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主任：铁拳的艺术：稳定与混乱

lameihua

　　前些日子，老何的文章内容都有些沉重。今天，老何便同各位读者们聊点轻松的话题。

　　近日，刑部又一次发布了通知，决定在涉疫药品领域开展专项行动。

　　老实说，这些年各类专项斗争、整治、行动的次数是比较频繁的，大家工作也非常努力。

　　也正因为如此，经济下行、失业增长的三年间，国内的治安不仅没有恶化，反而相比某些时期更加稳定。

　　读者们应该也有感觉，这些年盗、抢一类与群众直接感受最为密切的犯罪行为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减少。

　　相比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年，且不说药物成瘾了，“零元购”、烧汽车等行为已经蔚然成风。

　　接下来，老何便为读者们说说失业率和犯罪率挂钩在中国失效的原因。

　　首先，这肯定是和中国信息技术的在全球的高度领先有关。

　　这些年，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如今的中国人已经不需要在家中、身上携带大量现金。这直接影响了盗、抢类取得型侵犯财产罪的收益，客观上降低了人身、住宅被直接侵犯的可能性。（《电信诈骗背后的历史行程》）

　　另一方面，低成本的信息技术还有助于预防未犯、破解已犯，进而提升整体的稳定程度。比如，天网系统的的确确让各种犯罪人员无所遁形，破案率也因此提升。

　　但……这些毕竟是客观因素。它们能真正发挥多大的治理效能，最终还是取决于人。

　　如果相关的规定本身存在很多空子，案子破了、人员抓了也难以定罪处刑；

　　或者在执行层面，实际使用这些工具的执行者们本身没有工作积极性，甚至同相关人员沆瀣一气，那这些客观优势也无法转变为实际效果。

　　也因此，从2012年开始的全面洗刷，到2020年开始的专项洗刷，其意义都不仅仅在于提升洁净程度，而是客观提升了这一领域的规范和效率，进而惠及了广大民众。

　　为什么中国的治安可以一直向好的方向进化，而西方在这一领域却长期存在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传统和制度共同的作用了。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在法律执行层面的治安资源分配是严重不均的，比如，富人区和贫民区、主流人群聚居区和少数族裔聚居区的警力数量便差异甚大。

　　相比之下，我们各级都存在转移支付，确保经济不那么发达地方的警力也能达到底线性数量。对部分欠发达但形势严峻的地方，资源分配甚至能进一步倾斜，确保秩序。

　　另一方面，西方虽然号称“分权与制衡”、“三权分立”，实际上民粹政客总是出于各种动机干预立法、执法、判决。

　　比如，为了获取相关人群的选票，对零元购的刻意纵容。常看国际新闻的，都会对美国治安领域的荒诞有所耳闻。

　　而且，正如老何在已经被消失的前文《混乱是谁的阶梯》中所述，诸多西方国家都以贵族联盟的形式实现建国。在此基础上，他们在制定、实施法律时便有充足的动机为自己留下口子，避免法律过于严苛把自己包进去。

　　也因此，英美法系的国家往往在立法、司法层面有大量给有钱人留下漏洞，比如保释、特赦、监狱私营等等。这和我们将罪刑、司法制度作为中央事权的制度有天壤之别。

　　当西方国家法律成为政客们和有钱人的玩物时，律师的费用当然就水涨船高了，而高昂的律师费用更是拉大了不同人群在执法司法上的境遇。

　　也因此，老何的不少同行们都对西方充满向往。毕竟，法律从业者在那边无论政治、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都更高。

　　利益决定取向，人类社会的本质。

　　总之，西方在治安领域的问题是传统的，更是制度性的，非经颠覆性变革是不可能改变的。

　　而我们这边，从大一统传统，到维护人民利益的初心，都决定我们有能力制定、实施更为严密的规范，惩处各类越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经济毕竟还没有那么发达，当下仍客观存在许多的矛盾、问题。

　　比如，伴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电信诈骗出现了爆发性增长，严重危害人民的财产安全，成为新时代的毒瘤。

　　这个问题严重到可能我们每人年均都接到过多次诈骗信息，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因诈骗而损失巨大的亲友。

　　但是，我们也在同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应对。信息收集、储存、处理的成本降低之后，预防、发现、处置的措施也在不断丰富。

　　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的犯罪预防措施，强化洗刷、强化技术、强化规则，都是在为新寒冬做准备。

　　虽然寒风瑟瑟未止，可至少我们这边为生活质量兜底的安全是有保证的。这也是应对寒冬、走出寒冬的必要条件。

　　可以对下行周期不乐观，但绝不需要对这片日益安稳的土地感到悲观。

　　君不见长松卧壑困风霜，时来屹立扶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