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科学：第三代文明与民本主义

lameihua

　　导 言

　　没有普世价值，只有普遍的社会科学真理。

　　第三代文明与民本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具有普遍意义，以及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科学理论总结和阐述。

　　四个自信的核心是理论自信。如果没有理论自信，就不能从逻辑上说清楚其他的自信。逻辑上说不过对手，即使做得很好，虽然可以“气壮”，却难以“理直”，总会有被人压着抬不起头的感觉。

　　包括9671.2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仔细阅读的文章。这不仅是为更好地认清中国自己，也是为更好地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时代对中国的召唤。

　　一、从中国特色到普遍真理

　　从社会主义到民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22年10月16日即将在北京召开。这是我们党建党100周年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首百年，中国已经迈向全新的征程。今天，我们迫切需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文明，如何在理论上也获得普遍性的科学证明？

　　即使中国已经不断地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成功，却依然面对很多来自各方面“普世价值”“合法性”等疑惑、质疑甚至是诘难。坦率地讲，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包括大量的共产党员，理论家，其实内心并不踏实，也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自信。连中国人自己的认可都还不踏实，更别提全世界的普遍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并不是自动地就可以实现的。尤其理论自信，需要理论界给出真正的、可以让全世界普遍认可的科学证明。

　　一个可能会令人们很惊讶的事实是：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今天面对很多西方的诘难，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开始，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诘难和疑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说我们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等。可是，我们就一直是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诘难中，逐步创造出了世界上全新的、注定将引领全人类未来的第三代文明。中国并不是简单地复制或抄袭他国的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在大量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精化，也包括了自身五千年、甚至上万年文明历史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属于第三代文明的“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是不是一个最合适的词汇，人们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客观上需要采用一个新的词汇？这是从西方制造的已经很深的概念陷阱中超脱出来的客观必须。毕竟，“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我们的原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从苏联引进的，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从欧洲引进的，它的原创者是欧洲。马克思是欧洲人而不是苏联人，更不是中国人，我们引进的来源苏联又解体了，这说明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成功。在西方，由于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长期的妖魔化，已经注入了太多我们无法去洗干净的脏水和误解。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对他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很自然地，绝大多数人就会把西方人早就准备好的一大堆脏水直接泼到我们身上，根本连说清楚事实和逻辑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欧洲人要是不接受，我们还真不好说什么。人家是社会主义的老祖宗，我们能说什么？虽然现在欧洲对社会主义妖魔化很严重，可是如果你去欧洲社会深入了解和调查过就会明白，他们很多国家名义上打的旗号不同，但是都可以看到浓重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影子，并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脸谱化的“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最终失败至少证明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成功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失败了的苏联社会主义根本区别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理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有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失败的社会主义硬要当成相同的，我们该如何精确地从理论上回答清楚？因此，为了准确地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对“中国特色”进行理论上的系统总结。

　　必要性与时机

　　这里人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以上问题为什么过去没有解决，而现在是解决的最合适的机会？这是由于如下原因：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迫急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发展经济，使我们的硬实力尽快提升起来。没有这个前提，即使我们说自己的社会模式是很好的，最多也只是理论上的。因此，只要不会对硬实力的发展产生根本影响，就放弃理论上的争论。甚至于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中国理论界深受国外思维框架的束缚，不是受到苏联理论的桎梏，就是受到西方理论的桎梏。在这种环境下放开讨论就不是陷到苏联陷阱里，就是陷到西方陷阱里。在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思维方式之前，是无法成功总结出自己一套理论的。

　　我们要成功建立起一套最先进的理论体系，必须在完全继承中国和世界文明一切精华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个需要足够的时间来不断吸收消化国外一切先进科技和文明成就。随着第三代科学的建立，我们已经拥有当代最先进的全套科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来解决将中国特色理论化的问题也拥有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中国虽然还是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科技与文明创造，但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基础。国外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也并不一定都是他们文明的精华，越来越多的是干扰和忽悠。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对抗舆论战的攻击，需要系统地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了。例如，中国在新冠抗疫中的实际成就是世界最杰出的，但为什么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的舆论上，中国都是处于显然的劣势呢？中国为什么在国际话语权上明显居于劣势，舆论渠道的掌控只是一个方面，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一套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国际上支持中国的话语权。不要简单地以为谁掌握了舆论渠道，谁就能够掌握话语权。中国的舆论渠道显然是被中国掌握的，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也经常处于劣势？全球最精英的知识分子们对全球舆论场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力。如果这些最精英的知识分子们从内心深处就不理解我们却认同别人，他们不可能支持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要说服了全球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全球舆论界的写手们会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从而严重影响整个国际的舆论。

　　宣传与舆论战

　　每一个国家多多少少都会有宣传工作存在。这种宣传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自己有什么优点与好处，二是比别人好在哪里，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舆论战非常不同，他是以攻击他人为主要目的。毫无疑问，我们是长期持续地受到各种舆论战的攻击。舆论战的方法主要为三个方面：

　　一是把所有的好词从对手身上全转移过来，穿到自己身上。例如，毛主席在世界上首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全世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有哪个国家的公民不希望自己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呢？美国却把这种思想附会到他所谓的民主头上，让人感觉民主就是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其实并不是。我们必须把全世界精英和人民普遍认可的好词都戴到自己身上，只给对手留下丑陋的词汇。因为我们本身实际工作就是做得最好，怎么能不占有所有的好词呢？不能占全了，只能说明是理论界工作做得不到位。

　　二是创造一些新的概念，至少让对手一时被搞晕，摸不着头脑。这是美国人特别善于炒概念的原因所在。如果一个概念是自己创立的，至少一时半会我们就掌握了对他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其他人就得听我们的。这就是掌控话语权的基本策略。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只跟着别人的词汇去谈别人提出的问题，我们得用我们自己创造的词汇去向别人提出问题。当然，这种提出的问题也得有水平，得最符合逻辑和科学。

　　三是选择或创造一些丑化的概念戴到对手头上去，让对手难以脱下来。例如，只要不是接受美国的民主，就是专制、独裁、威权、侵犯人权等。不要以为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足够了，如果不懂舆论战，事情做得再好也会被人认为很差。我们不能只是指责对手善于妖魔化我们，也得学会“妖魔化”的技巧，把对手妖魔化到他说不出话来，这才叫本事。你光说别人妖魔化我们是没用的。例如，明摆着中国在抗疫上做得最好，但总有人在问中国什么时候“结束封闭”并“放开”，这个问题本身就把中国的防疫污蔑为封闭，而把它们的躺平美化为放开以及自由。必须明白，他们躺平不是选择，而是无能导致的没得选。所以，那不叫“躺平”，而是叫“无能躺”。这样起名字才能抓住本质。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是要具备“保证经济发展的有效防疫能力”，还是“无能躺”？你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无能躺吗？你认为无能躺是美式民主自由的本性吗？提问题本身就已经决定了答案。如果你去直接回答对手的问题，本身就已经中招了。要学会提问题，并且提出有自己答案的问题。如果你提的问题还有可选择的答案，那只说明你提问题的水平不够。看完本文就会明白，名字起对了，一切问题就全都解决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学会给对手戴上他脱不掉的邪恶和丑陋的帽子。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学学人家特朗普。他不说竞选对手的名字拜登，而是叫“瞌睡乔”（Sleepy Joe）。

