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你可能不知道，忽必烈带着汉人屠杀了蒙古

lameihua

　　伯陵说：

　　在我们的印象中，

　　忽必烈是纯正的蒙古皇帝，

　　这么说是没错的，但不全对。

　　忽必烈能做元朝皇帝，

　　是因为得到汉人官僚和世侯的支持，

　　为此不惜屠了蒙古圣地哈拉和林。

　　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

　　对当下有深刻的参考价值。

　　1

　　蒙古草原的历史，以成吉思汗为标志，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早年间的草原部族，没有稳定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基本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松散的联盟，奉行强者为尊的丛林法则。

　　一旦统治家族的实力衰落，或者在战场上战败，麾下的部族便改旗易帜，追随实力强大的胜利者，成为其统治草原的人口红利。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鲜卑衰落了柔然崛起，柔然衰落了突厥称雄，随后契丹和女真相继统治草原。

　　也正因为草原部族没有向心力，大汉和大唐便可以利用部族之间的矛盾，招募带路党，轻而易举的掀翻匈奴、突厥的统治地位。

　　但自从成吉思汗开始，草原的生态环境变了。

　　成吉思汗把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拆分，然后以人口数量为标准，重新整合成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并任命亲信功臣为军政长官，最后以“千户”为单位，分封黄金家族的诸王。

　　这种草原生态，类似于中原地区郡县制和分封制的结合体。

　　成吉思汗的制度改革，给了草原稳定的领导核心，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的武功，给了蒙古强烈的民族记忆，从此以后，草原再也没有改旗易帜的事，从1206年到抗日战争，黄金家族后裔始终是草原的统治者，蒙古始终是草原的共同名号。

　　所以呢，汉唐那种招募带路党横扫草原的作战模式，便很难实现了。

　　就像列强可以培养民国军阀做代理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可能有个别人做五十万，但绝不可能出现某个地方的人集体倒戈一样。

　　蒙古统一之后，很快开始向外扩张。

　　因为蒙古草原除了青草就是牛羊驼马，以前部族之间互相攻杀的时候，还能不定期的释放经济红利，现在成吉思汗统一了，自然竞争抢夺资源便不可能了。

　　要增加牧场和牛羊驼马，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向外扩张是必然选择。

　　于是成吉思汗的骑兵到处攻城略地、摧毁城池：

　　“1213年冬11月至1214年正月，凡破90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

　　“汝南既破，下令屠城。”

　　“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

　　“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

　　类似的记载，在那个时代的史书里比比皆是。说到底，蒙古在中原屠城有三个好处，一是震慑周围的城池，二是抢劫财物，三是化农田为牧场获得长久的经济来源。

　　也正是因为屠城、抢劫、分封的诱惑，蒙古和金夏的归附军结成利益共同体，打下空前绝后的广袤疆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凶悍的政权。

　　蒙古骑兵的铁蹄踏破山河，但问题也随即出现，草原本土和新占领区的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

　　草原是畜牧经济，土地和人口只要封给贵族即可，以后就不用管了，而新占领区是农业经济，需要选拔人才、调整赋税、重建意识形态等等，总而言之，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

　　经济基础不同，矛盾便产生了。

　　随着蒙古领土的不断扩张，根据自身利益的不同，蒙古贵族们逐渐产生两种倾向：

　　一种主张杀掉新占领区的人口，把所有土地都变为牧场，代表人物是成吉思汗留下来的蒙古旧贵族。

　　另一种主张保留新占领区的人口，让他们种田织布，政府每年收取赋税，代表人物是耶律楚材等汉化归附官僚。

　　1230年的“农牧之争”，就是蒙古两条路线的初次交锋。

　　蒙古贵族别迭向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立即提出反对意见：“诚均中原地税、商税、盐、酒、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何谓无补哉？”

　　窝阔台听说有利可图，便让耶律楚材尝试一下。

　　耶律楚材在燕京设立十路征收课税使，任命陈时可、赵昉等儒生负责具体事务。第二年秋天，窝阔台巡视大同，耶律楚材把十路征收课税使缴纳的财富放到大堂，让窝阔台亲眼看看。

　　看到这些财物，蒙古旧贵族和汉化归附官僚的争论，才暂时告一段落。

　　1236年，耶律楚材重新制定赋税标准——

　　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国用。五户出丝一斤，赏赐贵戚功臣之家。耕田分为三等，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等等。

