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子明：资治通鉴与百年未有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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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北宋名臣司马光完成了鸿篇巨作《资治通鉴》，这部横跨十六朝1362年，三百余万字的编年体史书。

　　在成书后的第二年，司马光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史称“元祐更化”。

　　《资治通鉴》落笔的第一句，就把时间定格在了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个晋国大夫向周天子索要诸侯之名。

　　司马光煞有介事地发表了长篇大论，说这是周朝礼崩坏的开始，批评周天子滥发名分，痛斥魏赵韩破坏了规矩。

　　并认为以三家分晋为开端，中国开启了战国的千年乱局。

　　当然，明眼人都懂，司马光看上去是痛斥锐意改革的赵魏韩，实际上是指着改革派王安石的鼻子说，“咱朝堂上有两棵树，一棵是槐树，另一棵也是槐树”。

　　只可惜当局者迷，站在千年未有大变局路口上的司马光，敏锐的发现了春秋与战国这道分水岭，看到了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崩溃，却没有注意这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战国时代的来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是生产力的大变革，推动着赵魏韩三国的变法，倒逼着上层建筑改变，让持续千年的奴隶制社会消亡，推动着更符合生产力的封建制度接手。

　　春秋初期，各国使用的还是柔软的青铜器，很难砍伐树木开荒翻地种田和引入灌溉，一个壮汉想要开垦一块耕地，需要准备数年的口粮，期间，还需要躲避强盗和少数民族的劫掠，以及水旱等天灾。

　　在那个没有天使轮投资的时代，普通民众“创业”可谓九死一生的。就像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的贫困原理一样，他们只能依附于奴隶主，种植奴隶主的井田，寻求奴隶主的武装保护。

　　于是，基于青铜器的井田制，在没有生产力变革前，几百年来都很稳固。

　　进入到春秋中后期，随着坚硬的铁器出现，砍木翻地引水所需要的劳动力骤减，普通人攒个一两年的口粮就可以去开荒，壮汉还可以通过铁器来保护自己，不再需要奴隶主的庇护。

　　因此，随着铁器的生产力大发展，青壮们纷纷脱离旧的奴隶领主，用铁器为自己开疆扩土。

　　随着有本事的北方青壮纷纷出走，自己去南方画了个圈搞试验田，旧奴隶主手上只剩下了大量无法提供税赋的老弱病残，周王朝的井田制度随即分崩离析。

　　于是，各个诸侯国为了国祚能够延续，就不得不变法以获取新的税源。

　　从三家分晋中刚刚独立的魏赵韩三国，由于新建国历史包袱少，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弱，以及凭借河北的铁和山西的碳，炼铁规模冠绝诸侯，变法的压力也最大，于是率先有了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仲连改革，以及韩国的申不害变法。

　　历史课本对魏赵韩三国变法有着很详细的介绍，如果更凝练的说一下，就是由国家投资，资助更多的国民摆脱旧生产力，投入到新的生产力劳动中，未来再通过新的税收制度，将这些游离于传统税收体制下的新税源，重新收归中央，并以此重建组织结构。

　　这个剧本熟悉么？

　　中国搞了十多年的国家大基金和新能源补贴，搞了科创板和北交所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融资；

　　欧盟不仅减免税费和给补贴，还搞了碳交易让排碳高的企业向科技低碳企业支付巨额的碳税；

　　美国斥巨资搞了科学与芯片法案和膨胀削减法案，由政府注资支持科技与新能源企业发展。

　　随着未来越来越多的新税源出现，中国的房产人民币，欧盟的汽车欧元，美国的石油美元，这些上一个时代的“井田制”税收，也都将逐一的落幕。

　　这就是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所驱动，各国都不得不大幅调整自身的上层建筑。

　　回顾春秋战国，随着铁器这个生产力的出现，变法的国家都要经过一段痛苦的时期，让那些落后的产业出清，将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扫除。

　　随着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新利益集团崛起，国家也获得了大量新的税源，得以进行不断的吞并和扩张，并重塑大国游戏秩序与制度。

　　这就是生产力角度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大地上只剩下魏秦楚齐赵燕韩这些进行了变法的G7国家，那些没有完成变法的国家都消失在了历史上长河。

　　前几天，我们完成立法的电子烟将逐步取代传统烟草的消费税，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新能源的里程将逐步取代传统汽车的燃油税，半导体的数据将逐步取代房地产的土地税。

　　可以预见的是，能否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税源，能否将这些新的税源纳入国家财政，将决定了大国博弈的胜负。

　　不同于丰亨豫大的北宋，王安石变法折戟而终，战国时期的魏赵韩在大国竞争的生死压力之下，必须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依附于上个生产力时代的利益集团，哪怕你们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司马光，都需要退下为之让路。

　　而这也回答了今天一位拼命@我的朋友，为什么近期地产和银行跌的这么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