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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对于河北人来说,安禄山才是天降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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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30 18:27: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伯陵说:

  永远没有十全十美的时代,

  盛世的红利也只有一部分人能享受到,

  那些没有享受到盛世的人,

  只有一个想法:

  “你的盛世,与我何干。”

  1

  从“商鞅变法”到“陈桥兵变”,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历史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关东和关西的地域之争,或者说,是关东的核心河北,与关西的核心关中之争。

  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便是定都关中的秦国,和定都邯郸的赵国争夺乱世霸权,获得战争胜利的秦国,很快开始攻灭六国的进程。

  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刘邦和丰沛故旧们完整继承了秦国的基础,和定都彭城的项羽在荥阳对峙。

  而韩信率偏师横扫河北,不仅完成关中对河北的压制,还和刘邦一起集两大板块之力,在垓下合围项羽。

  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刘邦便一统天下。

  所以在秦汉年间,关中完胜河北以及其他地区,背后的原因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的:

  “关中膏壤千里,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经济占天下经济总量的60%,就是定都关中的秦始皇、刘邦建功立业的经济基础。

  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关中开始没落,河北逐渐崛起。

  汉光武帝刘秀“单车巡河北”,得到河北豪强的支持,并收服百万铜马军,凭借地利、财富和人口,建立起定都洛阳的东汉王朝。

  从此以后,河北成为决定天下归属的地理、经济单元。

  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夺取河北,便有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资本。西晋末年,羯胡出身的石勒攻占襄国(邢台)横扫河北,就可以自称赵王,和定都关中的刘曜分庭抗礼。鲜卑慕容部从幽州南下,击败冉闵占据河北,就建立起称雄五十年的慕容燕国。

  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关中唯一一次反超河北,是氐族出身的苻坚建立前秦,不过肥水之战时苻坚一败涂地,统治中原的生态位很快让给拓跋鲜卑。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定都大同,随后孝文帝迁都洛阳,从地理上来说,北魏是典型的关东王朝。北魏重用清河崔浩等关东士族,那么从政治光谱上来说,北魏也是关东王朝。

  直到北魏末年分裂,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占据太原和长安,关中才在数百年乱世中真正有了一席之地。

  把持西魏朝政的宇文泰创立府兵制、改革均田制、团结汉人豪族,成功把胡汉力量拧成一股绳,为日后的北周灭北齐、唐定关东打下深厚的军事基础、人口基础、经济基础。

  所以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大唐秦王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本质上是关中经过六百年的落寞后,凭借突然爆发出的强大力量,对河北地区的复仇,对关东势力的清算。

  而在汉光武帝刘秀到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数百年里,河北和关中结下的深仇大恨,以及两个地理经济单元的隔阂,远远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

  这点在李世民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

  627年,刚登基的李世民和大臣们聊天,说起人口的地域差异,就本能的抬高关中、贬低关东/河北,“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

  李世民是雄才大略的天降猛男,更是以宽容纳谏著称的千古一帝,就这,还有严重的地域歧视观念。

  可能李世民是无心之过,但无心之过恰恰说明,关中和河北的地域隔阂,是那个时代的人骨子里的东西。

  那大唐统一之后,东西的地域之争消失了吗?

  当然没有。

  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尉迟敬德、温大雅、秦叔宝等关东豪杰出了大力气,可以说,正是这批关东归附功臣要兑现战争红利,才把李世民推到逼父弑兄的处境上。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要夺回朝廷大权,便借“废王立武”事件,拉拢李绩、许敬宗等关东大臣,清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中权臣。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大唐都已经成立一百多年,以诗人王勃为代表的关东人士,依然借“二王三恪”之争,和关中人争夺大唐朝政话语权。

  可以说,东西地域之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主导权之争,贯穿了秦到北宋的千年历史,更是大唐前期的主旋律。

  那为什么河北能和关中争锋呢?

  主要是因为河北的实力太强了。

  关中势力的优势在于,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做为富庶地区,可以提供征服天下的经济基础,河西走廊和陕北草原只能养活游牧部族、小型割据势力,不可能诞生出争夺天下的竞争对手。

  所以秦汉隋唐都是开函谷关迎敌,以一隅抗天下。

  而从汉朝开始,河北便成为“土地肥沃人口繁盛”的地区,如果河北势力兼并了河南,那就更不得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评价过:“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

  安史之乱爆发前,颜杲卿说的更明白:“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

  可能一两句话不够直观,那我们再来看数据。

  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年间,全国屯田共有1039屯,仅河北道就有208屯,仅次于关内道的258屯。以粮食产量来算,全国屯田年产稻谷192万石,其中河北道屯田产量就有40万石,占比超过20%。

