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君：红军北上、东北军赴陕，张杨二人相聚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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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不是一项有明确规划的转移，因为换了谁当领导，都不会放弃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南方，把队伍带向贫瘠的西北山区，除非为了活命。在做出撤离的艰难决定时，中央红军原以为只是暂时离开，大家在隔壁湘西躲一躲，等风头过了再返回江西重新经营。他们根本没想过自己这一走居然是一年，而且一年后会出现在陕北那个苦寒之地。

　　第五次“围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蒋委员长很是欣慰，但是欣慰过后心里满是遗憾，遗憾没能把红军的生意彻底毁掉。自从1927年跟对方撕破脸，不知不觉7年过去了，人生有几个7年呢。他决定继续追，在哪里追到就在哪里动手，他不但带着嫡系部队追，还不停给各地军阀下令帮忙，电文像雪片一样进进出出，侍从室的老老少少忙得简直要吐血。

　　被他们追逐的中央红军共8.6万人，是一支很“沉重”的队伍，他们于1934年10月12日正式出发，出门的时候能带的都带了，比如有十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机器，有野战医院的X光机，还有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面粉土豆，光挑夫就有5000个人。这支队伍过于庞大，担心委员长派出的飞机发现，所以白天隐蔽起来，夜里才赶路，而且不走大路专走山路，一天也就走个三四十里。

　　在出发前，红军提前派人跟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协议，所以红军进入广东北部后，陈济棠让出了一条通道让红军一路向西去了湖南，第一个月没有战事。在军阀的字典里，最重要的词条永远是保持存在，他们不希望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也不喜欢打仗造成军队减员，更不希望蒋委员长的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反客为主，所以只要红军答应离开，一切都可以谈。离开广东进入湖南的一个月里，红1军突破了3道防线，战斗损失外加中途逃跑的总数大概是2.2万，所以走了一个月队伍剩余6.6万人。

　　（中央红军出发地江西瑞金）

　　11月25日红一军陆续进入广西桂林，蒋介石借助湘江在这里设置了第4道防线，几天后的湘江战役才是最致命的。湘江战役爆发于1934年11月27日的桂林兴安县和全州县，作战部队被分散部署在远离渡河点的位置，接到死命令要阻击和拖延包围过来的国军，保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河。几乎每支战斗部队都面临着“1打3”的艰难任务，战斗的结果基本都是全军覆没。战斗只持续了5天，等红1军渡江后再次清点人数，直接少了3.05万人，还剩下3.3万，其中还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这种灭顶之灾级别的损失，意味着这支队伍彻底告别了南方，接下来思考的问题是往哪里逃以及怎么逃。

　　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走过危机四伏的云南山区，从来都不是有趣味的徒步旅行，四渡赤水也不是为了戏弄敌人，一切都是为了活命。成功以后，所有的苦难经历都可以拿出来调侃；假如失败了，苦难就是苦难，回忆起来唯有加倍的痛苦。中央红军离开广西后，进入贵州开了个重要的会议，变更了领队，接着进入云南，出了云南后进了四川，然后一路向北去跟红4军汇合。

　　在江西的中央红军动身后，远在河南的红25军也接到指示务必根据实际情况转移。红25军便是那支长期在鄂豫皖打游击，由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负责“剿灭”的红军队伍，军长是时年34岁的徐海东。红25军于1934年11月开始了他们的“长征”，队伍从河南出发一路向西，先后穿过湖北、陕西、甘肃，比红一军早一个月到达陕北，和刘志丹带领的红26军汇合后组成了红15军团。

　　红25军总人数3000左右，很多人还是不满18岁的娃娃兵，但是这支队伍让东北军吃了不少苦头。不过3000人的规模毕竟搅不起太大的风浪，张学良的损失有上限，能创造的战功也有上限。当红25军离开“鄂豫皖”一路向西后，张学良和他直辖的东北军突然失去了目标，基层官兵松了一口气，张学良也如释重负地开始盘算下一步打算。经过8个月的实战，他深刻认识到东北军问题很多，比如战斗力低、思想落后、眼界狭隘、纪律混乱，所以他决定在湖北练兵，为以后的抗日复土做准备。

