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昌力：中华竞争文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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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孙子兵法》的兵法思维构建中华文化竞争形态

　　中华文化正在遭遇西方文化的入侵，既然要复兴中华文化，那就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文化和什么是竞争文化？以往，很多人都将知识完全等同于文化。然而，知识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化的。因为，文化具有区别地缘民族偏好的特性，而知识没有区别地缘民族偏好的特性；文化以客观习惯传承为主，知识以主观创新学习为主。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呢？人类社会进入大同社会（世界各民族文化充分融和）之前，所说的文化一定是民族文化。因为，只有民族文化才具有地缘民族文化基因特征。因此，通俗的理解民族文化就是地缘民族在某一具体社会活动中表现出的共同行为特性，具体表现为地缘民族在饮食、服饰、劳作、社交、教育、工商、艺术、军事、科学、哲学和宗教等一切社会活动中的共同行为特性。笔者研究发现，世界各民族偏好所养成的行为习惯，不论有什么不同之处，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以优胜劣汰为核心价值理念和都以趋利避害为行为习惯。

　　可见，地缘民族在某一具体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共同行为特性，都表现为以优胜劣汰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趋利避害行为特性。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发展是无限的。地球资源有限性与人类发展无限性的矛盾，决定社会主体为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要更多占有资源，更多占有资源的社会主体就会优胜，更少占有资源的社会主体就会劣汰。因此，众多社会主体为了更多获取有限地球资源就必然会发生竞争，甚至是发生战争。所以，我们可以将民族文化高度概括为以优胜劣汰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民族趋利避害行为习惯特征。

　　例如：一说到东方文化，我们马上就想到“中庸文化”或者“太极文化”，一说到西方文化，我们马上就想到“丛林法则”或者“海盗文化”。可见，区别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地缘民族获取生存发展资源的趋利避害行为习惯特征，或者说区别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地缘民族获取生存发展资源的竞争理念差异。东方地缘环境与西方地缘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获取生存发展资源的趋利避害行为习惯不同，东方文化表现出以农耕文明为特点的被动竞争行为习惯，西方文化表现出以工商文明为特点的主动竞争行为习惯。

　　因此，说区别民族文化不同的主要标志，就是地缘民族竞争理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习惯不同。因此，笔者将民族竞争文化定义为：地缘民族以优胜劣汰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获取生存发展资源的趋利避害行为习惯特征。中华竞争文化以优胜劣汰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趋利避害行为习惯特征，主要表现为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三才”合一。中华先祖主张天统地，天就是天时地利的简称，人就是人和的简称，即天人合一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简称。

　　中华竞争文化是从农耕文明进化而来的，农耕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华民族推崇的获取生存发展资源的最佳状态。因此，中华民族为了实现农业生产竞争的优胜劣汰，就要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状态，即中华民族要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层面上，通过趋利避害实现优胜劣汰。《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通过天时地利人和进行趋利避害实现优胜劣汰的经典范例。所谓天时是指时间变动形成的明暗和冷热对竞争主体利害影响；

　　例如：《孙子兵法》的“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所谓地利是指地形变动形成的远近和高低对竞争主体的利害影响，例如：《孙子兵法》的“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所谓人和是指竞争双方以天时地利为前提的资源优化配置，例如：《孙子兵法》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层面上的趋利避害而优胜劣汰，是由竞争主体竞争能力强弱决定的，竞争主体的竞争能力强弱，是由竞争主体战略战术优劣决定的，竞争主体的战略战术优劣，是由竞争主体资源配置能力强弱决定的，竞争主体资源配置能力强弱，是由竞争主体内外环境利害影响因素决定的。

　　同等天时地利条件下，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竞争主体优胜，具有较弱竞争能力的竞争主体劣汰；同等天时地利条件下，具有战略战术优势的竞争主体优胜，具有战略战术劣势的竞争主体劣汰；同等天时地利条件下，具有较强资源配置能力的竞争主体优胜，具有较弱资源配置能力的竞争主体劣汰；同等天时地利条件下，具有较强内外环境利害影响因素治理能力的竞争主体优胜，具有较弱内外环境利害影响因素治理能力的竞争主体劣汰。这就有点像打牌“斗地主”，每个人所处的天时地利条件都相同，每个人的胜败主要取决于每个人所抓到的牌好坏（资源强弱）。

