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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朱棣迁都北京,坑了大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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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7 19:56: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伯陵说:

  这是元明风云的第三篇,

  从都城的选择看大明朝的走向,

  前两篇在这里:

  《你可能不知道,忽必烈带着汉人屠杀了蒙古》

  《用地理视角,深度分析朱元璋崛起的过程》

  1

  都城定在哪里,和一个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影响后世数百年的历史走向。

  而都城的位置,最开始并没有选择困难症。

  从周到宋,世人对都城的共识很明白,非长安即洛阳,没有其他选项。

  因为那时的经济重心在西北,甘肃水草丰茂,陕西沃野千里,四川是天府之国,定都长安可以整合函谷关以西的地理板块,用农业经济武装游牧骑兵,对东部地区形成降维打击。

  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弊。

  如果王朝衰落,被西北的游牧部族入侵,都城便要迁徙到洛阳。

  洛阳的地理板块不如长安,但洛阳处于天下的中心,符合“天子居中统御四方”的意识形态要求,而且河南是粮食重地,完全可以满足都城的钱粮需求。

  开封和洛阳的性质差不多,只是地理形势更差罢了。

  但是宋朝以后,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于是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彻底分离,都城便出现了选择困难症。

  如果定都南京,可以得到经济利益,但离北方的军事重心太远,不利于朝廷直接掌控沿边士马。

  那么定都北方,朝廷占住军事重心,直接掌控沿边士马,然后通过运河调东南经济重心的钱粮,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而定都北方有三个选项,要么是西安,要么是北平,要么是洛阳或开封。这三个选项里,西安和北平是首选,除非国势沦落没有办法,否则不会选洛阳或开封的。

  明朝初年,围绕着定都西安还是北平,朝野之间展开激烈的博弈。后来的很多事情,都能在这数十年的博弈中找到影子。

  2

  1368年立国的时候,大明朝只有应天(南京)这一座大城市,徐达和常遇春收复河南以后,大明朝又得到开封。

  这两座城市,朱元璋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

  应天是直接控制东南经济重心的城市,又是朱元璋经营了13年的老根据地,而开封是新收复的残破旧都,民心、地理和经济都不占优势,于是朱元璋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

  随着大明军队长征万里的节节胜利,大明朝逐渐统一天下。

  此时,北方离开中国政权两百年,对起于东南的大明朝认同感不强,精锐军队分布在长城一线防备北元,离应天又太远。要想增强北方的认同感,并直接掌控沿边士马,朱元璋必须迁都北方。

  而在北方各大城市中,朱元璋的首选都城是西安。

  为了迁都西安,朱元璋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1389年2月,凉国公蓝玉练兵四川。

  1390年2月,凉国公蓝玉讨西番叛蛮。

  1391年2月,魏国公徐辉祖、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备边陕西,靖宁侯叶升练兵甘肃。

  1391年8月,召秦王朱樉回应天,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慰劳秦父老子弟,考察西安。

  1392年2月,在川陕设茶马司,和蒙古人做茶马贸易。

  1392年3月,宋国公冯胜等十四人署理陕西、河南、山西军务。

  这些人里,蓝玉是太子妃常氏的舅舅,叶升是蓝玉的亲家,冯胜是朱元璋的渡江旧人,徐辉祖和李景隆是朱元璋寄予厚望的第二代勋贵,都是朱元璋留给太子朱标的嫡系班底。

  朱元璋让他们镇守西北,并且让太子朱标巡抚陕西,用意非常明显:

  “我老了,将来迁都西安的事,你们来做。”

  而在函谷关以东的地方,朱元璋做了截然相反的安排。

  1390年正月,朱元璋命晋王朱棡、燕王朱棣讨伐北元残部,颍国公傅友德和定远侯王弼从征,受二王节制。

  齐王朱榑帅护卫从燕王朱棣北征。

  2月,燕王大胜,北元归附的降军都归燕王调用。

  1391年4月,燕王朱棣督傅友德等诸将出塞,同月封朱权为宁王、朱橞为谷王、朱松为韩王。

  1392年4月,封朱桂为代王、朱植为辽王、朱楧为肃王。

  从这里不难看出朱元璋的布局——

  朝廷勋贵和第二代嫡系班底掌控川陕地理板块,节制西北沿边士马。宗室藩王控制山河四省,节制东北沿边士马。东南地区负责经济,分别向陕西和北平输送钱粮。

  这样一来,迁都西安的大明朝,便形成西北朝廷、东北藩王、东南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

