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加盐：苏东坡（全文畅读版）

lameihua

　　苏东坡，是中国人最喜爱的古人之一，甚至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之一”都可以去掉。

　　喜欢苏东坡的，往往并非因为他的才华，虽然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更多却是因为他的洒脱，他的情趣，他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他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

　　一个中国人，只要开始关注精神世界，就一定会爱上苏东坡。

　　你会发现，你想追求的状态，苏东坡早就达到了；你想表达的心思，苏东坡早就用最优美的文字歌咏过了；你想去往的梦想之地，苏东坡早就在那静静地等着你了。

　　现代社会，很多人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而感到更大的幸福，反而陷入到前所未有的空虚、无聊、焦虑、痛苦、迷茫的精神危机之中。

　　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能回过头来，和东坡先生聊几句，也许会找回内心久违的安宁。

　　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苏东坡的世界。

　　1　家世

　　设想你是900年多前的宋朝人，从成都坐船，沿府河顺流而南，几个时辰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从狭窄的府河进入一条宽阔的大河，此即是岷江。

　　岷江奔流向南，在乐山与从西北方向而来的青衣江交汇，形成了一个大约六十度的锐角。这个锐角区域，分布着丹棱、眉山、青神等几个县，隶属于大宋朝的眉州府管辖，这就是苏轼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苏氏一家从唐朝起就定居眉州，据苏轼的父亲苏洵考证，他们这一脉，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苏味道传下来的。唐中宗推翻武则天统治，恢复帝位后，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于五十八岁时逝世于此。其子孙定居眉州，开枝散叶，形成了眉州苏氏大族。由于苏味道是赵州栾城人，所以苏家后人一直自称为“赵郡苏某”。

　　世事悠悠。中华大地在开元盛世后，又迎来了安史之乱，经历了中唐、晚唐的苟延残喘，遭逢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大乱，才终于进入了宋朝，此时，已经是两百多年过去。

　　苏家传到了苏杲（gǎo）这一代，虽然算不上名门望族，但也是世代诗礼的读书人家。后人记载他“善治生，有余财”，意思是善于经营，家里颇有积蓄。

　　苏杲的命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命好在于，他生了九个儿子；不好在于，九个儿子有八个英年早逝，只有一个活了下来，名叫苏序。

　　这里不得不感叹，古代人，能活下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能活到一定年纪，有所成就，那更是天大的运气。

　　苏杲去世时，家里还留有良田一百多亩，眉州城里私宅一座，以及家族生意一摊，本来日子应该能过得很好。但传到苏序手里，他不善经营，又急公好义，救济别人的困难比自己有事还着急，结果搞得自己饭都吃不上了。

　　不过好在吉人自有天相，每次穷到饥寒交迫的时候，又总能缓过来，苏序便道：“我早就知道不会一直受穷的”，结果下回就更慷慨了。后人说他，“以此穷困厄于饥寒者数矣，然终不悔。”

　　苏序有三个孩子，苏澹、苏涣、苏洵。大哥苏澹和二哥苏涣都用功学习，致力于考科举，获功名，而三弟苏洵却吊儿郎当，苏序也不大管，就随他去。后来，苏澹不幸早逝，苏涣却考中了进士，是宋代眉山最早考中进士的读书人之一，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

　　苏涣中进士时，其弟苏洵才十五岁，正是爱玩的时候。哥哥中进士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太大影响，每天还是只顾着游山玩水。

　　十八岁时，苏洵结婚了，妻子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女儿，姓程。历史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后人们只能称之为“程夫人”。

　　程夫人的一生，当时人或许视为平常，但在我们后人看来，未免太过悲惨。她先后生了三个女儿，两个夭折了。生了三个男孩，也只活下两个。

　　苏洵依然是游手好闲，程夫人虽然不敢指责丈夫，但是内心毕竟闷闷不乐。而且从大户人家嫁到清寒的读书人家里，日子也过得捉襟见肘。

　　公公不善于打理家财，祖辈留下的财产基本上耗光了；大伯虽然考上进士，但也就做个小官，连自己家都顾不过来；自己老公——唉，不说也罢。

　　有人跟她说，你娘家这么有钱，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程夫人说：“虽然我可以找爹娘，但是我丈夫就会留下要仰仗别人才能养活妻儿的名声”。她知道，凭苏洵骄傲的性格，这样做是绝对不可以的。

　　好在生活也没有全然亏待她。尽管孩子夭折了三个，但还是有三个活了下来。在丈夫到处游逛的日子，她一边操持家务，一边教孩子，总算是有一些慰藉。

　　苏洵一直晃荡到二十四岁，不知为何，突然悔悟，开始发奋读书。

　　他本以为，凭着自己的聪明，考个进士易如反掌。没想到苦读两年，连乡试考举人都没有考过。

　　苏洵又羞又愧，把以前所做的几百篇文章一把火全都烧了，边烧边说：“这写的啥玩意儿，跟没学一个样”，于是又拿出《论语》《孟子》《战国策》《韩愈集》等书籍，从头开始苦读。

　　这一年苏洵二十六岁，按古代算法是二十七岁。后来儿童学的《三字经》里面有一句“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就是讲的这事。

　　二十八岁那年，苏洵离开父母妻儿，独自一人上京去赶考，连考两年都没考上。最后只好大江南北到处游历一圈，才回家来。

　　经过几次考试不中，苏洵基本上绝望了。开始把理想寄托在孩子们身上。虽然长子已亡，但毕竟还有两个儿子健康地活着，而且看起来甚是聪颖。

　　其中大的那个，谁都能看出是天才，但性格太奔放，不善于藏拙，未来可能会过得比较坎坷。

　　小的那个，天赋也很不错，更重要的是性格沉稳谦虚，也许能过得好一些。

　　于是，苏洵就给大的起名叫“苏轼”，所谓“轼”，就是马车的座位前方，作为装饰物的一根横木。

　　苏洵解释说：“车轮、车轴等，在车上都有自己的用处，独有车轼好像没什么用处。但是，一辆车少了轼，就不成其为车了。轼呀，我很担心你不懂得掩藏自己呀！”。

　　小的起名“苏辙”。所谓“辙”，就是马路上车辆走过留下的痕迹。

　　苏洵解释说：“天下所有的车，走路都要沿着车辙走，但是说起车的功劳，辙却并不在其中。但是，车子翻了，马累死了，这些灾祸也不会波及到车辙，所以这个辙，是善处祸福的。辙呀，我知道你能免灾的。”

　　“知子莫若父”，日后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命运，如同苏洵在《名二子说》里面讲的，一模一样。

　　2　孩提

　　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换算成公元纪年，是1037年1月8日。

　　这个日子大家要特别注意，古代计算年份，是把头年和尾年都要算上的，与现代算完整经历的年份不同。

　　例如苏轼满月那一天，是景祐四年一月十九日，由于中间跨了一个春节，按古代算法，苏轼已经两岁了；但按现代算法，那一天是公元1037年2月7日，苏轼出生才三十天，算零岁。

　　所以，苏轼是传说中“虚两岁”的人。我们看古书上苏轼的年龄，要减掉两岁，才和现代人理解的相符。本文凡是提到年纪的地方，都换算为现代算法。

　　由于父亲总是在外赶考和游历，苏轼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程夫人本身出身于书香世家，所以能带着孩子们读书。

　　程夫人教育孩子时，更关注的是品质修养，而不大关注应试的内容。她曾和苏轼、苏辙说：“你们读书，不要学那些书生，每天只想着求取功名。”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有一回，程夫人给苏轼讲《后汉书》的《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臣，品行高洁，天下所知，后来被权臣谋害，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不逃，决定以身殉理想。

　　范滂跟母亲说：“弟弟很好，能供养您。我要去黄泉陪同父亲了，请您不要悲伤。”

　　他母亲说：“你能和李膺、杜密这样的大贤臣齐名，死有什么可遗憾的！既有了好的名声，又想要长寿，怎么可能兼得呢？”

　　苏轼听了这个故事，热血沸腾。他问妈妈：“如果我以后也要当范滂这样的人，您会同意吗？”

　　程夫人说：“你能当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当范滂之母吗？”

　　苏轼六岁时，被送到学堂去读书了。说是学堂，其实是一座庙宇，名叫天庆观；老师是一个道士，名叫张易简。大概在当地很有名，所以很多家庭都把孩子送过来学习。

　　入学不久，有一次，有人从京城来，拿了一篇文章给张道士看。

　　这是一首四言长诗，名曰《庆历圣德颂》，内容是描写宋仁宗提拔了十一位大臣，歌颂皇帝知人善用。

　　苏东坡虽然只有六岁，但是站在旁边就把全文给念了出来，并且理解了其中的内容。他问老师：“这里面写的十一个人都是谁？”

　　老师说：“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

　　苏轼回答：“难道这些人是天上的神仙吗？如果是神仙的话，那我不敢问。如果是人的话，那知道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

　　老师觉得这娃了不得。便细细给他讲了。并告诉他，其中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当代人杰啊！

　　苏轼把这几个名字深深印在脑海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日后他的生命，将会和其中两位深深纠缠在一起。

　　在天庆观上了两年学以后，苏轼回到了家里，跟父母读书。此时，由于家计艰难，苏洵和程夫人从苏氏大家庭里分家出来，住到了眉州城里的纱縠（hú）行，做一点纱绸之类的生意。

　　此后苏轼就一直以此为家，日后诗文回忆里，多次提到纱縠行的老宅。

　　眉山纱縠行苏轼故居（后人重建）

　　老宅后面有一个小院，是苏轼兄弟经常玩耍的地方。由于程夫人要求孩子们和婢女仆人们都要爱护小动物，不能杀生，所以后来有很多小鸟也不怕人，都跑来他们家的院子做窝，甚至把窝做得很低，苏轼不用爬树、不用搬梯子，就能看到窝里的鸟蛋和小鸟。

　　苏轼年轻时只觉得好玩，长大了回忆起来，就感叹道：我妈妈太善良了。这些小鸟也是因为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反而会保护它不受蛇鼠等的伤害，所以才来我家住的。

　　程夫人还有另一个让苏轼深深感到受教育的地方：他们家搬到纱縠行不久，有两位婢女正在干活时，突然地陷下去，后来发现下面是一个地洞，洞里有一个瓮，用乌木板盖着。

　　古代人喜欢把金银财宝藏在地底下，这里出现一个瓮，必定是前人藏的财宝。

　　家人想要把瓮取出来，程夫人制止了，并说：“不是我们家的东西，不要妄取”，命家人又用土填回去。

　　3　少年

　　从苏轼八岁多开始，苏洵就自己教苏轼兄弟了。此时，他经过六七年的苦读，文学水平已经非常高。

　　苏洵采取了一种“中心揣摩，忍而不发”的读书方法。苦读期间，他只是用心体会，并不下笔成文。直到六七年后，胸中感情与见解已经汹涌澎湃，忍无可忍，不得不发，才提笔作文。结果下笔千言，顷刻而就，蔚然大观，遂成为一代大家。

　　他教苏轼兄弟，也和当时应试的文字不同。他追求的是“文以气使，文以载道”，效仿的是孟子、韩愈和战国策的“古文”写法，一洗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以来主流的浮华之气。这和宋朝前期科举取仕的标准截然相反，难怪他自己考了很多次也考不上。

　　苏洵对苏轼兄弟的课业要求非常严格，经常要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给苏东坡留下了过刻骨铭心的印象，以至苏东坡到六十多岁时，还会被噩梦惊醒。

　　在六十二岁作的《夜梦》诗里，苏东坡写他梦到父亲来检查他课业完成情况，形容道：“我本来像孩子一样玩得正开心，一下子就被吓醒了，顿时心里就像被挂在钓钩上的鱼一样难受”。

　　尽管苏洵自己屡试不中，但是对苏轼兄弟的期许很高。苏轼才八岁多，苏洵就叫他仿写欧阳修当高官后写给皇上的谢恩文。苏轼仿出来之后，苏洵很高兴，指着其中最好的几句说，“这些句子，希望你以后用得上。”

　　为了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也为了给孩子们谋个好的前程，这位父亲操碎了心。他经常去拜访蜀地的官员们，把自己以及孩子们写的文章拿给他们看，请求他们向朝廷推荐自己，以及提携两个孩子。

　　其中最重要的是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是当朝名臣，因故暂贬四川，他读了苏洵文章，又见了苏轼兄弟后，非常看重，就写信给当时大宋文坛最负盛名的欧阳修，高度评价三苏，请欧阳修一定要向朝廷推荐，要把苏洵用起来。

　　张方平等人写信的时候，往往也都会附上苏洵、苏轼、苏辙写的诗文。当时朝中大佬韩琦、欧阳修看了，都赞不绝口。所以三苏虽然人在四川，名声却早已在京城开始流传了。

　　正当苏轼兄弟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家里出了两件事，一件大悲，一件大喜。

　　大悲的事情是，苏轼的姐姐苏八娘，出嫁之后因被夫家虐待，患病不治而死。这件事让苏洵也极度伤心，因此而写文章大骂亲家，并断绝了来往。

　　更悲惨的是，苏洵的亲家，不是别人，正是程夫人的哥哥。

　　按照当时习俗，表兄妹是可以结婚的。苏八娘十六岁时，嫁给了妈妈的亲侄子、自己的亲表哥程之才。

　　这本是亲上加亲的好事，但是苏八娘在程家，不知为何，不受公公婆婆（也是舅舅舅妈）的喜欢。

　　她十七岁生完孩子后，得了重病，婆家也不管她。苏洵夫妇知道后，赶紧把她接回家照顾。

　　本来病经过治疗已经有起色了，结果夫家派人把孩子抢回去，并把苏八娘骂了一顿，说她“不归觐”（不回夫家），苏八娘又愧又怒又急，病立刻加重，三天后就去世了。

　　苏洵后来写诗、写文章，骂程家寡恩薄义、贪财无厌、寡廉鲜耻，是“州里之大盗”，并且还把这些刻成碑文，广而告之。两家彻底翻脸，成为互不来往的大仇人。

　　最可怜的就是程夫人，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和哥哥，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父母干的坏事，伤的是她最亲爱的女儿；丈夫尖酸刻薄辱骂，骂的又是自己的父兄。这些事，这些话，一刀刀都戳在她的心上。

　　苏八娘去世后两年，伤痛在苏家渐渐褪去，苏轼和苏辙又都迎来了人生的大喜事：他们俩同时娶媳妇了。

　　其实当时哥俩的年纪都不算大。苏轼十八岁，苏辙十六岁。之所以要这么早就娶妻，是因为苏洵准备带领两兄弟赴京赶考。这一去，不知道何时能回，不如干脆把亲事定下来。

　　苏轼娶的是隔壁青神县一位姓王的姑娘，名叫王弗。她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中过举。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王弗也是饱读诗书。