　　需要强调如下两点：

　　1. 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很深的渊源和继承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后面会深入讨论。

　　2. 我们使用的词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单纯的西方人认为的，苏联曾使用的社会主义概念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更重要的一点：“中国特色”这一概念使其高度局限于“中国”这一特定的范围，这样其人类普遍性的意义方面就难免受到影响。“中国特色”这个限定词具有策略上的防御性价值，使得其表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研究出来的，适合于中国的。

　　第二，我们并不去主动对外搞意识形态输出，不干涉其他国家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人头上。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创造我们都会研究和学习，但其他人也别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到我们头上。

　　第三，适合中国的，很可能同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也可能不适合其他国家。这个如何选择是其他国家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去干涉。采用“中国特色”这一限定词汇，显然不是说其所有内涵全都只能适用于中国，没有任何人类社会普遍性的。我们今天就需要将其普遍性总结出来。这就需要使用一个不是采用“中国特色”限定语的词汇。建立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中国为全人类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同时，这也可以使我们自己防御外敌的攻击和诘难更加有效。

　　第四，我们强调这种普遍性，同样不是要去把它强加到别人头上，而是与一切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一样。其他国家要去应用它的话，需要自己真正学会其本质规律，根据自己的国情将其落地。我们永远尊重各个国家和人民自己的选择。

　　二、文明的依据

　　人类是从原始的智人、更早的能人、直立人、纤弱型南方古猿等进化而来的。直到近万年前，人类的祖先都是以很小的群落状态生活，而后在农业文明时代逐步进化成数量越来越大的社会性物种。人类的大社会化并不是天然存在的。直到目前，社会性也并没有成为人类天然的本能，而是要依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来支撑。要清楚理解这一点，可以对比一下动物界的蜜蜂和蚂蚁，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在社会性上的进化是远比人类更完善的。它们即使形成数以万计，甚至百万计的社会群体，本身的运行也会有条不纹，并不需要什么法律、社会制度等来进行管理。当然，动物界也有很多种类是以个体形态生存，有一些是以小群落的形态生存。原始的人类更准确地说是以小群落（或称小社会方式）生存。不能说是非社会性，但社会性非常有限。

　　显然，成为更大的社会性物种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否则的话，人类就不如退回到原始微小群落的生存状态。社会性的最重要优势就是可以形成社会分工，从而使人类可以创造农业尤其工业、信息科技文明。这种文明创造使人类的生存能力远远超过动物。因此，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但是，人类不仅不是天然的大社会化的物种，甚至有很多天然的非社会化或离散倾向。所谓人类文明相当多的成分或其社会功能，正是通过自我认知的自觉、各种约束、遏制、甚至打压人类天然的离散倾向，才使人类从不适合大社会化生存，变成适合大社会化生存的。

　　所谓人类的文明，就是以什么样的依据去克服不适合或不完全适合大社会化的天性，从而使人类可以顺利地以更大社会的方式生存。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要选择它？你不能说它就是不证自明的，它就是应该如此，它就是普世价值，所以应该如此。作出任何判断必须得基于更基本的依据，更基本的标准。这种更基本的标准和依据，我们就称它为“元文明”。不同的文明依据，或者说“元文明”，形成了文明的分代。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文明可以分成三个时代：

　　第一代：族群利益

　　第二代：前置依据

　　第三代：后置依据

　　三、族群利益

　　族群利益很好理解，也与人的天然属性最接近。家庭和族群是人类天然进化的。但在有血缘关系的族群基础上形成比天然族群更大的群体，是以拥有最大能力的酋长、头人、部落首领来领导整个族群。在这些能力最强的族群头领的管理下，整个族群可以抵挡外来的入侵，合作捕猎，分享食物等，给整个族群更好的安全感和生存状态。这种情况并不仅仅人类如此，在狼王带领的狼群、狮王带领的狮群等小群落社会性动物身上也都可以见到。在人类的近亲大猩猩等动物身上也可见到。

　　蜜蜂、蚂蚁等可以形成宠大的社会，其实是其进化成极为特殊的、可以形成更大的族群方式实现：一个族群只有一个蜂后或蚁后，它们在生物个体上与普通族群个体显著不同，其身体相对特别巨大，从而具有极大的生育能力。除单一蜂后或蚁后外，其他个体都不具有生殖能力。白蚁的蚁后在高峰时每天可产下3万到4万只卵，整个数以百万计的族群全是其生下来的后代，全体蜂群或蚁群事实上都是单一母体生下来的亲兄弟姐妹。这些族群里的个体社会分工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社会安排实现，而是出生后就有天然的分工：蚁后、蚁王（雄蚁）、兵蚁、工蚁、若蚁。它们在生理结构上天生就有巨大差异，进化得特别适合其社会分工。而人类的社会分工都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考核和各种选择、选拔等来实现的。即使继承也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化行为。

　　四、前置依据

　　由于人的繁育期是以年计算，如果只是通过族群来维系人类社会性的话，它的上限是很低的。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原始人类群落内部数量只要高于几百人，一个族群的部落头领就很难管理了。因为族群内的人员相互血缘关系会因族群数量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模糊。

　　更重要的是：人类形成更大的社会并不是天然进化成为人类的基因特性或本能，对每一位个体来说也并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利益。它们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只是一般来说很可能利益性会更大。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没有办法仅以说清利益的方式要人们自觉形成更大群体的社会。甚至这种社会性往往是通过增加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削弱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实现的。很显然，在最初形成族群之后，族群之间如何结成更大数量规模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难题。这种族群间可能通过结盟来实现更大社会，也可能因利益冲突产生战争。这种族群间利益冲突最大化的表现甚至是出现食人族，一个族群将另一个族群在战争冲突中的俘虏当成食物吃掉。

　　为了突破族群而形成更大的人类社会，就形成了各种前置依据。所谓前置依据，就是不管结果如何，以各种人们在行为之前就可以直接服从的方式，来作为社会化的支撑或纽带：

　　宗教。宗教对于人类社会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可以突破族群的限制，使更大范围的人类具有社会意义上的亲缘认同。从而，相同宗教成为形成更大族群的纽带。

　　武力与战争。在族群基础上最简单扩大社会性的方式，就是一个强大的族群完全消灭了另一个族群，从而可以将被灭绝的族群地盘据为己有。最初是将被消灭的族群俘虏当食物吃掉，而后是将其作为牲畜一样的奴隶，这样可以使其发挥更大的生产价值。

　　阶级制度。奴隶也是人，他们作为奴隶当然不会天然地就心甘情愿。因此，要控制住奴隶并能获得其为胜利一方的奴隶主服务的劳动价值，就形成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国家机器处罚逃跑或违抗奴隶主的奴隶，二是得让奴隶们在认知上认命。因此，将奴隶制合法化，在精神上让奴隶认为自己生来就应该是处在奴隶等级上的。直到现在，种姓制度、等级制度等依然阴云尚存，它们在法律上的消除并不是太遥远的事情。甚至于在美国，奴隶制在法律上的真正结束也只是2013年的事情。

　　法律。随着人类的社会性扩展，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越来越复杂，并且很可能存在各种利益冲突。即使在奴隶主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因此，通过法律来解决相互间利益关系就成为一个很强的需要。

