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小刀：少年入读清华，教授直呼天才，主动把女儿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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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19年，一位8岁的天才只上了一天小学，便辍学了。原因是他看到老师打了同学的手心，尽管手不是他的，疼的也不是他，但他仍然感到震惊且生气。

　　这位天才，就是日后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的，“整体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

　　陈省身出生在浙江嘉兴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陈宝桢是晚清秀才。他的名字，就是父亲根据《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的名句取的。

　　辍学以后，陈省身跟着奶奶和姑姑识字、背唐诗。

　　有一天，父亲给他带回一套美国传教士写的《笔算数学》，没想到，只跟父亲学过阿拉伯数字的他，居然会做书中大部分很难的题目。即使有些不会，也大致能看懂。

　　9岁那年，陈省身考入秀州中学预科一年级。这时，他已经能做相当复杂的数学难题了。后来，因为父亲工作变动，全家北上迁至天津，陈省身因此转入扶轮中学（今天津铁路一中）。

　　彼时，扶轮中学的校长顾赞庭教几何，而且教得很凶，但他对天赋惊人的陈省身很是喜欢。因为，别人眼中很难的数学题，陈省身觉得很容易。

　　陈省身不是埋头苦读的学霸，而是随便学学，有兴趣随便做做，就能拿高分的天才型学霸。虽然其他功课成绩不如数学，但只要他愿意花点力气，也能学得很好。

　　然而，天生老天爷赏饭吃的陈省身，也有失手的时候。

　　二、

　　陈省身很喜欢读书，经常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而且，不管是啥书，拿来就看。

　　历史、文学和掌故等，来者不拒。数学书、数学杂志中那些枯燥的公式，他也能读得津津有味，对那些数学家也是如数家珍。

　　因为博览群书又天赋超群，很快，中学的课程对陈省身已毫无难度可言。于是他连跳两级，并在15岁那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

　　然而，陈省身虽然天资聪颖，堪比“神童”，但相应地，年龄和动手能力成了他的“短板”。

　　在一次“吹玻璃管”的化学实验中，他把尚未冷却的玻璃管拿到冷水里冲，结果玻璃管瞬间稀碎……

　　这件事给他的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缺乏动手能力，思来想去，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放弃物理、化学，专攻数学领域。

　　当时，南开大学的数学系老师，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中国第二位数学博士、中国现代几何学的开山祖师姜立夫。他所带的数学系，包括陈省身和吴大任在内，只有5名学生。

　　能收到陈省身和吴大任这么优秀的学生，姜立夫很高兴。为此，他还专门开了许多难度更高的课程。

　　有了大师指导，本就天赋异禀的陈省身，在数学王国里一骑绝尘，进步神速。

　　等到大二时，他就能给姜立夫当助教，批改学生试卷，每月还有10元的报酬。1930年，19岁的陈省身从南开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一边读研究生，一边担任助教，跟随孙光远研究射影微分几何。

　　而他当时的数学老师，正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

　　一个人如果非常有才华，其光芒是藏不住的。很快，清华数学系创系元老郑桐荪注意到才华横溢的陈省身，非常喜爱，就想将自己的女儿郑士宁嫁给他。

　　杨武之夫妇看出端倪，便主动充当月老，不料陈省身的反应却令人意外。

　　三、

　　陈省身说他正打算出国留学，等回国后再谈终身大事。

　　因为那时陈省身的数学段位，已是国内顶尖的存在，要想再继续攻读高深的数学，只能出国留学。但是，留学费用不菲，家里供不起，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公费上。

　　就在此时，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的余额，作为资助中国留美学生的基金。机会难得，陈省身不得不抓住它。

　　但他也明白，想要学数学，就得去德国，因为那时的数学集大成者在欧洲。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得以成行。

　　1934年，23岁的陈省身赴德国汉堡大学数学系留学。在这里他接触到布拉施克、E·凯勒以及E·嘉当等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的思想和学术。

　　那时，嘉当在汉堡大学开设了嘉当-凯勒定理讨论班，慕名前来学习的人很多，但都因课题难度太大，铩羽而归，最后只剩下了陈省身一人。

　　嘉当的课有多难呢？

　　陈省身第一次见到嘉当，对方就给他出了3道题，结果他一道也不会做。但他并不气馁，坚持留在嘉当身边学习。

　　慢慢地，当嘉当再提出问题，他就能做一部分题了。

　　这期间，陈省身完成博士论文《关于网的计算》和《2n维空间中n维流形三重网的不变理论》，并在汉堡大学数学讨论会论文集上发表。同时，他还获得科学博士学位。

　　1936年，25岁的陈省身公费留学期满，清华向他抛来橄榄枝，但他决定跟随嘉当去法国巴黎工作一年。因为，能跟业界顶尖者学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但很快，国内一则消息传来，让他十分悲痛，怒火中烧。

