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君：“围剿”与“长征”——张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不在一个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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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3月1日，张学良身穿崭新的军装出现在武昌，正式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新职位的名称说明，张学良负责的区域在河南、湖北和安徽。既然做了副司令还领了任务，手里就得有兵，张学良给北京的东北军办事处下了调动令，东北军浩浩荡荡、拖家带口向南开动。说东北军“拖家带口”毫不夸张，当时很多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没地方去，就想方设法投奔了在军中服役的亲属，军队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是当时东北军的一大特色。

　　57军军长何柱国带着3万人开往湖北，67军军长王以哲带着3万人去了河南。51军军长于学忠手下的13万人和53军军长万福麟手下的3万人部署在河北省，河北并不是此次“剿匪”的范围而是抗日前线，这个是张学良的私心。另外刘多荃那最精锐的105师3万多人开到武昌总部，由张学良直接指挥。105师长期是张学良的卫队师，也是两年后参与西安事变的主力部队。以上所有军队加起来共计26万人，是当时东北军的全部兵力。

　　此时的张学良不是一年前的他，也不是两年后的他，此时的张学良是法西斯主义的实践者，这套理论在他心里浓缩成了简短的一句话：”全国一个领袖”，他认为所有人都服从领袖，国家就没了内耗和内乱可以迅速强大。当时他眼里最合适的领袖人选是蒋介石，以后要依靠他，现在就要替他解决麻烦。在防区内巡视讲话时，张学良曾经这样劝导不愿意“剿匪”的士兵：我们之所以来“剿匪”，就是因为国家被他们严重破坏，给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机会；要打日本人，咱们东北军远远不够，这需要集中全国的力量，只有完成了“剿匪”任务，才能团结在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力量对付日本，打回咱们东北老家。

　　（担任南方“剿匪”副司令的张学良）

　　张学良不止嘴上这样说，实际行动也这样做。他早睡早起、狠抓军队训练、学习马列主义研究自己的对手，还不辞辛劳下基层视察，言必称法西斯领袖理论。蒋介石的眼线遍布张学良周围，得知张副司令的表现后，他很欣慰，觉得距离国家统一的梦想又近了一步。蒋介石那统一全国的梦想，如同一位经营艰难的企业家想要上市，至于上市后该怎么做他还没想透，单就上市这个目标已经勾得他心神不宁。然而这个目标太难实现了，每次夜深人静合上日记本的时候，往事如同黑夜一样包围过来。

　　1926年7月，蒋介石带着他的黄埔军走出校门，从广州一路北上，目标是消灭各省军阀统一全国，这就是北伐战争。战争艰难地进行到1928年6月初，除了东三省以外，其它的军阀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打服，彼时彼刻蒋介石距离统一全国只有一步之遥。大势已去的张作霖在众人的劝说下乘坐慈禧的花车回东北老家，车开到距离大帅府10公里的地方被日军炸成碎片，身负重伤的张作霖4小时后不治身亡。张学良赶回东北料理完后事，顶着日本人的压力和南京政府谈判后达成一致，于1928年的最后一天宣布东北服从南京政府领导。至此北伐彻底完成，蒋介石在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统一。

　　但是这个统一非常脆弱和勉强，因为蒋委员长在北伐期间得罪了人，被他得罪的组织表示不服，正在四处搞事情，搞不定这个组织国家算不上统一。

　　根据孙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北伐属于国共两党合伙创业，但是总司令蒋介石生性多疑唯恐权力被人夺走，一辈子都这个毛病也改不了。从广州一路血雨腥风向北推进的过程中，蒋总司令的权力失落感不断加强，内心惶恐的他偶尔半夜惊醒时会悲观地认为，天亮后自己会穿着睡衣被人带走，当着学生的面丢人。在反复煎熬和筹划之下，他终于在1927年4月12日纠结青红帮流氓对那个和他并肩作战的组织下了手，给出的理由是该组织破坏北伐。上海开了个头，然后向南推广，江苏、江西、湖南、两广、福建等地上演了血腥的人间惨剧，很多人当街被毙，然后曝尸荒野、水沟、河流。蒋介石在这次行动中严重夹带私货，很多反对他或对他有威胁的人也惨遭毒手，无论他来自哪个组织。