　　耶律楚材制定的赋税很轻，但从此以后，蒙古有了稳定的农业经济收益。

　　这也可以看做是汉化归附官僚的初步胜利。

　　耶律楚材

　　其实从长远来看，蒙古旧贵族的路线，几乎没有可持续性。

　　因为蒙古能征服的疆土是有边界的，越是离蒙古草原遥远的地方，蒙古的统治力就越虚弱，用开疆拓土来获取经济增长点，初期效果明显，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那么在已经征服的地方深度经营，恢复存量经济并且做强做大，便是蒙古唯一的出路。

　　所以蒙古内部虽然存在畜牧和农耕、杀汉和保汉的争论，但随着蒙古在中国的疆土越来越大，农耕经济的比重越来越深，汉化归附官僚也越来越重要。

　　此外蒙古在中原地区封了真定史氏、东平严氏等大批汉人世侯，这些汉人世侯和蒙古贵族也有权力之争。

　　例如1246年，那些封地在山东的蒙古贵族们，认为东平严氏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便建议蒙古大汗贵由，撤销东平严氏的职位，把地盘和军队分给蒙古贵族们。

　　这事虽然没办成，但东平严氏也知道了蒙古贵族们靠不住，肯定希望扶持一个自己人上位，将来代表自己的利益。

　　因为有相同的文化倾向，这些汉人世侯和汉化归附官僚便结为政治同盟，这意味着蒙古的“汉化”路线有了雄厚的武力保障。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的期待中，蒙古诸王忽必烈缓缓走来，和他们紧握双手，发出同志的问候。

　　2

　　忽必烈、阿里不哥、蒙哥都是拖雷的嫡子，而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根据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成吉思汗死后，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大部分遗产，包括60个千户。

　　伊尔汗国编撰的《史集》都承认：“拖雷拥有许多军队，比其他宗王们更为强大和独立。”

　　这份雄厚的家产，在拖雷家族崛起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48年，蒙古第三任大汗贵由去世，在钦察汗国首领拔都的支持下，继承拖雷家产的蒙哥，于1251年被忽里勒台大会选举为蒙古大汗，世界历史进入蒙哥时代。

　　做了大汗，蒙哥必然要提拔自己人。

　　当选大汗的同年，蒙哥便以“既长且贤”的名义，命弟弟忽必烈在金莲川（元上都、开平府）开府，“凡军民在汉南者皆总之”，辖区差不多是晋、冀、鲁、豫、陕、甘这些地区。

　　其实在哈拉和林藩邸的时候，忽必烈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对汉文化和汉化归附官僚非常感兴趣。

　　忽必烈任命赵壁为侍从，每天给他讲解儒学经文，任命董文用做文书，负责一切公文往来事宜。通过董文用的推荐，忽必烈招揽到河北肥乡的窦默，窦默又推荐了辽宁柳城的姚枢，给忽必烈讲解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曹州的王鄂有贤名，忽必烈礼聘到藩邸，给他讲解古今兴亡之道，而王鄂和汉人世侯顺天张氏有极亲密的关系。

　　佛教禅宗临济宗的海云和尚受忽必烈召唤，准备北上朝觐，路过大同遇到刘秉忠，便带着他一起北上，于是忽必烈得到“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的无双国士刘秉忠。

　　此外，真定路经历官张德辉很有名，也投奔到忽必烈的藩邸，请求忽必烈做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悦而受之”，看到忽必烈的诚心，张德辉又推荐了元裕、李冶等二十多名汉化官僚。

　　以上这些人，都成为忽必烈的原始班底、潜邸旧臣。

　　而主政汉地之后，忽必烈听从姚枢的建议，在汴梁设立经略司，专门负责屯田耕战事务，所谓“敌至则战、退则耕屯”，兼顾了农业经济和征服战争，负责人便是汉化归附官僚赵壁、汉人世侯史天泽。