　　刚开始苏轼还不知道王弗读过书。后来是苏轼有时候背书背不出来，王弗在旁边提醒下一句，他才知道老婆这么厉害。再后来，他写文章时需要用到什么典故，有时自己想不起来，还要向老婆请教。

　　新婚的旖旎日子没过多久，小两口就迎来了离别。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从眉州一路北上，经成都，过剑阁，走凤翔，越长安，历时两个多月，终于抵达了北宋京城开封。

　　那一年，苏洵四十六岁，苏轼十九岁，苏辙十七岁。

　　4　赶考

　　苏洵父子三人抵达京师后，两个孩子准备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而苏洵则到处去拜会朝中大佬。最重要的自然是韩琦、富弼、欧阳修，范仲淹当时则已经去世了。

　　被公认为当时“天下文坛盟主”的欧阳修，对苏洵的文章大为倾倒，不仅将苏洵礼为上宾，还向其他人极力宣扬苏洵的见识与才华，并上书向朝廷推荐。

　　但不得不说，以文学见长的人和以政事见长的人，对人才评价的标准完全不一样。虽然欧阳修如此推崇苏洵，但是长期处于宰辅地位的韩琦和富弼，对苏洵那些政治见解和政策建议，却完全看不上。韩琦好歹还敷衍一下，富弼则直接毫不客气地排斥。所以，朝廷只是给了苏洵一个很小很小的官。苏洵觉得很丢人，辞而不任。

　　好在孩子们给他争了气。在这次科举考试中，苏轼和苏辙都大放异彩。他们各自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都成为当时传遍京师，日后将传遍天下，传承百世的名作。

　　尤其是苏轼的文章，当时的考官梅尧臣看了之后，如获至宝，赶紧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一见之下，也是大喜，当即要把这份卷子定为全场第一。

　　但正要落笔打分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么好的文章，别人恐怕写不出来，只能是我的弟子曾巩啊，我要是给他打了第一，岂不是让别人说闲话。

　　于是，欧阳修就判此卷为第二名。后来才知道是苏轼写的。

　　接下来的考试，苏轼和苏辙，也是势如破竹，一直笑到最后，双双高中进士。

　　兄弟俩第一次参加科举，以如此年轻的年纪，就双双中榜，一下子成了全国的传奇。

　　苏洵不禁感叹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子如拾芥。

　　苏轼二人能这么轻易中进士，最要感谢的，除了他们的父亲之外，就是主考官欧阳修。

　　要知道，宋朝前期的科举考试，能够脱颖而出的，往往是晦涩古奥、华丽铺陈的文字。到了欧阳修，才决心以自己文坛盟主的地位，一改天下的文风。

　　他不仅自己写文章力求平易近人，通俗易懂，教学生也这样教，当考官录取学生，也按照这个标准。原来那些习惯写古奥、华丽文字的，全都被他黜落了，而文辞平易，言之有物的文章，就被他高看一眼。

　　苏洵历来教育苏轼苏辙，就是这一路文风，所以两兄弟能高中，不得不说，既是努力，更是运气。而苏洵自己，就只能叹息生不逢时了。

　　欧阳修的这一大胆改革，也造就了中国科举历史上人才最盛的一次考试。他不仅取出了苏轼、苏辙、曾巩这样的文学大家，也取出了程颢、张载这样的儒学大家，这一年的进士，还有九人后来当上了宰辅大臣。

　　按照当时科场惯例，考完试之后，考生们要写信给考官，表示感谢。苏轼写的《谢欧阳内翰书》，成为千古流传的名篇。欧阳修看完之后，击节赞赏，情不自禁地写信给朋友说：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回到家之后，欧阳修还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跟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记着，过三十年后，就没有人谈论我了”。意思是，大家都去谈论苏轼了。

　　苏辙写给韩琦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也成了千古名篇，后来与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等，一起被选入《古文观止》，成为后世读书人必读的书目。

　　以上种种，让苏轼苏辙两兄弟，成为嘉祐二年开封城最为灿烂的两颗明星，把当年的状元榜眼探花的风采，全都盖过去了。

　　谁能都能看出，光明远大的前程，已经在两兄弟面前展开。

　　而恰在他们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家乡传来惊天霹雳般的消息：

　　程夫人病逝了。

　　5　守孝

　　程夫人是四月初八去世的，当时正值苏轼和苏辙高中进士，意气风发。

　　但人生就是这么无常。谁知道，金榜题名的至乐，同时又伴随着母亲去世的至悲呢。

　　由于古代通讯的不便，消息传到京城，已经是一个多月后。父子三人匆匆离京，回家奔妻丧、母丧。

　　苏轼和苏辙从小跟着妈妈长大，前年离家远行，是第一次离开妈妈，没想到，第一次分别就是永别，伤痛可想而知。

　　这里也普及一下古代的丧制。古人认为，人生下来，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去世，也要为之服丧三年。

　　在服丧期间，孝子不能出来做官，有官位的也要辞掉。所以，虽然苏轼和苏辙考中了进士，但是还不能出仕，必须等丧期结束。

　　于是，在安葬完母亲之后，苏轼和苏辙就在家乡守孝。

　　时间匆匆，转眼到了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服丧三年时期已过，苏家必须得决定日后安家何处了。

　　苏洵本人对故乡是没什么留恋的，他向往的地方是嵩山脚下，洛水之滨。由于苏洵的父母早已去世，现在程夫人也已经亡故，他决定带领两个孩子，从此离开家乡，永居他方。

　　这年九月，苏洵带着儿子和儿媳们，从乐山登舟，沿水路东下，经泸州、重庆，下三峡，抵达荆州后，才舍舟登岸，陆行至京。

　　朝廷很快就任命了苏轼和苏辙的官职，都是从九品的县主簿，但兄弟俩都辞不赴任，因为第二年，朝廷还会有一次重要的“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是在普通的进士考试之外，特别设立的一种招揽非常杰出人才的考试，要由大臣推荐，皇帝亲自策问。而选出来的人才，在授予官职和提拔方面，也会比普通进士要优越得多。

　　所以，苏轼和苏辙，都想着再等一年，通过制科考试后再出仕，这样走仕途会快得多。

　　由于制科考试出题的方向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包，所以要准备的内容非常多，几乎相当于要把古代重要的典籍全部看过，背熟，写出读书笔记。苏轼兄弟提前半年就到城郊一个偏僻的驿站，闭门苦读。

　　苏家本来就贫穷，在家守孝三年无俸禄，更是所有积蓄都花光了。现在寄居驿站，每天只能以“三白饭”度日。所谓“三白”，就是白米、白盐、白萝卜。

　　苏轼和苏辙，白天临窗苦读，晚上对床而眠，谈天说地，倒也不以为苦。

　　有一次正读着书，风雨骤起，苏辙觉得冷，起来加衣，而苏轼正读到唐朝韦应物的诗“哪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突然觉得，兄弟俩一起读书、聊天、共眠的日子，不知道还能有几次，以后走上仕途，就身不由己了。

　　俩兄弟这一天聊了很多，都非常伤感。他们约定，以后绝对不能贪恋高官厚禄，更应该珍惜的，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家庭里面的亲情。

　　日后，这一天的情景，将无数次地重现于他们的梦里，也无数次地出现在他们的诗文中。

　　经过艰苦的准备，苏轼兄弟终于迎来了制科考试的日子。主考官是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司马光。

　　考试结果，苏轼当之无愧地成为第一名，并且获得了宋朝立国百年以来，制科考试中最高的成绩，与前参知政事吴育并列。整个宋朝，考到这个成绩的，就他们俩人。

　　司马光则特别喜欢苏辙的答卷，想把他提为跟苏轼并列第一。但另一名考官认为，苏辙的答卷里批评皇帝的言辞出言不逊，坚持判为考试不通过。后来争执到皇帝那里，皇帝评价说，“其言切直，不可弃也”。最终决定降一等录取。

　　这次考试，总共四人符合应试资格，最终通过三人，苏轼和苏辙就占了两个。苏氏兄弟，再次名满天下。

　　而宋仁宗那天主持完殿试之后，更是兴奋地跟皇后说：“朕今天又给后世子孙得了两名太平宰相”。

　　通过制策考试后，苏轼被授为“将仕郎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

　　根据宋朝官制，前面那个是官名，主要是表示官位高低和俸禄多少，后面那个是“差遣”，表示得官者实际要做的事。所以苏轼实际上是要到陕西凤翔府（今属宝鸡）去任职了。

　　苏辙本来也得了官，但此时父亲也被任命为给朝廷“编撰礼书”的官员，需要在京办事，为了照顾父亲，苏辙主动奏请辞官，留京居住。

　　在一个寒风凄凄的冬日早晨，苏轼带着家眷踏上了西行的路程。苏辙一直送到城外，两兄弟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苏轼突然感到了离别的无尽悲伤。自从苏辙出生以来，两兄弟朝夕相处，从来都没有分离过，现在一下子就分开，要过好几年才能相见，觉得非常不适应。

　　苏辙匹马回城，苏轼一步一回头，走到很远的高岗上，还在回望弟弟。等弟弟的身影再也看不见，他才转身向着远方行去。

　　坐在马上，他写下了这辈子和弟弟分离后的第一首诗：

　　……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轼一边喃喃自语着想和弟弟说的心里话，一边惆怅地向着仕途出发。

　　这是苏轼一生为官的开始，也是他一生波折的开始。

　　这一年，苏轼二十四岁。

　　6　凤翔

　　苏轼去凤翔，中间要经过渑池。几年前父亲带他们进京赶考，走的就是这条路，只不过方向相反。当时他们在渑池一个寺庙里住，他和苏辙还一起在墙上题过诗，跟庙里的僧人聊过天。

　　这次再来，他专门到这个寺庙去看了一下，发现寺庙早已荒芜，原来聊过天的老僧已经死去，题诗的墙壁也倒了，他们的诗自然也已消失不见。

　　仅仅几年时间，世事就变幻如此。苏轼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诗寄给弟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应该是苏轼早期诗作里最有名的一篇了。“雪泥鸿爪”，后来成了人们形容人生的常用比喻，它也预示着苏轼一生的漂泊命运，可以说一语成谶。

　　到了凤翔，苏轼作为签判，属于知州的幕僚，没什么实权，也难做出什么政绩。所以他在这儿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什么当官的抱负，也就是混资历而已。

　　不过，苏轼还是尽职尽责，尽可能地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例如天旱的时候，他也心急如焚，帮忙写祷文，开坛求雨，还真的给他求来了雨。后来他还为此写了一篇《喜雨亭记》，成为千古名篇。

　　另一件大有功劳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改变了当地一桩繁重差役的服役方式。

　　凤翔位于秦岭地区，森林资源丰富，所以宋朝修建宫室、陵墓等用的竹木，很多都是由凤翔这边提供。凤翔老百姓负担最重一种差役，就是向开封运送竹木。

　　当时，官府把服役的日期规定得很死。竹木限定到达的日期，恰逢渭河、黄河河水暴涨的季节，此时运送竹木，不仅物料损失多，人员失水淹死的也多。

　　苏轼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其实只要允许老百姓自行决定运送日期，完全可以避开涨水期，在更安全的时候运送。于是他上书说了这件事，上级从善如流，立马改变了政策。此举挽回的财产和生命损失，不计其数。

　　苏轼在凤翔三年，辅佐过两任知州，他和第一任相处融洽，但是和第二任却完全合不来。

　　第二任知州名叫陈希亮，也是四川眉州人。本来都是老乡，应该相处很好。但他对苏轼却非常苛刻。

　　苏轼写的公文，陈希亮常常给改得面目全非；苏轼制科考试考的是“贤良方正极言尽谏科”，所以官府里的小吏尊称他为“苏贤良”，陈希亮听到后，呵斥道：“签判就是签判，什么贤良不贤良”，还把那个小吏打了二十大板；陈希亮架子很大，接见下属时，经常让人等很久，等得都快睡着了，苏轼只能告诉自己忍耐再忍耐；后来苏轼实在忍不了了，有些官方宴会和仪式，他都故意不去，结果被陈希亮告到朝廷，被判罚铜八斤……

　　可想而知，苏轼这段时间，在官场上过得多么不如意。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个在体制内任过职的人，都有过的共同经历。

　　苏轼在官场中抑郁不乐，于是就寄情于山水、朋友、文字之中。这期间他认识了两位好友，日后都将在他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

　　第一位是陈慥（zào），是陈希亮的儿子。苏轼虽然和陈希亮合不来，但是和陈慥却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这位公子出身于书香世家，喜欢的却是游侠生涯，每天弯弓射箭，斗鸡走马，携伎浪游。日后他会在苏轼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此时暂且不表。

　　第二位是章惇（dūn），是苏轼的同年进士。苏轼在凤翔任职时，章惇到陕西游玩，苏轼作陪。

　　在终南山黑水谷，他们见到一处极其危险的悬崖峭壁，章惇邀请苏轼去悬崖上题词，苏轼看到太危险了就连连摇头，章惇说“你不去，我去”，冒着极度危险，爬过去写了“苏轼章惇来”五个字。

　　章惇面不改色，但苏轼却吓得连连吐舌头，跟章惇说，“你以后必能杀人”。

　　章惇问：“为何”？

　　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惜，怎么会顾惜别人的命呢”。

　　在凤翔时，苏轼的妻子王弗夫人一直陪在身边。每天苏轼做了什么事，晚上回去都会和王弗讲。王弗就帮他判断，哪件事做得对，哪件事做得不对。

　　苏轼的朋友来访，王弗会在屏风后听他们说话。等客人走后，她会告诉苏轼：某某专会迎合你，没有主见，不可深交；某某交友不长久，因为他跟人热络得快，冷淡得也会很快。后来这些人果然都如王弗所言。

　　有一年下雪，院子里积雪盈尺，独有一个地方没有一点雪。等天晴之后，这地方土块隆起。苏轼认为这里是古人埋丹药的地方，所以有热气涌出，便想挖出来看看。王弗说：“如果是婆婆在，她肯定不挖。”苏轼闻言而愧，就没有挖。

　　由上述事情可见，王弗是在思想上、事业上对苏轼有重要影响的人，而苏轼对她也非常尊重、敬佩和服从。不得不说，王弗真的是苏轼的良配，而苏轼对妻子的尊重，也是古人中很少见的。

　　7　亡故

　　按宋朝官制，外官一般是三年一任，所以苏轼在凤翔待了三年，任满就回京了。

　　在此期间，宋仁宗已经驾崩，继位的是宋英宗。英宗皇帝早闻苏轼大名，想任命他为翰林、知制诰（为皇帝起草圣旨的官员），被宰相韩琦制止；英宗又想任命苏轼为修注官（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韩琦还是认为不可。最后被任命为“殿中丞、直史馆”（在史馆做研究的闲职）。

