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记忆中的供销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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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供销合作社，涉及到乡村两级。我们村叫杨家铺村，村委会靠近五组周家里，在公路边。周家里是个大垸子，两三百号人。从我家出发，现在的村级公路到了原来的小学操场外面，顶头就是操场边的高岸，要顺着右边爬个坡，就能拐上去，再向左拐90度，向前走几十米，就是我小时候读了6年半书的杨家铺小学。是一栋两层楼的大屋子，有大礼堂，两边是教室，楼上也有教室。小时候，学校的房子比较靠后，因此操场还蛮大的。往南稍突出一点的地方是学校的厕所，再向前突出一点，是一排平房，那里有村委会、赤脚医生站，还有周家里一个跛脚的师傅在那里做挂面卖，因此马路上靠岸边经常有一排排挂面挂在架子上晒太阳。这一排平房应该还有几间，剩下的记不清是干什么的，早都忘了。

　　平房背后是小山。

　　那排平房再向南，是一个小水塘。水塘和平房间有一条小路，小路和水塘之间有一口水井。水塘后面是一个岸，顺着路，上了岸，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操场，操场后面是三进平房有两个大院子的大坳中学。学校左右和背后都是小山。向右后方翻过小山，就是学校的另一个水井。我在大坳中学读了两年初中，到初一下学期，原来的小学就搬到初中右后面的那口水井再后面新盖的小学校里去了。

　　学校操场的南边，是一条路，路边是厕所。顺着南边的路向前，就到了村委会前的那条公路。向右一拐，路边又是一个低岸，低岸后是一座平房，那里住的是管国防线路的人家。就是农村田地里经常见到的又黑又高矗着的电线杆子，上面有电线，只不过是国防通讯线路。这家人过去是看护国防通讯线路的，他爸爸经常脚穿两个有锯齿的大镰刀似的铁鞋，爬上电线杆子检查修理个啥的，现在一般都用埋在地底下的电缆取代了。那家人再南边是一条上山的路，路南边的岸下，就是供销社。

　　供销社是两进的平房。平房前面有个操场，只是比小学操场要小点儿。平房前一进是两个门面，门面后面是院子，院后住着的是工作人员。两个门面各有一大门，店堂大概都是一两百平米来着。一个卖百货，一个做日杂，其实就是收购农副土特产。

　　从这两个门面就可以理解供销社的格局，一个买，一个卖。卖卖的是工业品，是工业品和城市制造的日常生活用品卖到农村的最后一站；我们小时候买东西，包括小人书，都是在这里买的。我们村当时有10个小组，没有哪个组有代销店或小卖部啥的，大家全都到这儿买日用品。所以它最初垄断了农村的购买力。买买的是农村土特产，比如木梓、桐子（油桐树的种子）、中药材等等这些来自中国农村的最初级的工业原材料。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搞点啥到那里卖，然后拿钱去买小人书，或者买点啥吃的。我小时候最奢侈的事情就是花七毛三还是九毛九买了一副向往很久的扑克。夏天搞丽供子，是一种药，不知道学名叫啥，反正我们都叫它丽供子。一种草，地底下有块茎，挖出来，晒干，然后点火把草和块茎上的杂毛都烧了，就拿去供销社卖。还有土鳖虫。少年时，有好几年时间，我都在想要养土鳖虫这事儿。还有海金沙、天冬、麦冬、苍术、白术、木梓、油桐，还有文荆（就是荆州的荆）条、还有一种很黄很黄的叶子，叫啥叶也忘记了。暑假摘那个叶子的时候，要起五更到大山，然后爬上树，把黄的红的叶子捋下来，到下午三四点回来的时候，挑两大麻袋。那个季节有杨桃。龟山有几个山洼里，都是一洼一洼的野杨桃，就是野猕猴桃，从来都没人采。大家顺便摘回来，酸得把人的牙齿都酸掉了。

