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足球政治之西西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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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写于2004年，当时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

　　自从马拉多纳、普拉蒂尼、罗西这一批足球天才离开球场之后，几乎就没有看过一场完整的比赛。但这一次不同了，目光生生被这次中国足球风波给拉了回来。当然，吸引人的已经不是足球本身，而是比足球比赛更复杂的足球政治，是这些足球政治中所包含的也许不仅仅存在于足球中的逻辑。

　　足球政治与足球比赛是不同的，因此，你能够看懂一场足球比赛，但不见得能看懂足球政治。中国足球中就充满一个又一个的谜：水平之低世所公认，但球员收入与普通人收入的差距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次的失败很少有扬眉吐气的时候，但球迷的热情似乎没有任何失败可以摧毁；对足球的投入似乎是个无底洞，但对足球情有独钟的企业又总是前赴后继。

　　然而用一种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中国足球圈也似乎是一个最富现代气息的地方：它几乎是中国最透明的一个领域，连足协官员与企业家吃饭也会见诸报端；它又是中国几乎唯一可以进行舆论监督的地方，以至于有人说足球记者是中国最称职的职业记者；尽管它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但相比之下，它似乎又是力量最多元化的地方，是一个极少见的可以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一个领域。

　　但所有这一切都救不了中国足球，而且情况似乎还在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所谓足球革命。

　　风起于青萍之末，革命的契机有时纯粹是很偶然的。这就是10月2日北京现代的罢赛事件，或者说，就是那个有争议的判罚。然而，从一个点球的判罚到一场轰轰烈烈的足球革命，却不是偶然的。足球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吸引人的体育项目之一，就在于它的激烈和变幻莫测。也正因为如此，足球中的误判错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人甚至认为误判恰恰构成了足球魅力的一部分。

　　10月2日这个判罚是怎样的？有关报道详细描述了有关专家的审查情况：在10月2日当晚得知北京现代队罢赛的消息后，中国足协马上要求沈阳方面尽快将这场比赛的录像带送到中国足协，结果国际级裁判周德荃带着比赛录像带和这场比赛比赛监督提交的报告连夜赶往北京，并在3日上午将这些材料提交给足协。

　　10月3日上午，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和负责裁判工作的副主席薛立，以及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和技术部主任、裁委会秘书长李东生都相继赶到中国足协，当国际级裁判周德荃把从沈阳带来的比赛录像带一送到足协，马上组织专家们观看录像对比赛进行审查，以确定责任。一位与会的足协人士表示，因为这次罢赛事件问题很严重，足协领导要求一定要慎重、负责任，所以专家们对周伟新判罚点球的比赛画面反复观看十几遍，最后负责裁判工作的专职副主席薛立仍不放心，又要求看了几遍后，在他说出周伟新判罚没有问题的话后，专家们才结束审查。

　　其实，这个判罚本身是否错判和误判，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足球比赛的特殊性，不能在事后依据录像否定当值裁判的判罚，是一个明确的规则。退一步说，既然多名专家反复观看录像之后还能认定判罚没有问题，至少可以说明这不是明显的错判。由此说来，中国足协后来对当值裁判周伟新的处罚也就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但我们更关心的不是错判与否，关键的问题是北京现代的反应方式----罢赛。

　　正如有行家指出的，用罢赛的方式表示抗议，在中国的足球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足球史上也是罕见的。因为这是对行规的公然叫板。一个俱乐部除非是真的不想玩了，否则是很难有此举动的。但这个行动还是现实地发生了，不但发生了，而且引起了一系列震撼性的连锁反应，并成为这场“足球革命”的开端。

　　对于现代为何有如此大胆的举动，人们有相当不同的见解和评论。攻之者说，这是因为现代财大气粗，更有深不可测的背景，于是就来了个流氓造反；而辩之者则认为，罢赛是一个正义之举，有人甚至说，罢赛是中国足球制度革命的冲锋号，国安失去的是比赛和罚款，获得的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权利：我不是随便任人宰割的。并且进一步论证说，如果能通过罢赛事件厘清球队与足协的关系，并进而推动中国足球的制度变革，那么此次罢赛善莫大焉。

　　两种极端的说法似乎都缺乏根据，我倒更愿意相信，北京现代也许既不是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也不是无事生非的流氓。靠山再大，也不是随便可以动用的。更可能的是，现代的罢赛也许只是一个无奈之举。所谓无奈之举，就是说无法忍受了。在世界杯上对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打进那个球的误判，英格兰队没有用罢赛来表示抗议，并不是因为那场比赛还没有中国的中超重要，而是知道这是一个偶然，偶然是可以忍受的。

　　相反，现代这次面对的情况显然不同。有人指出了这当中两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第一，近几年来，在北京现代在比赛中因裁判的错判误判导致失分的例子已有多次。第二，在足协公布的文件中，北京国安是中国足坛强队中未向裁判行贿的少数的几个队中的一个。接下来的推理就可以想象了。于是人们就见到了这个显然并非一时冲动的举动，而且似乎是与“上面”经过沟通之后的举动。问题是，从前面分析的情况看，现代的怀疑不仅是缺乏根据的，而且就这场比赛来说，这种怀疑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

　　然而也正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刻背景，即中国足球已经深陷规则破坏之后的不信任的结构之中。实际上，在最近的几年中，俱乐部与足协之间、足协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甚至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在最近几年的足球政治生态中，黑哨和赌球，特别是赌球，已经在有力地瓦解着足球这个以公正和规则为基础的竞技运动得以存在的土壤。有媒体披露，现在100多万就可以买一场比赛。

　　为了赌球，裁判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球员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甚至俱乐部也参与其中；在一些地方，赌球中甚至出现官员的身影。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俱乐部老总向到会的阎世铎讲了一个故事，一支球队的主力队员因为参与赌球而输了很多的钱，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钱，结果被地下庄家穷追不舍，甚至到了“要命”的地步，无奈之下，这名球员只好张嘴向俱乐部借钱来还赌债。现代的罢赛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罢赛和所谓“足球革命”发生之后，有人痛感中国足球中法治的缺乏。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实际上，事情的复杂性又远非一句缺少法治所能概括。缺乏规则不一定是没有规则，就如同缺乏秩序不等于没有秩序一样。在《信任的缺失与“黑手党”现象》（本报2002年4月15日）一文中，我曾提出一个概念：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即一种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稳定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足球的问题决不是缺少规则这样简单的问题。一位著名足球记者对此做出这样的评论：“我始终觉得中国足协之所以体现出一种‘不作为’的现状，最大根源在于，其自身的能力已经无法控制更不消说遏制中国职业联赛中早已超出正常违纪违规范畴的种种行为。比如，如果将中国职业足球比做一个农贸市场的话，中国足协的功能只不过是一位农贸市场管理员，其作为最多就是对于一些摊贩缺斤少量、偷税漏税的行为实施罚款，但如今的中国职业联赛早已经演变为一个随时随地有人欺行霸市、欺男霸女、强买强卖甚至强奸杀人的‘黑市’，难道你能指望一名市场管理员挺身而出去实施严厉打击并借此恢复秩序？”

　　事情显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