　　韩琦不让苏轼担任知制诰和修注官，只给一个史馆闲官，给出的理由是苏轼太年轻，经验不足，未经试用，不可骤与侍从之职。

　　关于韩琦这一做法，时人与后人都多有争论。有的认为韩琦气量小，不愿意破格提拔苏轼；也有人认为韩琦是对苏轼的爱惜和保护，因他年少成名，怕他骄傲，所以要压制一下。孰是孰非，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苏轼倒没有什么抱怨，只是说，韩公如此待我，“乃古之君子爱人以德者”。

　　对苏轼而言，回到京城，就可以与父亲、弟弟团聚了，这才是他最看重的。

　　但是，家人团聚的快乐日子没过多久，一个巨大的灾难就砸在苏轼头上：回京才三个月，夫人王弗就病逝了。死时，年仅二十六岁，遗下一个六岁的儿子。

　　这对苏轼来说，是极其沉痛的打击。如前所述，王弗和苏轼不仅有深厚感情，而且是能够在思想上和他对话，在事业上对他有巨大帮助的成长伴侣。失去王弗，以后苏轼的人生道路，将会走得艰难和危险得多。

　　我有时不禁会想，如果王弗还在，后面苏轼会在仕途上犯那么多错误，经历那么多波折吗？有没有可能，经过王弗的提醒，苏轼人生中的一些磨难，本是可以避免的呢？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苏轼对王弗的思念，也一直持续到很多年以后。那一首千古流传的《江城子》，就是十年之后，他梦到王弗时所作：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如果称为千古悼亡诗词之最，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但苏轼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妻子去世后不到一年，父亲苏洵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才逢妻没，又遭父丧，苏轼心中的悲痛，已经难以形容。

　　宋英宗下诏，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派官船运送苏洵灵柩返乡安葬。

　　韩琦、欧阳修等与三苏有旧的官员，也都赠送了丰厚的赙仪，韩琦赠了三百两，欧阳修赠了二百两，司马光等其他大臣也各有馈赠，苏轼兄弟都一一婉辞了。

　　除了心中悲痛之外，父亲的去世还给两兄弟的仕途画了一个休止符——依礼，苏轼和苏辙都要弃官回家，守孝三年。

　　于是，他们把苏洵和王弗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之后，在眉州又待了三年。

　　宋朝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苏轼兄弟脱下了孝服。他们又可以回到朝廷来任职了。

　　同时，对苏轼而言，王弗已经去世三年多，父亲守孝期已满，他自己年过三十，只有一个儿子，按当时传统，他应该再续弦了。

　　这年十月，苏轼迎娶了第二任妻子，王闰之。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没读过书，是一位朴实的农家姑娘。

　　他们结婚的时候，王闰之已经20岁，对当时的女孩而言，这个结婚年龄已经是太晚了。但这不是嫁不出去，而是因为要等苏轼守孝期满。

　　王弗去世时，苏轼作为丈夫，要为亡妻服“齐衰杖期”之丧，也就是服丧一年。在服丧期间，苏轼和王闰之两家本已商定亲事，等出丧后即完婚，但不幸又逢苏轼父亲去世，为父守孝期间也不能嫁娶，就又等了两年多。

　　办完婚礼后，苏轼兄弟把先人坟墓委托给亲戚邻居照看，携带全部家眷，再度离开眉州进京。

　　当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这一别，他以后再也没能回到故乡。从此，眉州的山山水水，只能长存于记忆之中。

　　苏轼也从此成为一个永远都没有了家，永远都在寻找家的人。

　　8　改革

　　在苏轼兄弟离开朝廷的三年，大宋朝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此时，宋英宗又已经去世，皇长子赵顼（xū）继位，改元熙宁，日后他将有一个更被人们熟知的庙号：宋神宗。

　　回到朝廷的苏轼兄弟发现，原来熟悉的大臣们，很多都不见了，新任宰相是王安石。

　　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大家就知道，大宋朝一场惊天动地的变化，就要开始了，史书上将其称之为：“王安石变法”。

　　这里先要岔开讲一下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只有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明白苏轼后来命运变迁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逻辑。

　　宋朝于公元960年立国，到宋神宗继位时（公元1068年）已历百年，已经积累了一大堆的问题，尤其是财政上已经不堪重负，几乎维持不下去了。

　　而宋神宗登基时，年仅19岁，他人很聪明，有强烈的自尊心和建功立业愿望，盼望自己能成为一代雄主。

　　正好，王安石也有强烈的变法欲望。他当时已经众望所归的天下名臣，在宋仁宗时期就上过万言书建议变法，没被采纳。现在年轻的宋神宗上台，王安石认为是变法的好机会。

　　于是，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拍即合，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历程。

　　但这个变法也引起了一群老持沉重的大臣的反对。韩琦、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等，都是反对变法的。苏轼兄弟也属于这一派。

　　他们认为，宋仁宗在位时，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样不好吗？为什么要去搞变法折腾呢？

　　由此，就逐渐形成了“变法派”和“守旧派”之争。刚开始只是政见之争，后来变成了权力之争，到最后则恶化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之争了。

　　苏轼兄弟回到京城时，变法刚刚开始。他们可能也想不到，兄弟俩就此卷入了北宋最惨烈的党争之中。

　　苏辙由于对财政问题发表过见解，被宋神宗赏识，提拔进了为变法而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但只待了一年多，就因为老是提反对意见，被王安石贬到洛阳去做了一个小官。

　　苏轼刚回来时，没有贸然上书，但后来，神宗皇帝下诏要求百官讨论科举改革，苏轼上了一份《议学校贡举状》。神宗一看，觉得自己原来没想明白的一些问题，经苏轼一解说，就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马上召见了他。

　　这是苏轼第一次陛见二十二岁的宋神宗。宋神宗让他谈朝廷得失，他主要谈了一个意见：皇上您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有这份睿智，不怕您不圣明，不怕您不勤奋，不怕您没有决断，就怕您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呀。

　　神宗若有所思，说：你提的这三条，我会好好考虑的。以后你要多多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啊。

　　苏轼为皇帝的信任而感动，后来就老是上书说变法不好，提的意见很尖锐。王安石非常反感，就找了个借口，任命苏轼为开封府推官，这算是从朝臣变成了地方官，言事就没那么方便了。

　　但没想到，苏轼到了开封府任职，依然没有停止上书反对新法。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心里有话，就一定要说出来，一点都不会隐瞒。后面会为此吃尽苦头。

　　苏轼上了一封八千多字的奏折，逐条批驳新法，把新法说得一无是处。

　　但奏折送上去后，皇帝一点反应都没有。苏轼就又写了一封言辞更激烈的奏折。由于心中愤懑，行文就毫不客气，有很多意气之词。

　　例如，他把新法比作毒药，认为施行新法就是让老百姓喝毒药，说施行新法后，“民忧而军怨，吏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又说搞变法的那群人是小人，是“希合苟容之徒”。还说，我们听说皇上近日有悔悟之意，都在庆贺，希望皇上尽快涣发德音，洗荡乖僻，不要再搞变法了。

　　可想而知，这样的奏折上去，不仅王安石生气，就连宋神宗都气坏了。

　　当时，正好有人向皇帝告状，说苏轼当年运苏洵灵柩回乡时，利用官船贩私盐、木材、瓷器等。

　　本来这种事情，如果皇帝信任臣子的话，可以置之不理。但这时皇帝本来就对苏轼不爽了，头天收到奏折，第二天就下旨严查，派人把当时帮他们划船的船工，护送的兵丁，全部都找来问了个遍。

　　虽然查了一圈，啥事都没查出来。但是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令苏轼不寒而栗。于是他便上书请求外放，申请到地方上去任职。

　　神宗可能也是觉得，把苏轼放到外地去，让他别老是上书反对新法，会更好一点。于是就同意了苏轼的请求，批示道：“与知州差遣”，意思是让他当知州。

　　但王安石觉得，知州是一州之长，新法在一州是否能推行，就看知州给不给力，如果让苏轼当知州，他肯定会在当地阻挠新法的实行。于是就给他定为“通判颍州”。

　　神宗觉得以苏轼的资历和才能，通判给低了，但是也不愿拂王安石的意见，就折中了一下，给了苏轼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改为：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苏轼一家抵达了杭州，开始了这位最有才华的文人和最美丽的城市的千古渊源。

　　9　杭州

　　苏轼作为杭州通判，虽然比在凤翔时升官了，但毕竟还不是一把手，所以在政绩上依然没有太多可发挥之处。

　　但他的才华，与杭州的美景，却是天作之合。

　　到杭州后，苏轼马上就爱上了这里，觉得自己好像前世曾经到过这里似的。他有一首诗说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另一首诗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西湖之美，让苏东坡流连忘返。他咏西湖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成为古往今来写西湖的第一绝唱：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除了写景之外，更是蕴含了苏轼经历过朝廷的斗争之后，领悟到的一种意境：人生何必非要追求天晴呢？就算是下雨天，不也挺好的吗？只要有一颗会欣赏的心，什么样的景物都可以看；只要有一种闲适的心态，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过。

　　这种心态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里表现得更明显，只不过这首诗就不像“其二”那么有名：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由于这首诗的意境对于理解苏轼整个人生的态度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它是说：早上太阳还好好的，风景很美，结果晚上就下起雨来。有人抱怨这雨来得不是时候，但其实，这种意境也是很美的，只是你没有体会到罢了。我们要给龙王爷（钱塘龙王又称“水仙王”）敬杯酒啊。

　　这种随遇而安，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以享受心态处之的人生态度，正是苏轼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苏轼虽然此时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日后还要经历多次反复，多次磨难，才能真正理解其真意，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生命。

　　尽管个人的生活很惬意，但苏轼所见的民间疾苦，也引起了他内心的苦闷。

　　此时，王安石的新法已经在全国推行，虽然极大地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是也导致了很多地方民不聊生。

　　例如新推出的“青苗法”，本意是好的。当时很多农民，在上半年急需用钱买农具、买种子、买粮食的时候，却没有钱，只能找富人借高利贷，后面还不上，只能卖地卖屋，甚至卖儿卖女还债。

　　王安石便推出青苗法，上半年由官府借钱给农民，下半年收成了，农民再把钱还给官府。这样农民也能救济，官府也能收利息，一举两得。

　　但问题是，本来应该自愿借贷的，后来变成了强制借贷。每户农民上半年都必须找官府借钱，半年后再还钱，半年的利息高达20%；再后来，变成了下半年也必须借一次，利息也是20%；再后来，变成了城市居民也必须借。这样一来，很多老百姓直接被官府搞得没法活命了。

　　又如新的盐法，规定食盐专卖，严厉打击私盐买卖，并且鼓励互相举报，对被抓起来的盐民严刑拷打。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民间本来通过私盐贩子可以买到便宜的盐，现在买不到了，穷人几个月都吃不到盐；二是触犯盐法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天官府都有成批的罪犯，要拷打不绝，而他们很多其实就是普通老百姓。

　　苏轼当时作为通判，行刑都要他来签字画押。按照法律，他不得不签，但是看着那些老百姓受刑，他又心在滴血。所以每次签字，对他来说都是极大的痛苦。

　　诸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苏轼无由排遣，只能都写进诗里。

　　而这些诗，由于写的是民间疾苦，帮老百姓出怨气，就流传得非常快。再加上当时活字印刷术已经开始流行，带来了出版业的高度发达，诗文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扩展，使得苏轼成为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KOL（关键意见领袖）。

　　杭州三年，苏轼就是这样在矛盾复杂之中度过。从个人生活来说，这三年应该是他这辈子最舒服，最闲适的三年；但从内心的感受来说，却也是非常苦闷的三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杭州，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来杭州之前，苏轼没有写过词——至少没有流传下来）。不过此时，他所做的词特别有名的不多，而且风格和当时流行的柳永、张先等婉约词很类似。

　　杭州的三年很快过去，转眼就任满了。虽然苏轼很喜欢杭州，但是和弟弟相聚太远，他非常想念，就向朝廷申请，想去一个离弟弟近一点的地方。

　　此时，朝中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熙宁七年天下大旱，与新法带来的影响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只能流浪乞讨。反映这些情况的奏折源源不断地涌向朝廷，让宋神宗对新法的效果产生了怀疑。

　　而恰好这时，神宗皇帝的祖母和母亲，也对神宗哭诉，说“王安石乱天下”。神宗只好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位，让他到江宁（今南京）去当了知府。

　　也就是在这个间隙，苏轼被任命为密州（今山东潍坊诸城）知州。现在没有王安石的阻挡，任命被顺利下达。于是，苏轼离开杭州，前往密州上任。

　　10　密州

　　密州比起杭州来，条件要艰苦得多。由于地方穷困，加上新法施行后地方政府减少了财政拨款，密州每年的官费很少，又恰逢连年蝗灾、旱灾，老百姓日子极其艰苦，需要用钱的地方多，所以苏轼作为知州，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在杭州过惯了舒服日子，苏轼到密州一度很不适应。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就多了很多哭穷的话。他在《后杞菊赋》里写道：

　　以前唐朝的陆龟蒙说自己以枸杞和菊花为食，那玩意儿贼难吃，我怀疑陆龟蒙是在骗人。读书人就算是再穷再饿，哪能啃草木呢？

　　但我现在当官十九年，越过越穷，连衣食都快供不上了，到密州之后，想要吃顿饱饭都难，饿得我只好和通判刘廷式俩人，每天到古城废弃的园子里去找枸杞和野菊花吃，这才知道陆龟蒙说的是真话呀。

　　虽说文章不免有夸张成分，但生活艰难，毕竟是苏轼面临的现实。而比生活更难的，是州县的治理。

　　苏轼从杭州而来，刚进入密州境内，就遇到了蝗灾，所以行李都来不及放，就投入了指导灭蝗的工作。灭蝗没搞完，又由于久旱不雨，必须得搞抗旱，向朝廷求援，组织救灾。

　　连年灾祸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活不下去，聚而为盗，苏轼又要组织抓捕盗贼。

　　尤其令苏轼难过的是，人民活不下去，家里的孩子养不了，就直接遗弃了。所以整个密州，几乎到处都是弃婴。

　　苏轼劝慰百姓不要放弃孩子，并承诺对这些孩子，官府每个月都会拨出一定的粮食养活他，等养到一年多之后，孩子和父母感情深了，到时候他们就舍不得遗弃了。

　　由于官钱有限，苏轼把自己的俸禄也捐了出来。他自己的生活穷困，和这也有关系。

　　苏轼给朋友写的诗，描述了这段时间的情形：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加盐试译：谁让我跑到这鬼地方来的呀，乐器都生锈了，米缸里落了一层灰。酒没喝上几次，蝗灾倒是闹了好几回。我亲自率领兵丁去山里追盗贼，又流着眼泪满城拾捡被遗弃的孩子。当个破郡守，没几件事是开心的，不过你也不用为我叹息，起码比在京城富贵之地经历那些尔虞我诈要好一些。）