　　四、

　　1937年，日寇在中国发动“七七事变”。消息传到巴黎，陈省身愤懑难平。

　　他又想起了自己在天津读书时，到处可见的日本军营和士兵，以及日军抓住中国老百姓随便打随便揍的情景……因此，他要和日本同学绝交。

　　此后不久，陈省身就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回到中国，远赴由清华、北大、南开等组建的西南联大执教。在这里，他曾给昔日恩师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上过课。

　　彼时，郑桐荪老师的女儿郑士宁已从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而陈省身也已学成归来，杨武之便再次提起当年的婚事。

　　这两位年轻人，男的没谈过恋爱，女的比男的小4岁，芳华正好，也没啥意见。几次交流下来，一种朴实、生涩又美好的情感悄然滋生。

　　1939年，28岁的陈省身和24岁的郑士宁以炮弹为爆竹，战火作烟花，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结为伉俪。

　　一年后，郑士宁怀孕，回上海待产。为了躲避日军轰炸，陈省身则随西南联大开始往内地迁移，其过程之艰辛，后来被誉为“文军的长征”。

　　然而，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陈省身仍然不忘思考和学习。他和华罗庚、王信忠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出两篇文章，发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高级研究所合办的刊物《数学纪事》上。

　　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两位数学家的注意，认为陈省身是“迄今所注意到的最有前途的中国数学家”。因此，他们极力促成陈省身去普林斯顿。

　　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全面爆发，犹太人惨遭纳粹德国的毒手。欧洲如爱因斯坦、冯·诺依曼以及E·诺特等因犹太人身份或者和犹太人有关联的人，纷纷投奔到普林斯顿。一时间，美国普林斯顿成功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数学中心。

　　正因如此，陈省身才动了心，冒着被战火波及的风险，一路穿行印度、中非、南大西洋以及巴西等多个区域，到达美国。

　　那时他没想到，这一去，自己和妻子彻底失联了。

　　五、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交通中断，陈省身无法联系上妻子郑士宁。何以解忧，唯有潜心研究，方能排遣相思之苦。

　　1943年，32岁的陈省身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完成了《闭黎曼流形的高斯-博内公式的一个简单内蕴证明》和《Hermitian流形的示性类》论文。前者被誉为数学史上划时代的论文，因此他后来被国际数学界尊称为“微分几何之父”。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不久，35岁的陈省身终于回国，和阔别多年的妻子以及从未见过面的儿子团聚。

　　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深知自己亏欠家人太多。他向妻子承诺：从此以后，一家人永不分离。

　　随后几年，南京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省身任代理所长，主持数学所一切工作。他还入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并培养出一批青年拓扑学家。

　　1948年，大洋彼岸突然发来一份电报，发信人是主持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的物理学家，时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的奥本海默。

　　他在电报中对陈省身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方便你来美，请告知。”陈省身很惊诧，就找了一份外国报纸看发生了什么……

　　原来，国民政府败局已定，正打算撤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也要迁移……

　　经过一番考虑，陈省身选择了数学，普林斯顿自然也成了最佳选择。他给奥本海默回信：“我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这次需要携家眷同行，全家四口一起去美国。”

　　对方答应得很爽快，因为这跟陈省身所能提供的研究价值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同一时期，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华罗庚，却放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选择了回国。

　　因此，后来很多人就会问陈省身一个问题：“如果你1948年没有去美国，一直留在国内，情况将会怎样？”

　　六、

　　一开始，陈省身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从不去想。他还说：“这问题不容易回答，最好别想它，人生应该求快乐，拿得起，放得下。”

　　不过，在一次采访中，他的回答显得更加客观和真实：“看到华罗庚回国，我也动心了，当然也考虑了回国这个问题。不过我看出来，中国政权的改变，我不见得能够适应。我是考虑回国的，不过时机不够成熟。”

　　而且，当时陈省身在美国数学界地位非常高，也待得很舒服。譬如1950年，国际数学会召开，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开会。这次学术盛会已经十几年没有举办过，世界各领域顶尖学者汇聚一堂。

　　当时在微分几何界，陈省身是“国际公认的第一人”，他一个人就在会上做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报告，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他将自己的成就归结于两个成语，即“日新日日新”的精神和“登峰造极”的追求。

　　有次他和夫人去参观罗汉塔，突然感慨地说：“无论数学做得怎样好，顶多是个罗汉。菩萨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罗汉谁也不知道是哪个人。所以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

　　陈省身做学问从不赶时髦、不追热门。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美丽心灵》，讲的是数学家纳什的故事，陈省身和纳什很熟，说：“他是个怪人，他的数学是很好的，但他始终要做难题，想做难题出名，最后做得一塌糊涂。”

　　陈省身如此苦心孤诣地研究数学，不计较名利。除了兴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七、

　　在美国那些年，陈省身受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被美国科学院推举为院士，并加入美国国籍。他还曾担任过美国数学会副主席，并获美国国家科学奖。