　　但是，同样是一手牌也会因配牌（资源优化配置）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胜败结果。可见，竞争主体的战略战术优劣、竞争主体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弱和竞争主体的内外环境利害，影响因素治理能力强弱，是决定竞争主体优胜劣汰关键。其中，最核心的是战略资源优劣和配置能力强弱，战略资源配置能力强弱的核心是战略战术，即《孙子兵法》主张的“奇正”战略战术。社会主体通过天时地利人和趋利避害，实现优胜劣汰中的天时地利比较好理解，笔者只着重阐述人和。

　　高度概括人和的核心内涵就是指以天时地利形成的利害影响为前提，所进行的资源优化配置，人和有两个方面内涵：第一是人类个体变动利害规律要顺应天地变动阴阳规律叫人和（ｈè贺）；第二是人类群体变动利害规律要顺应天地变动阴阳规律叫人和（ｈé河）。《孙子兵法》开篇就用“兵者，国之大事”主张国家是战争主体，即《孙子兵法》战场竞争是以团队人和（ｈé河）形式出现的。《孙子兵法》战争团队人和体现为“将受命于君”与“君命有所不受”战略战术阴阳合一动态均衡，即《孙子兵法》战争团队人和是以国家之君（统帅）与国家之将（主将）战略战术阴阳合一动态均衡为核心。

　　《孙子兵法》国家统帅与国家主将战略战术阴阳合一动态均衡的主要表现是通过战略“形兵”优化配置资源与战术“形兵”优化调整资源。然而，战略战术“形兵”必须以“知天知地”为前提，即《孙子兵法》推崇以天道（天时地利）为前提的人道（人和）。笔者高度概括《孙子兵法》的人和就是敌我双方通过战略“形兵”（战略资源优化配置）与战术“形兵”（战略资源优化调整）形成“奇正”战略战术优劣，从而通过“奇正”战略战术形成敌我双方的“虚实”（战机），进而通过“避实而击虚”实现敌我双方的“胜败”（优胜劣汰）。

　　《孙子兵法》对天时地利人和的主要表述体现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其中，“知彼知己”就是在战略战术决策之前通过“用间”“先知”敌我双方的人和情况，即“先知”敌我双方战略资源配置与调整对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的利害影响。这样敌我双方国家君主和国家主将就可通过主导“五事七计”战略谋划和“十二诡道”战术谋划，对以士卒为核心的人力资源（人）、以日费为核心的财务资源（财）和以粮草为核心的实物资源（物）进行优化配置与优化调整形成敌我双方的战略战术优劣，从而形成敌我双方战场竞争能力强弱，进而实现敌我双方战场竞争“胜败”（优胜劣汰）。

　　其中，国家君主的职能就是“兴师”开战前，以战略避害趋利为原则，通过主导“五事七计”战略谋划进行战略资源优化配置，国家主将的职能就是“致战”交战前，以战术趋利避害为原则，通过主导“十二诡道”战术谋划进行战略资源优化调整。国家君主主导的战略资源优化配置就是战略“形兵”，国家主将主导的战略资源优化调整就是战术“形兵”，战略“形兵”与战术“形兵”阴阳合一的过程就是《孙子兵法》的人和体现；“知天知地”就是战略战术决策之前通过“用间”“先知”敌我双方顺应天时地利的情况，即“先知”天时地利对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的利害影响。

　　这样国家君主与国家主将，就可以在充分考虑天时地利利害影响的前提下，通过主导“五事七计”战略谋划和通过主导“十二诡道”战术谋划进行战略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调整，从而形成“奇正”战略战术优劣。这就是《孙子兵法》天时地利的体现；孙子把“知彼知己”放在“知天知地”的前面，说明孙子在强调“知彼知己”人和（战略资源优化配置与战略资源优化调整）是第一位的。但是，“知彼知己”只能“胜乃不殆”，若想“胜乃可全”就得做到“知天知地”。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得知天时（时间变动）和地利（空间变动）是人和（资源变动）的前提。因为，天时地利变动影响人和变动，即人和资源配置变动顺应天时地利变动有利，人和资源配置变动逆应天时地利变动有害。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并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孙子兵法》战场竞争智慧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智慧的基础上，进化成为了“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战争（天时地利人和）智慧，并突出表现为“诡道”（变敌利为敌害与变我害为我利）优化配置与调整资源的人和智慧。