　　这些事情，让苏轼的心情非常不好，有时还在家里对孩子发脾气。好在妻子王闰之温柔体贴，给了他最大的安慰。苏轼不禁感叹：还好我有个好老婆：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

　　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

　　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

　　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不过，在密州也并不全是苦闷的日子。作为一州之长，身份不同了，心态也不同了，苏轼也有过豪兴大发的时候。这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是苏轼的得意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苏轼自己评价说：

　　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这个“呵呵”是苏轼的原话），……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密州出猎”词的出现，使得中国词的风格从此踏出了别开生面的一条新路，由传统上适合十七八岁女孩用吴侬软语演唱的婉约词，一变而成为适合关东大汉执铜琶铁板慷慨高歌的豪放词。

　　从此，词有了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划分。词题材的扩充，以及以苏轼词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的涌现，也让这一体裁成为与唐诗比肩的艺术形式。

　　但苏轼在密州期间创作的巅峰，还不是这一首，而是他因怀念弟弟而写下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一出，古往今来所有写中秋的文字，全部变得黯然失色。往前五千年，往后五千年，它都必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歌咏中秋第一词”。

　　除这两首外，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也是在这期间所作的。前面写王弗的时候已经说过，在此不表。

　　苏轼在密州，仅仅三年，不仅留下了很好的政绩，更是留下了千古传颂的三首词，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创作高峰。

　　我们很难说，他在此期间生活的贫困，事业的艰难，心灵的痛苦，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11　江南

　　三年又三年，人生几三年。

　　密州任满后，苏轼的下一站，被派到了徐州。

　　他这个人，确实是命不好，到密州，碰上了蝗灾、旱灾、盗灾。到徐州才两个多月，又遇上了大水灾。

　　那年黄河决堤，河水一路狂奔，直冲徐州而来，几乎把徐州城淹没。苏轼冒着生命危险，全力组织救援，每天睡在城墙上，历时七十多天，才把这座城市救下来。

　　第二年春天，徐州又大旱，苏轼形容为“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

　　救济完旱灾，又出现寒灾，而徐州城缺木少炭，苏轼又要到处找炭……

　　徐州人民跟苏轼说，感谢您救了我们呀，要不然我们都喂鱼了。而苏轼则惭愧地说：是我对不起你们呀，都怪我这个人命恶，跑到哪儿，就给哪儿招来灾凶。

　　苏轼再也受不了密州、徐州这样条件恶劣的地方了。他无比怀念风和日丽的江南。到徐州没多久，他就向关系好的朝中大佬求助，请求他们帮忙把自己调到江南去任职。

　　在他的一番活动之下，这个请求居然成功了。所以在徐州待了没满两年，苏轼就被调到湖州去了。

　　湖州离杭州就几十公里，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曾经多处出公差到湖州，对这里印象非常好。这次能到湖州当知州，绝对是苏轼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位。

　　湖州，江南，我苏轼又回来啦！

　　到湖州任职后，苏轼开心地写诗道：“得意诗酒社，终身鱼稻乡。乐哉无一事，何处不清凉”。

　　给朋友写的信上，苏轼说，“湖州江山风物，不类人间。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庆”。

　　但正在苏轼人生最开心的时候，他生命中最大的灾难，已经悄然袭来：

　　乌台诗案发生了。

　　12　诗案

　　乌台诗案的引子，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埋下。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还在杭州当通判时，接待了一位同僚。这位同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名叫沈括。

　　按当时习惯，这种接待，难免互相写诗唱和。沈括就恭维苏轼的诗写得太好了，让苏轼把近期写的诗给自己抄一份，他要回去好好学习。

　　苏轼很高兴地给他抄了一份。没想到沈括回去后，把抄的诗逐一划线，标注，往皇帝那里一交，说苏轼“词皆讪怼”。

　　所谓“讪”，就是讽刺；所谓“怼”，就是怨恨。所以沈括这一招，也是挺狠的。

　　——北宋期间的文人关系，就是这样，平时不妨互相交往，但是涉及到政见时，又互相攻击，甚至是陷害，我们很难用黑白分明的标准，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时双方都是好人，但就是水火不容。例如王安石和司马光，人品道德都无可挑剔，互相怼起来也是非常狠的。

　　这个特点在后面也会一再出现。虽然我们讲述苏轼的命运，必然会说到那些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人，但是大家不能就此认为，那些人就是大坏蛋。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查那些人的资料，会发现，他们在历史上的名声，似乎并不差。

　　沈括也是如此。他内心是偏向于变革的，所以对于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革派，顺手打击一下，是当时常见的操作。不过，他的这个动作当时没起到什么作用，宋神宗直接搁置不理。

　　到六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时苏轼到湖州任职，按惯例要给皇帝写一个“谢表”。本来都是谢恩的话，却被人挑出毛病来。出问题的两句话是：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实话讲，这两句话确实是有牢骚和讽刺意味。尤其是第一句，说“皇帝知道我愚蠢，不能适应时代，难以跟上那些‘新进’官员的步伐”，这里一是指明了皇帝不给自己升官，二是讽刺了那些新进的官员，暗示自己不屑与他们为伍。

　　于是，以御史李定为首的“新进”们就借此发难，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了坐实苏轼的罪行，李定等除了借“谢表”说事以外，还找来苏轼的诗文为证，说苏轼“讪谤君上”、“指斥乘舆”，“其罪当诛”。

　　前面说到，苏轼在杭州期间，目睹新法的弊端和老百姓的悲苦，写了很多诗，其中有很多都是抨击新法的。

　　本来在以前，诗人写诗发发牢骚，也没什么，但在苏轼的时代，由于活字印刷术的流行，他的集子成为风靡天下的读物，这就给朝廷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实际上，在当时的政坛格局上，司马光虽然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代表，但他在和王安石的政争中失败后，就回老家修《资治通鉴》去了，从此往后，整整十五年，对新法不再发一言。

　　而苏轼，本来就已经继承欧阳修的衣钵，成为当时的文坛盟主，他写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是天下疯传。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已成为实实在在的言论领袖，是当时对新法影响最大的反对派。

　　在六年前，变法的台前人物还是王安石，反对声浪再大，宋神宗也可以躲在后面，让王安石出来抵挡明枪暗箭，当替罪羊。但王安石罢相后，由于新任的吴充和王珪能力与声望都不够，宋神宗只能亲自主持政务。

　　所以元丰年间，变革就不再是“王安石变革”，而是“宋神宗变革”了。这时候还批评新政，就不是批评宰相，而是直接批评皇帝，性质就完全变了。

　　恰好此时，杭州的出版商又搞了一个《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其中不少诗作都涉及到新法，此书风行之下，人们每诵读一遍，就等于骂皇帝一遍。

　　这就是李定等人弹劾苏轼的奏折中，说他“指斥乘舆”的背景（“乘舆”代表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宋神宗此前再欣赏苏轼，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圣明天子的权威，以及确保新法还能顺利推行，他无论如何都要打压苏轼的气焰。

　　所以，六年前沈括上书，宋神宗可以不当一回事，现在就要慎重对待了。神宗下令：查！

　　当时，苏轼正在湖州优哉游哉，丝毫不知道灾难降临。

　　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带领两名台卒前往湖州，缉拿苏轼归案。

　　苏轼从未经历过这种阵仗，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刚开始躲在里面不敢出去，湖州通判祖无颇说：“事已至此，躲也躲不过，还是得出去”。

　　苏轼问：“那我该穿什么衣服呢？”他觉得自己已经是罪犯，就不能穿官服了。

　　祖无颇说：“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罪名，还是应该穿官服”。

　　苏轼于是就穿着官服出去见皇甫遵。

　　皇甫遵见到苏轼，一言不发，就冷冷盯着他。两名台卒面露凶恶，虎视眈眈。

　　苏轼惶恐地说：“我向来惹恼朝廷的地方很多，今日必是赐死，请让我和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开口说，“不至如此”。

　　然后叫台卒抓人。

　　于是，两名台卒就把苏轼绑起来，带走。后来有旁观者如此描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家人闻讯赶来，都跟在后面哭。

　　苏轼这会儿倒是定下神来，回头跟王闰之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妻子那样，作首诗送我吗？”说得王闰之破涕而笑。

　　苏轼说的杨处士，是宋初隐士杨朴，以会写诗闻名。宋真宗慕其名，特地召他来写诗。杨朴说我不会写诗。皇帝问，那你来的时候，有人写诗给你送行吗？杨朴说，只有妻子写了一首，说“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想必苏轼以前给王闰之讲过这个故事，所以闰之闻言而笑。

　　苏轼一路被押到京城，只有长子苏迈随行。他有好几次想要投水自杀，但由于台卒看得紧，没有成功。到京后，被关在御史台审问。由于御史台有很多乌鸦，人称“乌台”，所以后来他的案子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审讯的主要方式，是把苏轼的诗集以及他与朋友们唱和的诗文全部找来，挑出其中可能涉及到批评朝政的，一句一句审问，看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想而知，这种审讯，必定是非常残酷的。苏轼自己没有详述都受到哪些折磨，但是当时在他隔壁牢房住着的另一位大臣，写诗描述过自己隔墙听到审讯苏轼的动静，说是“垢辱通宵不忍闻”。

　　苏轼刚开始还辩解说，我的诗没有讽刺朝政之意，后来被折磨得受不了，只好一首一首地分析，哪里是讽刺青苗法、哪里是讽刺盐法……

　　主审此案的李定，有一次在群臣等待上朝的时候，感叹说：“苏轼真是奇才”。

　　朝臣不知他何意，都默不作声。李定见无人理会，又自言自语地补充道：“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

　　虽然感叹苏轼之才，但李定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提拔起来的坚定的变法派，对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法派，必诛之而后快。

　　苏轼也知道自己这回凶多吉少。在入狱前，他就和儿子苏迈说好，你在外面打探消息，如果平安无事，每天给我送饭时，就送肉和蔬菜；如果判了死罪，就送鱼，我好有所准备。

　　有一次，苏迈没钱了，出城去找亲友借钱，没法给苏轼送饭，就委托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不知道他们的约定，他看苏迈以前老送肉和蔬菜，就想给苏轼换换口味，于是就送了鱼。

　　苏轼一见之下，大惊失色，老泪纵横，以为必死无疑。

　　他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留给弟弟苏辙。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加盐试译：圣明的皇帝像天一样普照大地，万物生机盎然，只有我这个卑微的臣子，因为自己愚蠢而自取灭亡。日子还没活够呢，就因为乱说话欠下了命运的债，现在要以死来偿还，可怜家里十口人无依无靠，要连累弟弟你啦。我埋在哪里都无所谓，只是想起弟弟你一个人，未来碰到下雨的夜晚，回想起我们夜雨对床的约定，该多么伤心呀。我多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和你做兄弟，让我们再续今生未了的缘分。）

　　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以来，写兄弟情最为感人的一首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这两句，任谁读来，都不能不为之感动。

　　等苏迈回来，苏轼才发现闹了个乌龙，自己白伤心了一场。

　　虽然李定他们奏折说得狠，但御史台的审理结果，还是相对公正的，判决结果是：苏轼“谤讪朝政”，依律当“剥夺二官，徙二年”，但是由于当时正遇上朝廷大赦天下，所以“会赦当原”，也就是说，徙二年的责罚可以免掉，苏轼可以马上放出来了。

　　但关键是，苏轼的命运并不是法律层面决定的，而是政治层面，就看皇帝要怎么处置他。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设法营救。弟弟苏辙自不待言，恨不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哥哥出来。其他一向和苏轼兄弟交好的大臣，也纷纷向皇帝上书求情。杭州老百姓听说苏轼是因为帮他们说话而入狱，一边集体上书，一边焚香祷告，希望皇帝放了苏轼。

　　而变法派的宰相王珪，却还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借苏轼的一首诗，说他显然“有不臣之心”。苏轼的老友章惇直接在朝堂上就和王珪吵起来。退朝以后还愤怒难平地质问王珪：“宰相你这是要灭人家族吗？”

　　王珪尴尬地解释，“这是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气愤地说：“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章惇不顾自己得罪宰相，都要为朋友说话的义举，让苏轼后来一直感动不已，多次写信表示感谢。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的亲家，现任左相吴充，和王安石的弟弟，时任修注官王安礼，都为苏轼说话，说如果杀了苏轼的话，神宗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不能容才”的骂名。

　　最有分量的是退隐江宁的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说情，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王安石的话对宋神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对于志向高远，追求青史留名的宋神宗而言，他绝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杀名士”这样的恶名。

　　但帮宋神宗最后下定决心的，是他的祖母，也就是仁宗皇帝的皇后，现在的太皇太后，她流着泪跟神宗说：当初仁宗皇帝说苏轼和苏辙是宰相之才，是留给后代子孙用的，不能乱杀。我现在已经病重，咱们不能再制造冤案，伤害天地的中和之气。

　　神宗说：“我们大赦天下，为您求福求寿。”

　　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把苏轼放了就行。”

　　在以上种种因素综合之下，神宗最终决定将苏轼流放到外地。对苏轼的最终处理结果为：

　　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中“特责”二字，表明这是皇帝的意见，不是法律判决的结果。实际上皇帝在法律判决的基础上，加重了对苏轼的惩罚，而不是如很多书上所说的，李定等一群小人要搞死苏轼，宋神宗惜才，保护了他。（注：此观点并非何加盐的发明，而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里面的分析，加盐觉得很有道理，在此拓展用上。感谢朱刚老师的启发。也在此特别推荐大家看一看《苏轼十讲》）

　　而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轻重不等的惩罚。其中受牵连最重的是苏轼的老朋友王巩，因为他家里有苏轼的书信，没有及时上缴，所以直接被贬到了广西宾州，比苏轼本人的处罚还重；苏辙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当了一个市场管理员；其他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也都受到罚铜二十斤、三十斤不等的处罚。

　　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后世喜欢苏轼的人来说，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苏轼在被审判时，官府勒令所有苏东坡的诗文都要上缴。一群如狼似虎的隶卒，把他家人坐的船团团围住，搜捡一空，一家子老人小孩都被吓得半死。

　　受此惊吓，王闰之夫人气得把家中所存的苏轼作品，全都扔到火里烧掉了，一边烧一边骂：“让你喜欢写书，写了有什么鬼用，把我们吓成这样子！”

　　等事情平定后，再来整理，发现苏轼原来的作品，百分之七八十都遗失了。

　　烧书的时候，苏轼还在牢里，对此一无所知。他总共待了四个多月，才得以重见天日。

　　死里逃生后，他赶紧喝杯酒压压惊，整个人如同还在梦中，不敢相信已经出来了。拿起笔来写诗，才发现，经过这一场磨难，胸中无数诗情，似要喷薄而出。苏轼情不自禁写下这样两句：