  如果藩王造反,则朝廷大军出井陉关和长城,兵分两路平叛。如果东南造反,则从四川顺流而下,扫荡长江下游。

  总而言之,只要大明朝没有彻底衰落,西安朝廷便足以压制函谷关以东。

  正如御史胡子祺说的:“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者,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

  至于说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西安的经济衰落,其实在当时看来,不是大问题。

  朱元璋攻取陕西之后,便设置卫所在陕西屯田,到洪武末年,西安府、汉中府、平阳府、太原府的经济基本都恢复了,完全可以通过汾河和渭河供养西安。

  而且西安和南京之间,还有一条唐朝留下的江汉漕运。

  唐朝时期,江汉漕运的南段是长江到襄阳,从襄阳开始分成两路,一路从襄阳出发,经过邓州、商州、武关、蓝田进入渭河,顺流抵达长安。另一路从襄阳出发,沿汉水途径均州、金州、洋州、梁州,最后到长安。

  江汉漕运示意图

  安史之乱后,京杭大运河阻断,这条江汉漕运,就是联系东南和长安的生命线,此后直到晚清,始终是极其重要的运输通道。

  如果大明朝重新疏通江汉漕运,定都西安以后,也能得到东南的钱粮赋税。

  而明朝初年,南直隶每年税粮是599万石,陕西(今陕甘宁)税粮193万石,四川税粮102万石,山西税粮231万石,河南税粮241万石,以西安为核心的地理板块,税粮总数是1366万石。

  相比陕西来说,北平布政使司(今河北)的经济更差,每年税粮是60万石,山东税粮285万石,再加上山西、河南、南直隶的税粮,那么以北平为核心的地理板块,税粮总数是1416万石。

  论经济,西安和北平是半斤八两,难兄难弟,谁都别嫌谁。

  总的来说,朱元璋定都西安的想法,其实是有道理的,在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分离的新时代里,定都西安,不算最差的选择。

  如果太子朱标能顺利继位,大明朝迁都西安,几乎是必然的。

  但是天不遂人愿,朱标巡抚陕西以后,回南京给朱元璋“献陕西地图”,1392年4月朱标薨逝于南京,“病中犹上书言经略建都事。”

  随后就是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为了替朱允炆扫清障碍,朱元璋掀起蓝玉案,把大明朝的开国勋贵们一网打尽。

  但即便如此,朱元璋的迁都布局也没有改变。

  一方面,朱元璋陆续发布“曹国公李景隆为平羌将军镇甘肃”、“魏国公徐辉祖节制陕西沿边诸军”、“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西将军、武定侯郭英副之,以备西北边”的命令,继续推动勋贵镇西北。

  另一方面,朱元璋命“燕王朱棣、晋王朱棡总制北平山西军事,事大者方闻奏”、“以宁王年少,命燕王率师巡大宁”、“命燕王率诸王防边”等等,在东北军事上继续倚重燕王朱棣等藩王。

  那时的燕王朱棣,相当于大明北部战区总司令,晋王朱棡是大明北部战区总政委,两位藩王共同拱卫大明且互相制衡。

  所以在太子朱标薨逝以后,朱元璋并没有放弃迁都西安的想法,而是继续布局铺路,希望朱允炆完成迁都大业。

  但朱元璋没想到,他亲自选定的“好大孙”朱允炆,寄予厚望的“不肖子”朱棣,竟然彻底打破自己的布局。

  3

  1398年3月,晋王朱棡薨逝,5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

  大明朝的两个重要人物接连去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晋王朱棡、燕王朱棣互相制衡的格局被打破,导致朱棣在北方一家独大。而且随着父兄去世,朱棣成为事实上的“诸王之长”,在宗室里排名最高。

  其次,朝廷没有迁都西安,便不能直接掌控西北沿边士马,南京和北平之间是一望无际的江淮平原,那么也不能利用地理优势压制北平。

  面对这样的局面,如果你是燕王朱棣,你,会不会有野心?

