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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李世民在玄武门开了一场团结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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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5 20:48: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伯陵说:

  这是李世民开国篇的后半部分,

  前半部分在这里:

  《历史转折中的李世民》

  4

  620年5月,李世民回长安,但王世充和窦建德堵在家门口,李世民根本没时间休息,7月就被李渊派出去打王世充。

  李世民即将开启“一战擒两王”的高光时刻。

  我们在前文梳理了“柏壁之战”的过程,大家都明白了李世民的作战风格,所以这次打王世充,也不是从长安直接A到洛阳,而是在洛阳周边地区,展开了宏大的军事部署。

  7月,李世民到了洛阳西面70里的新安,站稳阵脚以后,做出这样几项部署:

  李世民屯驻北邙和王世充对峙。

  行军总管史万宝自福昌县攻伊阙龙门关。

  将军刘德威出太行山攻河内县。

  黄君汉攻孟津东部的回洛城。

  王君廓攻巩县北部的洛口,截断运河粮道,随后攻克轩辕关,东巡管城。

  在五路大军的围攻下,洛阳和外界的联系基本断绝,成为一座孤城。唐军在河南大地上纵横穿插,给王世充册封的官员造成一种强烈印象——

  王世充要完蛋了,我们赶紧想办法保命吧。

  王世充在河南本来就不得人心,《资治通鉴》记载:“世充每听朝,殷勤诲谕,言辞重复,千端万绪,侍卫之人不胜倦弊。百司奏事,疲于听受。”

  意思是,王世充不善于抓主要矛盾,处理军政事务的时候没有头绪,而且说话絮絮叨叨,看起来很勤奋,其实是用战术上的努力掩盖战略上的无能。

  所以河南地区的官员也看出来了,这人成不了大气候,之前秦叔宝和程知节就是临阵脱离王世充,转身投奔唐军的。

  让人嫌弃到这个程度,王世充的统治根基,可以说是非常不稳固的。于是在李世民的打击下,王世充麾下的州县纷纷归附大唐:

  洧州刺史崔枢和长史张公谨以扶沟、鄢陵二县降。

  邓州土豪杀王世充的刺史来降。

  显州总管田瓒来降。

  濮州刺史杜才干来降。

  王世充许、亳等十一州请降。

  尉州刺史时德睿以杞、夏、陈、随、许、颍、尉州来降。

  总的来说,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战略上打的是政治仗,战术上才是军事仗。

  经过半年的纵横穿插和招降纳叛,洛阳城被李世民打造成铁笼子,里面圈着猛兽王世充,但这只猛兽并不老实,李世民准备给铁笼子装一把锁。

  621年春,王世充率两万步骑冲出洛阳方诸门,想做困兽之斗,李世民登上魏宣武陵观察战场,迅速做出判断:

  “贼势窘矣,悉众而出侥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

  说完,李世民命令屈突通带五千步兵做偏师,渡河和王世充正面作战,自己带着重装骑兵玄甲军直冲敌阵,一路从阵前杀到阵后。

  玄甲军是李世民亲自选出来的精锐骑兵,每个人都穿皂衣玄甲,远远望去犹如人形铁塔,普通弓箭根本射不穿甲胄,防御力非常好。每次作战李世民都亲自做先锋,史称“所向无不催破,敌人畏之。”

  面对李世民的凶悍打法,王世充也表现出顽强的作战意志,突围部队被冲散四次,又汇合四次,始终坚守在洛阳城外。

  这不仅是军队战斗力的较量,更是两军主帅作战意志的较量,王世充只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坚持,才能改变战争的方向。