　　根据国防大学刘申宁教授的统计，中国有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4221种兵书。这些兵书所蕴含的战场竞争智慧对中国几千年社会进化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并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兵学文化。中华兵学文化是指以优胜劣汰为核心价值理念的中华民族战场竞争趋利避害行为特征，中华民族战场竞争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就是指敌我双方通过变动利害之道（变敌利为敌害与变我害为我利）实现优胜劣汰的特性。

　　战场竞争通常以主动竞争或者被动竞争为核心特征，《孙子兵法》战略“形兵”是以被动竞争为原则，例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和“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等等；战术“形兵”是以主动竞争为原则，例如：“兵者，诡道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和“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等等。

　　笔者研究发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兵学文化源自中华竞争文化，中华竞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兵学文化是几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精髓。笔者定义的中华竞争文化是指以优胜劣汰为核心价值理念的中华民族趋利避害行为习惯的特征，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太极文化”或者叫“中庸文化”就表现为以优胜劣汰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趋利避害行为习惯特征。

　　众所周知，以优胜劣汰为目的的趋利避害行为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天性通常表现为获取资源的行为习惯；人性有“本善”和“本恶”之说，东方文化通常主张人性“本善”，西方文化通常主张人性“本恶”。笔者认为，人性是“本善”与“本恶”阴阳合一动态均衡，人性“本善”属阳，人性“本恶”属阴，“本善”与“本恶”阴阳合一动态均衡是“太极文化”核心内涵。我们简单理解“本善”与“本恶”阴阳合一动态均衡就是该善则善和该恶则恶，并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层面找到动态均衡。这个动态均衡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的“中”。

　　因此，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层面上的趋利避害动态均衡就是“中庸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华竞争文化“中庸”的核心内涵不是竞争与不争，而是正当竞争与不当竞争。该竞争就竞争和该不争就不争就是正当竞争，该竞争而不争和该不争而竞争就是不当竞争，正当竞争可以确保社会主体的生存发展，不当竞争不能确保社会主体生存发展。因此，中华竞争文化“中庸”的核心内涵就是正当竞争与不当竞争动态均衡。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推崇被动竞争文化，例如：孙子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和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都是对中华被动竞争文化精典表述。中华竞争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天地万物变动阴阳规律来类比人类变动利害规律，并以天人合一作为趋利避害最佳竞争手段，例如：“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故善战人之势，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和“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等《孙子兵法》精典表述都是用天地万物变动阴阳规律来类比战场竞争变动利害规律。

　　这些天地万物变动阴阳规律中暗含着《孙子兵法》战场竞争智慧原理。若是从民族竞争文化价值角度上讲，可以将民族竞争文化价值高度概括为：民族定位决定民族价值，民族价值决定民族思维，民族思维决定民族认知，民族认知决定民族行为，民族行为决定民族成败，民族成败决定民族定位。笔者主张的中华竞争文化是现代中华竞争文化，不是传统中华竞争文化，传统中华竞争文化主要是指以《孙子兵法》代表的兵学文化，现代中华竞争文化是“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传统中华兵学文化和融入西方竞争文化形成的。

　　传统竞争文化和现代竞争文化的主要区别是：传统中华竞争文化是无规则的竞争文化，现代中华竞争文化是有规则与无规则动态均衡的竞争文化，有规则竞争文化是从无规则竞争文化演化而来；现代中华竞争文化核心内涵是商场竞争文化与战场竞争文化的动态均衡。其中，战场竞争文化主要以传统中华竞争文化为主，商场竞争文化主要以西方主动竞争文化为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中华兵学文化是现代中华竞争文化的鼻祖。这就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崇《孙子兵法》等中华兵学智慧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优胜劣汰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自然法则，也是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理念。然而，人类社会优胜劣汰的进化是人类社会主体竞争的结果，即没有人类社会主体竞争就没有人类社会优胜劣汰进化。可见，竞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永恒主题。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社会发展是无限的，社会主体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就要更多的占有资源，为了更多占有资源就必然发生竞争，甚至是发生战争。笔者所说的资源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资源，而是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体生存发展的人力、财力、物力、信息和智能等一切可控的资源。其中，财力和物力是有形资源，信息和智能是无形资源，人力是有形与无形合一的资源（资源太极）。