　　这场行动的效果是明显的，我党遭遇了重大损失，在城市的机构被毁灭性破坏，幸存的成员要么隐藏身份，要么躲在租界办公，而武装力量被迫转入农村，于是在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等地出现了多个革命根据地。这场行动的第一个后果，是蒋介石给自己培养了一个与他水火不容的对手，这个对手在城市鼓动罢工暴动，在农村招兵买马，最后还把他赶出了大陆。这场行动的第二个后果，是得罪了曾经的合作伙伴苏联，作为一个有实力的投资人，苏联人怒而决定转投蒋介石的这个对手。这场行动的第3个后果，是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大量反对者，让他之后的日子很难过。

　　所以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庆祝大会刚开完，在1929年蒋介石最紧迫的工作是把到处制造麻烦的红军摆平，这样才算真正的统一，他管这个最紧迫的工作叫做“剿匪”。“剿匪”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是确保自己一直担任总司令并指挥军队，第二个是得有钱。在当时国家表面统一的情况下，这两个条件的难度竟然不相上下。

　　（孙科、胡汉明和汪精卫）

　　作为孙总理的第一批核心老员工，胡汉明和汪精卫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瞧不上蒋介石，一个行伍出身毕业证都没有的人居然想凌驾于元老之上，想什么呢！蒋校长要是把这些人晾在一边带领学生们进山“剿匪”，指不定哪天就收到了免职通知书，所以他得花大量时间琢磨如何跟这些人合作，以确保后方稳定，这是他软禁胡汉民导致自己一度下台的原因，也是他看不上汪精卫却要和他“宁汉合流”的原因，总之他需要这些人做好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不然他没办法带兵打仗。

　　1929年国家确实统一了，可是那能叫统一吗？各地军阀以股东的身份进入军事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国家承认的体面工作，南京的财政部却多了两笔开支，一笔是打给军阀们的工资，一笔是打给军阀们军饷。有这些庞大的军队养活，蒋介石想省出点奖金拉拢部下都难，于是他找机会把这些高官厚禄的军阀们凑到一起，说国家统一了就不需要那么多军队，然后甩出一张裁军计划书。众人展开一看，蒋介石的黄埔军不降反增，其他军队喜迎大裁员。众人表示要回去考虑，考虑的结果是阎锡山和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在北京另立政府宣布讨伐蒋介石，点燃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爆发于1930年5月，蒋介石出兵60万，反蒋联军出兵80万，双方激战于湖南、江苏、河南、河北等地。烽火连三月，到8月份双方伤亡总数至少30万，9月份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此时胜负关键变成了争取花花公子张学良和他的30万东北军，双方派人提着银元对张学良围追堵截极力讨好。最终财大气粗的蒋介石搞定了张学良，张少帅挑了个特殊的日子带着12万人入关支持蒋介石，反蒋联军一夜溃败，那个特殊的日子是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不费一枪一弹，收编了败军队伍，获得了黄河以北的所有地盘和陆海空副司令的位置，开始花天酒地坐等一年后的“九一八”入关纪念日，此时的蒋介石终于能腾出手去“剿匪”了。

　　中原大战给了红军喘息的机会，但是经过蒋介石前两年的清洗运动，红军队伍分散在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各省的山区，队伍之间有时候彼此处于失联状态。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有4万兵力的红一方面军，根据地在江西，领导者是朱德和毛泽东，简称“朱毛红军”或者中央红军，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主要针对的是江西的红一军，其它红军队伍依靠地方军阀处理。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前脚结束，蒋介石后脚就调集10万大军，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战术是八个字：长期直入、分进合击。对于来势汹汹的国军，中央红军奉上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开始在山区转圈。国军从10月份一直找到12月底，终于找进了埋伏圈，5天之内损失1.3万人，丢了1.2万件武器。疲惫的国军泄气败退，第一次“围剿”宣告失败。

　　回去准备了两个月，蒋介石于1931年2月份调集了20万大军，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带领，浩浩荡荡给中央红军送上了第二次“围剿”，战术还是八个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红军的方针是在“诱敌深入”的基础上，加了一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国军在山里转了3个月，最后在5月下旬的两个礼拜遭遇了5个败仗，损失3万人、丢下武器2万多件。这个数据又让国军泄了气，第二次“围剿”失败。

