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纯粹的足球，可能只存在于央视五套

lameihua

　　大家好，我是乌鸦。

　　众所关注的世界杯刚刚结束了第一轮淘汰赛，八强球队全部产生，此后将休整两天，再展开竞逐四强的争夺。

　　不过对不少人来说，回顾起已经进行的比赛，值得回味的技战术表现不多，倒是频繁有利用世界杯的舞台进行政治表达的行为，令人印象深刻。

　　于是有人发出感叹：如今的足球真是不纯粹！其实如果回顾足球史，就不难发现，这领域跟政治的挂钩真可谓源远流长，“最纯粹的足球”可能只存在于央视五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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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世界杯最出名的政治表达，当属德国队在赛前合影时的“集体捂嘴”，以示抗议国际足联禁止球员佩戴彩虹袖标的决定。

　　但好巧不巧的是，所谓竞技体育菜是原罪，德国队在比赛中表现不佳，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即遭淘汰，赛前的“捂嘴”行为艺术反招来了群嘲。

　　德国首场负于日本赛后，日本球迷与当地阿拉伯球迷“同乐”

　　德国最终小组出局后，卡塔尔当地节目嘉宾集体捂嘴向德国队“告别”

　　当然，同样受关注的还有伊朗队。

　　起因是今年9月，22岁的伊朗女子阿米尼因着装不符合规定，遭到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一事，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而主力队员大多在海外效力的伊朗男足很快加入示威浪潮。世界杯首战，伊朗队更是在赛前拒唱国歌，全员静默。

　　伊朗统治者最终撕破脸皮，派人约谈这些球员在伊国内的亲属，要求他们放弃这种行为。在第二场比赛中，伊朗队员开始轻哼国歌。

　　这一妥协引发了一些伊朗激进示威者的不满，这些人原本希望伊朗队能利用世界杯舞台，发出更大的声量。激进示威者号甚至号召伊朗球迷在第三轮小组赛中支持对手美国队。

　　政治表达的诉求有没有达到目的不知如何，比赛的结果伊朗确实负于美国，失去了小组出线的机会。

　　面对频发的世界杯相关政治表达，前著名教练、现任国际足联技术研究小组官员的温格评价道：“那些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专注于比赛，而不是政治示威的球队，一般踢得都很好。”

　　温格这话见仁见智。本届比赛尤其喜爱政治表达的德国、丹麦，世界排名位列前十，均爆冷出局，丹麦队甚至尴尬地一平两负小组垫底；但坚持赛前单膝下跪力挺“黑命贵”运动，并且在“彩虹袖标”上一度也调门很高的英格兰队，则一路高歌猛进，已经挺进八强。

　　而有些政治表达，更是“对轰”，说不清到底谁在发难。

　　比如小组赛末轮对阵的瑞士和塞尔维亚。瑞士队的核心球员沙奇里与扎卡都是阿尔巴尼亚移民（科索沃）后裔，同塞尔维亚存在宿怨。而另一边，这次塞尔维亚更衣室内出现凸显“科索沃领土”的旗帜，表达民族主义情绪。

　　结果沙奇里在上半场攻破塞尔维亚球门，随后以“安静”手势回应塞尔维亚球迷的挑衅，并且双手拇指在脑后倒扣，另类演绎了阿尔巴尼亚的双头鹰旗，针锋相对。

　　这纷繁迷乱的政治表达，在最近几十年的世界杯中堪称罕见，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论者中有不少理想主义者高举与国际足联相同的口号，吁求“纯粹足球”、“足球的归足球，政治的归政治”。

　　但这种诉求，在漫长的足球史上，其实可以说从来没实现过。人类可能并不知道“纯粹足球”长什么样子。

　　甚至，足球能够发展成世界第一运动，本身就有赖于有心者建立的足球与政治的联系。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社会建构的共同体，是由认知他们自己是团体一份子的人们之想像所建构而成。

　　而民族建构，就在于建立同一性的同时，塑造排他性。

　　同一性即自我身份的确认，排他性即自己与他者身份的区分。发现身份差异，保持界限感，既是认同的开始，也是认同的过程。只有面对不同于自己的“他者”，才能确定自身的存在，才能形成身份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这个角度看来，足球简直天然就是民族建构的利器。球场上竞技的双方泾渭分明，明确了我者与他者的区分，而运动员健美的身材与旺盛的斗志，更完美支撑了我者的认同。