　　笔者研究发现，国家是现代人类社会主要的竞争主体，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以国家民众为核心的人力资源、以国家科技为核心的智力资源、以国家物产为核心的实物资源、以国家情报为核心的信息资源和以国家收人为核心的财务资源五大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家五大战略资源优化配置决定国家综合实力，国家综合实力决定国家竞争能力，国家竞争能力决定国家优胜劣汰。现代人类社会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和平时期有规则的商场间接竞争和战争时期无规则的战场直接竞争。商场竞争不可直接损害竞争对手，战场竞争可以直接损害竞争对手。

　　商场竞争是现代社会常态，战场竞争是现代社会变态；商场竞争通常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量变动力，战场竞争通常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质变动力；当商场竞争达到均衡时，商场竞争就可能转化为战场竞争；当战场竞争达到均衡时，战场竞争就可能转化为商场竞争；决定商场竞争动态均衡和战场竞争动态均衡的都是国家竞争能力强弱，决定国家竞争能力强弱是国家综合实力。例如：当今世界战略格局就是由美中俄等战略自主国家竞争能力强弱所决定的，美中俄若想改变世界战略格局就必须提升国家竞争能力。

　　然而，提升国家竞争能力就必然要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就必然要提升国家经济能力，提升国家经济能力就必然要提升国家商场竞争能力。由于，代表国家参与商场竞争的是企业。因此，提升国家商场竞争能力就必然要提升国家企业商场竞争能力。当战略竞争对手之间的国家商场竞争能力达到均衡时候，有规则的商场竞争就可能转化为无规则的战场竞争，代表国家参与战场竞争的就由企业转换为军队。因此，提升国家战场竞争能力就必然要提升国家军队战场竞争能力。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人类社会的进化就是在有规则间接竞争与无规则直接竞争之间交替进行的。现代人类社会的进化方式主要表现为商场竞争与战场竞争互动、互生、互变的动态均衡，这就是笔者提出现代中华竞争文化概念的核心价值所在。笔者研究发现，战场竞争智慧是人类竞争智慧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民族竞争文化的极端表现。《孙子兵法》开篇就用“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揭示了人类社会通过战争实现优胜劣汰进化的自然法则。

　　笔者将《孙子兵法》战场竞争智慧原理高度概括为“胜败”源自“虚实”，“虚实”源自“奇正”，“奇正”源自“形兵”，“形兵”源自“先知”，“先知”源自“用间”，通俗的解释就是敌我双方在“兴师”开战前或者“致战”交战前，以“用间”而“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为前提，敌我双方国家君主通过主导“五事七计”战略谋划进行战略决策和国家主将通过主导“十二诡道”战术谋划进行战术决策，对以士卒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简称人）、以日费为核心的财务资源（简称财）和以粮草为核心的实物资源（简称物）进行优化配置与调整（战略“形兵”与战术“形兵”）形成敌我双方“奇正”战略战术优劣，从而形成敌我双方“虚实”战机，进而通过敌我双方“避实而击虚”实现战场竞争“胜败”（优胜劣汰）。

　　敌我双方优胜劣汰的结果就是战胜一方的百姓“生”和国家“存”，战败一方的百姓“死”和国家“亡”。《孙子兵法》战场竞争智慧就是通过战场竞争实现百姓“死生”和国家“存亡”的优胜劣汰智慧，决定百姓“死生”和国家“存亡”的国家核心战略资源就是以士卒为核心的人力资源、以谋划为核心的智力资源、以粮草为核心的实物资源、以情报为核心的信息资源和以日费为核心的财务资源所构成的国家五大战略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调整。

　　敌我双方国家五大战略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调整决定彼此战略战术优劣，敌我双方战略战术优劣决定彼此战场竞争能力强弱，敌我双方战场竞争能力强弱决定彼此战场竞争优胜劣汰。这就是中华战场竞争优胜劣汰（胜败）之道，也就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兵学文化核心内涵。中华战场竞争优胜劣汰之道就是战场竞争变动胜败之道，战场竞争变动胜败之道就是战场竞争变动利害之道，即是指变敌利为敌害和变我害为我利的“诡道”。