  说没有,那肯定是违心话。

  事实上,朱棣不仅有野心,而且野心很大。

  1398年10月,姚广孝就劝朱棣起兵,朱棣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民心向彼,奈何”,这句话说明朱棣有起兵的野心,但没有必胜的把握,很有意思。

  姚广孝随即找来袁珙给朱棣相面,说:“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听到这句话,朱棣的反应是“王意益决。”

  要知道在那个时间点,虽然朱允炆已经有削藩的想法,但削掉的只有周王朱橚,根本没有动其他藩王,任命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和张信掌管北平都指挥使司也是11月才发生的事。

  可以说,朱棣此时没有到不得不反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朱棣都有坚决起兵造反的觉悟,能说他没有野心?

  再看朱允炆。

  我觉得,朱允炆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阅历浅薄,有些蠢而已。

  做皇太孙的时候,朱元璋命朱允炆断案子,朱允炆根据“周礼听狱,色听为先”的原则,通过一个人的眼神,判断出他是被冤枉的。结果经过一番审问,朱允炆竟然蒙对了,朱元璋非常高兴。

  继位以后,朱允炆准备削藩,户部侍郎卓敬建议:“燕王雄才大略酷类高帝,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朱允炆不听。

  李景隆到开封抓了周王朱橚,准备剪除燕王朱棣的羽翼,结果朱允炆心软,又想让周王朱橚回开封,齐泰和黄子澄都无语了,吐槽说:“上妇人之仁,事势如此,安可不断。”

  此外,朱允炆听了方孝孺的建议,根据周礼更改官制,并且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将文官地位提升到勋贵武将之上。

  朱允炆的一系列操作,给人的感觉就是熊瞎子掰棒子,抓不住主要矛盾。

  你要削藩就认真一点,不削则已,削则有理有据,一削到底。要改官制就得照顾宗室和勋贵的利益,团结他们一起改。

  朱允炆倒好,直接三管齐下,结果除了得到利益的文官以外,宗室藩王和勋贵武将都不喜欢朱允炆这个新皇帝。

  所以在北平和南京针锋相对的新形势下,北平的燕王朱棣是久经历练的满级大神,南京的朱允炆是刚出新手村的铁憨憨。

  朱棣起兵造反,不能说十拿九稳,起码在个人能力方面有巨大的优势。

  随着朱允炆削藩政策的推进,湘王朱柏自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被废为庶人,再加上都督宋忠、徐凯等人率兵包围北平,朱棣感到生命受到威胁。

  为了保命,也为了实现政治野心,朱棣拍案而起:“哼,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大罗法咒……”

  1399年7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根据《皇明祖训》里的亲王诛奸臣条款,号称“靖难”,意思是,皇帝朱允炆背离祖宗家法,我做为最有实力的藩王,要到南京讨个说法。

  这篇文章,我们要讨论的是定都问题,所以“靖难之役”的过程就不多说了,只说一点——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凭借独步当世的运动战水平,赢得战争胜利,夺取了大明朝的皇位。

  起兵不久,朱棣便攻克通州和蓟州,通州指挥房胜、遵化指挥蒋玉、密云指挥郑亨归附,这些老部下给朱棣带来八千精锐步骑。

  朱允炆派耿炳文讨伐,耿炳文在滹沱河南北两岸部署了13万大军,正好耿炳文的部将张保归附朱棣,朱棣便用反间计打心理战,逼耿炳文把大军全部部署在滹沱河北岸,然后“以奇兵出其背”,大破南军。

  随后朱棣到大宁裹挟宁王朱权,得到朵颜三卫,回到北平时,李景隆正在围攻北平。朱棣带着骑兵冒大雪袭击李景隆,连破七座营垒,把李景隆打到自闭。

  李景隆退到德州,集结60万大军,和朱棣在真定爆发大战。就在南北两军惨烈厮杀的时候,突然刮起大风,朱棣立即抓住机会,亲自带精锐骑兵绕到南军背后,顺着大风的方向放火,结果“官军大乱奔声如雷”,朱棣招降十余万人。