　　政权及社会制度。不同人从社会性中获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显然，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从社会性中获得的利益有可能是最大化的。之所以说是“有可能”，是因为通过商业等不同方式，也很有可能获得并不亚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但这样的统治地位如何让其他人接受和信服，就成为一个社会非常基本的问题。因此，建立一个相应的社会制度，或各类背书，给予其合法、或只是要让其被人接受或信服的地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例如：

　　（1）  世袭制度。贵族头衔和俸禄可以继承给其后代；嫡长子继承皇位。

　　（2）  选举制度。通过不同的选举方法产生领导人。

　　（3）  轮值制度。按单双日轮流执政。

　　（4）  法律规定。

　　（5）  各种迷信：

　　天降一块有文字的石头，文字上说谁会成为皇帝。

　　说自己是天神下凡，如太平天国中洪秀全，甚至杨秀清、肖朝贵等一众头领都在众人面前突然间表现得口汢白沫，装成神灵附体以让众人崇拜。

　　通过占卜来确定。

　　秦末大泽乡起义前，在鱼肚子里装进写有“陈胜王”的白绸子，以树立对陈胜的迷信。

　　……

　　（6）  理论权威背书。天赋人权（暗示天赋政权），柏累托最优，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平奖、文学奖……

　　（7）   各种树碑立传。

　　（8）   其他。

　　因此，前置依据起作用的方式，就是使人们在思想和认知上产生威权、迷信、信仰、思维固化、畏惧、依赖、吸引、诱惑等等，以形成对社会化的支撑或纽带。

　　五、从前置依据发展到后置依据

　　既然人类的大社会化并不是纯天然形成，它要依赖人类有意识的主动努力，它的最根本依据就是其合理性——更有利于人类的利益。如何让人类社会化利益性更大，就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前置类的依据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突破人类天性的非社会化的、离散的倾向，但它并不一定就可自动实现人类利益更大化。因为离开了利益上的合理性，它就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以最终根本的利益为依据，来实现人类更大的社会化，这就是后置依据。后置依据是以最终结果的利益性是否有利于人类社会，作为其根本的判定依据，也是以此来维系更大社会化的核心纽带。

　　人们可能会问，更大的社会化一定就是有利益的吗？存在最佳的社会模式吗？生物界的物种竞争形成丰富的生态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模式是不是就合理呢？这些人们可以争论，我们也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自己在竞争中的选择。但有一点：如果这种竞争只是以让其他人更差、只是为对其他人进行掠夺为出发点来进行，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竞争方式，这当然是我们要反对的。另外，形成更大的社会也未必只有通过国家一种途径，还有诸如国际间合作组织直至联合国，各种区域合作组织，欧盟模式等。

　　必须承认：不同人从社会化中获得的利益有可能是不同的，甚至对有些人不仅不是利益性，可能还不如回到原始社会，例如成为奴隶。这就会出现很多与社会化相反的思想或动力。

　　自由思想。我们听到自由，会认为它是一个多么好的思想，但事实上，自由思想的来历就是相对于奴隶制而出现的。做奴隶还不如做原始的自由人。但是，现代社会有很多人把自由思想与现代的社会化背景混在一起了，既想享受现代社会化的利益，又想回避因为社会化必须做出的付出。这样，一部分人的自由是要建立在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受到削弱基础上的。

　　政权的合法性。西方社会总想来追问中国社会政权的合法性是什么，而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其思维方式是停留于第二代文明基础上的。因为他们只是看重前置依据，却忽视了对一个社会最合理的是后置依据 —— 最终结果究竟提升了多少社会群体的利益性。

　　法律都是人制定的，因此，合法性就是符合人制定的法律。但法律本身的依据是什么？应当是其合理性。法律都是人制定的，没有天然存在的法律，因此不能将合法性完全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最根本基础和依据。因为实现合法性太简单了，只要制定出法律让自己的社会合法，那它就是合法的。法律规定选举是合法的，选举就是合法的。法律规定世袭是合法的，那世袭权力就是合法的。法律规定权力不能世袭，世袭权力就是不合法的。法律规定吸食大麻是合法的，那吸食大麻就是合法的。但它们合理吗？不一定。如果制定法律倾向于一切自由的行为都是合法的，那一切事情就都合法了，就没有不合法的事情。甚至于，如果法律规定选举是不合法的，那么民选政府就是不合法的，美国的民选政府也可以是不合法的。

　　一方面，合法性标准实在是太低的要求，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合理性，仅仅谈合法性就不能确定任何事情。所以，用合法性来作为评价一个政府或社会制度的最高依据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

　　合法是一种前置依据，合情合理是一种后置依据。如果没有后置依据的支撑，任何单纯的、绝对的前置依据都会变成迷信。例如，绝对的法治本身就是纯粹的人治。

　　合法而不合情理的，会通过修改法律使其不合法。不合法而合情理的，会通过修改法律使其成为合法。人大，议会等立法机构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如果法律永远不变，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什么为依据修改法律？当然只能是合理性原则。法律已经定下来，就得遵守法律。但随着社会的变化，法律与社会现实越来越冲突，那就得修改法律。所以，从社会的基本原则上说，是先合情合理，而后合法，情理高于法律。而从社会日常运行角度上说，是依法治国，法律又大于个体的情理。

　　一切法律都是为解决特定问题的，而客观存在的问题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法律就有可能变成创造问题。过度强调程序正义，目的就是为了创造问题，而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事实是如何获得的呢？只有通过“法律测量”，为什么法律界不去最突出地强调法律测量，而只是强调程序正义呢？因为法律测量越完善，获得结果正义对程序的依赖就越小。例如，因为有广泛的人工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开个演唱会就可以把逃犯抓住了。广泛的核酸检测，也可以轻松抓住很多逃犯。因为有视频监控系统，才可以对很多纠纷的现场有铁证存在。美国为什么要极端地强调程序正义，而不强调“法律测量”和结果正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程序越来越长，并且就是难以获得结果正义你也不能说什么。程序越来越长，律师的服务时间就越来越长。律师的服务时间越长，律师服务费就越高。律师服务费越高，法律服务行业GDP就越大。法律行业GDP越大，其他行业的成本就越高，干正经事儿的时间就越少，创造的有实际意义的GDP就越小。

　　所以，一切社会问题，只要基于完备社会测量把利益关系分析清楚了，一切就都清楚了。没有利益分析、缺少完备社会测量支持的一切“正义的社会理论”，都是值得打个问号的。程序是服务于获得科学的事实，以及对法律最准确的理解和执行，服务于结果正义。程序正义超过一定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

　　世界上哪有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不说自己的理论是正义的？越是心里不踏实的东西，越是喜欢打上正义的旗号。1989年12月20日，美国出动2.7万军人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巴拿马，把他们的总统诺列加给抓起来了。这个军事入侵行动的代号就叫“正义事业行动”。如果美军的行为稍有法理基础，就直接叫“霸王行动”“沙漠军刀”了。他们心里明白，单纯讲程序会很不正义，所以才起名字叫“程序正义”。一切不以测量为基础的，都不可能是科学。一切不以测量为基础的法律，都不可能有正义可言。