　　1253年，蒙哥大封黄金家族的宗王，忽必烈得到关中地区，当时称为“京兆”，于是忽必烈任命姚枢为京兆劝农使，负责劝课农桑，廉希宪为京兆宣抚使，负责民政事务。

　　至此，忽必烈在汉地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

　　做这些事，可能是忽必烈仰慕汉文化，也可能是倾向汉化路线，但做为蒙古宗王，更大的可能是——

　　忽必烈发现汉地做为蒙古的新占领区，有巨大的权力真空，他想团结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填补汉地的权力真空，以此来增加他在蒙古政权中的权重。

　　不过忽必烈是成功的。

　　他利用蒙古贵族和汉化归附官僚、汉人世侯的分歧，以及蒙哥给予的机会，顺利成为汉化路线的总代表。

　　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忽必烈代表了汉地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了汉地的先进文化、代表了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的根本利益。

　　而拖雷嫡子、蒙古诸王的身份，又让忽必烈得到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

　　所以，未来的蒙古，一定有属于忽必烈的一份。

　　对于忽必烈的政治倾向，蒙古旧贵族们非常不满意，他们向蒙哥打小报告：“忽必烈得中土心，其心难测。”

　　所谓得中土心，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忽必烈得到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的支持，形成庞大的军政势力，另一种是忽必烈有割据中国的野心。

　　不论真相是哪种，蒙哥都必须做出应对。

　　于是蒙哥在京兆地区设立钩考局，查验京兆地区的赋税、田地、人口数据，并且搜罗地方官员、军队将领、地主豪商的罪名，准备给忽必烈一个教训，让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时的忽必烈只是蒙古众多派系的代表之一，在统治欧亚大陆的蒙哥面前，还没有太大的话语权。

　　面对蒙哥的责难，忽必烈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能亲自到行宫向蒙哥汇报工作，兄弟两人抱头痛哭。

　　擦干眼泪之后，蒙哥和忽必烈和解——

　　撤销搜查忽必烈罪状的钩考局，同时撤销忽必烈在汉地设置的各种机构部门。

　　这次和解，本质上是蒙哥和忽必烈的兄弟亲情，抵消了蒙古内部的巨大分歧。

　　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蒙哥的威望极高、忽必烈的羽翼未丰，一旦这个前提条件消失，兄弟亲情在巨大的政治利益面前，又能值几毛钱？

　　到那个时候，斗争了数十年的两条路线，都将推举自己的代表，迎来最终对决。

　　而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3

　　1258年2月，蒙哥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蒙古本部，随后兵分三路进攻南宋：

　　忽必烈和汉人世侯张柔攻鄂州，兀良合台自云南攻广西，蒙哥亲自率4万兵马攻四川，准备三路兵马在鄂州会师，沿长江东进，直攻临安。

　　从作战计划来看，蒙哥对南宋是志在必得的。

　　刘秉忠经常追随忽必烈出征，这次出发前，刘秉忠照例劝告忽必烈：“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听进去了，作战期间不屠城不抢劫，俘虏的人口也全部释放。

　　兀良合台的部队从云南出发，一路作战13次，击败宋军40万，到第二年春天便抵达湖南长沙城下。

　　所以这两路攻宋部队的进展都比较顺利，相较而言，蒙哥部就悲催了。

　　蒙哥的部队从宁夏六盘山进入陕西汉中，再渡过嘉陵江、剑门关，攻破隆州和雅州，包围合州城。合州守将王坚死战不退，导致蒙哥围城5个月都没攻破合州，最终在1259年7月死在钓鱼山。

　　后世对蒙哥之死有多种解释，有的说被宋军弓箭射死了，有的说感染瘟疫病死了，金庸说是杨过神功大成，把蒙哥打死了。

　　不管什么原因吧，总之，蒙哥死了。

　　既然蒙哥死了，便要选出新大汗，而最有力的竞争者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

　　根据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阿里不哥继位的合法性更高，而且阿里不哥留守哈拉和林，更容易得到蒙古本部、旧贵族和宗王的支持。