  实事求是的说,李景隆经过朱元璋的多年培养,能力应该不差,否则朱元璋也不会重视李景隆。

  退一万步说,李景隆真的能力不行,朱元璋看走眼了,那耿炳文的能力也不行?他可是经过尸山血海洗礼的开国功臣。

  但靖难之役爆发半年以来,李景隆败了,耿炳文也败了。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朱棣善于判断敌我双方的形势,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运动战水平已经炉火纯青。

  如果没有平安、盛庸、铁铉坚守山东,估计朱棣渡长江的日子,要提前两年。即便有他们三人力挽狂澜,朱棣也以一隅之地,和朝廷大军打的有来有往。

  对于造反的藩王来说,这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了。

  到了1401年底,虽然朱棣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的地盘,二三十万的军队,但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和朱允炆保持着战略均势。

  于是朱棣决定千里奔袭到南京,直取大明朝的首都,彻底解决战争。

  而朱棣的不败战绩向天下人证明,自己是绩优股,值得投资。朱棣越打越顺,南下途中武将纷纷归附,兵临南京时,朱棣更是行情高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都怕了:

  “朱长老,快收了神通吧,我们降啦。”

  就这样,朱棣用独步天下的运动战能力,打赢一场藩王造反的战争。

  4

  1402年6月,燕王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下诏以第二年为永乐元年,随后便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逮捕拥护朱允炆的朝廷文官,杀的血流成河,齐泰和黄子澄夷族,建议移藩的户部侍郎卓敬夷三族,方孝孺夷十族。

  第二是拨乱反正,凡是朱允炆罢免的官员和藩王全部复任,凡是朱允炆改的制度全部复原。

  第三就是确定迁都。

  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设立北京留守和行后军都督府,同时把宁王朱权徙封到南昌,谷王朱橞徙封到长沙,命高阳王朱高煦驻守开平卫。

  做为靖难之役的胜利者,前两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说也罢,唯独“以北平为北京”这件事,是朱棣的私心作祟。

  北平是大明朝的军事重镇,东北沿边士马都是围绕北平布置的,如果不是分封在北平,朱棣不可能得到朱元璋的倾力栽培,朱棣也没有实力发动靖难。

  可以说,北平决定了朱棣的命运。

  现在朱棣搬家到了南京,北平留给谁,他都不放心,他特别担心其他兄弟们效仿自己,或割据北平,或裹挟东北沿边士马南下,再来一次靖难之役。

  有些事只要发生过一次,就产生了榜样的力量。

  此外,大明朝确实需要迁都北方,但朱棣在西安没有根基,那么朱元璋策划多年的迁都西安计划,对朱棣来说,价值约等于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棣便顺理成章的发布“以北平为北京”的诏命,朝廷直接管理北平,并且徙封北平旁边的宁王和谷王到南方,让亲儿子朱高煦驻扎开平,监控北平。

  走到这一步,准备迁都西安的大明朝,便彻底扭转方向,改为迁都北平。

  大明朝从朱元璋设计的朝廷节制西北士马、藩王节制东北士马、东南负责经济生产的三足鼎立格局,转为朱棣设计的朝廷节制东北和西北士马、东南负责经济生产的双头军政格局。

  而为了把朝廷彻底迁到北平,朱棣做了一系列铺垫。

  1404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1405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命赵王朱高燧居北京。

  1406年,下诏建北京宫殿,派人到湖广、四川等地采买木材。

  1408年,命太子朱高炽监国,朱棣巡视北京。

  1411年,疏浚会通河。

  1413年,在昌平天寿山营造长陵。

  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工作,朱棣把迁都的气氛造足了,尤其是建宫殿和造长陵,几乎是明确告诉朝廷官员:“我意已决,迁都北京,无需再议。”

  得到朱棣的各种示意,朝廷官员也不会触朱棣的霉头,毕竟方孝孺夷十族的教训,可是记忆犹新啊。

  终于到了1416年,朱棣把迁都的问题摆在台面上,让朝廷文武群臣们商议。

  大家稍微讨论一下便向朱棣汇报:“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

  朱棣微微一笑:“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四年后,朱棣正式迁都北京。

  5

  自从懿文太子朱标薨逝,搁置三十年的迁都之议,随着朱棣迁都北京而尘埃落定。

  那迁都北京到底好不好呢?

