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近代中日对抗模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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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甲午战争的历史，后人多视既成事实为理所当然，对日方的种种谋划满足于以蓄谋已久、处心积虑来一笔带过。这种理所当然论固可一时增强道德威力，却不利于理性战略剖析之展开，下文本着战略理性，对从壬午到甲午的历史再作检讨。

　　通过之前的壬午、甲申、癸巳危机，中国逐步形成了针对朝鲜问题的危机处理模式，其特点有三：

　　其一为尽量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其二为通过适度的军事介入，抢在日本大举介入前消除朝鲜乱源，使日本失去干涉的依据，只能在外交范围内协商解决争端；其三为通过缓慢转让朝鲜利益给日本，起到变相的安抚作用，以消除日本更大的扩张企图。

　　相应的，日本也形成了一套对应模式，其特点同样有三：

　　其一为尽量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其二为尽量通过压榨朝鲜获得补偿；其三为制造“余味”，等待出“鬼手”的时机。

　　面对这两组模式，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四个：

　　问题一：中国为何能够在壬午、甲申、癸巳三个年份的危机中维持住大局稳定？

　　这其实是由如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

　　1. 中国占有地理优势。

　　2. 冲突规模有限。

　　以壬午兵变为例。

　　日本决定出动海军赴朝的第二天，驻日大臣黎庶昌便致电张树声，通报了这个情报。8月2日，清廷命李鸿章立即返回天津。8月3日，黎庶昌又致电张树声，告知日本军舰已开赴朝鲜，并建议中国也出动军舰。张树声本意为按照程序先上报总理衙门，由后者上奏请旨，再由直隶总督府调兵赴朝。但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薛福成指出，“如此往复函商，需时多日，若日兵先到朝鲜，掳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机得失，间不容发。”故建议采取一边行动一边上奏的方式，在走官样程序的同时，立即调超勇、扬威、威远三舰自烟台赴朝，并续调陆军前往，以做最坏打算。张树声采纳了这个建议，由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率三艘军舰，偕道员马建忠（李鸿章幕府中的外交干才）赴朝。淮军旧将吴长庆则负责指挥后续赴朝陆军。

　　8月9日，日舰金刚号抵达仁川。同日三艘中国军舰离开烟台，第二天即抵达仁川。考虑到威远仅为木质练习舰，并无战斗力，随行仅为训练新手，扣除不论。以数量讲，中方军舰二，日方军舰一。以质量讲，超、扬、金三舰皆购自英国，但金刚的舰龄比超、扬老五年，虽然吨位与防护略胜，但火力与航速均不占优。无疑中方业已占据压倒性优势。

　　第二天，马建忠在军舰上紧急接见了朝鲜校理官鱼允中。一番笔谈后，马建忠终于弄清了兵变的来龙去脉。形势急迫，马、丁紧急磋商后决定，超、扬二舰留韩威慑日本，马建忠亦留韩观察事变动向，丁汝昌则乘威远回津面见张树声，并呈上马建忠的报告书。

　　在这份报告中，马建忠建议张树声“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饬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饬军械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之所以如此急如星火，原因有二：一在“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二在“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不日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强邻之焰；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

　　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就在丁汝昌带着这封密函，乘“威远”号急驶回津的同一天（8月12日），薛福成已为张树声制定了一个更周详的平乱计划。

　　在北洋的薛福成，与在朝鲜的马建忠一样，深感局势的间不容发，生怕日兵先到，“或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或于李罡应相合而行废立之事；或执罡应送东京，藉以市德于朝鲜。”“此三者非中国之利。”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海道弯环迂曲，井上馨由东京起程，非十余日不达朝鲜，不若中国兵船由烟台东驶之捷也”。所以就算日兵先到数日，只要“稍有观望，未及肆毒”，我方就能后发先制，挽回局势。所以不必等六营聚齐再发，而应该令淮将吴长庆速率本部两营先发，东渡朝鲜。“其余泰安、湄云、登瀛洲、澄庆等船，及招商局船之运陆军者，陆续进发。一则迅赴事机，取疾电不及掩耳之势；一则使日本、朝鲜见我军络绎不绝，莫测其多寡之数，此兵法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也。”