  可惜,王世充的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一样,迅猛却不持久。

  两军从清晨打到中午,王世充的作战意志让李世民彻底打崩,放弃突围的打算,指挥部队退回洛阳,而李世民乘胜追击,斩俘七千余人,彻底包围洛阳,把王世充关进铁笼子里。

  至此,不论是战略上的政治仗,还是战术上的军事仗,王世充都一败涂地,李世民只要耗着,就能消灭王世充,得到河南地区。

  5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差点改变历史走向的事。

  第一件是退兵事件。

  虽然唐军包围了洛阳城,但洛阳是隋炀帝杨广苦心营造的东都,城市防御力很强,唐军“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余不克”,于是总管刘弘基等请求班师。

  注意,请求班师的是刘弘基等人,在外线作战的是刘德威、王君廓等人。

  刘弘基是雍州池阳人,在地理上属于关陇人士,同时也是太原起兵时的大将,在政治上属于大唐开国功臣。刘弘基多年来一直跟着李世民作战,早已升为任国公、右骁卫大将军。

  位极人臣、富贵满堂,刘弘基等关陇开国功臣早已得到想要的利益,他们现在关心的是保护既得利益,不要死在洛阳城下。

  而刘德威是徐州彭城人,跟随李密归唐,现在的爵位只是彭城县公。王君廓是并州群盗出身,投奔过李密,爵位上谷郡公。黄君汉是河南瓦岗军出身,跟随李密归唐,爵位东郡公。

  他们是大唐的关东归附功臣,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政治地位,只有消灭王世充收取河南,他们回到长安以后,才能和刘弘基等关陇开国功臣平起平坐。

  所以他们才冒着生命危险,在河南攻城略地。

  这次退兵事件,本质上是关陇开国功臣和关东归附功臣的派系斗争、利益斗争。

  更要命的是,坚持关中本位政策的李渊,也要求李世民退兵回长安,背后的意思很明显:

  一方面是保护关陇开国功臣的利益,不和关东归附功臣分享利益,因为关陇开国功臣是李渊的基本盘。

  另一方面是李世民已经完成最艰苦的任务,现在退回长安不会功高震主,剩下的收尾工作派其他宗王完成,延续之前的人事布局。

  如果李世民服从安排,立即退回长安,后面包括“玄武门政变”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他依然是开国功臣和宗王的一员,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来发动一场改朝换代的政变。

  但历史的机遇摆在眼前,强悍如李世民,又怎么可能放弃呢?

  他把“不动则已、动则必杀”的军事风格,运用到政治斗争上,在军中命令“敢言班师者斩”,同时派参谋军事封德彝回长安,和李渊谈论洛阳的军事形势,坚决要求打下洛阳再回长安。

  对了,封德彝是河北人,隋炀帝杨广的旧臣,也追随过宇文化及,同样是关东归附功臣。

  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封德彝和李世民的要求下,李渊也知道,让关东归附功臣把吃到嘴里的蛋糕再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便同意李世民继续围攻洛阳,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李世民通过和关东归附功臣结成利益共同体,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

  第二件就是窦建德来了。

  早在李世民攻取洛阳外围的时候,王世充便向窦建德求救,虽然窦建德和王世充的关系不佳,但窦建德知道,河北和河南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王世充灭了,自己也难以立足。

  于是窦建德同意救援王世充,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窦建德的救援也不是平白无故献爱心,他有自己的谋划:

  “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

  窦建德准备和王世充内外夹攻李世民,等逼退李世民之后,再兼并王世充,整合河南河北的力量入关灭唐,一统天下。

  实事求是的说,窦建德的战略规划没问题,但窦建德的部队成分有问题。

  他带到河南的十万大军,根本不是纵横河北的嫡系老兵,而是新收服的山东军阀孟海公、徐圆朗的部队。

  军队也好、执政团队也罢,要想密切合作需要长时间的磨合,达到将士信任主帅、主帅熟悉将士的程度,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王世充能在洛阳孤城保持战斗力,根本原因在于,王世充的部队是从淮楚带来的,经过数年征战,早已和王世充荣辱与共。