　　却对酒杯还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已如神”这三个字，从后来苏轼的文字中得到充分印证，并不是夸张。从此之后，苏轼的文学写作，确确实实进入到了“如神”的境界了。

　　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狱之灾，几次濒临死亡的恐惧，对苏轼毫无疑问是极其悲惨的噩梦。但是换来“试拈诗笔已如神”，却不知道，乌台诗案，究竟是祸耶，福耶？

　　13　黄州

　　元丰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天寒地冻，四十三岁的苏轼，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带着前途未卜的迷茫，从开封南下，前往千里之外的黄州（今湖北黄冈）。

　　这一路的辛苦，自不待言。苏轼只能自我开解：“人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人就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法选择去哪儿，只要有鱼吃，有稻谷填饱肚子，就已经足够生活了。

　　行到离黄州城差不多还有百里的岐亭镇时，苏轼得到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偶遇一位故人，十九年前在凤翔认识的，知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

　　在苏轼的印象中，陈慥家世殷实，是一位潇洒的公子哥儿，喜欢过浪荡游侠的生涯，视钱财如粪土，但此时，却在山里结庐隐居，和妻儿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苏轼大为震撼，和陈慥把酒言欢，在陈慥家住了五天，才继续前往黄州。

　　与陈慥的相遇，让苏轼心中大为安慰。有好友于此，在黄州，他就不会寂寞了。此后几年，他和陈慥互相往来，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超过一百多天。

　　到黄州后，由于没地方住，先寓居在一座名叫“定慧院”的寺庙里面。

　　刚开始，苏轼每天昏天暗地地睡觉，正应了他来黄州之前给弟弟写的诗：“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这里面说的“蛇”，可不仅仅是蛇，还有比蛇更毒的人心。苏轼被人整怕了，害怕跟人交往，所以到了晚上才出来走走。他安慰自己说：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从这首《初到黄州》诗看来，他已经在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悲叹命运不济，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美好的事物上来。

　　但心态的调整，也不是易事，一定会经过多次的反复。苏轼同一时期的诗文，常常会出现这种矛盾。例如也是到黄州不久后写的另一首词，就表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心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孤独、寂寞、悔恨、幽怨、高傲……，此时还都盘绕在苏轼的心头。

　　但以苏轼的性格，他又岂会长时间甘于寂寞和幽怨呢？过不多久，他就受不了夜里独来往的生活了。他到处去找人聊天，不管是碰到僧舍，还是宅院，就跑过去敲门，参观别人的园子。有一次，他竟然在某个园子里发现一株罕见的海棠花。

　　海棠是苏轼的家乡西蜀的产物，在湖北很少见。苏轼猜想，或许是某只鸿雁把它的种子从故乡带过来的，结果如此雍容华贵的花朵，却长一个无人问津的山坡之上，开在一片杂花乱草之中，当地人也不知道其贵重。

　　苏轼感慨之下，便写了一首名为《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诗，其中有句云“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这显然就是在说他自己。

　　后来，苏轼经常来这里看这株海棠花，无数次醉倒在花下。别人来找他求写字，他也常常写这首诗相送。

　　在黄州待了三个月后，家人也都过来和他会合了，寺庙里已经住不下。好在有当官的朋友帮他斡旋，而黄州知州也很尊敬苏轼，不把他当被贬谪的罪臣看待，就让苏轼和家人住进了一个叫“临皋亭回车院”的官方住所。

　　有了地方住，家里人也都聚齐，苏轼在黄州就有家的感觉了。原来在牢里的那些恐惧渐渐淡去，对黄州则渐渐熟悉，也有了很多来往的朋友，便开始觉出黄州的好来。

　　临皋亭就在长江边上，风景绝佳，苏轼作为“不得签书公事”的贬官，每天除了睡大觉，聊大天，喝大酒，竟然啥事都没有。只要心态一变，这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他给朋友写信说：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此语一出，大家便知道，苏轼已经走出了阴霾，开始享受自然，享受人生了。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一句千古名言，向我们明明白白地昭告：那个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苏轼，那个初入仕途时忙忙碌碌的苏轼，那个被陷害时凄凄惨惨的苏轼，已经离我们远去；而那个洒脱自在，热爱生活的苏轼，向我们走来了。

　　唯一令人不爽的，就是没钱。

　　作为贬官，苏轼无法享受正常的俸禄，只有少量的“折支”（宋朝给官员俸禄的一种，以实物的方式给付，官员可以拿去卖钱），由于数量很少，只能说聊胜于无。

　　前面也说过，苏轼做官二十多年，没有留下积蓄。到黄州后，计算历年所积，按照每天花费一百五十钱计算，大概只能维持家里一年的生活。

　　在给好友秦观的信里，他写了他和老婆过日子的方法：每个月月初从积蓄里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早上起床用叉子挑下一份，便把叉子藏起来。这每天的一百五十钱，就是当天的用度，用完也不许再拿。如果没用完，就把剩余的钱放在一个大竹筒里，用于接待宾客。

　　他说，这些钱用一年没问题，至于用完了怎么办，到时再说，没必要提前焦虑。因此，心里没有一件事需要牵挂的。

　　虽然嘴里说“胸中都无一事”，但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也有愁人的地方。例如，他很想陈慥过来看他，但是家里又没有地方住。在信里他说：临皋亭虽然还有一间空房，但是夏天西晒太厉害了，闷热无比；要不然就到附近的承天寺去借宿；或者是江边有一条船，晚上睡船里也行。反正你先来，等你来了再说。

　　由于没钱，苏轼和家人只好节俭过日子。他自己研究出了很多做菜的办法，并写出《猪肉颂》、《东坡羹颂》等，以至后世还流传着“东坡肉”、“东坡羹”的做法。

　　又由于买不起酒，只能自己酿，还写了一首《蜜酒歌》以记之，其中说道：

　　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意思是我穷到饭都吃不上了，讨饭都讨不到，还好有蜜蜂造蜜，让我可以酿酒，蜜蜂可比小里小气不肯给庄子借粟的监河侯好多了。

　　不过这酒大概不好喝，据说喝了一次，搞得上吐下泻，就没再酿了。

　　但不管怎么节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要过。钱这么少，总有用完的时候，到时候怎么生活呢？

　　好在有一个多年老朋友，名叫马正卿，想办法给苏轼弄了一块地。

　　这块地荒废了很久，到处是荆棘、瓦砾（不是这样的地，苏轼也拿不到啊）。苏轼带领家人，自己拿着锄头耙子，把地垦荒出来，累得筋疲力尽。作为读书人，估计苏轼前半辈子从没干过这样的体力活。

　　他写诗叹道：“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古来文人写诗，都是要表示我不在乎钱，只有苏轼，直接在诗里嚷嚷“我的工资啥时候能高一点啊”，倒显得格外可爱。

　　从那以后，苏东坡就开始了做农民的生涯。他老婆倒没什么抱怨，本来以前也就是农村女孩出身。甚至牛发病了，兽医都不知道什么病，王闰之都知道，并且给治好了。

　　除了开荒种地之外，为了缓解没有地方住的问题，苏轼倾尽全部家财，在黄州当地朋友的帮助之下，盖起了一栋有五间房的屋子。由于屋子落成的时候，正好在下雪，于是苏轼就将房子命名为“雪堂”，并画了很多雪景图，挂满了整间堂屋。

　　雪堂后来成了苏轼接待宾客的地方。不仅宴饮在这里，客人也住宿在这里。陈慥再来，就不用住临皋亭那间西晒的小房子了。

　　而从杭州、从四川、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人，也纷纷不远千里来找苏轼玩，有的甚至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好几年。住得最久的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还有一个乞丐——也不知道这些人给不给房租和伙食费。

　　有了田地，有了房子，黄州就真正成了苏轼的家了，孩子们说话都染上了黄州土语的口音。而他也确确实实爱上了这里，甚至起了终老于此地的心思。

　　由于这块地位于黄州城出东门的山坡上，苏轼便名之曰“东坡”，而他自己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做“东坡居士”。从那以后，世人便开始以“苏东坡”这个名字来称呼他。

　　吃的、住的都解决了，朋友也常常往来，苏东坡终于可以真正从容地享受生活了。偶尔他也还会悲叹自己的命运悲惨，但越来越多的时间里，他更容易感受到的是一种闲适、满足的心境。

　　这种矛盾体现苏东坡的文字中，让我们见识到一个时而苦闷，时而开心的苏东坡。

　　元丰五年（1082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有幸的一年，中文里最美的文字，有好多篇，都是产生于这一年，产生于心境变化之中的苏东坡之手。

　　这年三月，天寒多雨，苏东坡听说他喜欢的那株海棠花，被凄风苦雨摧残，美丽的花朵上都沾满了污泥。三月三日寒食节，他想起这已经是自己来黄州第三年，人生好像没什么指望了，就像那朵海棠花一样，陷落在污泥里，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两首《寒食雨》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两首诗主要是表达一种郁闷、凄苦、绝望的心情，在东坡所有文学作品中，并非上乘，因此诗句本身不是很有名。

　　但当苏东坡酒后将这种心情诉诸笔端，形成书法作品时，便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寒食帖》。

　　绝望之后，就是新生。仅仅几天过后的三月七日，苏东坡听说黄州城三十里外的沙湖，有一块田在找买主，便在朋友的陪同下，也去看了一下。

　　跑了那么远的路，田没有相中，回城路上还突然下雨，苏东坡等人身边又没有雨具，被淋成落汤鸡，过了好一会儿天空才又放晴。

　　别人都狼狈不堪，东坡则兴致盎然，于是便有了这一首千古绝唱《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东坡已经战胜了寒食时那种悲苦的心境，转为随遇而安了。这从这个月所写的另一首《浣溪沙》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里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与月初的“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境了。

　　这年七月，苏东坡和朋友们泛舟长江，去游览传说中的赤壁古战场，写下了《前赤壁赋》。这也是历代所有赋文里，最受人喜爱的一篇。

　　文章主要表达了苏东坡此时的心境。当时和他同游的道士杨世昌感叹世间虽风月长存，可惜人生易逝。而苏东坡则认为：

　　没必要悲伤人生的有限，也没必要羡慕长江的无穷。世间万物的变和不变，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在于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天地之间，很多东西不属于我们，那么何必去在意他们呢？只有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朵听见了就是美妙的音乐，眼睛看见了就是动人的风景，它们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给我们的无尽宝藏，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

　　最后他说：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个“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场景，是《前赤壁赋》的画龙点睛之笔。化用了前人“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意境，表达了一种“人生如同一条小船，在命运的河里行走，何必管它把你飘向哪儿，你就安安心心地睡大觉吧”的感觉。

　　但人的灵魂的安放，又岂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呢？在同一个月写的另一首词里，苏东坡又再次表现出矛盾的心态：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是中国宋词豪放派最杰出的代表作，也是所有咏赤壁的诗词里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名作。

　　在这首词里，苏东坡想起古代英雄豪杰的功绩，不禁心驰神往。说明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建功立业的想法，只不过是时运不济，没办法实现这些理想。眼看着自己也老了，他只好自嘲“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最后还是得回归到“人生如梦，不如喝酒”的自我安慰。

　　而到了九月份，苏东坡或许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那种人被命运所羁绊、所捉弄而不得自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于是就又有了这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里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表明在这一时刻，东坡先生毕竟还是心中有所“营营”，因而未免“长恨”。

　　到十月十五日，苏东坡再一次夜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这篇没有《前赤壁赋》那么有名，但其开头部分，却也是极其经典的场面：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这里写得如此充满了生活气息，平凡人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普普通通的小日子，原来也可以过得这样兴趣盎然，这样温情脉脉。这岂非正是东坡和其他所有文人不同，而最拨动我们心弦的地方吗？

　　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也因为其中的“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这一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每一位男士看了，无不感叹：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王闰之这年还做了另一件事情，对苏东坡的一生也有巨大的影响。

　　苏东坡当年在杭州当通判时，为了往来应酬接待，家里也买了几个歌姬。其中有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姑娘，这些年一直跟在苏东坡身边。从杭州到黄州，经过八年的时光，她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

　　元丰五年，这位名叫王朝云的姑娘，成为了苏东坡的侍妾。

　　在古代，男子虽然可以纳妾，但必须得正妻同意，甚至很多时候，都是正妻出面张罗。所以王朝云成为苏东坡的侍妾，与王闰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苏东坡在写给朋友王巩的诗里，有这么两句：“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

　　意思是，在儿子不争气方面，我可以说和陶渊明差不多（陶渊明写过一首《责子诗》，哀叹自己五个儿子都不长进），但妻子却很贤惠，这点我就胜过冯敬通了（东汉冯敬通妻子善妒，不让丈夫纳妾）。

　　第二年九月，王朝云生下苏东坡的第四个儿子，东坡非常高兴，为之起名“苏遁”，并写了一首《洗儿》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总体而言，苏东坡在黄州，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开心的事情也非常多，加上心态逐渐转变，日子越过越幸福。

　　在苏遁出生的第二个月，苏轼写下了一篇美到极致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仍然是《前赤壁赋》心境的延续，但是更加闲适，更有生活气息，也更能击中人心。

　　加盐至今仍记得大学时读到此文时，心头的悸动感，当时似乎有一股热流，从五脏六腑流过，文章短短八十五个字，字字都说到了心坎里。此后若干年，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同一时期，苏东坡还写了另一篇小文《书临皋亭》，把这种感觉描写得更加直白：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

　　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是什么神仙境界啊！如果一辈子能就这样终老，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可惜，命运就是不让苏东坡过这样的神仙日子。

　　写完上面两篇小短文没过多久，朝廷突然下诏曰：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封诏书的公文性质是“量移”，也就是说，皇帝解除了对苏东坡贬居黄州的惩罚，允许他移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去住了。

　　量移虽然不是升官，但量移的官员，身份已经不再是罪人。一般而言，“量移”，就是“起复”的前奏。

　　也就是说，皇帝赦免了苏东坡此前的“罪过”，准备重新启用他了。

　　14　求田

　　苏东坡能够赦罪北移，跟一则流言有关。

　　早先，宋神宗之所以让苏轼贬官，主要是他老唱反调，反对新法，让皇帝很没面子，所以必须予以阻止和惩罚。

　　贬到黄州之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一门心思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再也不提新法的事。他的诗文经常传到皇宫，宋神宗每次读他的文章，连饭都忘了吃。