　　民主。中国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对民主的理解是差异巨大的，这种差异就体现在是把它作为一个前置依据还是后置依据上。如果当成前置依据，就是仅仅把投票作为对一个政权的背书价值，投票代表一切，是属于第二代的前置依据文明。但后置依据是把民主看作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这样就需要全过程的，尤其是政权或政府运作最终结果上的民主。民主投票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环节，投票的目的不是将其作为政权的前置依据，不是仅仅为政权背书，而是为了后置的目的——选出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有能力的领导人。民主的参与、协商等，都是为实现全过程民主而必须的，甚至是远远比投票更重要的环节。全过程民主是后置依据的，属于第三代文明的社会。把投票神圣化，作为最高依据，与从鱼肚子里取出一个“美式民主”的白绸子、口汢白沫说自己“人权天神”附体、从天上掉下一块“普世价值”的石头……是完全相同的性质。只不过是第二代文明中最具迷惑性的天神附体。因为它是用普通选民的投票方式来作背书，让人误以为这个政权是选民自己选出来、并且肯定是完全服务于自己利益的。

　　美式民主将它作为与威权和专制相对立的制度，一旦我们理解了前置依据与后置依据的理论就会明白：美式民主试图将投票作为一种至高和神圣的制度，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威权和专制。

　　人们可能没有充分理解一个基本的要点：英美式的民主自由，本质上是反社会化的，它们会有促使社会解体，退回原始形态的倾向。英美之所以极力推崇民主自由，就是心里明白它们有这类天性和倾向，就是故意利用这种天性和倾向去实现其基本的外交战略——制造其他国家内在的矛盾和解体。但是，这种非社会化功能并非只是会作用于其他国家，也会在各种条件下反作用于其自身，反噬自己。甚至作用于其自身的能量更大。这是为什么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转眼间不断地独立，脱离英国的根本原因所在。直到今天，英国本身还处于不断地解体的过程之中。很多英联邦成员过去只是照顾到伊丽莎白女王的面子而保留在英联邦内。随着女王的离去，就有大量英联邦成员公开表示要脱离了。英国内部的爱尔兰等也存在严重的独立倾向。也正是这种内在的离心倾向和社会文明理念，导致了英国从欧盟的脱离。

　　如果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理念和基因就是非社会化和内在解体型的文明，怎么可能成为长期延续的先进人类社会文明？

　　六、前置依据与后置依据的关系

　　我们需要特别厘清的一点是：后置依据并非排斥前置依据，而是以后置依据为主、为终极标准，但需要以前置依据为辅。区别就是：民主的投票和自由是服务于后置依据终极目的之途径和手段，但如果把它们当成单纯的、绝对的前置依据，就会形成“只要投票了，为政权背书了，就完成使命了，就不需要更多了”的结果。所以，将民主完全前置化，是一种本质上反民主、阻碍民主的行为。将自由绝对化，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自由是为实现人类利益，发挥群体能力和创造性的条件，如果只是把它当成前置依据，只要自由就是结果，只要自由就不再需要其他，那就会极大限制对自由的利用。自由就很难再有真正积极的社会化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越来越怪异的现象：越是毫无意义的，不能给社会增加利益性的自由，越是被当成纯正的、更高政治正确的自由。甚至越是反社会利益性的自由，越是体现出纯正的前置依据的自由，越是政治正确。

　　一个社会和政权存在的终极依据不是其如何建立，而是其如何运行。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人类的历史，获得政权的途径是各种各样的。

　　武装斗争

　　政变

　　选举

　　继承

　　外国扶持的代理人

　　……

　　对于社会和人民来说，政权是如何建立的不重要，重要是它如何运行，是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通过各种方式产生的政权都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因此，仅仅是政权产生的方式本身不能说明更多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李世民是通过政变上台的，这样的政权多少会让人有“窃国”的感觉。但有关系吗？没有，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评价最高的皇帝之一。当然，政变上台很不好的政权也有很多。

　　柬埔寨政权是入侵者越南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代理人，但后来他们做得不错，得到了各方认可。得到了认可就是得到了认可的好政府，而不在于他建立的历史来源是什么。

　　投票选举出来的是否就一定合理？显然不一定。以投票方式产生的政权出现了希特勒纳粹，今天通过选举产生的大多数民主政权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不能说民主选举不好，也不能说民主选举就一定好。如果仅仅把民主选举限定在前置依据的第二代文明层次上，导致的结果是更加不能保证它会有好结果。因为如果只是把民主选举当成最高原则，过度强调民主选举的意义，会非常有害于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成为好政府。因为把它当成前置依据，就在社会大众，尤其被选举上台的政府内部形成“我是选举产生的我怕谁？”，它无论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已经是合法的。反正最多只干两届，第一届虽然没干什么好事情，但控制了舆论并有很多资源，可以宣传都是前任留下来的烂摊子。忍一忍再给个机会干一届吧。等两届混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干成，选民轰不轰他下台都没意义了，反正他是要下台的。再选一个还是一样的故事。反正只要是选举上台就是合法的，只要一上台就已经万事大吉了，那还努力那么多干嘛？干多了还会更容易被反对党抓住把柄攻击。今天相当多数的所谓民选政府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要达到让更多人投票给自己的目的，并不一定需要说清楚如何执政，而是只要成功地攻击对手就可以了。这本质上是一个营销的问题，里斯和特劳特在《营销战》一书中提出一个营销的竞争性理论：营销本质上不是满足市场需要，而是战胜竞争对手。他们为很多候选人的选战提供过营销咨询，选战的重点不是说清楚自己未来如何执政，说清楚自己如何比对手好，而是如何充分地攻击对手，让人们充分感觉到对手比自己更差。自己成功选举不是要获得更多选民内心的支持，甚至不是要让选民对自己的好感更多，而是只要让对手形象更差，选票比自己更少就可以了。这个营销的逻辑是：说自己的执政理念更好往往是说不清楚的，没有几个选民真懂专业的政治问题。但说对手有哪些污点，甚至没有污点也可想办法造出一些污点，让选民更反感对手却很容易。不需要说任何专业的东西，只要说对手与哪个异性有染，无限地抬升道德要求说对方不道德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仅仅把民主选举当成一个前置依据，就只会选出一些善于骂人，善于攻击对手，善于表演，粉丝量更大的明星等。这与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可能相干也可以毫不相干。如果出现一位有能力为人民服务的表演明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那纯属巧合。

　　因此，民主选举本身不一定是问题，问题是：只把它当成前置依据，当成普世价值，无限地抬高；还是把它当成为人民服务的途径。如果选举就是一切，那显然就会在本质上注定是反民主的。因为它注定是用选票去排斥其他的一切，尤其排斥最重要的后置依据。这样的民主制度，会使选民的一切政治权力在投出选票的那一刻就全部兑现完了。这样的“纯选票民主”怎么可能成为“普世价值”？

　　什么是价值？价值就是利益。人类相互之间的利益不可能天然地就是绝对一致的。社会文明就是不断调节相互的利益，获得共赢的结果。利益只有协调、兼容，而不可能“普世”。科学的真理可以普遍适用，而利益只有人们主动作为，由此去互相兼容，合作共赢，才能避免和减少冲突。用“普世价值”论去否认这一最关键点，其目的无非就是要用自己不可告人的价值去劫掠其他人的价值。