  大唐各地都有储粮的仓库,其中河北道有2100万石左右的存粮,远超关内道的814万石。

  这就是河北的经济实力。

  而从地理条件来看,河北西部是太行山,南部是黄河,东部是大海,北部是小型游牧部族,境内还有超大型铁矿、繁荣的马匹贸易,可以轻松武装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年间,范阳节度使管辖9.14万兵马,是天宝十节度使中兵力最雄厚的,再加上东北部的平卢节度使,河北兵马将近13万人,占大唐总兵力的26%。

  这就是河北的军事实力。

  实力这么强劲,历史上占据河北的枭雄要是没有野心,那才是见鬼了。在刘秀、曹操、石勒、高欢凭借河北崛起以后,大唐忠臣安禄山又一次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而安禄山掀起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对关中征服河北的反扑,更是关东人对关西人的新一轮清算。

  2

  要弄明白“安史之乱”的性质,我们必须弄明白,盛唐时期河北和关中的矛盾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说,大唐的历次政治地震都有东西地域之争的影子。

  但问题是,尉迟敬德、房玄龄、李绩、许敬宗等人帮助李世民、武则天夺权的时候,代表着关东人的身份。一旦夺权成功,在大唐“崇树今朝冠冕”的政治风气下,这些人加官进爵,正式进入士族的行列。

  此时,他们便脱离关东或河北的地域身份,而是和关中士族合流,成为大唐真正的统治阶级。

  于是,东西人士的地域之争,逐渐转变成整个大唐士族对底层人民的阶级压迫。

  所以关东和河北人士的政治斗争胜利,并不能给底层人民谋福利,反而随着大唐士族越来越庞大,关东尤其是河北地区的底层人民,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贞观末年,大唐的核心功臣家族共有25家,食邑24900户,这个数字,对国家和底层人民的负担并不重。

  但到了开元、天宝年间,核心功臣家族已经膨胀到140家,除了法律规定的食邑以外,随着政治纪律的松懈,他们还到河北等地购买土地兼并人口。

  而且很多人除了食邑和兼并土地以外,还有数量庞大的祖业,比如北周八柱国之一于瑾的曾孙于志宁,就和唐高宗李治说过:“臣自周魏以来,世居关中,资业不坠。”

  所谓“资业不坠”,意思是不论西魏、北周、隋、唐如何改朝换代,他们于家的资产都没有任何损伤,并且在稳步增长。

  这样的结果便是“国家租赋,大半入于私门。”

  河北原本就是大唐的赋税重地,史书上说“河北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再加上功臣、士族、官吏的剥削兼并,结果就是河北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抛弃土地逃亡山林。

  一句话,国家和士族对河北剥削的太狠了。

  河北底层人民的负担重也就罢了,而在大唐士族的阶级压迫下,门第不高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出路。

  因为大唐科举是不糊名的,答卷人是谁、出自哪里、和朝廷大员的关系如何,主考官们一看便知。

  这样的科举考试,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鲶鱼,逼着士族子弟们上进,并且在统治阶级内部筛选人才,根本做不到在全国公平选才。

  于是不能通过科举进步的寒门知识分子,就只能到边塞混军功,希望通过军功打开仕途的大门,而这种社会和政治风气,体现在文学上,便是大唐层出不穷的边塞诗。

  例如边塞诗人的典型代表高适是沧州人,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工作过,岑参是荆州人,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工作过。

  他们不是不喜欢长安的繁花锦秀,实在是蹲在长安没出路,才到边塞谋前程的。

  这些边塞诗人是有名的,其他没名气的更多。

  沧州人严庄,在大唐的官职体系下没有出头之日,就去幽州投奔安禄山,三四年时间便出任主簿,成为安禄山的亲信谋士。

  幽州人高尚,年轻时穷困潦倒,为了出人头地也投奔安禄山,数年时间便成为安禄山的掌书记,随时可以出入安禄山的卧室,亲信程度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凡是不被士族接纳的寒门知识分子,都到边塞节度使幕府混军功,提拔都很快。而那些追随安禄山的河北寒门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命运,不惜鼓动安禄山造反,希望打烂那个士族统治的大唐。

  这就让河北在经济、军事、地理优势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才优势,不论从哪个维度来看,河北都可以和关中抗衡了。

  而在关中和河北对立严重的时刻,民族问题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是学界一直在说的河北胡化。

  汉末三国以来,匈奴、鲜卑和各种杂胡在中原不停的打仗,打着打着就定居下来不走了。到唐朝建立初期,河北地区依然有浓重的胡人风气。

  大唐灭东突厥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听从温彦博的建议,把大量突厥人安置在河北。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年间,又有大量的契丹、粟特、奚等外东北部族归附大唐,并且迁徙到河北地区。

  数百年间胡人不断迁到河北,导致河北成为胡汉杂居的地方。

  注意,胡人不是以零散个体的身份迁徙河北,而是以部族为单位迁徙的,这意味着定居河北的胡人是完整的部族,他们有朝廷授予的土地、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有成建制的军队。