　　还有很多，现在都记不得了。

　　供销社操场的南边，也是后面小山向前伸出的沿儿，一条小路顺着上去，是一座不太大的平房，大家叫它食品。

　　其实是收购农民家养的生猪，也杀猪卖肉给农民的。

　　每到过年过节，这里一大早就会排起长队，因为全大队就这么一个杀猪卖肉的地方。

　　农民在过五一节、国庆节、过年的时候，每年这三个节日，家里再穷，也一定在割点肉吃。

　　其他时间，只有富裕人家，才可能有腊肉吃。

　　这也是供销社的一个分支。老辈人讲，猪肉最初卖七毛二一斤，后来涨价，七毛三一斤，八九十年代再涨价，就到九毛九。米最初是一毛三分九，一直维持了很多年。

　　但粮食不卖这里。在我们垸子东北两三里路的地方，吴家岗有个国营粮店，农民交公粮，改革开放后卖粮食给国家，都是送到粮店卖。

　　顺着供销社门前的公路拐向东南，两三百米的地方是大坳管理区，后来叫片，又叫小乡，就是管咱们一大队到七大队的地方。大坳管理区下辖七个大队，大坳中学是大坳管理区办的初级中学。和管理区一马路之隔，稍低一点的地方，是油榨。

　　油榨就是村的榨坊，任务是为全村人榨油。

　　每年五月，麦收之前榨菜籽油，还有九十十一月间，中稻收割后，花生扯完晒干了，芝麻收完了，到冬天棉花摘完了，晒干了，也轧成可以纺线的棉花了，棉籽也都收集到了，还有中稻或晚稻收完了，不农忙了，就可以榨油。

　　油榨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去的地方，一者是香，二者是那里可以见到农村不常见到的非常爷们儿的场面。

　　一个五六十岁的经验很老到的老师傅，指挥着一群精壮的糙汉子，光着膀子，有的只穿条短裤，肩上搭条毛巾，然后一齐推动一根一两丈长、六七十公分粗的黑树干撞向那堆高高大大的大木榨。

　　旁边还有大圆碾槽，有牛拉着碾盘在碾残渣做成饼肥。

　　老式榨油，其实就是用很厚很结实的两块大木板，其中一块固定，下面那块内里有些凹，里面放满花生、油菜籽、芝麻、棉籽，然后人工推动撞杆，撞向很粗的大木楔子，粗木楔子向里挤，活动的木板就挤向固定的厚木板，越撞就挤压得越紧，就这样生生把种子里含的油脂都挤压出来。

　　张艺谋、姜文、巩俐的成名作是《红高粱》，红高粱最男人气的场面就是颠轿、酒坊里热气腾腾光膀子的男人铲酒糟的场景，大家喜欢看，特别是西方人看了，觉得爷们儿得不行。

　　那部电影都拍了快40年了，现在网上还不时有人分析电影里的场景，电影语言啥的，城里人喜欢分析那群粗犷汉子身上的生命张力。

　　说实在的，这种场景，我们四五岁时都已经很熟悉了。

　　农村二三十岁男人身上的那种血气，三四十岁男人身上的那种阳刚，那种石头一样的棱角，硬梆梆的男人的身躯，我们几岁时，都很熟悉，因为总是跑去看。

　　男人不是那种娘娘腔，男人是那种糙，那种浑身的油汗子，那种挑起三百多斤的担子上高山、下田畈从不叫苦叫累，那种在热哄哄的油榨坊里腰间系块遮羞布就连干七天七夜不睡觉的刚硬之躯，那种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抄起家伙就走，哪怕是跟邻村械斗，当然更是为国捐躯死都不眨一下眼睛的血性，这才是男人。

　　我们小的时候，在油榨坊里经常见到这样的男人身躯，比《红高粱》中的场景更让人血脉喷张，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打小就知道什么是男人。