　　（“剿匪”时期的蒋介石、张学良和何应钦）

　　回去准备了两个月，蒋介石又来了。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还带着英国、日本和德国的军事顾问，召集了30万人马，启动了第三次“围剿”，战术缩减为4个字：长驱直入，人数是红军的10倍，不长驱直入也不好意思。红军准备的应对方针还是“诱敌深入”，附赠“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策略。国军一度对红军形成了半包围，但是红军突围、迂回、转移，国军疲于追击。8月上旬双方接触交手，8月中旬脱离战斗，国军损失3万余人，丢了1.4万件武器。进入9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鼓动军阀陈济棠和李宗仁讨伐蒋介石，队伍已经逼近湖南，蒋介石不得不抽调“剿匪”部队迎战，第三次“围剿”就此终止。

　　蒋介石打算搞定广州的反对者后继续“剿匪”，没想到两周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局面乱的让他几乎崩溃，最北边是日本人、最南边是反蒋军、中间是红军各部，全国舆论一致要求抗日。此时国民党内部也呼吁南京和广州双方和解，再胡闹老百姓要骂人了。形式所迫双方只能和解，和解的过程无比艰难，各不相让的电文和人员来来往往纠缠了两个多月，最后的结果居然是蒋介石在12月15日宣布辞职下台，在做了周密安排后他回到浙江奉化溪口的老家躺平了一个月。

　　躺到了1932年1月份，蒋介石在南京方面的反复邀请下复出，携手与汪精卫合作。蒋介石坚信“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而汪精卫是亲日派的精神领袖，两人一个主军一个主政，打压了全国各地的抗日诉求，签署多份协议稳住了日军，努力给蒋介石创造了第四次“围剿”的环境。1932年5月，蒋介石调动了30万军队，准备先后对河南、湖南、江西三省红军发动进攻，战斗从7月份打响。

　　在河南安徽一带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军，总人数有4.5万人，那是一支通过多次胜利从1万人发展起来的队伍，当时指挥人员过于自信轻视了来犯的国军，遭遇了重大失败，张国焘被迫带着两万多人翻山越岭躲避追捕，徒步跋涉了3000里路才摆脱追兵到了四川北部，在那里左攻右打收编地方军阀，一年后发展到了8万人。在湖南一带是夏曦领导的红三军，总人数1.5万人，面对进攻的国军是也过于自信和轻敌遭遇重大损失，剩下的9千人走了两个月到达贵州，中间又经历了各种掉队和“抓坏人”的内部运动，只剩3千多人。这两支队伍被赶走后，蒋介石便集中兵力对付最棘手的中央红军，这才是第四次“围剿”的重点。

　　（红四军领导人张国焘）

　　我党历史上把不顾实力差距去攻打城市，与国军正面硬拼造成重大伤亡的行为叫做犯了“左倾”主义错误，“左倾”带有过于激进和盲目战斗的意思。其实每个犯过左倾错误的人并不是不知道彼此的实力差距，而是手底下人多了，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日子没办法过，必须冒险向城市扩张。所以这背后有生活所迫的原因，否则士兵抱怨或逃跑，反而泄露机密威胁整支队伍的安全。

　　第四次“围剿”的国军兵分左中右三路，蔡廷锴带着左路军在福建包抄，余汉谋带着右路军从赣南包围，担任主攻的中路军16万人由陈诚指挥，而中央红军总共7万，战斗在1933年1月份打响。当时后方决策层认为“诱敌深入”太过保守，希望能积极主动一些，而前方指挥人员不同意，双方拉锯下毛泽东被调离前线，所以第四次反“围剿”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两人依旧运用以往的经验结合“运动战”思路，在2月和3月份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国军损失1万多人，丢了1万多件武器。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在红三军和红四军那里胜了，但在红一军这里又败了。

　　回想起1933年，蒋委员长简直想落泪。先是日军2月份占领了热河，他让张学良做了“背锅侠”并在3月份引咎辞职，然后在4月初送他出洋。4月中旬日本开始攻打长城各关口需要部署协调。5月份正筹划第5次“围剿”，日军又打到了北京郊外，他不得不跟日军谈判签停战协议。协议签了没多久，冯玉祥在河北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大旗赢得民众的称赞，蒋介石恼羞成怒又派出军队前去镇压。

　　为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邀请了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采购了大量美英两国的先进武器，从7月到9月在庐山训练了7500多名国民党各级军官，其中包括东北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山地战是最重要的训练科目。与此同时他调集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经济封锁、堡垒主义”的指导思想，于9月下旬正式进攻江西根据地，发誓要消灭总数8万人的中央红军。