　　绝对化的、前置依据的民主，就是一种专制。因为你投票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以上大街去反对，有意义吗？只是一种不干正事的、传递的信息量只有区区几个比特的标语、简单粗暴的发泄而已。你只有几个比特信息量的牌子能传递什么民意？只有通过政治协商、通过调查报告，才有可能去科学地体现内涵必然极为丰富的民意。并不是说只要有这个途径就一定能有效传递，但高带宽的信息通道是最起码的技术基础和前提。只有几个比特信息量的民主，在理论和技术上都注定是最落后和不适应现代移动宽带时代经济基础的。

　　民本主义的民主是后置依据的，以服务全社会为最终检验标准。因此，越是全过程的、全方位的、全维度的民主，就越是有条件实现后置依据。

　　七、美国的民主与美式民主

　　美国的民主与美式民主有相同的部分，但又是本质不同的。

　　简单来说，美国的民主是美国国内版本，而美式民主是外销版本。两个民主版本至少有一个显著不同的地方：国内版本是选举人票制度，而外销版本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变成纯粹的简单多数的大选。为什么美国不推广国内版本？因为民主选举过程是可操纵的，但美国的国内版本操纵起来很麻烦。它是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长期利益角逐的产物。而外销版本就是刻意要搞成容易被操纵的简化版本，这样美国去进行操纵从技术上就比较简单方便了。如果搞成选举人票制度，选举前很难算清楚结果，操控起来就很麻烦。

　　无论其国内版本还是外销版本，都具有强烈的非社会化，倾向于社会解体、离散化等特性。尤其外销版本，主要的功能就是促使其他国家产生越来越多的反社会化力量并最终解体。这与人类文明出现的本质是相矛盾的。美国社会的发达并不是美国民主的功劳，而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功劳，是工业文明波浪模型传递的必然结果。正好赶上了风口，猪都能飞起来，但是猪能飞起来并不能证明猪的飞行技能本身就一定很高。本身不具备高超飞行技能的，风口过了就必然会掉下来。

　　但人类的弱点就在于：只要成功了，成功者说什么都是有理的，这在心理学上叫晕光效应。另外，成功者会把其自身的成功原因都附会到他想让别人接受的事情上，而不是归因于其真正的原因上。

　　把自己真正的成功经验介绍给别人的事情是有的。但不惜一切地、免费地甚至自己花大价钱地硬要推销给别人，这种事情是没有的。一个国家或一个人都可以向外推销自己的真正的好东西。但如果强烈地、不惜一切地向外推销的东西，它肯定就不是好东西。普遍认可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吗？当然不是。有什么东西的价值是全世界所有人都普遍认可的？——黄金。美国会把黄金拼命送给中国吗？中国说不要，美国说你收下吧，这是好东西，给你100吨，1000吨，5000吨，不要钱，因为这是普世价值。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吗？绝对是不可能的。你先说清楚你给我的东西对你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如果说不清楚，那十有八九、甚至十有十都是骗子。骗子都是只说对别人一定都是好处，不谈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民主可能是好东西，但只有在第三代文明的后置依据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好东西。绝对前置依据的第二代文明意义上的美式民主肯定不是好东西，因为美国推销它的积极性太过度了。不仅对其他国家肯定不是好东西，对美国自己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东西。一个国家衰落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分裂，但如果美国最终衰落，很大可能会分裂，主要根源就是美国民主自由的文明基因就是分裂型的。

　　接受美式民主的结果，基本上就是国家的非社会化倾向和分裂。搞美式民主，就是搞分裂、动乱、社会崩溃。作为英美岛国的文化，因为自身难以扩张成更广大的社会，因此就希望别人的社会也不要扩大，因此就搞出反社会化的、具有强烈离心性的文化，以促使其他国家分裂。但这种文化显然影响更大的会是其自己。不惜一切地忽悠别人，往往把自己也给忽悠甚至首先被忽悠了，被忽悠得也很可能最深。

　　美式民主，很多方面甚至都不如中国古代长子世袭制度。太子不管怎么说也得经过长期培训才上岗。但美国的民主缺乏上岗培训，只要赢得选举，相当于没有驾照也敢开车，没有上岗培训也敢坐到白宫椭圆办公室里瞎指挥。

　　当然，对于美国的民主，对应其国内版本，我们同样持尊重的态度。这是美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只要你别向我们推销其外销版本的美式民主，我们就不说什么。但你要对我们推销，那我们就得比较分析一下产品的优劣和潜在问题是不是？你不能用微信群里那些“不转发就死全家”的方式来推销对不对？

　　西方社会一直回避一个政府要为全社会、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但却用民主的投票极力伪装成只要你投票了，我就已经为全社会服务了。好像每一个公民投票了，自己的全部利益就可以自动得到体现了。

　　我曾经见过一个用计算机算命的软件系统。这个软件的操作方法是：被算命的人敲一下键盘，产生一个伪随机序列。根据这个伪随机序列去对应《周易》里某一卦象。而后就用这个卦象去算命。我曾问开发这个软件系统的人，如果输入被算命者的名字或生日等，好像还与被算命者有点关系，但敲一下键盘与周易里的卦象对应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他说因为敲键盘的动作是被算命者完成的，所以就建立了相应的关系。

　　在民主大选中，你投出的选票产生的实际影响，与上面这个算命软件中敲键盘产生的伪随机序列从数学上说是差不多的，甚至还不如后者。因为实际大选中还要从美国输入一个外来的干扰数，如果伪随机序列数小于干扰数，就选择用干扰数，如果大于干扰数，就与干扰数进行按位求和。连你敲键盘产生的伪随机序列数都要么被直接丢弃，要么被搞成你根本已经不知道是什么的数字了。为什么要同时特别地强调新闻自由，唯一目的就是要让美国的干扰数可以顺利地输入进来。所以，敲键盘的动作和可以从美国顺利地输入干扰数就成了最崇高的“普世价值”。

　　中国今天能够成功地实现工业化，能够迅速崛起，是我们自身努力的结果，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同样是因为工业文明的波浪赶到我们头上，我们过去几十年赶上风口，并且充分利用好这个风口了。现在整个亚洲地区都在风口上，正在迅速崛起的亚洲国家远不止我们一家。但我们要乘此机会成为飞行技能高超的雄鹰，而不是满足于能赶上风口飞起来的猪。也不是像美国那样飞起来了以后，就通过不断踩踏别的猪让自己飞得时间更长。我们是需要靠自己长出过硬的翅膀才能长久飞翔的。

　　美国政客们说美国现在的问题都是中国造成的，我真的很赞同这个说法。中国真的是罪过太大了，为什么？因为原来美国靠踩踏别人很容易就解决危机了，但现在中国居然不让美国踩踏，那就解决不了问题。你中国怎么能不让美国踩踏，不让美国收割呢？这罪过当然太大了。

