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哥：1141年，岳飞回杭赴死的途中，专门去了趟黄梅

lameihua

　　（一）

　　11岁那年夏天，分外热，每个午后，我坐在爷爷栽种的桃树下，认认真真地看一本书，书名《说岳全传》。

　　我得承认，彼时文学素养不高，全程囫囵吞枣，但甚是上头。那本书简直太刺激了，满足了一个懵懂少年对800多年前历史的想象。看看章节目录：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谪金翅鸟降凡

　　麒麟村小英雄结义 沥泉洞老蛇怪献枪

　　岳飞巧试九枝箭 李春慨缔百年姻

　　夺状元枪挑小梁王 反武场放走岳鹏举

　　岳元帅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误走小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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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兽下凡、冒险获宝、美女爱英雄、一鸣惊人、上阵父子兵、百战不殆……各种吸眼球的戏剧元素都具备齐全。

　　故而，秋天开学后，我还在课堂上偷摸翻阅，过于痴迷，被语文老师用竹竿给扎了。

　　不骗诸位，那真是一根长长的竹竿呀。每逢晚自习，语文老师手持竹竿巡视，一旦发现端倪，竹竿倏地就扎了过去，行云流水，非常粗暴。

　　他还真把竹竿当成红缨枪来用。

　　关于枪法，《说岳全传》中有云：“打人千万，不如一扎。”

　　不过，语文老师挥竿的风姿比起岳飞舞枪自然差远了。

　　我为啥有这个比拟呢？

　　盖因我的家乡——湖北黄梅，被原国家体委认定为“武术之乡”，官方说法是本地民众皆习岳家拳和岳家枪。（目下岳家拳有两路，一路在湖北黄梅，系岳飞直系后人所传；一路在河南汤阴，系岳飞部属后人所传）

　　说来惭愧。对岳家拳以及黄梅人的习武之风，我端是一无所知。

　　上初中时，我把《黄梅县志》翻了数遍，隐约记得岳飞与黄梅有重要纠葛，但放眼四顾，周遭真没几个会功夫的人。

　　倒是有个初中同学，据说某年暑假去隔壁的武穴市（原名广济县，也有岳飞后人定居在此，通晓岳家拳）某武校练了俩月，可也没见战斗值升级，只是逢年过节，班级搞文艺活动，方上台表演，在《男儿当自强》背景乐中，他身着白衣白裤黑布鞋，手持朴刀，噼里啪啦甩上一通，最后来个鲤鱼打挺。不过有一回，他没能停上来，把现场气氛烘托到顶点。

　　谢谢这位同学。

　　其它的，我的确没感觉到吾乡跟武术有什么实质性关联。

　　细思量，不奇怪。在当下，传统文化和技艺已经加速没落和消亡，特别是在人口渐次凋零的县域。

　　好比说，黄梅被称作“挑花之乡”，我没见到周边的老乡们会这门手艺。

　　好比说，黄梅被称作“楹联之乡”，我就认识三个会撰春联的师长。

　　好比说，黄梅被称作“诗词之乡”，我知道最有名的作家还是民国时期的废名。

　　好比说，黄梅被称作“黄梅戏发源地”，我有十来年没见过线下唱戏了。

　　好比说，黄梅被称作“禅宗发源地”，我没见过懂禅更没见过修禅的乡亲们。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与友人说，黄梅真是可惜，文化资源独天得厚，可旅游愣是没做起来，更别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了，守着金山银山吃馒头。

　　扯远了。继续说岳。

　　我上高中，学文科，历史老师会反复教诲，岳飞是民族英雄，不是爱国英雄。

　　这道题充满陷阱。

　　大多数人在诗词《满江红》的洗涤下，脑子一热，就扯起袖子高呼，岳飞是英雄，大大的爱国英雄。但在民族大团结的宪法精神下，宋王朝与金王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岳飞抗金是内部矛盾。

　　有点绕吧。

　　其实，岳飞身后800余年，关于他的叙述、公共记忆与认同，一直在反复摇摆。

　　最早专门叙述岳飞的文献是《鄂国金佗稡编》和《鄂国金佗续编》，共58卷，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作者岳珂，是岳飞三子岳霖的小儿子。

　　解释一下这两本书名的由来。鄂，是岳飞死后追封的王爵；金佗，是岳珂定居嘉兴时的街坊名。

　　岳珂后来做官，官位还不低，但究其本质还是个文学家，喜好创造，加之又是为爷爷辩冤，就臆造了诸多事实。

　　比如说，岳飞大破金兵“拐子马”完全是夸大。

　　比如说，朱仙镇之捷只不过是虚构出的一次战功而已。

　　比如说，岳飞北伐即将成功前夕被12道金牌紧急召回纯属二次加工创作。

　　上述诸般，非我信口开河，实乃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考证。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相对而言，宋史最弱。而在宋史研究群体中，堪称大家者，唯邓广铭先生一人。

