

　　也就是说，在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房价翻了近6倍多，而在一些一线城市中，房价翻10倍20倍也不是神话。

　　面对高昂的房价，房地产商成了众矢之的，但房地产商却觉得自己很冤枉，因为中国房地产商的纯利，其实也只有10%，一些三四线城市甚至只有5%，疯狂盖房子并没有为房地产商带来丰厚的收入。

　　为什么房地产商利润率这么低呢？其实利润的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

　　要知道，地方政府出让土地除直接获得土地出让金之外，还有一系列与土地相关的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营业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等。

　　土地费用+各种税费在房价中占比，已经超过50%，相当于房地产利润中的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拿走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政府才是房价狂飙最大的受益者。

　　地方政府到底从飙升的房价中拿了多少钱？

　　从住房改革的1999年到住房政策开始调控的2015年间的数据来看，15年间国有土地出让金从514亿激增至3.25万亿，增长63.3倍，占地方财政本级收入的比例从9.2%增加至39.2%。

　　2004-2014年，5个房地产特有税种税收合计从1207亿元飙升至1.38万亿，十年间增长11倍，占地方财政本级收入之比也从10.16%上升至18.21%。

　　2004-2014年，6个房地产业相关的税种税收合计从1028亿元上升到7294亿元，增长7倍。

　　到了2021年，在房地产已经开始不景气的情况下，土地财政收入仍然高达8.7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78%！

　　很多人骂房价高、土地财政搜刮民财，却很少有人想一想，地方政府从房价中拿走如此巨大的蛋糕，干什么去了呢？

　　2  中国的城市化

　　其实，政府拿着这一笔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专项资金。

　　城市化这个词现在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意见，认为造成了贫富差距、生育率降低、负债率增加、大城市病等等问题，但这只是坏的一面，其实好的一面一直被我们享受，所以理所当然地无视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在六十年代，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其标志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收音机大喇叭……”。

　　显然，经过城市化建设，现在已远远超过这个曾有的梦想。

　　八十年代的时候，很多地方取暖，都还要在客厅生个煤火炉，然后接上一根烟囱，通到窗户外面，简陋不说，还要担心煤气中毒。

　　而现在，北方城市基本已经实现了集中供暖，又方便又舒适，南方只要需要，也可以随时开空调取暖，新建的电站和电网完全可以负担用电需求。

　　还有交通，城市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1万1千公里，公共交通服务更是趋近于无，农民想进一趟城，需要走上一整天。

　　而如今，城市道路已经达到25万公里，公交、地铁、城铁、出租车极大地方便了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缩小了生活半径。

　　还有，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教育、医疗、文化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也得到长足发展。从沿海到内陆，各级各类学校、医院、文化场馆如雨后春笋，满足了新增城市人口的需求。

　　所以，城市化对我们生活的改善是我们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的，给所有人带来的是一种更加舒适、更加体面的生活。

　　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当仁不让地要成为主导，不仅要做好各种规划，还要砸海量资金进行旧城改造，路网、公园、广场、学校、医院等城市公共设施配套，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980年不到20%，2022年达到65%左右，中国城市形象和规模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现在的大陆人去台湾旅游，会惊讶地发现，曾经仰视的台湾，城市面貌竟然和大陆的县差不多。

　　毫不夸张的说，中国40年城市化建设达到西方国家300年的成就。

　　但是，城市化提高的这45个百分点，意味着城市人口增加了起码6亿以上，这部分人口的住房、医疗、教育配套建设，再加上城市本身发展的需求、车流量增大对道路的需求、环保理念对绿化的要求等等，意味着城建需要的资金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笔钱如果全靠财政拨款，那把政府卖了也出不起。

　　所以，城市化如果跨越式高速发展，就必须付出代价，代价就是我们这代人（目前适龄劳动力）买单。

　　这个逻辑简单来说就是：

　　你想过更好更体面的生活，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和工作机会，那就要政府推动城市化，搞基础设施建设，扩充公共服务资源满足需求。