　　但根据汉地“国赖长君”的传统，拖雷嫡次子忽必烈的合法性更高，忽必烈又长期经营汉地，有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的支持，完全有能力争夺汗位。

　　可以说，蒙哥出征前的部署，在蒙哥死后彻底激化了矛盾，导致蒙古事实上形成两个权力中心，而两个权力中心的背后，是蒙古旧贵族和汉地官僚世侯。

　　那怎么办呢？

　　原本忽必烈还在继续向南打，但蒙古本部已经谋划拥立阿里不哥，并且一边征调漠南兵马，给忽必烈釜底抽薪，一边调漠北兵马南下，准备给忽必烈迎头痛击。

　　忽必烈的王妃发现不对劲，赶紧给前线送信，说赶紧回来吧，再不回来我们母子就没命了。

　　汉化归附官僚郝经也给忽必烈分析：“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愿大王以社稷为念，与宋议和，直造燕都。”

　　意思和王妃一样，你忽必烈做为汉地的代表，如果不能登临绝顶执掌乾坤，就要破家灭门死无葬身之地，前线的战事先放一放，回去争汗位吧。

　　于是忽必烈派赵壁和宋军议和，拔营北归。

　　1260年4月，在蒙古西部诸王（窝阔台庶长子合丹、察合台孙子阿只吉）、东部诸王（成吉思汗侄孙塔察儿）、汉化归附官僚、汉人世侯的支持下，忽必烈在开平城即皇帝位，建元中统。这些拥立者中，汉地官僚世侯是大多数，蒙古诸王是少数，只有40多人。

　　随后忽必烈设立中书省处理政务、十路宣抚司治理地方，任用的主政官员大部分是汉化官僚：

　　例如中书省平章政事是王文统，燕京路宣抚使李德辉、益都济南等路宣抚使宋子贞、河南宣抚使史天泽、平阳太原路宣抚使张德辉、东平路宣抚使姚枢、京兆路宣抚使廉希宪、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张文谦等等。

　　之所以这么做，忽必烈在即位诏书里也说了：“五十年来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消息传回漠北，做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西部诸王们（窝阔台嫡孙海都、蒙哥之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察合台之孙阿鲁忽、术赤遗孀）拥戴阿里不哥即位，称蒙古大汗。

　　其实蒙古东部诸王也反对汉化政策，只是东部诸王是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和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西部诸王关系较远，而且势力最大的铁木哥斡赤斤曾经想夺取汗位，被贵由处死，两边结下死仇，这才站在忽必烈一边。

　　可以说，汉化官僚和世侯是忽必烈的基本盘，蒙古将军是中坚力量，蒙古诸王只是锦上添花。

　　阿里不哥才是正统的蒙古大汗。

　　换届永远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候，这次也不例外。

　　因为蒙古诸王和旧贵族要保护既得利益，并在汉地开辟牧场，而新崛起的汉化官僚、汉人世侯、在汉地得到巨大利益的蒙古将军，想让得到的利益合法化，这里面隐藏着巨大的矛盾。

　　和以往不同的是，蒙古不再是诸王和旧贵族一家独大，汉化官僚和世侯们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已经有了雄厚的力量，可以和蒙古旧贵族们用武器讲道理。

　　实在讲不通的话，他们也有掀桌子的资本。

　　4

　　正因为双方的实力都很强，做了汉地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忽必烈，便和蒙古旧贵族爆发了三场大战。

　　当时蒙古西部诸王们、镇守六盘山的浑都海、镇守四川的怯的不花和明里火者，都明确站在阿里不哥一边。

　　这意味着阿里不哥控制着蒙古本部、新疆、中亚、西亚和四川宁夏的广袤地区。

　　唯一支持忽必烈的旭烈兀在伊朗地区，这种支持相当于没有，忽必烈的根据地只有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汉地。

　　所以忽必烈在进攻阿里不哥之前，必须稳固后方阵地，第一场大战便在关陇爆发。

　　1260年5月，阿里不哥派刘太平、霍鲁怀到京兆地区夺取兵权，汉化官僚廉希宪和汪良臣联手，将两人逮捕下狱，双方随即展开大战。

　　忽必烈麾下的汪良臣（蒙古汪古部后裔）、合丹、八春三路兵马会师，组成精锐兵团，在甘肃山丹地区，和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都海等人正面对决。