　　就在行动开始没多久，上一次担任左路军负责包抄的第十九路军已经私下和中央红军开始了和平谈判，到10月底停战合作的协议双方都签好了。十九路军1932年在上海痛击日军，“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不情不愿地被调往福建“剿匪”。10月份和红军签了停战协定，11月份就在福州发动兵变，学冯玉祥举起抗日大旗，蒋介石又恼羞成怒地派兵镇压，分散了兵力。

　　（1934年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在急需人手而东北军指挥不动的情况下，蒋介石发电报让张学良迅速回国。张学良办完入职手续到武昌上班时，第五次“围剿”已经进行了半年，红军已经遭遇了致命的失败。由于蒋介石之前的不懈努力，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也在一年前收拾东西搬到江西苏区，这批人来了自然要掌握最高权力。留学苏联的秦邦宪回国后化名博古，他掌握了最高决策权，博古最欣赏苏联派来的化名李德的军事顾问，李德是个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德国人。博古和李德觉得游击战、运动战、“诱敌深入”不给力，他俩为第五次反“围剿”准备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阵地战、堡垒战”，以8万人和100万人拼消耗，结果就换来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理论和实践之间差别巨大，让知识分子掌握权力去指导实践，总是要掏学费的。博古和李德俩人一腔热血，怀有美好的梦想和出发点，换来的却是巨大的伤亡，原因就是他们长期远离基层和一线，对实际情况理解的不深刻。所以知识分子或理论家们应该要有自知之明，给实践者提供意见和参谋就行了，轻易不要自己去实践，家底厚还好说，否则一次学费就再也翻不了身。这段话同样送给那些盲目创业的年轻人。

　　话说1934年7月，东北军一批军官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到庐山接受训练。这些人在汉口集合时，张学良下令副官安排准备宴请大家，由于人数众多宴请地点选在汉口银行工会。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说完了改造东北军和抗日救国的开场白后，大家准备动筷子，发现面前的酒杯是空的，每人面前两瓶没有开盖的酒。资历很深的军长王以哲怂恿连长孙德沛说，你是副司令的学生，问问他这酒能不能喝？孙德沛站起来替大家问了这个问题，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就聚集在张学良脸上。

　　张学良面色沉重地对众人说，诸位今天去庐山参加蒋委员长组织的培训，路过武汉我礼应招待大家，但是各位不要忘了，我们老家还在日本人手里，乡亲父老被日本人奴役，今天的酒我们没脸喝，每人两瓶大家带回去妥善保管，将来我会带领诸位收复东北，届时我张某人一定和大家在鸭绿江边痛饮这些美酒。话说到这个时候，现场的军官们群情激奋泪流满面，口号声此起彼伏。部分军官后来辗转各地，一直把两瓶酒带在身边，只是他们那时候没有料到，这两瓶酒再也没等到张学良出现在鸭绿江边。

　　安徽河南那一带的红军主力原本是张国焘带领的红四军，张学良到来的时候，这支队伍因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去了四川，防区内的最大对手是徐海东带领的红二十五军，总人数在3000人左右，还有一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而张学良带来“剿匪”的队伍多达10万人，所以东北军整体上比较清闲，再努力也无法取得显著的战绩，东北军与红二十五军发生过几次战斗，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一个团。

　　（东北军57军军长何柱国）

　　军长何柱国曾经回忆说，东北军到安徽河南后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防区，不能轻易跨越，我们过去打的都是阵地战，而红军打的是游击战，来去无常行动没规律，我们去追又找不到，我们停下来像块肥肉，时不时被红军过来咬一口，抢了武器和给养就跑。所以这仗没法打，打得越久士气越低，胜利遥遥无期，手下的兵却在不断损失，军官和士兵都很丧气，觉得这样耗下去远不如去东北打日本人解气。

　　在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军是比较猛的，那时候大家都打阵地战，所谓的阵地战其实就是拼消耗，谁的人多武器好物资充足，胜率就大。而红军的实力决定了没办法拼消耗，所以一直避免阵地战，人数过少的队伍打游击战，人数较多的队伍打运动战。所谓的游击战类似于偷袭和骚扰，而运动战是让敌人动起来，在运动中找机会下手。所谓的“诱敌深入”，其实就是战略性撤退，说白了是明知打不过所以放弃地盘往深山老林里退，国军不费吹灰之力占了根据地领了奖金继续追，追到口干舌燥人困马乏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三面环山的地方就要小心了，再过几分钟红军该下山收战利品了。