　　不过邓广铭先生还是蛮客观，他尽管修正了岳珂的不实，但也肯定了他的工作。

　　一首《满江红》，令人热血沸腾，但到底是不是岳飞所做？学界至今还在辩论。这首词是在明代，岳飞死后300年，才第一次显世，确实反常，就连《鄂国金佗稡编》和《鄂国金佗续编》都没收录。

　　邓广铭先生说，有可能是岳珂没找到，尽管他很努力……

　　但自岳珂始，南宋一代，对岳飞的叙述都是着眼于他的抗金生平，对他的冤死避而不谈。

　　很简单。明面上，是秦侩以“莫须有”罪名害死了岳飞，但没有宋高宗赵构的首肯，秦侩断不敢对军方大佬下手。秦侩只不过是赵构的白手套而已。

　　但在南宋，这个问题不能深究。南宋总共152年，赵构独占81年（包含太上皇期间）。故而，在官方叙述中，皇帝是好人，只不过被奸臣蒙蔽了，坏事都是奸臣干的。

　　在元代，华夷之辩是禁区，汉人被歧视，岳飞的叙述自然按下不表。

　　到明代，“土木堡之变”堪称“靖康之变”的翻版。在此羞辱的氛围下，抗击异族的岳飞被哄抬一个空前的高度：各地纷纷修建岳庙，文人争抢创作关于岳飞的诗词和戏剧。

　　至清代，大约是康熙年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钱彩，著有《说岳全传》二十卷，这是迄今最神奇的岳飞叙述，也是后世各种版本《岳飞传》的精神食粮。该书曾一度被禁，后得以流通，是将岳飞改造为尽忠尽孝的人，符合三纲五常。

　　进入民国后，岳飞的叙事中摈弃了华夷之辩和君臣之义，他被推向民族英雄和国家英雄的高度。

　　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的“少年丛书”中收录了一册《岳飞》，这是民国以来最早出版的岳飞著作，开篇写道：

　　“我国上下数千年中，名人亦不少矣。而一举其名，虽妇人孺子，里老走卒，莫不肃然起敬，至拟之为神，拜之如佛，则惟得两人而矣。其一则蜀汉之关壮缪，其一则南宋之岳武穆也。今考关壮缪之生平，其可传者，忠义之气过人，勇武之略盖世，受后人之崇拜，亦固其宜。然与武穆相比，则（武穆）又后来居上。而武穆之为人，尤足为少年之模范。“

　　就这样，岳飞成为孱弱时代孱弱民众的一剂强心剂。

　　再后来，马列主义和阶级意识被纳入历史考评，关于岳飞的叙述又经历了几次变化。最典型如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出了三个版本，横跨数十年，每版都小心修订。

　　1980年，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火遍全国。可以说，民间关于岳飞的形象构建基本来于此。

　　在评书前言里，作者也不无政治正确的说：“旧评书中精华糟粕并存。整理本对原书中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诬蔑农民起义军、美化多妻制、追求低级趣味和有碍民族团结的章节和词句做了必要的删改。突出了岳飞抗金和忠奸斗争的主题”。

　　可见，自古以来，岳飞的故事就不好讲。

　　老谋深算的张艺谋另辟蹊径，电影《满江红》里不见岳飞，但处处有岳飞的影子。只说英雄道英雄，不论其它。

　　这不是张国师的困窘，是所有岳飞故事讲述者的困境。

　　早在1930年代，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担任戏剧讲师的谷剑尘（中国戏剧教育先驱之一，先后任教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就认为：近代剧坛上有一个共通的趋势，即人们喜欢以现代剧的技巧来描写历史人物，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种极端的方法：“一是造成翻案，即是以利用原有的题材，给主人翁以一种新的灵魂和思想，而这种改变不妨是由作者的主观产生出来的。二是依据史实和一般人的共通观念而客观地保留原来的人物典型”。

　　谷剑尘在其编剧的《岳飞之死》中，凸显了内心的矛盾：

　　“但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一件值得挨骂的工作。写岳飞太忠实了，有点像民族英雄了，又给人骂一顿民族主义的走狗。自然，有一班人会想到岳飞是一个军阀（这我预备写的时候也想到），用新的进步的世界观，去重沽过去的历史，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企图，但是一般社会对于岳飞的观念是怎么样，如果我把他翻案，比给骂我民族主义的走狗的价值又当怎样呢？这，只怪不该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吧了。”

　　但最一针见血的还是教员。他曾经说：“我听见《风波亭》心里就难受，可是后来我发现，人这一生经多大难，办多大事，英雄一死就出了名，岳飞被杀，就家喻户晓并且流芳千古了。他流了血，这血就渗透到我们民族体内，世世代代传下来。他要是没流血，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据说，电影《满江红》票房近50亿，出品方必须感谢岳飞流的血。要是岳飞没流血，饶是四字哥哥流量再大、沈腾和小岳岳耍宝再搞、雷大头演技再好，都不好使。

　　骂张艺谋没啥意思。

　　如果把800余年的岳飞叙述当做一缸水，电影《满江红》只不过是一朵新浪花，砸向水面的石头里多了一块，叫消费主义。其它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