  这样的局面,和西晋末年的五胡特别像。

  而河北成为胡汉杂居的地方,势必要求治理河北的军政长官,必须是通晓胡汉事务的人才,为了应付东北边境的战争,这个军政长官还必须能征善战。

  于是在李林甫的建议下,唐玄宗李隆基选中了胡人出身、兼通汉家习俗的安禄山,并且大力提拔胡人将领,取代汉人将领。

  这么做的目的,当然不是李林甫为了排除异己,而是相比民族属性单一的汉人军政官员来说,民族属性复杂的胡人军政官员,能妥善处理胡汉事务,而且通过提拔胡人将领,可以把胡人部族纳入大唐的军事体系,增强河北的军事防御力量。

  我常说唐玄宗李隆基的选择空间很小,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关中和河北的地域矛盾、士族和寒门的阶级矛盾、河北的胡汉合流,就是大唐最大的一个火药桶。

  这也是安禄山赶上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历史进程的推动下,安史之乱这种造反战争是必然发生的。

  因为在河北人看来,你的大唐不是我的大唐,你的大唐盛世与我何干?

  即便安禄山死了,河北人跟着安庆绪继续干,安庆绪死了,史思明和史朝义父子接着打。

  说到底,做为大唐统一战争的失败者、大唐盛世的被剥削者,经济繁荣且军事实力强劲的河北人,不愿意和大唐一起过日子了。

  3

  7世纪初,李世民平定河北给大唐奠定根基,但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大唐“强枝弱干”的历史惯性,以及朝廷指挥西北藩镇平叛不顺利,导致大唐错过平定安史之乱的窗口期。

  从此以后,大唐再也没能彻底平定河北,河北也没能真正独立建国,而是大唐册封安史降将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三镇节度使表面上臣服于大唐。

  这就是河朔三镇。

  可以说,以安史之乱为核心的东西之争,双方没有分出胜负,打成一个平手。

  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

  马春华老师在《浅论唐代河朔三镇长期割据的财政原因》里做过估算,失去河北税收的大唐朝廷,依赖江淮的赋税为生,每年的财政收入是3000万贯左右,除去官员工资、神策军的军饷、赏赐和消费以外,户部平均盈余200万贯,皇帝内库平均盈余300万贯,总计500万贯。

  每年500万贯盈余,看起来不少,但打仗是特别烧钱的活动,几千万贯也只够战场几个月的消耗,而要得到这几千万贯,大唐朝廷得积累十几年。

  以大唐的财政水平,武力平叛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大唐直辖河北的时候,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河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河朔三镇建立以后,虽然也征收重税招兵买马,但因为税收不用上交长安了,也没有士族和官僚剥削了,所以河北底层人民的负担减轻不少,河朔三镇也有相当充裕的财政盈余。

  魏博镇的年财政收入是171万贯,盈余42—95万贯,成德镇的年财政收入是153万贯,盈余9—68万贯,幽州镇的年财政收入是112万贯,盈余在4—50万贯之间。

  河朔三镇的盈余不定,是因为三镇的兵马数量不定,而且资料销毁,只能估算个大概数字。

  不管怎么说吧,没有大唐朝廷和士族官僚的剥削,河朔三镇或多或少有一些财政盈余,这些钱可以用来赏赐士兵、修缮城池、打造装备。

  所以魏博镇在田承嗣的治理下,“不出十年、既庶且富”,成德镇在李宝臣的治理下,“士驯业、农力穑、工就务、商通货”,幽州镇也差不多,士马精强,睥睨四方。

  这样强劲的藩镇,又岂是大唐几个月可以打下来的?

  既然河朔三镇的实力强劲,为什么不继续反大唐呢?

  答案是,河北人民不想打仗,节度使不能打仗。

  因为河朔三镇建立以后,河北人民已经得到满意的经济利益,他们害怕的只有两件事:

  其一是大唐朝廷重回河北,继续和以前一样剥削河北人民,这会破坏“安史之乱”带给他们的既得利益。

  其二是河朔三镇节度使反攻大唐,必然要加税和扩军,这同样会破坏“割据河北”带给他们的既得利益。

  于是,安史之乱后河北人民的诉求就是,实现河北和平自治。

  河北人民不愿意打仗,河朔三镇节度使便不能独立建国,为了维持世袭地位,他们便要一边向大唐称臣,表面上服从大唐的管理,一边向士兵们发钱,用利益维护士兵的忠心。

  结果便是,长安朝廷册封河朔三镇节度使,河朔三镇节度使收买士兵,关中和河北、朝廷和藩镇,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安史之乱,也成为一场永远没有结束的战争。