　　中央红军离开后，国军终于踏进他们朝思暮想的“苏区”中心。置身空荡荡的根据地，蒋委员长四十五度仰望天空，心算了一笔账，过去8个月里20万东北军可没少花钱，但是3000多人的红25军还是一路向西奔着陕西去了，这次投资张学良他可是血亏呀。他决定给东北军休息的时间，但是不会给张学良练兵的机会，张学良终究是个军阀，自己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只能削弱军阀而不是帮其壮大。没有完成的任务需要继续完成，红25军去了哪儿，东北军就得跟到哪儿。

　　（红25军长征路线图）

　　红25军的长征路线虽然短，但是路途很曲折，出河南进湖北，出湖北再进河南，本想在伏牛山建立根据地，但是国军5个旅追到了鲁山县城，没办法只能离开河南去陕西，那里是杨虎城的地盘。1934年12月8日，红25军进入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那里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故乡。杨虎城接到命令派手下大将冯钦哉带着两个团匆忙赶去围堵，双方交火一整天，打到夜里红25军终于消灭了对方一个营后突破了防线，钻进了秦岭的茫茫大山。之后的两个月里，他们辗转于商洛各县镇，打土豪分田地，补充粮草和兵源。

　　杨虎城属于白手起家，一切来之不易所以爱惜自己的人马和地盘，虽然他靠打硬仗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了陕西，但是对于打仗这件事，他的态度是能不打就不打，偏偏蒋委员长给他布置了很繁重的课后作业，既要向北打刘志丹带领的红26军，又要朝南阻止徐海东带领的红25军。无论输赢自己的实力都会消耗，这让杨虎城很郁闷，但是身为国军将领，接到命令就得执行。1935年春节还没过完，蒋介石调了5个团，加上杨虎城的两个警备旅，对秦岭山区的红25军发起“围剿”。在此过程中，杨虎城的军队遭遇了数次失败，最大的一次发生在今天商洛市柞水县的九间房乡，警备三旅进入红军埋伏圈，光俘虏就1000多人，其中包括旅长张汉民，张汉民经过羁押询问后被枪毙，事后才知道他是“自己人”。

　　杨虎城对“围剿”红军一直兴趣不大，接到任务时他就产生了和红25军达成停战协议的想法，毕竟他曾在两年前做过同样的事。1932年12月，第三次“反围剿”失败的红4军从河南进入陕西，蒋介石电令杨虎城从陕西向南打，同时命令四川军阀带人从四川向北打，企图南北夹击消灭红4军，还能顺带削弱杨虎城的17路军。当时17路军的少校参谋武志平是党员，17路军主办的《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宋绮云也是党员，宋绮云便是“小萝卜头”的爸爸。党组织通过他俩向杨虎城带话希望跟红4军谈判，这很符合杨虎城的心愿，他任命武志平做联络员，委托在汉中前线的38军军长孙蔚如全权负责，双方于1933年6月24日达成了“汉中协定“，主要内容是红军不去陕西，17路军不打红军，并定期资助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

　　红四军根据协定转移到了川北，在今天的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总部，也就彻底脱离了和杨虎城的接触。红4军1932年离开安徽转移的时候，留下了两千人断后，这两千人吸收本地民团队伍重新组建了红25军。红25军在”鄂豫皖“打了1年多游击战，迎来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虽然仗打得不错，但是无奈人数少扛不住张学良的堡垒战术和经济封锁只能向西转移。如今红25军沿着两年前红4军的转移路线进了陕西，这不能不让杨虎城想起了当初的老办法。