  现在窦建德带着新收服的杂牌军到河南,必然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是主帅和将士不信任,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第二是只能打顺风仗,一旦出现逆风局,很容易出现草木皆兵的局面。

  这才是窦建德最大的危机。

  而消息灵通的李世民,发现了窦建德的弱点,面对再次提出退兵建议的关陇人士,李世民坚决拒绝,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吾据虎牢,遏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破之甚易。”

  早在窦建德南下之前,李世民便命王君廓夺取虎牢关。现在虎牢关成了窦建德的必经之路,李世民控制虎牢关,便掌握了针对窦建德的战争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李世民把大军交给李元吉,让他带着屈突通等人继续包围洛阳,自己带着3500骑兵奔赴虎牢关。

  战事果然和李世民预料的一样,“窦建德迫于虎牢不得进,留屯累月,数战不利,将士思归”,失去战争主动权的窦建德,在李世民的逼迫下,内部危机即将爆发。

  但命运的天平又向窦建德倾斜了一下,621年4月凌敬向窦建德提议:

  “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踰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

  凌敬建议窦建德,既然李世民已经拿到河南战场的主动权,我们与其硬碰硬,不如离开河南夺取晋南,拿到三方会战的主动权,威胁关中逼李世民退兵,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从事后来看,这是窦建德的最优解,如果窦建德采纳了凌敬的建议,中国历史可能会改写。

  但,窦建德拒绝了凌敬。

  窦建德的原话是:“郑亡在旦夕,吾乃舍之而去,是畏敌而弃信也。不可。”

  畏敌和弃信是这句话的两个关键词,我觉得,“不愿弃信”是窦建德拒绝凌敬的关键因素。

  《旧唐书》里记载:窦建德“少时颇以然诺为事”,即重信义,在河北起兵以后不乱杀人,以“信义”团结群众,可以说信义是窦建德打天下的合法性,也是窦建德的路径依赖。

  所以听到凌敬的建议,他本能的选择了按救援合同办事,不做违背信义的事。

  窦建德的命运就此注定。

  既然窦建德因路径依赖做出错误选择,那李世民就不客气了。

  621年5月,军事间谍向李世民汇报:“窦建德准备趁唐军草料用完,外出放牧的时候偷袭虎牢关。”

  战马没有草料,相当于坦克没油,起码损失一大半的战斗力。

  李世民将计就计,在大河以北放了千余匹马,窦建德以为唐军没有草料,便率十万大军倾巢出动。

  李世民和窦建德结阵对峙到中午,等窦建德的部队士气衰竭,李世民亲自带着骑兵冲阵,“卷旌而入,出其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见之大溃。”

  也就是说,李世民雄踞虎牢掌握战争主动权,并抄掠窦建德的粮道,目的是逼窦建德入绝境,最后引诱窦建德决战,在李世民所向披靡的冲锋下,引爆窦建德部队的内部矛盾。

  这才是3500骑兵击败十万大军的真相。

  所以虎牢关之战,李世民不求歼灭窦建德的有生力量,只求击溃敌军俘虏窦建德。

  李世民嘲讽窦建德:“我打王世充,关你何事?”窦建德心服口服:“我是来千里送人头的。”

  虎牢关战事至此结束。

  返回洛阳城下,李世民推出窦建德的囚车给王世充看,王世充瞬间没了指望,带着两千多名官员出城投降。

  7月,李世民穿着黄金甲进入长安,身后是李元吉、李世绩等25名东征将领。10月,李渊以李世民功高盖世,专门设置天策上将封赏李世民,位在王公之上。

  空前绝后的战功和封赏,让大唐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6

  李世民的三大战役破解了大唐的地缘危机,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大唐,挽救了李渊“宗王领兵”的军事路线。