  可以说,经济问题决定了晚唐的历史进程。

  4

  关中和河北的新型对立格局,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

  安史之乱和河北割据自治,让大唐朝廷感受到河北的雄厚实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唐初年歧视河北的地域观念,积极吸纳赵郡李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的子弟入仕。

  于是初唐不显赫的“五姓七家”,到了晚唐纷纷出任宰相,他们和关中士族合流,成为大唐新的统治阶级。

  而河朔三镇割据自治,大唐朝廷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反叛,便围绕河朔三镇建立了一系列的防御型藩镇,后来为了防止这些新藩镇反叛,又建立了一系列藩镇,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也就是9世纪初,已经有了48个藩镇。

  结果就是大唐彻底碎片化,中央集权的盛唐景象一去不复返,全靠藩镇互相制衡,维持着大唐相对太平的局面。

  藩镇林立的局面,必然需要大量的工作岗位,对于没有上升通道的寒门知识分子来说,其实是个利好消息。

  他们不需要和前辈一样,围绕在安禄山的周围,以反唐为终生事业,只要有真才实学,他们就能在藩镇谋一份差事。

  这些寒门知识分子在藩镇工作,尤其是在河朔三镇工作,把中原的仁义教化带到河朔,经过长达百年的耳濡目染,河朔三镇以及其他北方藩镇的胡人节度使们,逐渐汉化。

  到晚唐的时候,基本扭转了河北胡化的环境。

  在这种重新汉化的环境下,才有成德、魏博两镇节度使认同中国文化的行为,才有沙陀出身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只手扶唐社稷”的壮举。

  唯一例外的是幽州镇。

  幽州是河北离边塞最近的地区,原本就是胡人进入河北的第一道大门,所以割据自治以后,幽州没有和成德、魏博一样逐渐汉化,反而胡化更严重了。

  例如有个留在范阳的卢氏子弟,都20多岁了,还能说出“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的话。

  名门士族的子弟都这样,更不用说普通人家的子弟了。

  幽州镇不认同中原文化,意味着幽州社会性死亡,被开除中国籍了。

  五代十国时期,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的“幽云十六州”,河北部分和晚唐的幽州节度使辖区完全重合。

  这不能说是巧合。

  唯一的解释是,幽州严重胡化,导致中原汉人、汉化胡人都不认可幽州是中国的领土,留在中国和割给辽国,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安史之乱打开了寒门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重新汉化了河北地区,但也埋下“幽云十六州”离开中国四百年的隐患。

  而节度使们不能独立建国、却又希望得到世袭的地位,就必须大力赏赐藩镇士兵,以求得到藩镇士兵的拥护。

  这样长达百年的赏赐过程,导致藩镇士兵的胃口越来越大,动不动就要求节度使发赏钱,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驱逐甚至杀死节度使,犹如家常便饭。

  这就是晚唐的骄兵风气。

  这种骄兵风气,从河朔三镇蔓延到江淮,从淄青蔓延到凤翔,整个大唐都出现了军权从皇帝下移到节度使、再下移到藩镇士兵的过程。

  为了得到骄兵的拥护,藩镇节度使们都养成“与士卒均寒暑”的习惯,也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敢和朝廷士族一样搞官僚主义作风。

  这是安史之乱送给士兵的时代红利,也是五代十国兵变无常的起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本质上也是晚唐骄兵风气的延续。

  随着历史周期律的演进,大唐朝廷不可避免的衰落,官场腐败、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激起黄巢起义。

  880年,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朝廷用重金打造的神策军一败涂地,至此,大唐的遮羞布被彻底撕开,再也没有威慑天下的力量,不能控制遍地藩镇了。

  曾经傲视天下的河朔三镇,早已成为安史之乱的既得利益集团,节度使、士兵、农民沉浸在“河北和平自治”的既得利益中不可自拔,彻底丧失了乱世争霸的资格。

  也就是说,关中和河北同时跌落下巅峰状态。

  乱世的舞台,将由大唐和河朔三镇共同培养的骄兵、悍将、藩镇共同演绎。

  唱主角的,是脱胎于黄巢起义军的宣武节度使朱温,以及出身于沙陀部族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而河东和宣武的争霸,也预示着在此后的千年里,东西对抗将转变为南北博弈。

  5

  所以,到底该如何评价安史之乱呢?

  我觉得应该是——

  安史之乱是大唐版的“五胡乱华”,但因为大唐实在太过耀眼,不论士族和节度使造成多大的破坏,大唐两个字始终是凝聚人心的一面旗帜,于是战后的各方势力,在大唐的旗帜下展开一系列博弈。

  当朝廷、士族、寒门、节度使、胡人都得到相对满意的利益时,便形成了各方势力的动态平衡,给大唐续命150年。

  但也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必然爆发的安史之乱,给上一个千年东西对抗的铁骑嘶鸣,划上圆满的句号,给下一个千年南北博弈的刀光剑影,写下第一笔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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