　　而且足球赛在城市中心的大型体育场里举行，有聚集城市居民的效果。几万人为了一场比赛同仇敌忾，这更是建构一个民族最完美的舞台。

　　这不仅是理论，实践上同样如此。

　　西班牙于1936年爆发内战，共和军与国民军血战三年，打得伊比利亚半岛尸横遍野。在这场血腥的冲突中，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坚定支持共和军，首都马德里更是作为最后堡垒，抵抗到最后。

　　因此，独裁者佛朗哥掌权后，面对的是一个被大战撕裂的国度。如何在大城市存在广大反对者的情况下，让全国团结在“西班牙”的旗帜下，佛朗哥将目光投向了足球。

　　与多数国家的足球初期发展差不多，西班牙足球也来自于英国移民工人以及赴英国留学的归国学生。

　　1870年代后期，英国工人开始在西班牙各地建立起非正式的足球俱乐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的名字都是英语的Football club，而不是Club de Fútbol。

　　那么佛朗哥如何将足球进行西班牙民族主义的本土化呢，他先是下令将各足球俱乐部名字中的英语与民族语言都改为西班牙语，压制各队的地域和民族意识，并且停办各地的联赛，加强统一的全国联赛。

　　佛朗哥和他的跟班们做得最成功的，应该是对首都球队皇家马德里的扶持。

　　有趣的是，今日西班牙民族主义象征的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是由两位加泰罗尼亚裔商人建立，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象征巴塞罗那则是由瑞士人甘伯草创。

　　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往往就是这么有趣，主导这一过程的往往并不是什么“血统论”者，只要你是一件趁手的工具，他们用起来丝毫不会感到什么别扭。

　　在共和国时代，皇家马德里改名马德里俱乐部，内战中，这支球队也和自己的城市一样，是抵抗法西斯的坚定堡垒。这也就造成在内战结束后，皇马高层遭遇了政权的打压。

　　但毕竟这支球队位于首都，广受欢迎，政权方想要利用足球推广民族主义，这还是不二之选。

　　随着皇马高层那些支持民主共和的管理者被清洗，一位皇马名宿出身的佛朗哥亲信走马上任，担任了皇马主席，他就是伯纳乌。

　　伯纳乌14岁时就加盟皇马，是球队的传奇前锋，1926年退役之后也一直在皇马任职。

　　而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很少有人能免于参与政治，这位坚定的保守派投入佛朗哥麾下，加入了法西斯军队，为国民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后，伯纳乌有这样的名声，又有这样的资历，又是这样的亲信，佛朗哥想要掌控皇马为自己所用，主席之职，舍他其谁？

　　上任之后，伯纳乌立刻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修一座欧洲最大的体育场，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球场直到今天，都是皇家马德里的主场。

　　要知道，当时修这么一座球场并不容易，在百废待兴的马德里，连道路上的弹坑都还没填平，皇马的老球场查马丁的墙壁上还有法西斯军队打出的枪眼，不排除有一些就是伯纳乌亲手留下的……

　　经济如此困难，钱从哪儿来呢？

　　不消说，自然是要靠佛朗哥政权的扶持。佛朗哥政府的国防部拨款100万比塞塔，修成了这座宏伟的主场。

　　1944年10月，新球场破土动工，担任工程总监督的，是负责给弗朗哥建陵墓的工程师佩德罗·穆古鲁萨。1947年12月，新球场竣工，球场揭幕战之前负责祷告的，是弗朗哥的御用神父。而这期间，伯纳乌更是邀请佛朗哥的亲信爱德华多担任皇马的荣誉主席。

　　也是在佛朗哥的支持下，伯纳乌让皇马成为西班牙工业商业银行的合作伙伴，俱乐部不再为钱发愁，因为他们可以轻松从银行贷出款来。

　　每逢比赛，伯纳乌球场白衣胜雪，旌旗飘飘，10万球迷的心随着这支球队而动。被激情所感染的首都市民早就忘记了内战中被围困攻打的仇恨，反而彻底融入了这种集体仪式，成为了狂热民族主义的注脚。

　　当然，光利用皇马激出马德里人的民族热情还不够，这只是对同一性的塑造，佛朗哥还需要排他性的因素。

　　他将目光转向了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尽管在无数传说中，佛朗哥政权打压巴塞罗那队，甚至还曾威胁巴萨球员不许战胜皇马。但这都是无稽之谈。一来，一场比赛的胜负不至于让佛朗哥如此挂心，二来，谁说巴萨赢几场皇马对佛朗哥没有好处？