　　待陆军登岸后，就应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或智取，或力擒，迅速制服大院君，押送来华。变乱自然平息。但万一日本占了先机，中方便要针对如下四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预订备案：

　　一、 若日军抢占先手，独力“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必立其素所亲厚者为王，留兵久驻”，名为保护，实收朝鲜权利于己手，以行“蚕食鲸吞之计”。如此中方只有利用其“大势未定”，一面陆海大举，抢占要津，造成实力威慑；一面利用国际舆论和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于外交上“据理力争”，“必使前王复辟而后已”。

　　二、 若日本已“与乱党合而行废立之事”，“中国宜专以讨乱为辞，直逼朝鲜”，避免与日本摊牌的同时迅速制服乱党，日本自然无话可说。若“日本出而排解，”我即当郑重“告以中国属藩之争，不愿他国与闻。朝鲜官民见我势壮气盛，必有应之于内者。”如此乱事一平，日本便无计可施。

　　三、 若不幸大院君已被日本抢先抓往东京。我方应一面在外交上郑重感谢日本“代我平乱”的辛苦，一面加紧调拨水陆精锐东渡，不动声色地剥夺日本的战果。最后以中方指导下的韩日和谈了局。

　　四、 若日军虽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观衅；或专理论使馆被毁之事，必尚相持未决”。我宜外交上“遣使温语抚绥倭人，许以乱平之后，诸事可代为清理；仍出其不意，引军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则百务可代朝鲜主持矣。”

　　薛福成的建议被张树声全盘采纳，奉为韩乱平定方略。此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然不出薛福成之预料。

　　8月20日，吴长庆率军登陆仁川。而日使花房义质果如薛福成所料，正为使馆被毁一事与朝方相持不下。吴长庆遂乘机疾趋京城，于同月25日至王京驻营。26日，马建忠于吴营中约见大院君，即于笔谈之际摊牌，迫其登舆，在丁汝昌的亲自“护送”下，“冒雨夜驰百二十里”。于27日抵达南阳海口，送上“登瀛洲”运兵船，海送北洋软禁。同时吴长庆军断然出击，斩杀乱党头目多人，抚平了乱军。

　　薛福成

　　马建忠

　　由此可见，这次危机的处理，全赖黎庶昌、马建忠、薛福成三人的运筹帷幄，可谓人的胜利，而非组织的胜利。其特点为事前没有预案，也没有现代化的情报搜集、管理、分析机构，全靠事情发生后，一两幕僚精英紧急应对。观薛福成之分析，确能根据敌情判断预设多种方案，但之所以能如此，根本原因仍在于冲突本身规模有限。如冲突规模扩大，超出二三幕僚的掌控范围，中方之制度缺陷即暴露无遗。

　　▲袁世凯

　　此外，经过壬午、甲申两次冲突后，直隶总督获得了对朝事务的极大行动自由，遇到危机爆发时可先采取行动（包括调动军事力量入朝），同时向总理衙门汇报即可。这就等于把朝鲜事务的初期决策权下放到了直隶总督手中。袁世凯则成为事实上的朝鲜监国。直隶总督在做出危机预判时，袁世凯的建议和情报汇总非常重要。反之，直隶总督做出的决策，又主要靠袁世凯进行一线落实。这就使得“李、袁二人组”成为朝鲜危机早期处理的核心责任人。这种安排也只能适用于规模有限的冲突。一旦规模扩大：首先李、袁二人就难以替代现代决策机构；其次，当危机不止一轮，而是多轮危机、多回合冲突连绵而至时，直隶总督就不能擅自处理了，届时皇帝、西太后、军机处、总理衙门、直隶总督政出多头，而一线对接者只有袁世凯。此种结构安排遇到复杂局面必然系统崩溃。冲突规模越大，博弈回合越多，中方的制度缺陷越严重。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问题二：何以中日冲突长期规模有限？