  这事需要辩证的看待。

  我们在前文说,定都西安和北京,都能达到朝廷直接掌控沿边士马、震慑四方的目的,论军事,西安和北京是五五开。

  定都北京以后,朱棣重新疏浚京杭大运河,每年能从东南调五百万石粮食,如果疏浚江汉漕运,能调到西安的粮食也不会差太多,所以论经济条件,西安和北京也是五五开。

  西安和北京的真正区别是地理位置。

  西安的北部是榆林,西北是宁夏和甘肃,这些军镇距离西安有千里之遥,即便遇到蒙古侵袭,西安也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可做充分的作战准备。

  而北京本身就是军镇,出城走几百里就是长城,根本没有战略纵深,一旦蒙古侵袭就是兵临城下,大明朝的皇帝跑还是不跑?

  跑了,靖康之耻重演。

  不跑,蒙古破城怎么办?

  所以论战略纵深,北京远远不如西安。

  辽、金、元能定都北京,是因为辽金元是胡人王朝,他们的大本营就在草原,根本没有后顾之忧的说法。

  长城以南的山河四省是农业社会,辽金元只要招降地主和文武官员,便能设立流官政府,进行有效的管理,然后用汉地钱粮供养草原骑兵,实现农牧经济相结合,价值最大化。

  但大明是汉人王朝,大本营在中原汉地,而数百里外的草原是游牧社会,根本不可能设置流官政府,那么大明朝定都北京,便不能兼容农牧,只能做为防备蒙古、讨伐蒙古的最高规格军镇。

  这就要求定都北京的大明朝,历代皇帝都是朱棣那种能征善战的将军。

  纵观历史,这又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所以说,皇帝必然递降的能力和都城职能不匹配,就是定都北京的最大矛盾。

  如果要避免蒙古兵临城下,避免大明皇帝亲自出征,只有一个办法,边境防御线尽量向北推。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便在元上都设立开平卫,命晋王朱棡营造东胜城,封宁王朱权于大宁,此外还有兴和卫和万全卫,这些卫所、城池、封地,在长城以北打造了一条稳固的防线,距离北京数百里。

  结果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棣到大宁裹挟了宁王,把大宁兵马和朵颜三卫都调走,导致大宁成为一座空城。

  靖难成功,朱棣论功行赏,又把大宁赏给朵颜三卫,宁王徙封到南昌。

  没有大宁做犄角,开平卫就有些孤军深入了,朱棣在的时候还能维持,等朱棣驾崩以后,开平卫便支撑不住,1430年内迁到独石城。

  没有开平和大宁,兴和卫和东胜城也废弃,卫所被迁徙到内地。

  至此,朱元璋打造的北疆防线崩盘,大明边境退到居庸关、古北口一线。

  而得到大宁等地的朵颜三卫,很快便和漠北的鞑靼勾肩搭背,经常到居庸关和古北口外掳掠人口财物,深刻诠释了什么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明朝的都城北京,彻底成为一座边塞军镇,后世的大明皇帝被迫“天子守国门。”

  从军事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城市是不适合做都城的。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已经发生的事,当成必然发生的,但这些事,其实本可以有另外一些选择。

  总的来说,朱允炆能力低下导致朱棣靖难成功,朱棣靖难成功又放弃藩王守边政策、改变迁都地点,导致朱元璋最在意的政治遗产彻底崩盘,这意味着朱元璋的大明第一王朝已经亡了。

  迁都北京,以个人能力和威望治理大明朝的朱棣,开创了奉行“强人政治”的大明第二王朝。

  而朱棣迁都北京却没有重建边境防御体系,以及五次亲征的榜样力量,导致朱棣的后代出现瓦剌留学生朱祁镇,便是大概率事件。

  土木堡战败,文官开始执掌军政大权,大明第三王朝登上历史的舞台。

  这才是我们熟悉的大明朝。

  这一切的起点,都源自大明常务副皇帝、朱元璋的好大儿朱标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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