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财主：俄罗斯，一步步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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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是俄罗斯十月革命时期的伟大革命家，而在苏联内战期间，他又是红军的统帅、是后来威震世界的苏联红军的缔造者——用我们主流的官方话语来说，托洛茨基是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工农红军的主要缔造者……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托洛茨基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托洛茨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农奴主家庭，所以他从小衣食无忧，而且拥有良好的艺术修养。但他却一直同情农民和工人，并且选择了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沙俄的专制统治。

　　托洛茨基最早展现其文学才华，是被沙皇第一次流放到西伯利亚之时。当时的他，担任《火星报》的编委，写过尼采、左拉、易卜生、邓南遮、莫泊桑、果戈理、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评论文章，他才思敏捷而又文笔优美，评论内容又犀利尖锐、一针见血。

　　1905年俄国革命中，托洛茨基再次被捕。1906年，他在彼得堡狱中写了《总结与展望》，提出他本人一生活动的理论基础《不断革命论》，而其中对于俄罗斯当时社会状况的描写，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如同亲历。

　　十月革命之后，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托洛茨基就写了叙述和分析1917年事件的第一篇文章，随后的若干年中，他持续不断地撰文，对他曾亲身参加的那些事件进行历史的阐释。

　　在与列宁、斯大林一起创建红色帝国的同时，托洛茨基一方面是一位创造历史的革命家，拥有源源不断的革命激情，另一方面，他又是力求描述革命过程并把握其意义的作家和历史学家。

　　斯大林掌握权力之后，最初觉得将托洛茨基流放他国即可，后来决定要肉体消灭他，并把他的名字从俄罗斯革命编年史上抹去，然后进一步将其作为反革命的代表。所以，托洛茨基晚年的写作，不仅要捍卫革命，还要捍卫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

　　想捍卫自身历史地位的人，在写作中通常容易陷入自我赞扬的窠臼，但托洛茨基却并不感情用事。不管是以前的军事著作，还是后来对俄国革命的描述，托洛茨基都以一位故事讲述者的张力和热情，阐述着革命理论，而他的叙述本身，也因为他的思想而获得了深度。

　　更重要的是，托洛茨基笔下的场面、肖像和对话，都经过多方面验证是真实的、客观的，而非作者个人的主观愿望。

　　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Rowse）曾这样评价托洛茨基的写作：

　　他的笔下有某种同样的技巧、同样的个人惯用手法，像在舞台上迅速移动的灯光一样，它将最值得注意的事件罩于中心，使之变得异常鲜明、突出，烘托出其主要意义。……，在丘吉尔的笔下，历史带有个性色彩，事件叙述得生动、有力，与托洛茨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丘吉尔的历史背后没有历史哲学。

　　说托洛茨基与丘吉尔有相似之处，这是对的。这两个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之上的人物同样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同样都具有生命力，同样都具有超越自己阶级和环境的预见力和超前性，同样都具有创造性和书写历史的动机。

　　托洛茨基具有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理论渗透进了他的感受，使他的直觉力变得更强、目光更加敏锐，尽管他和卡莱尔一样，具有强烈而又光彩夺目的想象力，但他还具有善于言简意赅地明确表述思想并保持平衡的能力，这已然是最伟大的经典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质了。实际上，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迄今所产生的唯一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也是迄今一直遭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否定的历史学家。

　　近日，我就在网上读到一篇托洛茨基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皇俄国的文章，该文来自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章“战争时期的沙皇俄国”。

　　因为该文整体太长了，所以我就摘抄一些重要的段落，让大家见识一下托洛茨基的优美文笔、生动叙述、严谨逻辑，以及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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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是战争的工具。

　　既然每一支军队在民族主义传奇中，都被看作是不可战胜的，那么俄国统治阶级，也没有理由把沙皇的军队当作例外。

　　但事实上，这支军队只是在对半野蛮民族、弱小邻居以及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作战时，才显示出是一支厉害的力量。

　　在欧洲舞台上，它所能起到的，仅仅是联盟的一个成员的作用。在防务方面，只有在地域辽阔、居民稀少和道路不畅的情况下才能执行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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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沙皇军队是按照西方的榜样建立起来的，但是这更多的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实质上，农民士兵的文化水平与军事技术水平之间无法达到协调一致，而俄国统治阶级的无知、惰性与狡诈，在指挥机关里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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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时期的集中需求面前，（俄罗斯的）工业和交通经常显露出崩溃的迹象。仿佛是命该如此，开战第一天，俄国军队很快就出现了缺少武器弹药、缺乏长筒靴子的问题。在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已经暴露出它处在怎样一种状态。不过，在反革命时期，专制王朝在杜马协助下充实了军需储备，给军队的漏洞打了许多补丁，其中也给它所向无敌的声誉弥补了不少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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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严峻得多的新考验终于来临了。