　　但另一方面，这也完全是美国自己造成的问题。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美元就成了国际货币。这给美国带来了两个制度性的后果：要从这个国际货币地位中获得可观的铸币税，就必须维持庞大的贸易逆差，从而迫使美国的制造业外迁。如果美国是贸易顺差，美元就只是一个结算的中介，在国外是留不住的。那美元就只是为世界贸易做贡献，没有铸币税的好处了。所以，美国产业空心化即是其生产成本升高带来产业转移需求，更是其美元铸币税的内在需求。另一个后果是如果只是单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的话，必然有一定限度，最终增加的美元需求只与国际贸易的增量有关。如果美国要尽最大可能地获得更多铸币税，就需要定期通过制造金融危机将美元从国外收回。这就形成了固定的所谓美元周期。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对全世界实体产业的金融抢劫。美国为什么有那么极端舆论战、政治战、对全世界的情报窃听，目的就是为定期制造社会危机，从而诱发金融危机，为周期性金融抢劫制度服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从一带一路开始，是要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人民通过创造财富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市场就会更宽更广。美国也曾经是基建狂魔，不比中国差。可是他们把自己基础设施建设完后就不考虑为世界人民服务了，而是醉心于收割、踩踏全世界人民。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基建能力因为没有出路就自然消失殆尽，曾经高飞的猪，风口一停就掉下来摔死了。没完全摔死的，基本上也是半身不遂。我们要让自己的基建能力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这样的话，即使风口停了我们也不会掉下来，最多只是要更努力一些，困难更多一些，飞起来可能稍慢一些，但至少不会掉下来。未来我们自己还需要基建能力的时候，相应的能力就都还在。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不仅是因为我们道德更加高尚，更重要的是：我们比那些只是在风口上才能飞起来的猪更明智。

　　八、民意与信息带宽

　　无论人们如何去定义民意，从科学上来说都必须要有足够的信息带宽。投票所产生的信息量一般每个人只有一个比特，因为一般只是在两个候选状态中选择一个。如果是全社会的人在相同的两个状态中选择一个，最后进行合成，那么最后每一个人体现的信息量几乎为零。

　　上大街游行表面是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可是标语牌上能写的字一般不会超过20个。你写一个只是400字的标语到大街上喊一通试试，有人能听得清你在说什么吗？

　　所以，美式民主本质是什么？就是用表面上看你已经充分体现的权力，事实上通过极限地压缩信息带宽到接近于零，让你几乎什么民意也表达不出来。这种制度用来忽悠不懂科学的搞文学、艺术的人，基本上可以忽悠住80%以上。去忽悠搞社会学的人，也可以忽悠住50%以上。但对搞理工科的人相对就困难大一些。对搞通信行业出身的人来说，一眼就可看穿这种民主制度要体现民意在技术上就是不可能的。几乎为零的信息带宽你能传递什么有效的民意？

　　因此，民意的传达必须要有足够的信息带宽支持。民主协商制度存在的原因就在这里。大量的提案、协商，才有可能传递足够的信息量。有人说人大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这只是纯粹从投票角度来看的，只是立法机构最后一道程序。图章是橡皮、不锈钢还是玉石的并无所谓，关键的问题都是在盖章之前的协商过程中解决了。真正专业的问题，是不适合在成百上千的大会，而是需要在十几人，最多二三十人的专家会议上进行充分讨论才有效的。更多的是大量主动的调查工作……总之，传递的带宽越宽，才能越有效地传递民意。不仅人大、政协是以协商的方式运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也是体现了民主协商的模式。

　　美式的民主自由留给人们的信息渠道是什么呢？

　　你应该有独立的思想，就是反对。你应该有自由的思想，就是盲目地反对一切。美式自由，就是套在当今人类头上最沉重的思想枷锁，因为它只有几个比特的信息带宽。

　　第一：反对；

　　第二：上大街去反对；

　　第三：上大街打砸抢烧最好流血地反对。西方媒体一片添油加醋。

　　然后社会动荡，金融市场崩溃。

　　再然后你根本看不到的人收割完社会的财富。

　　最后，文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投机政客等欢呼“我们得到了自由”。

　　这基本上就是美式民主自由的故事套路。

　　九、为什么中国应当有四个自信？

　　欧洲在中世纪甚至在一百多年前还是处在奴隶制，或制造奴隶（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的社会环境中。在中世纪，领主甚至对领地里的所谓自由民也拥有初夜权。这是他们为什么会过度强调自由思想的根源所在。过度缺少什么才会过度强调什么。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中国社会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接近获得了欧洲社会一百多年前才真正实现的社会平等和自由。中国社会文明的后置依据特征并不是今天才出现，而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开始出现的。因为要在中国如此广袤的土地上仅通过自身社会成员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社会，必须要解决相应的社会化依据和长期稳定存在的基础问题。

　　自由是很好的，但不要过度地在中国面前显摆，原因就在这里。你废除奴隶制才几年？有什么好在中国面前显摆的？

　　罗马帝国的疆域也非常广大，但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帝国建立的文明基础都不是自我完善的。罗马帝国的社会利益性依赖于对外的征服和劫掠。

　　历史上，只有中国的社会是依赖于内在社会成员的利益统一和自我生产创造财富为基础，来实现如此广大的社会化，尽管这种统一今天看来在程度上远远说不上完善。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可以延续几千年不中断的根本原因所在。即使是中国社会一时衰落，遭受外来民族的入侵和统治，他们也很快发现只有依赖于具有后置依据的中华文明基因，才能实现相应的社会化。你不能仅仅靠武力征服，通过天上掉下来一块写有自己成为皇帝文字的石头，鱼肚子里出现一块“张三王”“李四王”的白绸子，某个宗教、法律规定……就能够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社会统一。中国社会是包容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社会，必须要有超越于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族群的“天下为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和文明。只要以民为贵，人民就不在乎江山社稷是谁的，谁来做君王，也不在乎你是如何建立社稷，如何当上君王的。当然不是说社稷可以随便动摇，君王可以随便换，但它是前置依据，是辅助。这就是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不中断的最大奥秘所在。

　　依靠宗教进行社会统一存在的问题就在于：一旦碰上不同宗教，相互间的矛盾就会变得非常麻烦。不同宗教的相互兼容远远比单纯社会利益的兼容困难得多。即使都是大面上统一的宗教，只是同一父亲的不同兄弟，都很可能仅仅因为宗教教义的细节差异而打起来。

　　今天的中华文明是继承了自身文明传统，广泛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精华而成的。不仅仅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吸收的外来文化还有很多。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洋枪洋炮；

　　甲午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日本率先消化后的现代西方文明。我们对西方文明真正全面的正视，是从甲午战争失败后，大量向日本学习开始的。中国最早的一批革命者，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不仅国民党的孙中山，蒋介石等大量人员是通过留学日本开始革命生涯，共产党的周恩来等也是通过留学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炮声刚落，给我们送来了五四运动，加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是在此运动中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开始倡导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社会主义；

　　抗日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

　　抗美援朝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苏联的156个大项目和全面工业化、一百个师的现代化武器装备；

　　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声炮响，我们开启与美国的蜜月期，为我们送来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

　　海湾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现代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理念和装备发展机遇。

　　……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以从苏俄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理念成立的。这个是我们的根。但我们需要充分理解到，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是充分继承和吸收了人类一切文明成就的精华、包括中国自身传统文明精华而发展壮大的。这些不同方面缺一不可，轻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与实际的历史相违背的。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章龙、萧三、萧子昇等在湖南长沙创建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后来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学会成立之初并不是将共产主义作为唯一的探讨方向，他们只是为寻求救国的道路。在1921年初的讨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讨论的议题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他提到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一、社会政策；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1921年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他们研究过世界上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简单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如果单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来看，王明是相当高的，他之所以曾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他不仅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具有系统的科学观念。