　　但钱从哪来？政府只能从土地出让金中拿走房地产利润的绝大部分，投入城市化建设当中。

　　城市化建设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造成房产供不应求，推高房价，大家买不起房只能找银行贷款，负债率增加。

　　所以，这就是中国居民负债率高的根源。

　　这种逻辑毫无疑问是公平的，你享受了城市带来的舒适体面生活，就必须要承担负债的代价。

　　现在问题来了，中国过去为什么不选择另一种模式——城市化率进程慢一点，土地价格涨幅低一点，房价涨幅没有过去20年这么夸张，那么现在居民负债压力，不就会小得多吗？

　　答案是不能。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打开国门，发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巨大的经济差距，已经大到了令人震撼的悬殊局面，刺激到了无数中国人，当这种刺激成为集体意识，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一系列后续问题。

　　——比如，大量人群用各种手段出国，陈佩斯《赚他一千万》中那个娶了日本老太太的中国男人、葛优《大撒把》中为了出国和丈夫离婚的中国女人，都是那个时代出国热的缩影。

　　一些没有门路的，甚至直接选择偷渡。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50多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史称“大逃港”，港片《如来神掌》、《同根生》等电影都有大陆人逃港的情节。

　　虽然偷渡九死一生，但对当时的大陆人来说，仍然趋之若鹜。

　　原因也很简单，去香港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

　　人民为何逃，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

　　你对贫穷的大陆人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有什么说服力呢？就像邓小平所说的：“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再比如，中国和外国巨大的差异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无法追赶的无力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跪了跪了。

　　具体表现就是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崇洋媚外，逆向民族主义，丧失民族自信。

　　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什么德国油纸包、日本夏令营、加拿大高福利、美国看病不要钱的谣言满天飞。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西方那么好，为什么不学苏联那样，干脆全盘西化呢？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要求全面西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摆在当时的中国政府面前的，是中国人哪怕出去刷盘子也不愿意在国内受穷，是精英阶层全面倒向西方鼓吹放弃社会主义，是经济实力落后西方国家越来越远。

　　如果不及时解决，那么就会直接危及政权，而一旦政权垮了，中国不仅前几十年的奋斗全部付之东流，而且也会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在1992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全国上下达成广泛共识，必须以最快速度缩小与西方国家经济差距！经济差距缩小了，人人安居乐业，享受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了，才能保证社会稳定！

　　可是，面临如此大的差距，怎样才能快速发展经济呢？只有一条路：快速城市化。

　　我们翻一翻人类文明史，1800年，城市人口还仅占世界人口的1%。1900年升至13%略多一点，1992年猛增到五成左右。在短短的192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五番多！

　　看看当时老百姓生活比中国好的国家，都是城市化相当高，工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方。

　　当时的专家经过研究后，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靠农业是改变不了社会面貌的。不靠农业，就得靠工业，工业是什么？

　　工业就是城市化，没有城市化，谈什么工业化？谈什么现代化？

　　这种论断非常适合当时的中国，因为城市可以容纳更多的工业设施，而工业化代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而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解决社会的绝大部分问题。

　　这对当时需要解决问题的中国，非常有价值。

　　因为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国城市化率不到20%，全国十亿人口有8亿是农民，这是一个农业社会。

　　只有城市化率超过50%，全国有一半人口转化为城市市民，这个国家才能算上是一个工业社会。

　　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之路。

　　农业社会的经济运行逻辑与工业社会有很大区别。比如农业生产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种粗放式生产模式，生产效率极低。

　　农业社会的人群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不守时，缺乏纪律性。比如我们现在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东南亚、非洲、拉美国家就有显著特点，不仅没有守时观念，而且纪律性很差，导致劳动效率很低。

　　为什么中美耕地面积差不多（美国为23.66亿亩，中国为20.24亿亩），但如果按照人均计算，中美人均农业产值相差20多倍？

　　就是因为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电气化，美国农业其实是一种工业式的农业，所以生产效率完全碾压中国农民，哪怕美国大豆漂洋过海运一万公里运到中国，仍比中国大豆便宜。