　　杨虎城知道自己的军官张汉民是党员，所以接到“围剿”红25军的任务时，就把这个活儿交给了张汉民，出发前当面嘱咐他务必找到红军负责人达成停战协议。张汉民在商洛市商州区杨家斜镇完成了这个任务，和红25军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彼此保持1天的路程，一个走一个追，避免直接接触，后来红25军南下进入湖北后双方脱离接触。不久红25军再次返回陕南，张汉民又领命带着警卫三旅出战，动身前先派两个人给红25军送信说明情况，然后带队出发。送信的人一直没回来，两军的距离却越来越近，当张汉民进入红军埋伏圈的前一小时，送信的人依然没回来。伏击战不但造成了大量死伤，还有1000多人被俘，张汉民自己也被杀。听说这事后杨虎城大怒，随后调集重兵开始“复仇”。

　　（红二十五军合影—前排最中间为徐海东）

　　红25军的一个特点是战斗力强，另一个特点是“肃反”工作很残酷。“肃反”的近义词是“清洗”，具体措施是把队伍中的叛徒和间谍肉体消灭，以确保整体安全。像红25军这种一路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游击队伍，领队最缺的是安全感，所以警惕多疑手段残忍，连军长徐海东都差点被处理。张汉民上一次达成口头约定时，答应给红25军送地图和电台，结果红25军来去无踪东西没送到，红军这边就怀疑张汉民有问题。这次两个送信的党员被一番刑讯逼供后，被迫说了一些对张汉民不利的话，几个负责人结合张汉民一直尾随的行为，认为张汉民已经叛变，于是决定将他消灭。在张汉民被俘后虽然反复声明自己的身份和与陕北刘志丹之间的合作，但依然未能逃脱和一大批战友被枪毙的命运，临死前他无比绝望。

　　1935年2月5日，蒋介石发电报喊张学良到庐山见面。上了庐山后蒋介石告诉张学良，自己计划3个月内消灭陕南的红25军，希望东北军配合。张学良回去后打电话把军长于学忠、王以哲、万福麟等人喊到汉口，告诉他们委员长要求东北军去陕西，众人虽然不乐意，但是只能按照命令做部署，谁让我们靠人家吃饭呢。由于红25军的离去，“鄂豫皖”地区没了“剿匪”任务，于是蒋介石在3月1日给”剿匪“司令部换了牌子，换成了“军委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张学良担任行营主任。

　　到了4月下旬，王以哲带着67军3个师坐火车去了陕西，蒋介石还在郑州抽调了国军3个师，全部归杨虎城指挥，一同向商洛山区包围，计划一次搞定红25军。杨虎城5月份集结完部队后发起进攻，在这次“围剿”中，东北军110师和129师再次遭遇失败，如同一年前在“鄂豫皖”山区一样，给红25军送了不少装备和物资。由于实力差距悬殊，红25军依然打运动战和游击战，在秦岭的大山里每天来回移动50公里左右，跑累了设伏以逸待劳等追兵。7月13日，反“围剿”胜利的红25军从蓝田方向走出秦岭并一路向西，抵达西安城南10里外的韦曲，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长安区，坐地铁进城只需半小时，西安城内的有钱人听说后纷纷锁上门收拾东西外逃。

　　红25军在长安区逗留了3天，找了一堆报纸像要写论文一样翻阅价值信息，得知红1军和红4军一个月前已经在四川会师。几个负责人开会后认为，红一军迟早要北上，所以接下来应该去陕北和红26军汇合。如果今天从长安区出发去陕北，直接在韦曲南坐地铁2号线，坐到头就是西安北站，然后买张动车票直达延安，总共4个小时不到。但是当年可办不到，先不说交通工具的事，西安城内有杨虎城的嫡系部队，还有路过西安去甘肃的于学忠部也暂时停下来防御，进城就是以卵击石。所以红25军返回秦岭向南走，假装去四川找红军主力，中间突然向西走，到了天水后一路向北，先后经过甘肃秦安、静宁，然后一路向东，翻过六盘山经过隆德，再一路向北到了宁夏固原，接着向东进入陕北，并于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胜利会师，结束了10个月的奔波生活。