　　我们要特别关注到毛主席曾在新民学会期间的讨论中提到“实验主义”，这是现代科学最基本的精髓。虽然当时很多中国人在大谈德先生与赛先生，但绝大多数人只是停留于表面的概念，赶上时髦概念而已。但毛主席是特别认真的，这个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充分吸收了科学的实验主义思想，把它变成了社会学领域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法就是正统的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毛主席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地提到并倡导这种科学的方法。尤其集中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撰写，当时文章名为《调查工作》。最初出版这个文章后居然因战争环境的残酷失传了30年，后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公社（今茶地乡）一位农民——赖茂基发现，并于1957年2月献给当时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1930年毛主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反对本本主义》，但完全失传，至今也找不到了。《调查工作》1964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主席把这个文章采用失传的文章名《反对本本主义》。后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这是毛主席特别钟爱的文章，就象自己的孩子一样）和《实践论》中。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的名言，这就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的第一句话：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他写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也就是社会测量报告。毛主席写《调查工作》一文的背景，就是1930年5月，他对江西寻乌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研，并写了5章39节，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编写完此社会测量报告之后，就将相应的社会测量方法总结成此文。因此，我一再强调毛主席是伟大的社会测量学家，军事测量学家，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特别重要的方面。实事求是本质上就是社会测量，社会实验，田野调查，现场考察等科学方法。如果认真读一下《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其第七节为“调查的技术”，里面详细说明了如何进行调查的技术细节。搞实验科学和测量科学的人一看就应该明白，这就是一个实验或测量工作手册。为什么要有这些详尽的调查技术？就是为了减少调查的误差（测量误差）。1931年4月2日毛主席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什么叫不正确的调查？就是没有尽最大努力采取减少误差措施，没有经过误差处理的社会测量数据。所以，毛主席不仅是充分认识到测量的科学意义，而且对社会测量中的误差处理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和掌握。

　　1931年1月，毛主席写成《兴国调查》。他在“整理后记”中着重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193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解放社出版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写的题为《研究沦陷区》的序言中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很多人直到今天也没充分意识到，毛主席是特别认真地吸收了现代科学的实验主义方法，并把它当作一切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论。科学始于测量，一切领域的科学都是如此，社会科学，军事科学都是如此。

　　在新民学会的时候，毛主席就曾经想补上自然科学领域知识的课。只是因当时主要的工作是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因此没有时间去补这些课程。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关注到在1949年以前的战争过程，但要知道还在延安时期，中共居然是在1942年2月5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后来演变成延安自然科学院，徐特立任院长）。毛主席在成立仪式上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中国无数人看过《毛泽东选集》，看《毛泽东选集》最重要的应当看什么？就是要看“社会调查”，也就是社会测量。如果不看社会调查，不看社会测量，不可能真懂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分析，就是社会调查，社会测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考察报告，就是社会测量报告。

　　说实事求是可能很多国外的人听不懂，但说社会测量、社会实验，科学测量，科学实验，一切国家的一切领域的学者都必须要听得懂。如果听不懂，那就是你不懂科学，你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比他人更能获得正确的认知，并不仅仅是他更聪明，而是他在社会和军事领域深刻地、认真地、严格地掌握和使用了科学的测量和误差处理方法。

　　什么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在实践中通过社会测量看其能否有效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这是唯一的、终极的、最高的标准。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理念，而是全世界一切科学界的共同理念。

　　不仅是毛主席这么说，大科学家开尔文爵士也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能用测量数据说话，就请闭上你的嘴，因为你不是科学。

　　门捷列夫说：没有测量，就没有精确的科学。

　　管理科学的最基本观念就是：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没有改进。

　　没有测量数据，就没有发言权，就请闭上你的嘴，你什么普世理论都没用。

　　实事求是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与精髓。但是，不要说国外的学者理解不了它是什么，你去问问中国的学者有几个能解释明白什么叫实事求是的？有关于如何实现实事求是的操作手册吗？没有。其根源在于：这个成语本身的来源就不能真正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个成语是来自于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因秦末战争等散失了大量书籍，西汉刘德就花费了毕身的精力大量收集散落于民间古典遗存。人们知道他在做这样的事情，也纷纷把收藏的书籍献给他整理。刘德在整理这些遗存的过程中，保持着严谨客观的态度，就被称为是“实事求是”。他的工作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的确是居功甚伟的。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仁人志士从事这样的文化保存工作，才使中华文化从时常发生的战火摧毁中尽可能恢复，不至于完全失传。但很显然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所做的是这种古籍整理的图馆工作吗？虽然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当然不是，他做的工作主要是调查当下的中国社会，从中发现和建立全新的观点和理论，解决全新的问题。古籍整理用到的工作方法当然可能会有相通的地方，但能简单地拿它来准确表达吗？显然不可能。这就是绝大多数人根本理解不清“实事求是”到底是什么含义、也说不清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准确体现“实事求是”工作方法的根源所在。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核心准确含义就是“社会测量”，这不是仅仅用一个哲学化的概念，而是需要用一整套社会测量学和军事测量学的学科体系才能完整准确体现的。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对具体该如何做，有完全准确和精细的理解。

　　十、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与苏联七十年的关系：

　　前三十年双重小弟。从国外来看是共产国际的小弟，在国内是国民党的小弟。虽然表面上意识形态相同，但苏联一直主要支持的是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苏联给我们找的麻烦，与给的支持一样多，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战争后满打满算八年的蜜月期。

　　1958年双方关系破裂后三十多年的反苏斗争，双方这个阶段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双方都已经实际在边境上打起来，甚至还差点打成核大战。比现在与美国的关系还要糟糕。

　　所以，双方七十年的关系中，只有八年是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直到苏联解体，我们与俄罗斯关系才真正实现正常化，而此时俄罗斯已经不说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了。

　　我们与美国的蜜月期，跟与苏联的蜜月期时间长度差不多，甚至还稍长一点，算十年吧。从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此后几十年基本是斗而不破，经济贸易上长期是合作最紧密的国家。即使现在双方斗得不可开交，双方的贸易额还屡创新高。真的不好意思，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在一片“脱钩”声中不断创出新高。

　　过于纯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来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最重要作用的力量。过于纯正的民主派，自由派，普世价值派理论家，同样从来就不是中国社会起最重要作用的力量。