　　虽然中国农民看起来忙忙碌碌，但日均工时少，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农民无论是产值还是收入都较城市工人低。

　　增加农村收入、解决农村难题，同时发展城市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农业人口转变成为城市的劳动人口。

　　城市经济的繁荣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在理想的情况下，农民工在进城后就可以增加劳动时间、提升劳动效率，而且由于城市资本商品、人力资源与技术的存量较高，工人的生产率会较高，总体经济的产值与收入都会增加。

　　在工业革命时代，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迁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靠血腥的羊吃人运动推动起来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不能这么搞，于是只能用城市化来吸引农民从土地中走出来，到城市寻求更富足的生活。

　　当然，不是把农民简单的赶入城市就能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中国从1949—1978年，用三十年积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框架体系，这就为快速城市化奠定了基础。

　　让中国可以一边快速城市化，一边能为大量进城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农民得到应有的劳动报酬，也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

　　有的农民从打工仔变成农民工，继而转变成建设城市的主人翁，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

　　等城市化到了一定程度，物质和精神文明需求进一步增加和攀升，又会制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流向劳动力密集工业发达地区或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推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科技全面发展，带动产业升级，从而构建了一种引擎式的良性循环。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纵观共和国70年历史，基本就是一部两代人不断奋斗，付出巨大代价逐渐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

　　第一代人，30后、40后、50后，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从一穷二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二代人，60后、70后、80后，艰苦奋斗，承担巨额债务，为中国快速城市化（40年超越西方300年成就）做出巨大贡献。

　　从本质上来说，这两代人一直为这个国家在做原始积累。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发达国家，除了韩国这样赶上时代红利的国家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先发工业国，早早完成了原始积累，才能一直笑到现在。

　　而中国呢？西方人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搞第一次工业革命，隆隆的机械、沸腾的钢水和冒着黑烟的火车引发世界生产力变革的时候，中国还在康乾时期，沉迷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可自拔。

　　西方人在19世纪后期开始搞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给全世界带来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中国还在革命、八国联军侵华、军阀混战，整个国家连一寸安静的土地都没有。

　　西方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搞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则受限于冷战时期的不安全环境，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备战备荒之上。

　　所以，中国错过了三次工业革命，又没有赶上列强瓜分世界的时机（反而是被瓜分的那一个），原始积累哪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而现在我们又没有条件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靠掠夺来实现复兴之路，除了采取通过增加居民负债、集中资金干大事来发展国家，还有什么路可走？

　　过去的差距之大，正说明现在成绩之伟大，也正说明建国后到现在的这一代代人的不容易。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历史使命，现在中国居民负债率高是改革开放之后选择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快速超车西方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好消息是，我们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2018年我国户籍城市化率超过60%，加上流动人口，实际城市化率超过70%，根据西方国家一般规律，城市化率超过60%，城市化增长就出现拐点。

　　所以，国家在2016年（当时户籍城市化率达到57%）提出房住不炒，开始全面遏制房价增长。

　　那么，共和国第三代人90后、00后、10后，他们既不用为工业体系奋斗，也不会为城市化建设买单，他们生下来、长大的过程中，就可以享受前两代人的奋斗成果。

　　他们出国之后，已经不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让他们感到震撼，甚至还会感觉“国外怎么这么破？”“到底谁才是发展中国家？”

　　两相比较，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有着与前人不同的民族自信，大家都开始热爱并认可中国的制度、文化乃至发展道路。

　　当面对消费产品时，他们更倾向国产品牌产品，而不会更多的在意产品是否是来自国外的品牌。

　　当面临台独分子、港独分子、新年文化盗窃分子损害国家利益时，他们也会抛弃掉中国人传统的中庸之道，与之针锋相对地斗争。

　　当面临疫情、山火，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勇当“逆行者”毫不犹豫冲锋在前。

　　生活中的压力、工作上的“躺平”调侃、被催婚时候的吐槽，并不意味着年青一代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恰恰相反，这些对生活依旧充满热爱的年青一代，必将为国家带来更加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也许，这就是新一代，所担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