　　战争的最初日子，就是耻辱的开始。经历了一系列局部灾难以后，1915年春季，突然俄国发生了全线溃败。将军们把自己形同犯罪的无能发泄到和平居民身上，辽阔的国土遭到了暴力蹂躏，望不到边的人群被鞭子赶往后方，对外战争的溃败被国内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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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的将军们，唯一有魄力干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从国内调取人肉，而他们动用牛肉和猪肉时却无比地吝啬。每当需要一队队战士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串串数字来安慰自己和盟国。战争期间，大约有1500万人被动员上了前线，他们塞满了火车车库、营房和转运兵站，挤作一团，人们不停地跺脚，互相踩踏，互相敌视和互相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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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15年7月，大臣们就在诉苦：“可怜的俄罗斯，连她的军队也一样可怜。昔日这支军队曾经用胜利的雷霆震撼过整个世界……同样是这支军队，如今看来却是由一群胆小鬼与逃兵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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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胜利，其实基于奥匈帝国的原因比俄国更多，而正在走向崩溃的哈布斯堡王朝早就提出了对掘墓人的需求，因此不必对掘墓人提出多高的要求。俄国过去也曾取得过对那些内部处于瓦解状态的国家的胜利，如土耳其、波兰或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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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格勒的客厅和前线司令部，流行着一则中听的笑话：“英国发誓要坚持到流尽……俄国士兵的最后一滴血。”这类笑话散布到下层民众中间，也传到了前线。

　　“一切为了战争！”政府大臣、杜马代表、三军将领、新闻记者都在这样喊。

　　“对啦，”士兵们在战壕里沉思，“他们仍然准备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我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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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几个月，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多想或者想得很少就死在了炮弹之下。但是他们在那里日复一日地积累着因没有良好指挥而给下面带来的痛苦经历。他们根据跟不上战斗步伐的、漫无目的的调动次数和难以下咽的饭菜数量，测算将军们到底混乱到了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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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地方自治联合会特派员的报告，军队里弥漫着的恐慌情绪和官兵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甚至引发了流血冲突，到处都可以遇到成千上万的逃兵。“凡是接近军队的人势必会留下完整与确凿无疑的印象：军队的士气绝对瓦解了。”出于谨慎，报告又补充说，尽管这些报道中似乎有很多不太可信的成分，可是又不得不叫人信以为真，因为许多从作战部队回来的医生也用同样的口气做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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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阔的政治前景，并没有使人们把视线从沉重的时代任务上引开，从特别会议上流出的、足以构成天文数字的亿万财富，如同从中央储水池流出的水一样，通过一条条分支渠道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工业部门，以及通过同样的路径，喂饱了无数贪得无厌的胃口。

　　1915—1916年某些军用工业部门的利润经由国家杜马的报刊张扬出来了：莫斯科的自由派纺织工厂主里亚普申斯基的公司获得了75%的纯利润，特维尔纺织厂的纯利甚至高达110%；科利丘金名下固定资金只有1000万卢布的轧铜工厂的利润却超过了1200万卢布。

　　在这一部分的经济成分中，爱国主义美德得到了慷慨而又及时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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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室家庭教师维鲁博娃提到，无论哪个季节，都没有像1915—1916年冬天那样定做了那么多的贵重服装，卖出了那么多的钻石。夜间活动的场所，快要被后方的英雄、合法的逃避兵役者和算得上的大人物挤破了。

　　对于上前线来说，他们太老了；可是就享受生活的乐趣而言，他们还算是年轻的。在灾难年头宴饮作乐，大公们并不是最后到场的出席者。谁也不在乎一掷千金。连绵不绝的金雨从天上纷纷落下来。

　　上流社会伸出了手臂和钱袋，贵夫人则把裙摆高高撩起。所有这些人——银行家、军需官、工业家、沙皇和大公的芭蕾舞演员、东正教主教、宫廷女官、自由派代表、前线和后方的军官、激进的律师、男女贵族伪君子以及他们为数众多的侄儿外甥尤其是侄女与外甥女，都踏着血污噼啪作响。

　　大家都在伸手掠取，大吃大喝，生怕上天赐予的甘霖会停止降落，而且，大家都怒气冲冲地斥责过早实现和平的可耻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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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利益、对外作战的失败、国内的危机，促使有产阶级各个政党彼此互相接近。战争前夕本已四分五裂的杜马，1915年形成了一个名为“进步联盟”的爱国主义反对党多数派。联盟的正式目的，就是它所宣布的：“满足战争带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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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没有为自己赢得任何信任，无论最高权力执掌者还是军队、无论城市还是地方自治联合会，无论贵族还是商人及工人，都不信任政府——它不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而且难以生存下去，这是尽人皆知的荒谬现象。”

　　谢尔巴托夫公爵，1915年8月用这段话来评价当时的政府，他本人，就在政府中担任内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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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后撰写的自白当中，普罗托波波夫说到了这种仿佛什么也不用解释的情况：“在俄国，所有有理智的人，其中包括几乎全部‘人民自由党’的领导人都确认，俄国不可能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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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责任内阁会带来些什么呢？

　　“无非是完全彻底摧毁右翼政党，逐步吞并中间政党人士，如中央党人、自由主义保守派、十月党人以及初期可能起主要作用的立宪民主党内的进步主义者。可是同样的命运也会威胁立宪民主党……

　　然后呢？然后是革命的群氓出场，建立公社，推翻君主政体，蹂躏有产阶级，最终会出现一个大老粗暴君。”

　　自由主义为挽回局势做了最后的努力。12月9日，城市联盟做出的决议算是最果断的：“不负责任的罪犯和暴徒在为俄罗斯准备失败、耻辱和奴役。”

　　国家杜马则召集会议予以响应，“在责任政府建立之前不会散会。”

　　甚至国务会议这个官僚与大私有者的机构，也赞成向享有全国信赖的当权人物发出呼吁。

　　最后，就连统一的贵族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要求，这真是被苔藓封得严严实实的墓碑也开口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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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专制王朝不愿意放弃手中剩余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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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反复犹豫和一再拖延以后，最后一届杜马的最后一期会议是从1917年2月14日开始的。此时，距离革命的来临，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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