　　在红25军走出秦岭惊动西安的那个夏天，盘踞华北的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治郎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把华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调走，国民党全面退出平津地区，并撤离那里的党政机关顺便解散所有的反日团体，否则后果自负。四川有红一军和红四军，陕西有红25军和红26军，自己兵分多处焦头烂额，蒋介石不想此时华北有事，于是半推半就地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并安排人在7月前后签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对张学良的影响是他手下人数最多的51军必须离开河北，尽管他不同意，但蒋介石依然撤销了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任命他为甘肃省主席，并下令整个51军13万人在6月14日开始向甘肃移动。

　　（红军长征时期的泸定桥）

　　在东北军51军动身的那一天，正好红1军和红4军在四川懋功举行会师大会，两万多红1军和8万多红4军合并，红军聚集了一支10万人的大军。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判断，这支大部队会在自己的围攻下北上或南下，南下有自己嫡系部队守着，北上就得派人过去围堵，这时他想到了张学良，于是下令把只领工资不干活的武昌行营撤销，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张学良担任副总司令同时兼自己的总司令职务，东北军能动的都开往陕西，把去年没干完的活儿接着干完。

　　在湖北清闲的那几个月，张学良曾想过在武汉练兵，也曾想过去贵州练兵，从未想过自己要去陕西。得知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内心是拒绝的，召集身边的人开会诉苦。机要组长黎天才建议说，副司令应该去西北，那里接近红军，必要时可以和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割据一方。军长何柱国也认为西北好歹靠近抗日前线，有利于以后打回东北。经过众人的劝说，张学良慢慢想通了，陕北的红军不过几千人，而东北军至少能调过去20万，再加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青海马步芳的马回军，以及马鸿逵和马鸿宾俩兄弟在宁夏的马家军，陕北那几千人再神也飞不出去，只要消灭了这几千人就能打回东北了。想到这儿，张学良决定了去西安。

　　可西安是人家杨虎城的大本营，杨虎城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他的每一次人马扩充、每一次职位晋升，都是用自己的性命和兄弟们的鲜血换来的，所以他谨小慎微、为人跋扈、地盘意识极强，连蒋介石都对他忌惮三分，这一点张学良早有耳闻。去西安的决心是下了，但是如何搞定杨虎城又让张学良犯了难，他需要找人打点疏通，否则去了指不定出什么麻烦。经过一番研究和打听，张学良找到了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人：杨毓珣。

　　要说杨毓珣的生平事迹，其实并不出彩甚至有污迹，他身上最闪亮的标签应该是他夫人带给他的，他夫人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叔祯，所以他是袁世凯的女婿。能娶到这样的老婆，杨毓珣的家世肯定不简单，他伯父杨士骧是清朝的直隶总督，如果这还不够，他另一个伯父杨士琦是袁世凯最信任的谋士。杨毓珣在家里的安排下读过保定陆军大学，还到法国混了留学生身份，回国后在张作霖的东北军担任副官处长。此人交际圈广，说话又好听，精通美食美酒麻将和跳舞，跟同为花花公子的张学良形影不离。不为人知的是，他居然和杨虎城交情颇深，因为同姓两人私下里称兄道弟。

　　（1934年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张学良发电报把杨毓珣叫到武昌，向这位老兄倒了所有的苦水和担忧，话听到一半杨毓珣立刻拍着胸脯表示包在自己身上。张学良略加活动，给杨毓珣弄了个“西北剿总”专员的职务，然后送上盘缠让他提前去西安活动。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请客送理拉关系是杨毓珣的特长，包括张作霖在内的每个人在给杨毓珣提供工作岗位的时候，都是看中了这一点。听说张学良要带着3倍于自己的兵力来陕西，杨虎城和他身边的人各个眉头紧锁考虑对策，杨毓珣像个及时雨一样落到了西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向来警惕和抵触任何外来军队的杨虎城，竟然热情地向张学良发出了邀请函。