  但李世民的胜利,没有挽救李渊的政治布局。

  大唐原本是宗王和功臣互相制衡,现在随着李神通和李元吉等人一败再败,导致李世民在宗王里一枝独秀。

  而且李世民本来就是极有分量的开国功臣,现在重用关陇开国功臣、联合关东归附功臣打赢三大战役,于是李世民便成为宗王的代表、关陇开国功臣的代表、关东归附功臣的代表。

  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有多少人支持,能代表多少人的利益,就有多大的权力。

  当李世民集三大阵营代表于一身的时候,他就有了雄厚的权力基础,成为大唐事实上的第一号人物。

  所以李渊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

  言外之意就是——

  李世民的翅膀硬了,不再是唯李渊之命是从的儿子了,李渊再也不能让各方势力互相制衡,自己在太极宫垂拱而治了。

  但李渊毕竟是开国皇帝,经历过三朝的老狐狸,他是政治野心的,所以李渊不甘心政治上的失败,还想再挽救一下。

  622年冬天,李渊册封了26名郡王,以求壮大宗王的力量,并且认为李道宗有文韬武略,和曹魏的任城王曹彰特别像,便封李道宗为任城王。

  这道任命折射出来的政治寓意,便是李渊想培养出能征善战的宗王,和曹彰一样做曹操的助手,以后有战事不必完全依赖李世民。

  一句话,李渊要培养宗王削弱李世民。

  在试图削弱李世民的同时,李渊还极力打压追随李世民的人。不论是宗王、关陇开国功臣或者关东归附功臣,只要追随过李世民,都是李渊排挤打压的对象。

  比如平定洛阳以后,李世民觉得淮安王李神通功高,赏赐给李神通50顷田,李渊要夺过来赏给张婕妤的父亲。杜如晦在长安街上骑马出行,被尹德妃家的奴仆拖下来殴打一顿。

  明明是李渊犯错在前,却反过来怒斥李世民:“我的圣旨不如你的秦王令管用吗?”

  这些事往往被解释为李渊昏庸,但我觉得吧,李渊做这些“昏庸”的事,有着清晰的政治用意,即通过整治李世民旧部,宣示李渊的皇帝权威。

  那李渊换个太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反正江山要传给儿子,如果改立李世民为太子,那么三方势力的心就定了,李渊也可以通过李世民的支持,得到皇帝应有的权力。

  这不是皆大欢喜?

  李渊确实想过换太子,《资治通鉴》的原文是“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

  但问题是,李渊是57岁的老年人了。

  人老念旧,人老也更关心身后事。李渊进长安后,足足生了17个儿子、14个女儿,这些孩子能不能好好活着,是李渊必须考虑的问题。

  于是李渊流露出换太子的意思,和太子李建成关系不错的后宫嫔妃们便说:

  “皇太子仁孝,妾母子必能保全。秦王憎嫉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无遗类矣。”

  我们现在知道李世民是宽宏大量的人,但在李渊看来,经常在宴会上思念窦皇后的李世民,显然对这些小妈不太友善,把她们都托付给李世民,实在不保险。

  倒是李建成和后宫关系不错,可以保全小妈和弟妹们。

  于是李渊“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在这件事情上,李渊和刘邦面临同样的困境。

  但刘邦是亲自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吕后家族又是“佐高祖定天下”的顶级功臣,所以刘邦可以轻松做出选择,让功臣和外戚辅佐刘盈,自己在世的时候也能掌握大权。

  至于戚夫人和刘如意,牺牲就牺牲了。

  而李渊的政治布局崩盘,依赖李世民得天下,他想保持开国皇帝的权力,又要保证后妃和幼子的性命,只能联合李建成等宗王、裴寂等关陇开国功臣,打压李世民和以李世民为首的关东归附功臣。

  这就是李渊的尴尬之处,他能做的选择很有限。

  大唐政局走到这里就很明显了。

  关陇开国功臣和宗王只要保证既得利益,李渊还是李世民做皇帝无所谓,关东归附功臣和秦府旧臣迫切希望换皇帝,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里面核心矛盾是李渊、李建成两人的去留,而最有动机决定两人去留的,是秦府旧臣和关东归附功臣。