　　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1）受到战略大环境的限制，投鼠忌器，不敢贸然一试。（2）受到政策导向的限制，仍在等待更佳的时机。

　　以战略环境而论，壬午兵变时的台湾问题和甲申政变后的巨文岛事件，都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以政策导向而论，日本在明治四年确立的头号假想敌本为俄国，但自明治八年日俄关系缓和后，日本便逐渐将中国列为头号目标。只是因为受到自身实力的限制，自明治六年征韩派分裂为缓征派和急征派以来，日本内部占主流的一直是缓征派。其核心思路为培植国力，整顿军备，待胜算较大时再征服朝鲜。这就又引出第三个问题——

　　问题三：何以在中国控制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日本每次都能从朝鲜的屈服中获取补偿，且能够不断地制造战略余味，而中国却无法消除此种战略余味？

　　这个问题的答案，除了日本军政精英的战略素养普遍高于清朝精英之外，还有一个硬性支撑，就是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有海军优势。当壬午兵变之时，中国海军虽于8月10日形成了对日一线优势，但毕竟后继乏力。日本却陆续调集多艘军舰赴仁川，至12日，已有7艘日舰在朝，日本海军最强大的扶桑号老式铁甲舰（3717吨）也已做好来朝准备。只是因为当时日本舰队内“脚气病”横行，千分之四百的人员染病，其中扶桑号的309名乘员中竟有180人因该病病倒，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战斗力和行动自由，才使清军侥幸避免一场非常不利的军事冲突。但日本仍能做到控制仁川港，并输送一定数量的陆军登陆，从而迫使朝鲜屈服。而中国由于海军劣势，在壬午、甲申两次冲突中都不得不做出相对让步。

　　中法战争后，随着定远、镇远等新锐军舰的服役，中国海军实力转而凌驾于日本之上。故而，从1885年到1891年，中国依靠海军优势，在朝鲜维持了高度的稳定。但中国满足于维持现状，未能利用海军优势期消除之前日本留下的战略余味，是清廷的高度失机，深刻展现了清廷决策层战略能力的低下和军事、外交脱节的现实。

　　问题四：在前述背景下，中方形成了何等认知盲区，又造成了何等影响？

　　如前所述，朝鲜危机的变与不变，深层主动权自始不在中国一方，而是半在列强，半在日本。中国未能看透这个关键，更错看了日本，以为日本只能搞小打小闹，却不知道日本从未放弃过战胜中国、征服朝鲜、控制台湾这几个地缘目标，更不怕大规模军事冲突。《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内部仍有力主对华开战的声音。伊藤博文表示反对，也不是反对其追求的目标，而只是反对开战的时机。包括在巨文岛事件期间，日本虽一度默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却又顺势提出中日共同保护朝鲜的建议，充分暴露了日本的野心。

　　壬午兵变后，日本决定以中国为头号假想敌进行军备充实，参谋本部更是执意要大战一场。只要战略大环境发生变化，日本所需克服者其实只有一点，即如何消除中国所占的地理位置优势，力争战争初期的一线军力优势。而日本实现的方法，绝非靠一二幕僚人物，而是以参谋本部和外交部为基干，有组织、有准备地系统性推进。

　　同时，自1891年后，中日海军实力对比再次开始逆转。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已意识到：“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这一忧虑本质上仍未跳出壬午—甲申模式的局限，以为海军优势的逐渐丧失，至多导致壬午、甲申事件的重演，却没想到日本这次已不满足于再进行此类零打碎敲的蚕食。灾难不在“后难为继”，而是迫在眉睫。双方的这种思维差异，在1894年6月的前13天内，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