　　1935年9月初，张学良赶到成都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剿共”会议，在这次会上他正式接受了去西安筹建西北“剿总”的任务。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给张学良签发了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委任状，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权，节制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军事力量。这是张学良人生中最后一个“副司令”，从那之后的漫长人生里，他身边的每个人包括看守他的军统特务，都会恭恭敬敬地喊他“张副司令”。

　　锁上武昌行营的大门，张学良开始搬家去古城西安。他搬家可不是拎几个箱子那么简单，他的行李可以装满几辆卡车，不过这些都有人负责他不用操心；更大的问题是东北军要随着他一起调动，这个其实也不用他操心，他只需要下达开拨命令即可，军队的调动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落实。于学忠的51军从河北开往甘肃，王以哲的67军和何柱国的57军早在7月份已经到了陕西，所以此刻需要动身的是他直辖的几个师。经过他的坚持，26万东北军最终在河北和河南等地留了6万人，其余20万全部朝着陕甘调动。

　　（杨虎城、邵力子在机场迎接张学良）

　　1935年9月13日，张学良乘坐自己的波音飞机飞往西安，机舱里还有赵四小姐，两个副官、两个参谋以及其他总部人员。飞机在西安城外的西关机场降落，张学良钻出舱门走下旋梯时，机场内有鼓乐队演奏迎宾曲，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长袍马褂上前迎接，各自表达了对张副司令的欢迎。回国一年半了，好久没有体会到这种过去经常经历的感人场面，张学良很是满意，心想杨毓珣真是个人才。

　　西关机场之后还会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因为当时的军政大员只要坐飞机往返西安，只能在此降落。1935年那个时候，整个西安城不足20万人，城外都是农田和荒地，所以西关机场周围非常开阔。解放后随着城市的发展，飞机的起降越来越扰民，终于在1990年西关机场搬迁到咸阳，建成了现在的咸阳国际机场，而老的西关机场挖地造湖堆山，变成了现在的丰庆公园，里面湖光山色风景优美，只是找不到任何关于西关机场的蛛丝马迹。

　　到了西安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临时住在新城大楼内。这个新城大楼颇有来历，1370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这新城大楼便是规模宏大的秦王宫。1643年李自成攻入长安后占了秦王宫作为“大顺皇宫”。1645年清兵攻入西安，把秦王宫拆了改做“八旗校场”练兵射箭，拆下来的建筑材料修了城隍庙、广仁寺和东岳庙。辛亥革命爆发后冯玉祥担任陕西督军，利用原来秦王宫的城砖修了非常漂亮的“小黄楼”，再后来杨虎城拿下陕西后把这里做了西安绥靖公署，并在大院内修了新城公馆自己住。如今的新城大楼是陕西省政府所在地，而神秘的“小黄楼”深居省政府大院内，重要的会议依然在那里召开。

　　（位于陕西省政府大院内的“小黄楼”—内部正在开会）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刚到西安后住在小黄楼的东厢房内，同时命令副官在西安城内物色合适的房子。在此居住的半个月内，每天早晚杨虎城都过来打招呼，两人相处的颇为融洽。一年后他俩发动“西安事变”抓了蒋介石后，最开始的两天也把他关在这个东厢房内。半个月后，副官在碑林区建国路69号找到了一处大院，院里有3栋一模一样的3层小洋楼，一栋给张学良两口子住，一栋给副官们住，另一栋给总部人员办公用，这个就是西安市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公馆”，如今作为西安事变纪念馆对外开放。

　　张学良和杨虎城曾是几乎毫无瓜葛的两个军阀，如今因为红军聚集到了古城西安。在张学良抵达西安的时候，和红4军分道扬镳的中央红军已经北上到了甘肃通渭，正在前往陕北根据地的路上。而支配着张扬二人命运的蒋委员长人在四川，他的目光盯着张国焘那9万多人的红4军，因为那才是红军主力，至于赶往陕北的那几千人，以及已经在陕北的几千人，就交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