　　巴塞罗那市所在的加泰罗尼亚长期与西班牙离心离德，作为全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富裕地区，文化上又与首都马德里颇为冲突，在民族主义的年代，这里天然就是分离主义的温床。

　　佛朗哥当然要压制政治上的分离势力，但是巴萨这支足球俱乐部却可以作为西班牙民族主义的一个对照，如果没有这种对立，怎么塑造西班牙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呢？

　　现任皇马功勋主席佛罗伦蒂诺曾经用他的嘴说出佛朗哥的话，那就是：“哪怕巴萨没有了，皇马也要创立一个新的……”

　　颇有点“美国总是需要一个敌人”那意思。

　　所以，佛朗哥不但没有威逼巴萨不许赢球，甚至还给巴萨帮过忙。比如巴萨队史重要球星库巴拉能够顺利加盟，正是关键时刻佛朗哥出手亲自开绿灯给库巴拉办理了政治难民，才得以跨过重重手续问题进入西班牙。

　　可以说，如今的“世界第一足球俱乐部”皇马，全球最受瞩目的“宿命之战”皇马对阵巴萨的“国家德比”大战，这种格局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场足球与民族主义的双向奔赴。

　　如今，这些政治的意味仍然没有消散。

　　马德里作为曾经浴血抗争法西斯的英雄城市，如今却成为了右翼西班牙人民党的最大票仓。在人民党在西班牙大部几乎崩溃的2019年，依然为人民党保留了马德里大区政权，将人民党党魁伊莎贝尔·迪亚兹·阿尤索送上执政宝座。而这位大姐最大的拉票手段就是穿着皇马球衣招摇过市。

　　当伊莎贝尔·迪亚兹站在皇马看台上举手致意，整个球场向她欢呼；当她在官邸接见皇马全队庆祝西甲夺冠时，球队主席和队长毕恭毕敬、从旁鼓掌……

　　而另一边的巴塞罗那队，也在民族主义塑造的过程中，哪怕如今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已经不是闹分裂闹得最凶的地区，巴萨球队作为“西班牙分离主义旗帜”的“人设”却越来越突出。

　　数十年间由政治塑造的两队关系，正是西班牙足球的基本面，想要剔除政治的“纯粹足球”，谈何容易？

　　3

　　有大民族主义者主动利用足球搞政治，反过来分离主义者也是一样。

　　1999年前，威尔士并没有任何自治权力，支撑威尔士民族主义共同体想象的，正是威尔士的足球队。

　　它让移民和不同形式的威尔士人走到一起，并提醒威尔士人和更广阔的世界——威尔士是一个国家，它面对着英格兰巨大的文化和政治阴影。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曾写道，“想象中的数百万社区似乎更像是一个由11个有名字的人组成的团队”。

　　与其他威尔士国家机构不同，威尔士足协一直是分离主义的温床。球员们已经接受了威尔士历史的叙事，官方社交媒体也标志着重要的国家纪念日。威尔士世界杯的官方歌曲是“ Yma o Hyd ”，这是一首八十年代的歌曲，歌词里自豪地宣称（作为政治实体的）威尔士仍在人间。

　　法国的边缘领土、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的足球，也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尽管不少西嘉人希望被视为法国人，但法国社会对科西嘉的歧视，以及双方存在的差异，让科西嘉民族主义始终有生命力。

　　这种民族情绪上的愤怒，便反应在了科西嘉人对本土球队巴斯蒂亚的强烈支持。这支球队的高层，也主动与科西嘉民族主义者深度结合，不少民族主义领袖都曾在巴斯蒂亚任职，科西嘉的摩尔旗帜也飘扬在巴斯蒂亚的主场上空。

　　而这种模式的最大事故，莫过于南斯拉夫内战。

　　作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一直将足球视为弥合民族矛盾的法宝之一。无论你来自克罗地亚还是塞尔维亚，甚至马其顿、科索沃，只要你喜欢足球，大家就都是南斯拉夫人。

　　但当铁托去世，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发展，各加盟国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各自的民族主义者也纷纷掌权。

　　1990年前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图季曼与大塞尔维亚主义者米洛舍维奇分别掌权，足球从弥合矛盾的法宝，变成了他们手中激化矛盾、塑造民族认同的利器。