　　对于自己的对手，张学良的态度比较宽容和随和，不觉得他们和自己水火不容，他身边长期就有党组织成员为他工作，是人才他就用，至于来自哪一派哪一方他并不在乎。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了军警300人闯入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一家和其他30多人，拉走了7卡车文件。负责审讯的警察总监叫陈兴亚，审讯中他遇到了名叫李经天的年轻人，当时27岁，北大毕业、颜值高、口才好，籍贯一栏显示他是陈兴亚的山东老乡。李经天不卑不亢对答如流，陈兴亚觉得这样的人才杀了可惜，于是给他改名“黎天才”。李经天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黎天才却重生了。黎天才感谢陈兴亚的救命之恩，从此就跟着他混。

　　1928年奉军在北伐中战败退回东三省，陈兴亚也回到东北担任宪兵司令，黎天才做了宪兵司令部的机要秘书。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东三省需要成立国民党组织，张学良经过打听和面试后，便让黎天才负责这个项目。由于工作突出表现优秀，项目完成后黎天才就成了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专门负责东北的情报工作。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他可是党的人，张学良对此有所耳闻，但是他不去深究。

　　1933年4月，张学良因为丢失热河省辞职出洋躲避风头，前后离开工作岗位将近1年。在此期间，黎天才奉命继续做情报工作，东北军哪些人叛变、哪些人投蒋、哪些人抗日，他摸得一清二楚。1934年2月份，张学良回国做了鄂豫皖“剿匪”副司令，黎天才接到张学良的命令赶赴武昌，带着他一年来收集的全套情报。听完了汇报后，心中有数的张学良很是欣慰，任命黎天才做了剿匪司令部的机要组组长，负责研究国内外形势和“剿匪”情报工作。

　　黎天才在机要组的权力很大，在他的安排下不少和党组织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陆续在机要组找到了工作，比如党员潘文郁。潘文郁才华横溢、文笔优美、知识储备丰富，对《资本论》和马列主义有很深的研究。张学良为了弄清楚他面对的敌人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干脆拜潘文郁为师，学起了“阶级斗争、地主剥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等进步思想，学着学着居然着了迷。张学良作为蒋介石的“剿匪”副司令，却在工作之余跟着几个党员一起学习，这是蒋介石没有料到的。

　　（行军途中的红军队伍）

　　后来有个叛徒举报称武昌“剿匪”司令部的潘文郁，是打入东北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得知消息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把潘文郁押解到南京处理，张学良软禁了潘文郁后以拖待变。然而潘文郁的运气实在不好，国军前线“剿匪”部队后来在根据地缴获了潘文郁寄出的情报资料，蒋介石为此大发脾气，招呼不打派人查抄了黎天才在武昌的住处和北京的办事处，负责查抄北京办事处的人是北京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他是蒋介石的侄子。

　　此事连累了黎天才，张学良以辞职相要挟保住了黎天才，却无法保住“通敌”证据确凿的潘文郁，只能含泪下令将他枪毙。蒋介石担心张学良耍花招，明面上派了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到现场监刑，暗中派了侄子蒋孝先到武昌调查。潘文郁被枪毙后的第5天，蒋孝先赶到武昌，暗中做了走访后证实潘文郁已死并把此事上报蒋介石，蒋介石这才放了心。论级别蒋孝先连见张学良的资格都没有，调查期间他狐假虎威颐指气使的行为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不过张学良和他身边的人目前只能忍耐，而有恃无恐的蒋孝先对此浑然不知。

　　1934年10月份，国军大部队推进到江西根据地内部，中央红军被迫于10月10日晚上开始战略大转移，红一军外加党政机关总共8.6万人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这支大部队沿着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四省边界的五岭山脉一路向西，突破国军层层围堵后进入贵州，在遵义开了个著名的会议让理论派退居二线，然后继续北上。最初的计划是前往外蒙直抵苏蒙边界，得到苏联援助后东山再起。

　　一直到抵达甘肃定西之前，中央红军都不知道在陕北还有一个由谢子长和刘志丹创立的根据地可以落脚。所以在那之前的一年里，大家经历的是一场路途遥远、前路危险、希望渺茫的徒步转移，一路上死伤、掉队、逃跑的人非常多。有多少呢，从江西出发时的总人数是8.6万人，最后到达陕北的不足8000人，其中真正隶属于中央红军从江西一路走到陕北的精英，也就40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