　　刚布阵成功，大风吹来，汪良臣立即命令部队下马步战，精锐的步兵从敌军左边冲入，然后穿透敌阵，从右边突围而出。同时八春部直冲敌军正面，合丹部绕道敌后截断退路，最终“大破敌军、关陇悉平。”

　　忽必烈的部队赢得干净利落。

　　第二场大战爆发在哈拉和林。

　　早在1260年5月，忽必烈便“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6月“命燕京、北京、西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以备军储”，并命令东平严氏带1.5万兵马赴开平，7月“命燕京、北京、西京、平阳等路宣抚司，造羊裘、皮帽、裤、靴皆以万计输开平。”

　　可见，忽必烈对大战是有物资准备的。

　　同年底，忽必烈统帅少量蒙古骑兵、大量汉人世侯亲征阿里不哥，两军在哈拉和林郊外大战一场，忽必烈大胜，阿里不哥离开哈拉和林，逃往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为什么忽必烈的战斗力这么猛呢？

　　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军事方面的，那些汉人世侯们“甲仗精锐、所向无前”，战斗力非常强悍，尤其是顺天张氏、东平严氏、真定史氏的军队，都是“荏习兵革，骑射突驰，视蒙古、回鹘尤为猛鸷”的强悍部队。

　　其二是经济方面的，阿里不哥的势力范围都是经济薄弱地区。

　　数十年前是汉地没有组织起来，才被蒙古骑兵屡次击败，现在忽必烈把汉地势力拧成一股绳，便形成碾压蒙古草原的经济优势。

　　史书记载：“哈拉和林之食粮饮料，皆自汉地转运而至”，忽必烈掌控了汉地，关闭通往漠北的物流通道，导致漠北“困于饥馑。”

　　没有物资，军队战斗力又不如汉人世侯，能打赢才见鬼了。

　　当然，阿里不哥也发现了后勤的问题，于是他凭借蒙古大汗的身份，任命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为察合台汗国之主，希望从新疆获得后勤补给。

　　结果在忽必烈连战连胜的背景下，阿鲁忽觉得阿里不哥没前途，便杀掉阿里不哥的使者，向忽必烈纳款称臣。

　　阿里不哥大怒，亲征察合台汗国，并在那里大肆屠杀抢掠。

　　这种粗暴行为，彻底惹怒蒙古的老革命们，他们认为阿里不哥是蒙古大汗，本应该保护蒙古老革命的利益，怎么能抢劫杀人呢？这特么是反动派啊。

　　于是这些蒙古老革命们陆续离开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只剩下数千士卒，在饥馑中苟且偷生，于1264年7月投降忽必烈。

　　至此，忽必烈基本平定蒙古西部诸王。

　　第三场大战是和蒙古东部诸王展开的。

　　我们前文说，封地在东北地区的蒙古东部诸王，也不喜欢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只是和西部诸王有仇，才暂时支持忽必烈。

　　这种联盟是很脆弱的，随着忽必烈的汉化政策逐渐推进，甚至在东北地区设置行中书省，这就侵犯了东部诸王的世袭利益。

　　于是在1287年4月，以铁木哥斡赤斤之玄孙乃颜为首的东部诸王，带着6万部队，掀起反抗忽必烈的叛乱。

　　次月，忽必烈从开平府出发，带着博罗欢（蒙古人）的蒙古军和李庭（汉化女真人）的汉军北征平叛。

　　在这次平叛战争中，忽必烈担心两边的蒙古军有勾结，只敢用李庭的汉军做前锋，并且在夜晚组织敢死队炮轰叛军阵地，才一举平定乃颜叛乱。

　　叛乱平定以后，忽必烈把乃颜裹在毡子里，在地上摔打数十次，直到摔死为止。

　　而参与乃颜叛乱的蒙古俘虏、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王族，都被剥夺家产和封地，迁徙到江南安置起来。