　　南斯拉夫的足球联赛，给予各成员国内的球会于赛场上交战的机会，仿佛成为各自球迷宣泄不满的渠道。在图季曼的支持下，唱歌、挥舞旗帜及展示横幅，成为克罗地亚人在球场上表达民族激情的方式。

　　图季曼曾直言不讳地说，足球比战争更能塑造一个民族！

　　他马上就能通过一个得到另一个。

　　米洛舍维奇不遑多让，他开始利用极端球迷组织宣扬大塞尔维亚主义。

　　双方的矛盾终于在1990年5月13日爆发。当天，南斯拉夫甲级联赛的一场比赛在萨格勒布举行，萨格勒布迪纳摩VS贝尔格莱德红星。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的中心城市，而红星则来自塞尔维亚的首都，这场“国家德比”正是代表漩涡中心的塞、克两方。

　　“蓝色坏小子”是迪纳摩队最激进的球迷组织，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加入了内战中的克罗地亚军队。红星队的球迷组织“勇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准军事化部队和职业犯罪集团。

　　这次，3千名“勇士”成员从贝尔格莱德赶赴萨格勒布，比赛前一天就在大街上惹是生非。比赛开场前，“勇士”们对着克罗地亚球迷高喊“萨格勒布是塞尔维亚的”，还破坏座椅，向上层观众扔石块。

　　现场的南斯拉夫警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激怒了现场上万名克罗地亚球迷，也大大刺激了迪纳摩球员们。

　　21岁的兹沃尼米尔。博班，是当时迪纳摩队中最有天分的新星，他出生于克罗地亚南部民族情绪浓厚的小镇伊莫茨基。

　　比赛在短短10分钟后便陷入暴力和混乱中，看台上一些早已血脉偾张的克罗地亚球迷看到红星队不断粗野犯规，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率先从看台上冲入场内殴打红星队员。

　　训练有素的塞尔维亚球迷也抄起各种凶器，冲向克罗地亚球迷看台袭击对方球迷。

　　混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塞族和克族青年相互间用座椅、石块甚至刀具袭击对方，有些球员也卷入其中。一直袖手旁观的南斯拉夫警方这时终于出手了，他们抡起警棍暴打冲入场地的克罗地亚球迷。

　　当博班看到一名警察正在对倒在地上的球迷大打出手，愤怒至极的他，跳起来给了那个警察一脚。

　　几百万克罗地亚人通过电视转播和报纸看到了博班踢向警察的这一脚，民族情绪被迅速点燃了。

　　时至今日，在克罗地亚人看来，这一踢是“反抗塞族统治的象征”，他们的国家在“这一踢”下诞生了。

　　当时在萨格勒布指挥“勇士”攻击克罗地亚人的阿尔坎，还成为了塞族民兵领导人之一。阿尔坎后来回忆说：那场比赛之后，我们立即开始武装自己。

　　可以说，博班的这一脚飞踹，推倒了战争之路上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残酷的血腥内战由此爆发。

　　当年那支南斯拉夫队人才济济，克罗地亚的博班、苏克，黑山的萨维切维奇，马其顿潘采夫，塞尔维亚的斯托伊科维奇、米哈伊洛维奇、尤戈维奇，都堪称一代天骄。后世总有球迷闲来无事，说南斯拉夫不解体，这支球队能拿世界杯冠军。

　　但苏克曾经回忆道：“当我后来再听到南斯拉夫国歌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啊，那不是我的国歌了。我第二个反应是，不！那从来都不是我的国歌！”

　　老帅布拉泽维奇则这样道出1998年世界杯上克罗地亚闯进四强的秘密：“每场赛前的动员，我都要跟球员们讲克罗地亚人被塞尔维亚人迫害和屠杀的故事，他们总会血脉贲张。你知道，足球世界里，动机永远是最重要的。”

　　在纪录片《最后的南斯拉夫国家队》中，博班誓忠于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就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会为它而死。”

　　团结在一起的“南斯拉夫”能不能拿世界冠军已经无法再证，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让克罗地亚爆发战力拿到了世界季军，这却是已然发生的事实……

　　这么看下来，如今什么“捂嘴”“下跪”的政治表达还是太小儿科了，颇有点温室的花朵“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可以说漫长的岁月里，政治从未远离足球。足球未来也许会是“纯粹的”，但在今天和过去，它从来都不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