　　他替美国开创并发展了微分几何学派，这行里重要的人物，都是他的学生，都受他影响。

　　而陈省身一直刻苦钻研数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帮助中国人建立科学自信心，证明黄种人并不比白种人差！

　　1972年，61岁的陈省身首次携夫人回到新中国，与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人会见。此后，他就有了一个建立南开数学所的想法。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想聘请一位外籍专家担任中国研究机构有职有权的主管，这种想法很难实现。

　　直到后来，邓小平发表了“引进人才”的讲话，加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这件事才有了回转的余地。

　　1981年，美国为了留住陈省身，破例在伯克利成立国家数学研究所，聘任陈省身为所长。他无法推辞，便提出条件，只任一届，三年期满即退。

　　退休那天，学校为他举行了为期5天的国际微分几何会议，从世界各地赶来300多位数学家用歌声为他“践行”。

　　1984年，73岁的陈省身回国担任南开数学所所长。数学所草创期，陈省身捐款1万美元，捐书近万册，他还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除分给两个子女外，再加上数学所这个“新生儿”。

　　后来，他又捐出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并将获得的世界数学最高奖项“沃尔夫奖”的5万美元奖金全部捐出。

　　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陈省身猜想”。

　　八、

　　从1985年开始到1995年，陈省身利用自身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和能量，在11年内举办了12次学术年活动。

　　每一次，应邀前来讲课的都是顶级数学家。碍于陈省身的段位，他们不仅不敢讲价，还得自掏差旅费。这为经费拮据的研究所省下一大笔钱。

　　这是陈省身为了让中国尽快赶上世界数学领域步伐而创造的办法。很多参与过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纷纷表示，这比出国留学强多了。留学你只能师从一个导师，但是在这里，是一群导师给你上课。

　　同时，陈省身对中国数学前景很看好。因为根据他在美国多年执教的经历来看，华裔学生的成绩总要比美国学生平均分数高出30%。

　　因此，他提出一个远大的目标：“我们的希望是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数学大国！”这便是著名的“陈省身猜想”。

　　这期间，陈省身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再次捐出100万美元建立“陈省身基金”，供南开数学所发展使用。随后，他和夫人郑士宁回到南开大学定居，亲自为本科生讲课。

　　他们居住的寓所名叫“宁园”。这个“宁”字一是表达陈省身喜爱宁静的环境，二是寄托他对妻子郑士宁，多年来悉心照顾自己的感激之情和浓浓的爱意。

　　然而，这份沉甸甸的感情，在2000年一个平常的午后，戛然而止了。

　　九、

　　2000年1月12日，85岁的郑士宁像往常一样午饭后回卧室休息，不料竟在睡梦中心脏病发作，遽然而逝。

　　“我们结婚60年，60年是钻石婚了。我们60年没吵过架。”89岁的陈省身一时难以接受，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

　　为了缓解悲伤，他将全部精力投身到工作中，让自己忙碌起来。每年，他都会用自己的经费选一批优秀人才出国深造，而且都是送到世界数学领域最有名的大师身边。每次他都会告诫对方：要记得回国！

　　2004年，93岁高龄的陈省身获得首届“邵逸夫奖”，奖金100万美元。他把钱全都捐出去了。他给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的数学研究机构各捐10万美元，并解释说，这样以后中国科学家去他们那里时会得到方便。

　　很多人会觉得，像陈省身这样的大科学家，根本不缺钱。

　　其实，生活中的陈省身，节俭得令人吃惊。譬如在饭店吃饭，他会将剩菜打包带回家；住院发的两身病号服，他直接带回家当成睡衣穿……

　　去香港领首届“邵逸夫奖”时，他穿着唯一的一套订做的西装，打着旧领带，穿着他女婿——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的皮鞋上了领奖台。领完奖，才发现鞋子有点挤脚。

　　同年，我国正式颁布施行《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陈省身按照新规定，再度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资格。

　　然而，这张中国“绿卡”还没来得及发出，93岁的陈省身就在医院溘然长逝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陈省身发出微弱的声音：“送我……去希腊……”

　　为什么要去希腊，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猜测，古代希腊曾是数学巨擘辈出的国度。如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以及阿波罗尼奥斯……

　　所以，陈省身可能感觉到大师们的召唤，或许他想沿着那些前辈先哲们的足迹，继续走下去。

　　这一年，国际小行星联合会将中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永久编号为1998CS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此来表彰他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

　　2009年，为纪念数学大师陈省身，国际数学联盟与陈省身奖基金会宣布设立“陈省身奖”。每四年评选一次，每次获奖者一人，奖金50万美元。

　　今天，虽然大师人已不在，但“陈省身奖”依然如期颁奖。他的成就和贡献，也将和数学公式一样，在岁月长河里永不褪色，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