　　宋神宗此时又觉得，苏东坡真是人才，不用太可惜了。所以这几年间，他也屡次和王珪等大臣商议，要把苏轼调回朝里使用，但都被王珪想办法推掉了。

　　苏东坡在黄州的第四年，有次不知怎么民间传出谣言，说苏东坡死了，被玉皇大帝召到天上去写文章了。宋神宗也听到了消息，还很关心，特地派人查明是真是假。

　　后来虽然知道是谣言，但这件事情对他触动也很大：与其让苏东坡去给玉皇大帝写文章，还不如给我写呢。

　　所以很快，宋神宗就让苏东坡“量移”了。

　　但对于苏东坡而言，这就是一个巨大考验。他在黄州已经生活了四年，日子已经很安定；现在要重新被起用，眼看要当大官了。他必须得做一个抉择：是继续在黄州当农民，还是到朝中去当大官？

　　历来人们都认为，乌台诗案以及苏东坡的两次被贬，是他生命中的最大考验。但何加盐认为，从黄州量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面临的最大一个考验。它让苏东坡拷问自己的内心：

　　我究竟是要去建功立业，致君尧舜，还是就当个普通人，吟诗作赋，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如果世界上真有穿越这回事，何加盐一定会穿回元丰七年春天的黄州，死死地拉住苏东坡，让他一辈子就住在黄州算了，不要再回官场了。临皋亭的神仙日子不好吗？何必要回官场受罪呢？

　　可惜的是，苏东坡此时毕竟还是凡人，还没有成为坡仙，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回朝，做官。

　　元丰七年（1085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去往汝州。走之前，他写了一首词与黄州告别。其中说到：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翦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这意思是：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些年，闰月都经历过两次，孩子已经一口黄州土话，朋友们都劝我留下，在这里终老算了。可是人生就这样来往如梭，我也没办法呀。我此去北方，你们别忘了天晴时帮我晒一晒打鱼的蓑衣，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还会回来呢。

　　但他此去，终究没有再回来。

　　黄州，从此只在梦里。

　　从黄州出发后，由于这次不是贬谪，没有限期到达，所以走得比较从容。

　　苏轼先去了一趟向往已久的庐山。不过不知为何，他觉得和庐山“不相亲”，所以也没怎么歌咏庐山。但尽管如此，他在庐山西林寺墙壁上留的一首诗，依然成为写庐山的诗里，知名度仅次于李白《望庐山瀑布》的千秋佳作：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庐山下来，苏轼特地绕道筠州（今江西高安），去看望在那里当市场管理员的弟弟苏辙，再把长子苏迈送到饶州（今江西上饶）德兴县去当县尉，顺便写了一篇后世中学语文课文《石钟山记》，再到江宁去拜访王安石。

　　路上，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此时正是七月流火，一年中最热的天气，长江中游就如一个火炉一样。苏轼一家日日于江水中行船，暑气蒸腾之下，滋味可想而知。大人尚且还能忍受，小孩就没办法了，朝云去年生下的孩子苏遁，于七月份不幸夭折。

　　这孩子长得特别像苏轼，苏轼也尤其喜爱他。去年九月还高兴地写诗，希望孩儿“无灾无难到公卿”。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孩子就死掉了。

　　苏轼已经四十八岁，突然丧此幼子，悲痛可想而知。他抱着死去的孩子上岸去埋葬。回来时看着怀抱空空，不禁泪下如雨。而回到船上，听朝云哀哭着说自己也不想活了，看到床头架子上的小孩衣服，更是心痛如绞，于是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一整天动都不动，觉得人生怎么这么难。

　　但是，人生再难，日子也得照样过。长江的水滚滚向东，不因人的悲痛而停止，时间的流逝，同样也如此。

　　苏轼一家的坐船，沿着长江，一路走到了江宁。在这里，苏轼有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拜访王安石。

　　王安石在变法后期，已经发现自己的很多理想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难以按照原来设想的路线推行，于是渐渐心灰意冷，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退休。

　　尽管宋神宗多次要求他继续出来主持变法大局，但是对一个心已经灰冷的老人来说，无论怎么强求，都是白费力气。最后也只好允许他在江宁闲居，不问世事。

　　当抛开了政治上的纷争，王安石对苏轼才华的欣赏就凸显出来。每次黄州有人来江宁，他总要问，苏子瞻最近又有什么新妙语呀？

　　而苏轼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练与沧桑，对新法也有了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新法里面的有很多措施，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要做的。对于王安石冒着得罪天下士大夫的风险，忍受着巨大的骂名，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推行新法，而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功效，也感到由衷的敬佩。

　　所以两人此前的恩怨，至此一笔勾销，相互之间只有欣赏和亲近。

　　王安石骑着毛驴到码头去迎接苏轼，苏轼听到王安石亲自来了，连正装都来不及穿，帽子都来不及戴，赶紧下船相揖，并抱歉地说：“我今天穿着野服来见大丞相了”。

　　王安石一笑，说：“礼岂是为我辈所设”。

　　苏轼在江宁逗留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和王安石相见。他们谈了很多很多。作为读书人，也作为体制内人员，他们难免会谈到究竟是建功立业，还是退休隐居的问题，尤其是苏轼现在要面临着继续入朝做官，还是干脆直接在山野终老的抉择。

　　王安石给苏轼讲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刘备曾经批评许汜，说他只会求田问舍，而没有忧国忘家。但我认为，忧国忘家，最终只会‘可怜身世两徒劳’，还是‘问舍求田意最高’”。

　　他劝苏轼就在江宁这里住下算了，大家当个邻居。

　　这代表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在经历过奋斗，经历过辉煌，经历过磨难，经历过挣扎之后，以血泪教训得来的人生感悟：与其追求建功立业，还不如平平淡淡过一生。这对苏轼的触动很大——何况他本来心中就隐藏着一个归田园的梦。

　　于是，苏轼开始在江宁及周边“问舍求田”，看了很多地方，最后经朋友帮助，在常州宜兴买了一块田。

　　买好田以后，苏轼上了一封奏折，乞求宋神宗同意自己在常州居住。但由于一直没得到回音，只好继续北上，同时再次上表乞求。走到南都（今河南商丘），终于得到宋神宗的回复：官职不变，允许常州居住。

　　这下，苏轼终于摆脱了“来往如梭”的状态，可以放心地安家终老了。

　　谁知，没过一个月，神宗皇帝驾崩，他的儿子宋哲宗继位。

　　北宋朝廷一个新的时代，又到来了。这将是一个更为动荡的时代。

　　苏轼再一次被时代的潮流裹挟，走向了更加身不由己的命运。

　　15　青云

　　宋哲宗继位时，年仅八岁，无法管理朝政，是由他的祖母，也就是宋神宗的母亲，宋英宗的皇后，当朝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高氏经历过宋仁宗和宋英宗时代，对那段时间天下安宁的状态怀念不已。宋神宗在位时，她就多次劝自己的儿子不要变法，可是志向高远的宋神宗根本就不听她的。

　　现在，作为太皇太后，高氏终于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了。刚一垂帘听政，她就立刻启用了司马光等一批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的保守派旧臣。

　　司马光很快成为了新的宰相，一上任，他就开始着手尽废新法，全面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旧法。

　　苏轼作为被宋神宗打击过的保守派代表，自然也在起用之列。在常州才住了个把月，他便收到新的任命：授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也就是担任登州地区（今山东蓬莱）的知州。

　　苏轼已经坐了很多年的冷板凳，骤然受到这般恩宠，抵挡不住心头的火热，就放弃了常州居住计划，答应了朝廷的任命，赴登州上任去了。

　　路上，苏轼经过自己十一年前曾经担任知州的密州，看到当时拾捡的弃婴，都已经长大了，感到无限欣慰，同时也感慨时光飞逝，自己也已经变成老人了。

　　但到登州后，才待了五天，就又收到了新的任命：授礼部郎中。

　　于是苏轼又马不停蹄地往京城去，好不容易赶到开封，新的任命又下来了：迁中书省起居舍人，即皇帝身边的侍从官。

　　接下来的一年里，苏轼又升任中书舍人，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兼任经筵侍读，也就是当了小皇帝的老师。苏辙也同样屡被提拔，最终高居副宰相之位。

　　宋神宗期间被贬斥的旧臣们，纷纷回到朝中。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新法一条条被废除。甚至连此前已经运行得十分良好的，显而易见比旧法更优的，如差役法，也全部废掉了。

　　王安石起初对这些变化不发一言，后来听到连差役法也给废掉了，不禁叹息：“连这个都给废了？那是我和先帝整整探讨了两年，穷尽了一切利弊，才实施的。此法终究是不该废掉的。”

　　苏轼此前本已对王安石变革有了新的思考和理解，甚至在江宁和王安石写诗唱和时，还写过一句“从公已觉十年迟”。这句话表面是说十年之前没有和王安石交好，现在才有机会一起求田问舍做邻居，实际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王安石一些变革理念的认可。

　　所以，对于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他又看不过去了。尤其是为了差役法是否要废除，他和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可惜司马光终究没有听他的。

　　苏轼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王安石在位，他反对王安石；司马光在位，他又反对司马光。

　　有一次在家里饭后散步，他摸着肚子问侍女们，“你们猜这里面都是什么？”一位婢女说，“都是文章”；另一位婢女说，“都是见识”。苏轼都摇头。只有王朝云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这才捧腹大笑，说“朝云知我”。

　　不过，他的不合时宜这回倒还没有引起什么不良后果。一是司马光虽然也执拗，但是毕竟比王安石宽厚，没有打击报复苏轼；二是司马光回来任宰相，本已年高（六十六岁），为了尽快废除新法，每天劳累不堪，积劳成疾，才一年多时间就病逝于任上，逝世前哀叹：（新法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而他一辈子最大的政敌王安石，已经早他四个月就去世了。

　　尽管苏轼在是否尽废新法的问题与守旧派大臣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他还是属于保守派战线，要共同面对神宗时期的变法派政敌。

　　苏轼兄弟既然身在朝堂，就逃不开这些纷争。而且他们对于打击变法派，也是毫不手软。这中间除了政治分歧之外，也还夹杂着私人恩怨。例如对李定等当时在乌台诗案中搞他的人，他们在奏折中也会猛烈攻击。尤其是苏轼担任为皇帝起草圣旨的官员，对那些他不喜欢的变法派，他就会在圣旨里骂得狗血喷头。

　　甚至有时候本来不是他当值，但看到是他讨厌的变法派大臣被贬，他还要主动抢着去写贬书，好出一出憋屈已久的恶气。

　　苏轼的文章写得好，论人忠奸，都直达骨髓，他骂起来痛快淋漓，但是被骂的人，自然也对他恨之入骨。苏轼兄弟，就这样结下了一个一个大仇人，为自己未来埋下了后患。

　　尤为可惜的是，苏轼早年最好的朋友之一章惇，作为变法派核心人物，此时受到了守旧派的激烈攻击。苏辙和苏轼，也都加入了攻击之列。

　　苏辙上了一封《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猛烈弹劾章惇，说他的一些做法，不是为了公心，而是为了“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只要能给司马光使坏，他就不管对朝廷是有利还是有害。又说章惇位居军国大位，“用心如此，岂不深误国计？” 请皇帝早点把他罢免，“别让章惇得逞，害了国家大事。”

　　几天之后，章惇就被贬出朝廷，到汝州当知州去了。而他到了汝州，本已心情郁闷，结果又看到苏轼的一封奏折把他骂了一顿。

　　那封奏折本来和章惇无关，但不知为何，他却顺手捅了章惇一刀，说“王安石一帮人，为了求军功，枉开边衅，结祸四夷，如章惇等……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

　　以章惇和苏轼的关系，以及此前章惇在苏轼落难的时候冒着仕途风险和生命危险对苏轼的帮助，此刻受到苏轼兄弟这样的对待，其心情可想而知。

　　苏轼丝毫未觉察自己正在给未来挖坑，除了章惇之外，他还得罪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得罪的人：程颐。

　　程颢、程颐兄弟是当年和苏轼、苏辙一同参加进士考试的，但他们俩兄弟没有苏轼兄弟的好运，程颢考上了，程颐却落榜了。

　　程颐本来就很聪明，为人处世处处以圣人为标准。他落榜后，发奋读书，大有所成，后来开始收徒讲学，名满天下。在后世被人尊为“程子”，即“程朱理学”的那个程。

　　宋哲宗即位后，大臣们为他选择老师，司马光等一致推荐程颐。于是程颐以布衣身份，一朝而成为“帝王师”，与任“经筵侍讲”的苏轼成为了同事。

　　程颐作为老师，对小皇帝非常严格。有一次课间休息，小皇帝折了一根柳枝玩，被程颐看见了，狠狠批评了一顿。

　　司马光知道后，叹息着说：以后皇帝不会亲近儒生了。

　　但司马光此时才看出问题，为时已晚。后面整个大宋朝，都会为宋哲宗对儒生的怨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程颐与苏轼的性格截然不同。程颐端严肃穆，苏轼则活泼洒脱，俩人互相看不惯。而苏轼又口无遮拦，老是讽刺程颐，说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奸人。

　　最大的一次冲突，出现在司马光去世的时候。当时正值神宗皇帝灵位入太庙的祀典，这算一个“吉礼”。百官祝贺完之后，见时间还早，就相约去司马光家里吊唁。

　　但程颐拦住大家，说：孔子如果哪天哀哭了，那天就不再唱歌。今天我们刚行完吉礼，又去参加丧礼，于礼不合。

　　苏轼则极力主张应该去。争执之下，苏轼讥讽道：“这也不知道是哪个泥巴坑里来的乡巴佬所制的礼。”

　　百官哄堂大笑，程颐则面红耳赤。后来辑录程颢、程颐言论的《二程集》如此记述：“（程颐）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仇，与其党类巧为谤诋”。这里“以文章名世者”，就是指苏轼。

　　这些争执，在苏轼来说是随口而出，但是，要知道，程颐和哥哥程颢当时已经门生满天下，朝中有很多大臣，都对他们执弟子礼。老师受辱，对这些弟子来说，更是奇耻大辱。他们便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展开报复；而苏轼、苏辙也有自己的朋友、门生，双方互相攻击，逐渐就形成了所谓的“洛党”和“蜀党”之争。

　　苏轼回到朝廷没几年，虽然官位节节高升，但是一则不合时宜地反对全盘恢复旧法，得罪了保守派；二则兄弟俩齐心协力打击变法派，又得罪了变法派；三是口无遮拦，又得罪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再加上太皇太后的过度恩宠而引起的嫉妒，又得罪了更多眼红的人。

　　于是，他成为了众矢之的。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飞向年轻的宋哲宗和执政的太皇太后。

　　苏轼一方面不堪其扰，另一方面也很恐惧。就一再向太皇太后上书，请求让自己到地方上去任职，不要留在朝中了。太皇太后刚开始一直挽留，但是苏轼说：“我一天不离开，这里的是非一天不解”。太皇太后只好依从他的心意，放他出去担任杭州知州。