  就这么简单。

  天下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大唐是李世民挽救的,李世民想做皇帝是天经地义的。

  但做皇帝也要讲基本法,李世民想等李渊或者李建成先发起进攻,自己被迫应战,这样便可以获得大义名分,对三方势力和历史定位,都有妥善的交待。

  不过随着李渊的步步紧逼,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这群秦府旧臣和关东归附功臣等不及了,担心再拖下去性命不保。

  李世民被他们推着向前走,玄武门政变便不可避免。

  他派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车骑将军张亮带着财宝,到洛阳结纳豪杰,以备长安政变不成功,到洛阳纠集旧部反攻长安。

  温大雅是太原人,祖上跟随曹操起家,西晋年间和博陵崔氏、太原王氏、皇族司马氏联姻,号称望族。温大雅的父亲温君悠是北齐官员,所以太原温氏在政治光谱上属于关东士族。

  张亮是郑州荥阳人,瓦岗军出身。

  在长安城里动手的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旧部。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祖辈在北齐做官。高士廉是渤海蓨县人,北齐皇族。张公谨是魏州繁水人,王世充旧部。程知节是济州东阿人,瓦岗出身。秦叔宝是齐州历城人,瓦岗出身。

  以上这些人,政治光谱上统统是关东归附功臣。

  杜如晦、侯君集、长孙无忌出身于关陇贵族,但他们都是秦府旧臣,和李世民是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626年6月,这两拨人做为主力军,推着李世民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完成一场流了一丢丢血的政变。

  失去权力基础一心搞制衡的李渊、被李渊推出来做盾牌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成为政变唯一的牺牲品。

  关陇开国功臣和宗王们保持中立,政变成功后迅速站队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李世民。

  8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而在此之前,得到“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大权的李世民,已经封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

  这批武将任命名单,包括了关陇开国功臣和关东归附功臣。

  房玄龄做了中书令、长孙无忌做吏部尚书、杜如晦做兵部尚书、高士廉做侍中、萧瑀和封德彝分别出任尚书省左右仆射、温大雅升吏部尚书并封黎国公、陈叔达和裴寂留任宰相。

  这份文官任命名单,也包括关陇开国功臣和关东归附功臣,并且有江南士族的代表萧瑀和陈叔达。

  李氏宗王和其他大唐官员一概不动。

  至此,关陇开国功臣和宗王保证了既有利益的延续,关东归附功臣兑现了三大战役血战换来的利益,李世民顺天应人做了天下之主。

  最关键的是,大唐朝堂不仅换了皇帝,也改变了成分。

  魏晋以来四百年乱世,将中国人分为关陇、关东、江南三个明显带有地域特征的群体,代表这三个群体利益的士族和豪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惨烈的厮杀。

  曾经统一中国的隋朝,没有消弭三个群体的裂痕,反而随着隋炀帝杨广东征高丽,再次分道扬镳。

  李渊坚持关中本位政策,重用宗王和关陇开国功臣,陈叔达和萧瑀因为私人关系得到重用,也能代表江南人的利益,但总体来说,由于李渊和李世民的斗争,李渊并没有处理好三个群体的关系。

  直到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以后,团结了关陇和江南的开国功臣,提拔了关东的归附功臣,稳住李氏宗王,真正实现了宗王、关陇、关东、江南的大团结。

  所以玄武门政变不是弑兄逼父的惨剧,而是李世民通过微小的代价,召开了一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继往开来的大会。

  李世民做为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最后一位英雄,通过玄武门政变,给魏晋南北朝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此以后,乱世争雄化作历史云烟,大唐盛世成为中国不朽的丰碑。

  历史转折中的李世民,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至于李世民是如何做到的,白居易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冲锋陷阵、再造大唐、削灭群雄、收拢人心,李世民成功的秘密都在这首诗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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