　　《孙子兵法》战场竞争变动利害之道的表象是国家君主主导的“以道御术”战略“形兵”与国家主将主导的“以为术道”战术“形兵”，战略“形兵”理念通常是避害趋利，战术“形兵”理念通常是趋利避害。敌我双方战略避害趋利和战术趋利避害是通过彼此国家五大战略资源优化配置与与优化调整形成的，即“以道御术”战略“形兵”与“以为术道”战术“形兵”的阴阳合一就是国家战场竞争能力。可见，国家五大战略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调整是决定敌我双方国家战场竞争“胜败”的关键。

　　习近平主席曾在“十九大”发表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的重要讲话。习主席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华文化是“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即中华文化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核心价值理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就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核心价值理念的体现。

　　因为，地缘经济决定地缘文化，地缘文化决定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决定地缘战略，地缘战略决定地缘博弈，地缘博弈决定地缘经济。地缘博弈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和平时期的有规则市场博弈（商场竞争）和战争时期的无规则战场博弈（战场竞争）。其中，地缘经济是地缘国家的硬实力，地缘文化是地缘国家的软实力，地缘国家软硬实力是决定地缘战略的关键。所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经济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动态均衡。然而，经济不具有民族性，文化具有民族性。

　　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标志就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然而，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才具有区别世界其它民族文化基因的特性。所以，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标志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兴。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兵学文化是中华竞争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智库。所以，通过传承和弘扬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中华兵学文化形成现代中华竞争文化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使命。

　　笔者认为，中华竞争文化应该推崇西方主动市场竞争文化与东方被动战场竞争文化的充分融和。但是，若想使西方国家接受这种竞争文化，就必须找到可以包容东西方共同价值理念的文化形式作为载体。二十一世纪是世界单极战略格局向世界多极战略格局转化的时代，即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这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佳战略机遇期的到来。因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逐渐开始超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只要不发生战争中国超越美国就是时间的问题。但是，中国不论是和平崛起，还是战争崛起，只要中国试图超越美国，美国就绝对不会答应。

　　因此，美国开始联合世界盟友全面战略围堵中国，先是“打贸易战争”，“打贸易战争”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就开始“打科技战争”，并试图挑起“代理人战争”。美国“打贸易战争”、“打科技战争”和试图挑起“代理人战争”战略意图就是想通过战略“伐谋”和战略“伐交”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目前，中美战略博弈还处在有规则商场竞争博弈层面。然而，一旦中美之间的有规则商场竞争博弈达到均衡时，就很可能转化为无规则战场竞争博弈，并可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引发核战争。

　　笔者认为，就目前世界战略格局而言，避免军事冲突引发核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充分融和。但是，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中国应该发挥东方智慧，积极倡导东西方文化融和，并主动提出以东西方经济融和模式为主导的东西方文化融和模式。根据权威统计《孙子兵法》是仅次于《圣经》的世界第二大读物。这种现象是东西方文化竞争博弈的结果，同时也说明了东西方文化都十分推崇《孙子兵法》。因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竞争文化完全可以成为东西方文化融和的载体。

　　众所周知，现代人类社会是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体现就是竞争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可见，市场竞争的核心价值理念同战场竞争主体通过战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核心价值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才会有商场如战场的说法。现代人类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就是“全球化”市场经济。然而，战场竞争智慧要远远高于商场竞争智慧。所以，商场竞争智慧学习了很多战场竞争智慧。所以，我们可以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竞争文化植入“全球化”商场竞争之中，通过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竞争文化带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那么，如何“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兵学文化形成中华竞争文化呢？长期以来商场如战场仅仅停留在了理念层面，也就是说说而已，根本无法延伸到战略决策层面、战略执行层面和战略监督层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华兵学文化专家没有挖掘出商场如战场的原理，更没有思考什么是中华竞争文化！中华竞争智慧原理的成功挖掘，使商场如战场理念进一步延伸到了以国家和企业为代表的竞争主体战略战术、战略五行资源配置与调整和内外环境八卦利害影响因素优化治理核心操作层面。众所周知，习近平主席为了通过人类社会长期和平共处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审时度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