　　于是，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终于脱离了京城这个牢笼，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杭州。

　　上次来当通判时，他才三十四岁，而这次再来，已经是五十二岁的老人了。

　　这次再来杭州，和上次的担任通判就完全不同，苏轼成为杭州主管军政的第一人了，有了足够的地位和能力，在杭州留下政绩。

　　苏轼主要做了救灾民、设医馆、通六井、治西湖四件大事。前两件救活了无数老百姓；第三件解决了杭州百姓几百年来受盐潮所害，水咸泉苦的弊病；而疏通西湖，建筑湖堤，使得西湖不再堙塞为患，不仅大收钱粮之利，更造就了西湖的如画美景，后人将其主持修建的堤坝称为“苏公堤”，简称“苏堤”，至今仍是西湖最美的地方。

　　苏轼任满离杭后，杭州人民筑生祠纪念他，此后二十多年，当地人民家中依然悬挂他的画像，饮食必祝。而我们今天能欣赏到西湖美景，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享受苏公当年留下的余荫。

　　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还没满两年，就又被太皇太后召回京城，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此时，苏辙已经连连升官，成为了尚书右丞。苏轼觉得兄弟俩都当如此高官，也太招摇了，从天地盈虚的角度来讲，太满了就必定会惹来祸患，于是屡次上表请辞，但太皇太后死活都不答应，他没办法，只好回朝就任。

　　但刚一回来，就遭遇程颐弟子们的迎头痛击。洛学门人朱光庭、贾易等，早就对苏轼极其不满。几年前，朱光庭就已经狠狠地弹劾过苏轼，这回贾易又站出来，说苏轼的一首诗有问题。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很显然，这首诗写得喜气洋洋，表达了作者听到好消息时的欢悦心情。

　　问题是，写此诗的时候，宋神宗才去世两个月。于是贾易等就攻击苏轼，说他是听到宋神宗死掉的消息才这么开心的，又说苏轼代写的大臣任命书里提到宋神宗时，用了“民亦劳止”（这是《诗经》里批评周厉王的诗句）这样的说法，把宋神宗比作周厉王。

　　凡此种种，就是为了证明苏轼、苏辙“必欲让他们兄弟来把持国事，让四川人占据重要职位，聚集小人，残害忠良，这难道不是心怀险诈、要倾覆我们的国家吗？”

　　苏轼倒也聪明，辩解说，我写诗的时候，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当时在乡下，听到乡人在谈论新上任的皇帝，夸奖“好一个少年官家”（宋朝口语称皇上为“官家”），所以才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此时太皇太后还信任苏轼，所以没有因此而治罪。但是对“洛党”和“蜀党”之间的争斗不休也感到极端厌恶，于是就各打五十大板，把苏轼和贾易都放出去当地方官了。

　　就这样，苏轼回朝中还没半年，徒惹了一身麻烦，只不过是把杭州知州变成了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

　　颍州倒也是个好地方，公事比较闲，苏轼每天有很多时间都在颍州西湖和颍水边流连。

　　但这种日子也没过多久，几个月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命令，改苏轼为扬州知州。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大宋朝廷任命官员视同儿戏：苏轼去年三月从杭州进京任职，八月改知颍州，今年二月又改知扬州，前后才十一个月，就换了杭州、京城、颍州、扬州四个地方，除去路上行走和业务交接的时间，每个地方能真正干活的日子就没几天。

　　这种飘零感，让苏轼无比厌烦，但是人在官场，又逃无可逃，他不禁羡慕起陶渊明弃官不做的魄力和种豆南山的悠闲。

　　于是到扬州后，苏轼开始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寻找精神寄托。他每天都喝点小酒，颓然坐睡，也不知道是醉是醒，然后就和（hè）陶渊明的《饮酒》诗。陶渊明写了二十首，苏轼也和了二十首。

　　可人生的无奈就是，苏轼越是想追求陶渊明的境界，就越是得不到。在扬州才几个月，朝廷又把他弄回去了，先是当兵部尚书，过三个月又改任礼部尚书。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五十六岁，身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三个职位，恩宠之荣，一时无二。

　　但是，他只要人在朝中，老问题就必定会到来。回来没多久，又受到御史的激烈攻击。他实在是受不了，就又上书请求去江南当地方官。太皇太后还是不许。

　　但这是太皇太后最后对苏轼的拒绝，或者说，最后的保护。

　　这年九月，太皇太后病逝，十六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大宋朝又一次剧烈转向。

　　年轻的宋哲宗很快就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不过不是让苏轼去心心念念的江南，而是发配去了边疆地区，宋辽交界处的定州（今属河北保定）。

　　在定州任命下来之前，苏轼就已经遭遇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陪伴他二十五年的爱妻王闰之，以四十五岁年龄，病逝于家。

　　王闰之二十岁嫁给苏轼，经历过繁华，更经历过苦难。

　　在密州，苏轼把家财都捐出去救助弃婴，她毫无怨言，并且温柔地抚慰苏轼因家贫和公事艰难带来的苦闷；在湖州，苏轼被突然逮走，她跟着担惊受怕；在黄州，家里没钱，只能种田为生，她辛辛苦苦操持家务，还体贴地帮苏轼藏着斗酒，以待他不时之需……

　　她也许不像王弗那样能给苏轼以思想上的启迪，不像朝云那样能懂得苏轼的心思，但她是这个家的主妇，是苏轼相濡以沫的“老妻”。

　　苏轼没有为她留下专门的诗词，但是伤痛却一点也不少。在给朋友的信里，他写道：“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在写给她的祭文里，苏轼说：“已矣奈何，泪尽目干”。后来苏轼自己去世时，遗命与王闰之同葬。

　　办完妻子的丧事，定州的任命也下来了，苏轼于九月中旬启程赴任。

　　按惯例，作为戍边的官员，在赴任前，皇帝要接见，叮嘱几句。但是苏轼去觐见时，皇帝却让他奉诏速行，不许入见，理由是可笑的“本任阙官，迎接人众”。意思是说，定州那边等着你去上任，而来迎接你的人还在这候着呢，你赶紧走吧。

　　苏轼愤懑不平地上表抗议，说“本任阙官，自然有转运使暂时代替我的职务，又不会误事；迎接人众，只不过多花十天钱粮，有何不可？”

　　奏折交上去后，皇帝根本不理，苏轼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上任。

　　此时，他明显感到了朝政在发生变化，但还只是以为自己大不了就在定州终老，而不知道，大宋朝早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6　岭南

　　宋哲宗登基时才八岁，中间太皇太后执政八年，到他亲政时，也才十六岁，正处于叛逆期。

　　前面说过，程颐的严肃教育，让他对儒生产生强烈的反感。而太皇太后执政时，他和太皇太后相对而坐，大臣们都对着她汇报，小皇帝曾经抱怨，自己只能见到大臣的后背和屁股。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太皇太后对小皇帝管得很严，年轻的小皇帝对她不仅没有感情，反而怀恨在心。

　　在他心中，宋神宗就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而太皇太后却把宋神宗用生命来推行的新政，全部给毁了。这八年，他唯一的心思，就是默默等待太皇太后死去，等待自己亲政的那一天。

　　现在，他终于等来了机会。太皇太后驾崩后，他迅速把太皇太后提拔起来的官员们罢免或贬黜，把宋神宗时期的官员们纷纷启用。

　　苏轼在定州兢兢业业地当着边帅，使定州重现了四十多年前名帅韩琦治下的军威。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他已经注定的悲惨命运。

　　此时的朝廷中，新进的变法派纷纷占据高位。弹劾苏轼的奏章，又如雪片般飞到皇帝的御桌上，所弹劾的内容，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回没有了太皇太后的保护，小皇帝对他曾经的老师，也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御笔一挥：贬！

　　于是，苏轼到定州才半年，就接到了新的诏令：撤销原来的一切官职、差遣，以左朝奉郎（正六品）知英州。

　　英州，即今天的广东清远英德，处于五岭之南，在古代是令中原人士闻风丧胆的瘴疠之地。宋朝祖制不杀文官，贬到岭南，就是对文官最重的惩罚了。

　　当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黄州时，受他牵连最重的朋友是王巩，就被贬到岭南的广西宾州。苏轼对此极为内疚，多次写信道歉、慰问。

　　而王巩在那里，也确实过得比较凄惨，一个儿子死在贬所，另一个儿子死在家中，他自己在岭南也多次生病，差点死在那里。

　　后来王巩遇赦北归，和苏轼在京城见了面。苏轼发现他气色很好。而跟王巩一起赴岭南的一位歌姬，后来成为王巩侍妾的宇文柔奴（小名“点酥娘”），也是显得比以前更年轻。

　　苏轼当时曾问柔奴，岭南应该很不好吧？

　　没想到柔奴笑笑说：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苏轼特别感慨，专门为柔奴写了一首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没想到，十年过去，苏轼自己也要来到岭南了。面对未知的前途，他只能拿以前的诗句来自我安慰了。

　　但命运并不轻易放过苏轼，而是还要一直考验他，看他能不能真正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苏轼从定州南下的路途中，朝廷里变法派弹劾他的奏章，还在不停地上，主要内容无非是说，苏轼的罪恶太重，现有惩罚还不够，还要再加重。

　　于是，他从定州出发没几天，就收到新的命令：左朝奉郎降为左承议郎，仍知英州。

　　又过几天，又收到新的命令：“合叙复日不得与叙”。意思是，以后按惯例进行的升迁考核，他不得参加。这是要让苏轼永久不得翻身。

　　灾难还没到头。此时，之前被苏辙弹劾下台，又被苏轼捅上一刀的老友章惇，被宋哲宗起用，当了宰相，开始执政了。他开始了对苏轼的疯狂报复。

　　苏轼南下走到一半的时候，最新任命下来了：罢免左朝奉郎，罢免英州知州，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又走几天，连“建昌军司马”也给罢免了，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然惠州安置。

　　“安置”与“知州”，不可同日而语。知州好歹还是一方大员，“安置”就大概等同于流放，要被当做罪臣监视居住，而且也基本上没有了俸禄，只有少量“折支”。

　　原来被贬为英州知州，苏轼还想着带家人一起去上任。但是改为“惠州安置”后，这个计划就已经不现实。

　　好在当初在宜兴买了田，靠收田租还能勉强度日。于是苏轼决定全家分成两拨，主要家眷都留在宜兴。他带着幼子苏过南下。家中所有姬妾全部遣散，任由自便，只有朝云自愿追随苏轼，便一起赴岭南。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经过半年时间的跋涉，苏轼终于抵达了惠州。此行今天走高速全程为一千九百二十八公里，差不多折合为四千里。按古代交通状况，很多地方都要避开大山，或只能走水路，把绕的路都算起来，苏轼此行至少走了五六千里路。

　　一路奔波，五十七岁的苏轼虽然劳累不堪，倒也兴致勃勃。当天就写下到惠州后的第一首诗：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加盐试译：仿佛曾经来过这地方，难道是做梦？我开心得就像刘邦从老家捉过去的鸡和狗一样，走在长安城边仿造的沛县丰邑村庄里，都能找回各自的窝。这里的官员和老百姓奇怪地问，你到底犯啥事啦，给流放到这儿？父老们则互相搀扶着来迎接我这个老头。汉代的苏武，没想到还能从漠北返回汉地；三国的管宁，也曾决定就在辽东终老，后来不也回去了吗。岭南风景好，酒也好，品行高洁的主人，也愿意接待我这个暂居这里的过客。）

　　从这首诗来看，虽然经历了一贬再贬，而且收到“不得叙复”的命令，但苏轼的心目中，究竟还是觉得自己在这里就是一个“寓公”，他认为自己早晚会像苏武、管宁那样，再回到中原的。

　　谪居的日子，对苏轼来说，早已轻车熟路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刚开始，他寄居在当地的官方接待所“合江楼”，但罪贬之人不能久居官所，只住了半个月，就迁到附近的嘉祐寺了。

　　此时的苏轼，还时常有自怨自怜的意思。如看到梅花开放，他就会想起当年谪赴黄州的凄惨，说当时见到梅花曾断魂，现在流落复相见，南蛮之地风雨飘摇，让我心中忧愁。

　　但随着对惠州风物渐渐熟悉，以及来往的朋友渐渐增多，他的心态，又渐渐好起来。

　　在某次爬山的过程中，苏轼原本想爬到一座名叫“松风亭”的小亭子，但是年纪大了，爬到半山感觉很累，心想，这怎么能爬得到啊。

　　哀叹了一会儿，苏轼心中如同一道闪电闪过：我为什么非要爬到松风亭呢？就在这半山腰歇息，又有什么不行的呢？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想到这里，他豁然开朗，觉得自己就像一条挂在钓钩上的鱼，突然得到解脱一样。

　　是啊，人生何必孜孜以求于这个那个，就安心享受当下已经拥有的，又有什么不行的呢？

　　就如北返中原的念头，原本时时萦绕在苏轼心中，现在他突然觉得，就在惠州待着不也挺好的吗？就好比自己是惠州的一个秀才，考科举没考上，回到家乡安度一生，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至此，那个曾经误入凡尘，当大官享尽繁华，又不幸被贬，当罪臣历尽磨难，还放不下心头执念的苏轼，终于恢复成我们深深喜爱的，自在洒脱的苏东坡了。

　　他开始享受惠州的山山水水，享受生活赋予的一切美好。

　　例如，吃到惠州的荔枝，他写下了这首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由于太穷，买不起肉吃，他就去市场上买别人不要的羊骨头，煮了以后，用酒泡一泡，撒点盐一烤，他抱着能啃一整天，觉得非常开心。唯一感到抱歉的就是，围着他的狗就不高兴了。

　　但他在这里开心，朝中有人就不高兴。

　　章惇把苏东坡流放到惠州，还觉得不过瘾，就又搞了一个小动作：任命苏家的仇人为“广南东路提刑”，也就是负责广东地区司法、刑狱和监察的最高长官。

　　这位仇人，名叫程之才，是苏东坡的亲表哥，也是前姐夫。当年姐姐病逝，父亲苏洵认为是程家虐待所致，写诗文痛骂程家，并与之绝交，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

　　不得不说，章惇这一招很高明，也很阴毒。以程之才此时的地位和能量，以两家世仇的关系，他给苏东坡随便找点茬，就够苏东坡受的了。

　　但章惇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苏东坡虽然在政治上比较天真，但并不是傻子。程之才来了后，他第一时间想办法攀上交情，表明想要重归旧好之意。

　　程之才其实不像苏洵想的那么坏。年轻时因为自己没照顾好妻子，致其去世，两家反目成仇，他自己也一直都心中耿耿，早想找机会修好。

　　于是，苏东坡和程之才相见之下，不仅没有“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反而充满表兄弟之间的友爱。苏东坡反而多了一个照顾他的兄长。