　　罗中立的《父亲》，和我们在油榨坊里见到的场景，是中国男人的一体两面。

　　我们那里没锁呐。

　　我从小就没怎么听过锁呐，从小也不喜欢听戏，总之觉得那伊伊呀呀的，磨死个人。

　　但这两年，我经常听百鸟朝凤，还有王泓翔唱的《梨花颂》，一个锁呐曲，一个小孩子唱的京腔戏曲风格的流行曲，会让我听着听着，就会泪流满面。

　　听一次，流一次。

　　从中我看到了我的血脉，我的根。

　　那种中华民族的，断不了的文脉，那么美，那么浓烈，那么激越，那么华丽，我能听到，它们就在我的血液里流着，就在我的身体里，也在我的灵魂里，扎下了根。

　　而这根，就根植于小时候的油榨坊，根植于小时候的乡村械斗。

　　包括我从小到大，都一直喜欢看战争片，百看不厌，那都根植于小时候的油榨坊和乡村械斗。

　　这一点后来人是很难明白的。

　　这也是中华民族血脉的一部分，可能有人很难明白。

　　不过，他们明白不明白，咱们无所谓了。

　　基本上到八九十年代，各个垸子都开了代销店，后来成为小卖部。然后村一级的供销社，就都被挤垮了。现在我们村那里，应该没有供销社了。

　　但乡里的供销社还在。我初三就在龟山镇高中部办的初中重点班读了一年。学校门前的公路向南穿镇而过，顺着公路微微向上，到那个缓坡的顶上，路左边就是乡镇书店。书店旁就是乡供销社，跟杨家铺供销社差不多的格局，只是商品更丰富一些。这个供销社我的体会不深，因为呆的时间短，买东西不多，卖东西则一次也没有过。

　　八九十年代，农村商品经济起来了，龟山乡的产品销售中心就转到了乡长途汽车站，那里离供销社不远，也就百十来米。因为从县城进货方便。八九十年代，农村卖东西基本就以这种农民自主创办的店面为主，但过一二十年，电商来了，它们就衰落了。其间县城大商场多了，农民每家每户都有摩托车，大家喜欢骑着摩托车去县城大商场买东西。现在则是电商主宰一切。

　　在这三四十年中，农村商品经济兴起，村一级的供销社基本绝迹。但镇上的供销社一直存在，现在想从边缘化的状态走向中心。这是好事。特别是互联网销售平台起来后，虽然带动了网购，但副作用的确不少。互联网商业打垮了城市传统商业，当初打掉村级供销社的农村商业，相当一部分也被互联网商业打垮。这些传统商业后面，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多少城市和农村家庭靠这种商业来维系生存？正是互联网和互联网后面资本的野蛮生长，让中国城乡基层民众的生活两头受挤压，而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的选择。关键是，互联网巨头背后都是国际金融资本，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利润，绝大部分流向了外国金融资本，而且这两年，外国金融资本还瞧不上咱们，这不，中概股打下99.8%的互联网企业也都出现了。所以，中国的选择是供销合作社，它的力量需要加强，需要对互联网平台构成某种制约，就是在互联网平台之外，还有一股比较强大的商业力量在运行。

　　这两年随着扶贫工作的完成，乡村振兴成为未来的国策，过去的扶贫办现在改成了乡村振兴局。在这个背景下，供销社的作用会渐渐凸现出来。后面供销合作社会形成板块，应该会有一些供销合作社的企业陆续上市。

　　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区别是，私营经济只站在自己的利益的角度，特别是资本深度介入后，强势的商业资本会向上挤压农户的利润，低价收购农产品，再向下挤压城市居民，向市民高价销售日常生活用品。

　　上海疫情期间，中间商就是这么干的。

　　这个不是国家的选择。

　　国家现在选择是，供销合作社要深度介入农产品收购和农产品销向城市千家万户这个链条，扩大市场份额，将利润尽量留在农村，惠及千千万万农民，同时减轻城市居民生活成本。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能做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供销合作社怎么干。

　　还有，一旦将来国家有大事，城市和农村老百姓的生活保障，供销社也是可以承担相应职能的。

　　所以，这是大势。这个大势也决定着供销合作社不可能暴利。

　　还有小区食堂，这个原来就有，只是没有普及。

　　现在要求普及。

　　一者城市老龄化了，二者现在的老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好多独生子女还都不在身边，那么小区食堂就是大家的一个生活保障。

　　这两个问题都是民生问题，办好了对社会稳定会有很好的作用。

　　这个指向都很明显，是中国重视民生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