　　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是以世界各民族文化融合为前提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充分融合是以东西方文化充分融合为前提的，东西方文化充分融合是以东西方共同价值理念为前提的。因为，东方与西方冲突主要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主要表现为被动竞争文化与主动竞争文化的冲突，东方被动竞争文化是从农耕经济文明演化来的，西方主动竞争文化是从工商经济文明演化来的。东方被动竞争文化与西方主动竞争文化不存在好与坏，只存在着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缘战略需要，即生存和发展才是硬道理。

　　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被动竞争文化主导下，允许西方主动竞争文化输入的，并通过4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改革开放40年被动形成的主动竞争文化几乎颠覆了中国主流被动竞争文化，或者说所谓主流文化宣传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作用，支流文化实际作用要远远大于宣传作用。这种文化状态存在两大危害，第一是因西方竞争文化不可能占领中国主流文化的制高点，势必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第二是西方竞争文化侵蚀中国主流文化造成严重社会治理问题，甚至还会发生“颜色革命”。所以，中国社会是该精准定位中华竞争文化的时候啦！

　　另外，通过推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竞争文化，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带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从而通过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和确保人类社会长期和平共处，进而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面，笔者阐述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经济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接下来，笔者只简述中华经济伟大经济复兴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作用。笔者认为，世界战略自主国家商场竞争能力与战场竞争能力的动态均衡决定世界战略格局，国家战场竞争能力源自于国家商场竞争能力所形成的国家综合实力。国家综合实力源自于以国家收入为核心的财务资源、以国家情报为核心的信息资源、以国家物产为核心的实物资源、以国家科技为核心的智力资源和以国家民众为核心的人力资源五大战略资源配置能力与调整能力的动态均衡。

　　然而，上述五大战略资源配置能力与调整能力都源自于国家经济发展能力。所以，地缘经济就成了世界各国主要战略发展目标和战略攻击目标。因此，也才会有中美“贸易战”、“信息战”、“物资战”、“科技战”和“人才战”等系列战略博弈。中美系列战略博弈是《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战场竞争核心价值理念主导下的战略“伐谋”和战略“伐交”体现。中美系列战略“伐谋”和战略“伐交”博弈的核心价值就是将国家之间的无规则战场竞争战略延伸为国家之间的有规则商场竞争战略；

　　即将国家之间的战场竞争向以国家收入为核心的财务资源竞争延伸，以国家收入为核心的财务资源竞争向以国家情报为核心的信息资源竞争延伸，以国家情报为核心的信息资源竞争向以国家物产为核心的实物资源竞争延伸，以国家物产为核心的实物资源竞争向以国家科技为核心的智力资源竞争延伸，以国家科技为核心的智力资源竞争向以国家民众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竞争延伸，从而避免因战争引发核大战，进而确保现有世界战略格局主导者的既得利益。然而，以国家民众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竞争根本就是民族文化竞争，民族文化竞争就是民族价值理念的竞争。因为，民族文化决定民族价值，民族价值决定民族意志，民族意志就是决定“道者，令民与上同意”的核心要素。

　　可见，民族文化是决定民族战略的基础保障。所以，美国才会通过“颜色革命”暗中配合“伐谋”与“伐交”相结合战略搞垮了前苏联。现在，美国又故伎重演也对中国暗中实施了“颜色革命”配合“伐谋”与“伐交”相结合的战略，而且还取得了造成中国社会价值观十分混乱的显著战果！那么，中国为何不通过传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竞争文化来带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对冲美国“颜色革命”的负面影响呢？这就是“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兵学文化形成现代中华竞争文化的国家战略核心价值体现。

　　综上所述，高度概括现代中华竞争文化就是竞争双方以优胜劣汰为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内外环境利害影响因素优化治理，促进战略资源配置与调整，形成竞争双方战略战术优劣，从而通过竞争双方战略战术优劣形成竞争双方竞争能力强弱，进而通过竞争双方竞争能力强弱实现竞争双方的优胜劣汰。现代中华竞争文化是传统东方战场被动竞争文化与现代西方市场主动竞争文化充分融和的产物，传统东方战场被动竞争文化具有战略优势，现代西方市场主动竞争文化具有战术优势，传统东方战场被动竞争文化与现代西方市场主动竞争文化的阴阳合一就是现代中华竞争文化，其核心价值理念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太极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