　　程之才出面帮忙疏通，苏轼又住回了合江楼，直到一年后，程之才任满北返，他才再搬回嘉祐寺。

　　解决了“仇人”的大问题，又解决了住处，苏东坡就更潇洒了。除了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把酒言欢之外，他也做了很多有益于民生的事情。

　　尽管苏东坡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流放官员，但是他出面张罗，帮助收拣曝尸荒野的野外枯骨，在惠州推广他在浙江见过的插秧农具“秧马”，修建东江浮桥等等。

　　为了做这些事，苏东坡捐出自己微薄的积蓄不算，还把朝服上用的犀带都变卖了，甚至还写信给苏辙求助。正好当时苏辙的妻子史夫人入宫觐见太后，获得过一些赏赐，都捐了出来。

　　苏东坡如此大力地做这些利民的事情，除了他爱民的情怀和慷慨的本性使然之外，也是自己完全下定决心，把惠州当成家，以后就在这里终老了。

　　绍圣三年（1096年），苏东坡倾尽最后的财产，在亲友及惠州老百姓的帮助下，在惠州白鹤峰盖了一所房子，同时写信给长子苏迈，让他带领家眷，从宜兴举家南迁，到惠州定居。

　　看着新居渐渐盖起，苏东坡的心情，十分愉悦。

　　但是，房子盖到一半时，苏东坡又一次遇到沉重的打击：王朝云因感染瘟疫，突然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朝云从十二岁进入苏家，二十岁成为侍妾，至此已经与苏东坡相识二十二年，相伴十四年。

　　她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又善解人意，是苏东坡的灵魂伴侣。

　　在苏东坡流落岭南的岁月里，由于王闰之早已去世，其他姬妾也已遣散，就是她和苏东坡相依为命，照顾苏东坡的起居，抚慰他的灵魂。

　　对晚年（即将六十）的苏东坡而言，他和朝云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肉欲层面，而进入到纯粹的精神境界。他曾经给朝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又有词曰：“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前者讲修道，后者讲学佛，都是说从此再无云雨，只有潜心问道的意思。

　　朝云死后，苏东坡写下《悼朝云》诗，其中有“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

　　意思是：好恨不能和你长相厮守，只能念经帮你早归佛土（朝云信佛），我很伤心，我们的尘缘至此已了，以后生生世世，都再也见不着面了。

　　尽管如此悲伤，日子还是要继续。

　　白鹤峰新居继续盖着，经过大半年的营建，于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终于落成。

　　又过一个月，长子苏迈带领一家老小，浩浩荡荡地从宜兴一路奔波，终于到达惠州，和苏东坡会合了。

　　此时，他们已经分开三年，如在梦中。

　　虽然穷居岭南，但是看到新房子已经盖好，子孙又济济一堂，已经六十岁的苏东坡，也不禁开心起来。他在《和陶时运四首》里高兴地写道：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

　　……

　　我视此邦，如洙如沂

　　邦人劝我，老矣安归

　　……

　　子孙远至，笑语纷如

　　……

　　苏东坡和子孙们，在新家里，开心地说笑，憧憬着在惠州的美好生活。

　　但笑声未落，他就收到了新的贬令：

　　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琼州，即今天的海南海口；昌化，即今天的海南儋州。这封贬令的意思是，苏东坡必须得离开惠州，到海南儋州去被监视居住了。

　　命运就是如此不怜悯苏东坡。连一个六十岁老人最后安居的心愿，都要打得粉碎。

　　而苏东坡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还是跟他的诗有关。

　　在嘉祐寺居住期间，有了松风亭“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的顿悟，他觉得这样的小日子过得也很不错，便在诗里写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前面说过，苏诗一出，很快就会传遍天下。尽管此时他人在岭南，但诗早已传到京城。章惇看到后，说道：“苏某居然还这么快活？”

　　于是顺手就把他贬到海南去了。

　　贬令如军令，一天都不得停留。收到贬令的第二天，苏轼便不得不动身往海南走。他把家人留在惠州，只带幼子苏过在身边照顾。

　　由于刚盖了房子，没有钱，还要写信去找人借钱。朝廷本应给他支付“折支”，但拖欠了三年，到现在一文钱都没拿到。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到的路费。

　　以苏轼六十岁的年纪（按当时算法为六十二岁），被贬到海南，几乎就是让他死在那里了。他自己也断定生还无望，便和家人在哭着诀别。同时打定主意，到了海南后，第一件事是做棺材，第二件事是修墓地。

　　此时，苏辙也被贬到岭南来了，任所是广东省最南端的雷州半岛，正好和海南隔海相望。虽然被贬雷州对苏辙是很悲惨的命运，但此时此刻，对他们兄弟俩来说，倒不失为一件大喜事，因为正好可以见上一面了。

　　五月十一日，兄弟俩在广西藤州的梧江上相见，此时距上次分别，已经近四年。他们终于能重温“夜雨对床”之乐了。

　　从藤州到雷州，刚好一个月，兄弟俩同吃同住，度过了人生最后的相伴时间。

　　六月十一日，苏东坡在徐闻登舟赴海，与弟弟挥泪作别。

　　从此之后，他们再未相见。

　　17　不恨

　　海南岛，在宋朝时还属于极其蛮荒的地方。中原人士对岭南都畏之如虎，何况海南。

　　环境之恶劣从渡琼州海峡开始。苏东坡以前没坐过海船，当时又恰遇北风，海浪如山，令人“眩栗丧魄”。

　　渡海之后，又陆行十几日，他年老力衰走不动，只能坐肩舆，被人抬着走。但走到半路，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从半梦半醒中淋醒。

　　苏东坡不禁感叹：“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意思是，我这辈子到哪里才能有个安歇的地方啊，四面环顾，真的是没路可走了。

　　他只好安慰自己：这又是雨又是风的，大概是天上的神仙在举行宴会，知道我马上要去和他们会合（意思是自己快死了），所以高兴的吧。

　　好不容易到了被流放的昌化，发现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啥都没有。”

　　他又病又愁，只好埋怨自己“学道未至”，说自己在这里，只不过是“日就灰槁而已”。

　　刚开始，当地官府可怜他，允许他租借官屋先住下。这个官屋也非常破，海南雨多，每次下雨的时候，一晚上要起来多次挪地方，因为找不到一个不漏雨的地儿。

　　但尽管住着这样的房子，后来还被章惇知道了，派人将苏轼和儿子赶了出来，说是“贬官不得侵占公屋”。

　　父子俩只好找了个桄榔林，躺在树下栖身。后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才建起一栋土屋，起名为“桄榔庵”。

　　更惨的是没有东西吃。当时海南岛农业不发达，粮食要从大陆跨海运来，有时候出现风暴，来往船只断绝，就会断粮。

　　碰到这种时候，苏过就只能找点芋头煮了给苏东坡吃，苏东坡还拍着桌子叫好，说“太好吃了，色香味俱全！天上的东西我不知道，但人间绝无此美味！”

　　有一次连芋头都没得吃了，苏东坡只好带着苏过练习“龟息法”，也就是每天早上对着太阳，张嘴喝风，美其名曰“吸食初生日光”。

　　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开始回想自己吃过的好东西，写了一篇《老餮赋》，历数完世间的山珍美味，苏东坡写道：“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此时，苏东坡对一切都已经不再奢望了，能有口吃的，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盼望。

　　有一天，正在哀叹自己身居海岛，不知何时能返中原，苏东坡突然领悟到：世界上谁不是住在岛上呢？琼州是一个海岛，中国又何尝不是一个海岛？既然如此，又何必斤斤计较于自己穷居海岛呢？

　　想通了这点，苏东坡再次豁然开朗。

　　再一次，他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开始生活和灵魂的自救。

　　他亲手盖了房子，又亲手开辟了菜园，自己种菜。结果种完后，他看着自己种出来的蔬菜是这么可爱，竟然舍不得吃了。

　　他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黎族人民成了好朋友。经常到他们的园子里去讨菜，到他们家里去喝酒。

　　有时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家，只能“但寻牛屎觅归路”，因为模模糊糊记得，“家在牛栏西复西”。

　　这时候，他最爱的就是陶渊明的诗。由于手头没什么书可看，一部陶渊明集，他不敢多看，每次只看一篇，生怕看完了就没得看了。

　　他决定，此生要尽和（hè）陶诗，就是说，陶渊明一生写的所有诗，他都要用同样的韵脚，追和一遍。

　　后来，苏辙编辑苏东坡的作品，在苏东坡的《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说：

　　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

　　苏辙不愧是世间最懂苏东坡的人。他这段话，完美地概括了苏东坡此时的境界：以无何有之乡为家，不管身处何方，都是回家。

　　正当苏东坡已经达到了“随处皆可云归”境界的时候，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远在几千里外的京城，突然又发生大事：哲宗皇帝驾崩了，死时年仅二十三岁。他的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新皇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终于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次转机，获得“量移廉州”的待遇。

　　虽然廉州（今属广西北海）仍然是岭南偏远之地，但好歹是在大陆。而且，“量移”，就是起复的前奏。

　　六月，苏东坡离开海南，给当地的黎族朋友们写诗告别。诗云：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对此时已经六十三岁，经历过沧桑百态的苏东坡来说，海南已经成了他的家，而眉州反而成了临时寄居之地。现在离开海南，只不过是像有事要远游一样。人生是生、是死、是梦，三者已经分不出孰优孰劣了。

　　六月二十日，苏东坡登上北去的船，离开了海南岛。他说：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是啊，人生有这么奇绝的境遇，即使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又有什么可以遗憾和怨恨的呢？

　　苏东坡冒着台风和雷雨，从雷州半岛坐海船赶到广西廉州，还没安顿好，又得到新的任命：永州（今湖南永州）安置。

　　于是又从廉州前往湖南，途中特地绕道广州，与惠州赶来的家人会齐，然后再往永州去。没走多久，他的官职又被改为“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外军州任便居住”七个字，这意味着，苏东坡再也不用赶来赶去了，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哪住就在哪住。

　　从此，他彻底自由了。

　　弟弟苏辙也已经起复，也可以“任便居住”了。苏辙选择了回河南颖昌，并写信极力邀请苏东坡也去颖昌，兄弟俩从此住在一起，永不分离。

　　苏东坡接受了弟弟的倡议，一路北返，但半路又听到朝中纷纷传言，说苏轼此次回京，是要当宰相；而又有反对的人，正准备全力阻止苏轼当宰相，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写奏折呢。

　　他当即放弃了去颖昌的念头——颖昌离京城太近，他实在是怕了。于是最终决定，就定居他喜欢的常州吧。

　　经过一路艰难跋涉，同行的仆人都病死了六个，一直到第二年五月，苏东坡一家才终于来到了江宁（今南京）。

　　此时，有老朋友约苏东坡在离江宁不远的镇江金山一晤。

　　在金山寺，苏东坡看到老友李公麟画的一幅他的画像，百感交集，遂提诗一首于其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从此诗可以看出，对于此时的苏东坡而言，什么功名利禄、建功立业，全与自己无关。他曾经在杭州、密州、徐州留下的德政，都不足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真正体现他人生价值的，反而是最落魄时所待的地方：黄州、惠州、儋州。

　　在这三个地方，他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是却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只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自然的心，懂得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就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安宁。

　　在黄州、惠州、儋州，他的身体没有得到自由，他的命运没有得到自由，但是他的心灵却得到了自由。

　　可惜的是，苏东坡脱离了空间的限制，却又被时间的牢笼困住了。

　　写完自题画像诗的当月，苏东坡就开始生病。到六月，病越来越重，晚上整夜整夜都无法入睡，只能坐着喂蚊子，怎么都盼不到天明。

　　就像上次他的小儿子苏遁死去的情形一样，六月的长江，暑气蒸腾，苏东坡年老体衰，早已经受不住。只能停止前行，暂时靠边休息。

　　在镇江京口，有一位特殊客人求见，他就是章惇的儿子，也是苏轼曾经的学生。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苏轼，章惇已经被贬到雷州去了，就是苏辙当初被贬到的地方。由于传闻都说苏轼要当宰相，他希望苏轼能网开一面，放过父亲，不要报复。

　　苏轼强撑病体，给学生写了一封回信。其中说道：“我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有些意见不一致，但是交情并没有减少”。又热心地开导章惇，说雷州那边风土不恶，寒热适中，不用担心。并且把自己的养生秘方告诉了章惇，希望他在那边好好保养身体。

　　但章惇在雷州，还是受到了天命的惩罚。由于当初他定下的规矩，贬官不得住官舍，他只好自己去租民居，结果看好那一家，一听说是京城来的贬官，死活都不租给他。说：“当初我租房子给苏辙大人，结果章惇宰相派人把我抓起来，非要我冤枉苏辙是强租民房，把我搞得半死。我再也不敢租房子给贬官了。”

　　不过，此事苏东坡已经不知道了。因为这年七月，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先是跟孩子们告别。说：“我平生不做坏事，死了不会下地狱。你们到时候不要哭，让我安静地离去。”

　　去世前夕，他的多年好友，佛教大师维琳，前来帮助度化。苏轼当时神志还清醒，口占一偈曰：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意思是：我和你都是丙子年出生的，到现在活了快三万天啦。哪怕一天念一千遍佛偈，人生还是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哪容人们说什么呢。人之所以有各种患难，就是因为有这个肉身，如果肉身没有了，也就没有了痛苦。我这辈子常笑话鸠摩罗什，白白地念了那么多神咒啊。

　　维琳大师问，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苏东坡此时口齿已经不清晰，便勉强提笔，写道：

　　昔鸠摩罗什病急，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后二日属纩。

　　意思是，当年鸠摩罗什病危的时候，给弟子三部西域神咒，让他们念诵，帮助自己解除灾难，但最终却没能把他救回来。

　　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后写下的文字。

　　宋徽宗中山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101年8月24日，六十四岁的苏东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临终前，维琳大师说：勿忘西方极乐世界。

　　苏东坡勉力说道：西方不无，但此中着力不得。（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但是我的心里不能着力）

　　另一位朋友钱世雄也在旁边大声说：此时更须着力。

　　苏东坡说：着力即差。（如果非要着力，那就错了）

　　——对此时的苏东坡来说，世间已经没有任何事情，是需要强求的了。不论何种境况，我都能随遇而安。又何必着力呢？

　　长子苏迈再问：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

　　苏东坡不再作答，瞑目而逝，遂成坡仙。

　　（全文完）

　　主要参考资料：

　　【1】苏东坡新传，李一冰，四川人民出版社
　　【2】苏轼十讲，朱刚，上海三联书店
　　【3】苏轼传，王水照 崔铭，人民文学出版社
　　【4】苏轼集，苏轼
　　【5】东坡志林，苏轼
　　【6】仇池笔记，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