　　从忽必烈处理乃颜叛乱就能看出来，当年攻入哈拉和林的时候，这座蒙古最神圣的城池，肯定也遭到惨烈的洗劫……

　　一个蒙古人出身的皇帝，带着汉人军队洗劫了哈拉和林，就像燕王朱棣带着蒙古骑兵洗劫了南京，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不管怎么说吧，经过三场大战，忽必烈的皇位算是彻底坐稳了。

　　5

　　忽必烈的皇位坐稳了，但他建立的元朝却没有彻底稳定。

　　忽必烈毕竟是蒙古诸王出身，他启用汉化官僚和汉人世侯，只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一旦政治斗争获得胜利，忽必烈终究要兼顾蒙古的利益，遵循成吉思汗的祖宗之法。

　　他很明确的说过：“岂以我若汉高祖、宋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意思是，我不是刘邦、赵匡胤这样的开国皇帝，我的帝位是有传承的。

　　既然是有传承的，那就要照顾诸王和旧贵族的利益，就像忽必烈说的：“不敢忘烈祖之规。”

　　在这样的现实要求下，忽必烈逐渐开始新一轮的改革。

　　1264年，阿里不哥刚投降不久，忽必烈便下令废除汉人世侯的世袭地位，改以迁转法为升官制度。次年春又下令，以蒙古人为各路达鲁花赤、汉人为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这是降低了汉人的军事地位，提高蒙古人在政权中的分量。

　　1284年，忽必烈召集有名望的儒生到大都，提供了高规格的饮食和住宿，并且和官员们说要厚待儒生，可他又迟迟不愿意开科取士，不能给汉地儒生稳定的上升通道。

　　但忽必烈却接受了许衡的建议，选拔15岁以下、10岁以上的优秀蒙古少年，到专门开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毕业后分配到军政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

　　在人才培养方面，忽必烈也重新蒙古化，辜负了汉地从龙功臣们的期望。

　　忽必烈的政策倒是对底层人民不错，称得上轻徭薄赋。

　　1276年，元朝攻灭南宋，忽必烈下令“田租、商税、茶、盐、酒等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百余件，悉除免之”，除了田税和商税等正常赋税以外，南宋的一百多项苛捐杂税，忽必烈都给免除了。

　　而且田税只有每户两石，商税是三十抽一，理论上来说负担不重。

　　但问题是，忽必烈不是按照土地数量征收田税，而是按照户口征收，如果每户有两个人，交纳的田税是两石，如果每户有两万人，交纳的田税还是两石。

　　这种征税方式，必然刺激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底层人民为了免税而给地主豪强做奴仆。

　　所以忽必烈的轻徭薄赋政策，并没有给底层人民送去福利，反而因为是蒙古皇帝，给他叠加了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的双重buff。

　　总的来说，忽必烈既不能和北魏孝文帝一样，用消除鲜卑民族属性的方式，换取政权的实质性延续，也不能和成吉思汗一样，不在乎民族属性问题，用暴力的蒙古主义横扫世界。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就像是蒙古主义的修正主义，想打通蒙汉的内在联系，却卡在那道门槛上，再难以向前走一步。

　　这样的政权，自然很难得到各方势力的认可。

　　蒙古人觉得，忽必烈背离了成吉思汗的蒙古主义路线。

　　汉化官僚觉得，忽必烈背弃了创建元朝改革制度的初心。

　　底层人民觉得，忽必烈是非我族类的鞑子皇帝。

　　蒙古其他汗国觉得，忽必烈和元朝是大蒙古阵营的叛徒。

　　忽必烈付出了诸多努力，最终成了个四不像。

　　这就是忽必烈和元朝的政治光谱，也是对当下有深刻意义的历史教训。

　　而在元朝灭亡南宋的三年后，南宋越国公张世杰在崖山战败，军士大多溺死在海里，但有个姓陈的军人侥幸活了下来。

　　百战余生，他不愿再继续军旅生活，便抬脚北上，定居在江苏盱眙津里镇。

　　后来，他活到99岁，还生了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姓季的人家，二女儿嫁给姓朱的人家，两个女婿都不是富贵显赫的人家，数十年来始终在社会的底层苟活。

　　1328年，二女儿生下第四个男孩，夫妻两人给他取名为朱重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