　　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的“本本主义”，后来被称为“教条主义”。“本本”和“教条”指的是什么？当时美国的那套理论还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内起什么作用。它们主要就是指来自苏联的“正统”理论。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一点：中国今天的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与引入自苏联的理论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在党内的正式文件中表达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简单运用”，而是“独创性地丰富和发展”……这些重大版本的差异特性，就装入了“中国特色”之中。但是，这些特性到底在理论上该如何解释？坦率地说，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理论界至今都依然是一头雾水。甚至有人说“中国特色”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这个重大版本的区别在理论上其实非常简单，只是人们至今太固守于特定时代非核心部分理论条文，所以理解不了。马克思建立社会主义理论根本目的是为什么？无非就是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立场前提下，解决相应的收入不公的问题。这种不公体现在什么地方？也很简单，认真读过《资本论》就会明白：剩余价值。可是，剩余价值的多少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量的问题。劳动者收入分配的数量少了，资本家就会不公平地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那么对工人多分配一些一切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理论出现在欧洲，可是欧洲却并没有完全按马克思等人所设想的阶级斗争方向发展的根源所在。欧洲事实上深受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通过各种途径持续改善了劳动者的相对分配比例以及福利待遇，剩余价值问题得到极大缓解，甚至到今天福利都有点过头了。那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也不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会不断转化的。如果我们接受毛主席的社会分析或社会测量方法，去认真测量一下当代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就会发现：不再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虽然还不可能一点都不存在），而是利用国际货币地位对实体产业进行的“抢劫”。剩余价值还只是一个分配比例多少的问题，而金融投机资本的抢劫是连本带利全榨干。剩余价值还有一个比率的问题，叫剩余价值率。可是金融抢劫根本无法用比率来分析，那是抢劫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下，一点儿剩余都没有。这都不能用“剥削”“薅羊毛”“收割”这么温柔的词汇来表达，只能用“抢劫”来形容。同时，全世界遭受金融投机资本抢劫灾害影响最深重的，还不是工人、农民，而就是各国的民族资本家，因为抢他们才抢得爽啊。甚至于美国本国的资本家，同样是被金融投机资本重点抢劫的对象。这才是当今时代的国际主要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面前，全世界产业资本家或企业家，与所有普通劳动者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是被抢劫受害最深重的群体。

　　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地，以当今时代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或社会测量为基础，抓住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才能找到解决当今时代问题的钥匙在哪里。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发展和建设民本主义的首要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我们的对手。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是学什么？立场、观点、方法。这个知识点初中升高中考过，高中升本科考过，上研究生可能也考过。但我们有几个人真的明白和理解什么叫立场、观点、方法？按顺序应该是立场、方法、观点。立场就是为谁服务。方法就是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也就是社会测量和学习的方法。在前面的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科学的观点。为什么说毛主席独创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解决的是中国工人的剩余价值问题吗？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完全不是主流，他通过社会测量发现和解决的主要是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为什么民本主义一直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名称，它们是什么关系？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和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与中国传统的“民为贵”的儒家文化最接近的思想理论，它是为社会最基层的工人阶级服务的。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很重要，却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地方，它是“人民”这一思想的基点或起点。工人阶级也被称为无产阶级，在中国被逐步扩展为工农联盟、群众路线、工农兵、工农商学兵、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直到扩展为“最大多数人”。这是对人民概念的不断充实和具体化。

　　为谁服务才是最为重要，也是体现后置依据的核心和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人阶级服务。

　　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猫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为人民服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过程的民主。

　　由此可见，早在毛主席那里，就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础——人民。不可否认，有些人的确可能只是把上面的核心理念当成一个宣传口号。但是，这个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基本和深刻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曾在国贸大厦楼顶上说：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是要打倒你的。

　　初心，动机，目的，理想，梦想，使命，宗旨，目标，愿景……决定了人和社会组织的行为，以及评价行为的终极标准。一个人是如此，一个企业是如此，一个组织社群是如此，一个政党、国家和社会同样是如此。有没有品味到：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企业文化管理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有一句最重要，刻在他墓碑上的名言，这是并未完成的书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句话：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伟大的创造和贡献是什么？就是有效地解决了马克思为后人所留下的最重大课题：“如何去改变世界？”。这正是毛主席在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庆祝建党节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特色的都是适合全人类的，但的确越是中国特色的，就越是世界的普遍真理。

　　西方社会总是在极力地回避这些最关键性的、最核心的东西，而不断去搞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这只是证明了一点：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可告人的，而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他们不敢与中国比拼的，就是公开自己的动机，公开自己的目的，公开自己的愿景，公开自己的使命，公开自己的初心……他们不敢公开最最重要的、为谁服务的问题，所以就只能用“普世价值”的鬼话来骗人。

　　美国模式不会终结历史，内在分裂型、离散化、非社会化的文明基因，却注定会使美国自己的历史终结。

　　十一、四个自信的价值

　　为什么我们需要四个自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印度不断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西方国家认为其价值观与自己是完全相同的。为了与中国竞争，也不断地推崇印度，鼓动很多企业到印度去投资。但为什么印度不具备与中国竞争的能力？这是因为：

　　中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本主义不仅不反对发展实业的资本家，而且是全力支持和服务的。只要通过实业来发展生产，就是为全社会做贡献，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这样的资本家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就会全心全意地让资本家开的企业赚钱。

　　金融资本尤其投机资本未必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就只是谨慎欢迎。如果他们只是掠夺社会的财富，甚至要对其严厉打击。

　　印度近期不断以“涉嫌洗钱”“逃税”“做假账”的名义对中国在印企业罚款，但不要以为印度只是单纯针对中国企业，对其他所有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的企业都经常这么干，人家不让别人赚钱的商业文化是一视同仁、非常公平的。如果哪个资本家是为发展印度的民主自由事业去投资，那我们只能表示尊重人家的选择，表示欢送。可是印度的商业文化就是不让外人赚钱。在这种条件下其他一切有用吗？其他的劳动法、税法都是服务于不让别人赚钱的。他可以事后立法，向前追溯50年，无论你怎么做，都一定会让你违法，然后“合法地”把你赚的钱都通过罚款取走。所以读者就该明白为什么我要说“绝对的法治本身就是纯粹的人治”了，因为法律都是人制定的。在这种前提下谈别的一切还有用吗？

　　所有选择美式民主的国家很可能的结局就是社会动乱、国家崩溃。整个社会都崩溃了你做实业还赚什么钱？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甚至不断有新的问题。但我们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地让做实业的资本家赚钱的。所以，我们是不断在解决实际的问题，事实上就拥有最好的、不可抗拒的、无可比拟的投资环境。没有任何投资环境比当地政府全心全意为企业赚钱服务更重要。其他国家谈民主的很多，谈自己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很多，只有中国只谈全心全意服务于让企业经营顺利。为了做到这一点，通信不好改善通信；交通不好马上投资改善交通；电力缺乏改善电力；人才缺乏大力发展教育……把这个道理自信地、大声地讲给所有国家听，政客不一定听得明白，但所有国家的资本家、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研发人员一听就明白了。听不懂这个道理的企业家和资本家，最后不是赔钱就是赔钱到破产，不会有别的结果。

　　如果听不懂这些，硬要赔钱去支持其他国家的民主自由事业，我们当然不会去反对，我们很尊重人家的选择，最多只能是讲讲基本的科学真理。等他们钱赔得受不了了再来找我们也不迟。

　　不是一个国家说自己是什么主义，他就一定是什么主义的。在西方人的概念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真是这样吗？不是的。什么叫资本主义社会，最起码你得为资本家服务对吧？！可是美国现在是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吗？不是的，它只是全心全意为金融家、投机家、寡头服务。在最早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认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是完全对立的，但现在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出现很大变化了。绝大多数认真做实业的资本家是企业家，他们也是通过劳动创造社会财富，为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因此他们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民本主义不仅是全心全意为普通员工的劳动人民服务，也是全心全意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创造财富的资本家服务。为谁服务才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不是以这个为标准，其他的标准怎么可能有实际意义？西方现在没资格称自己是资本主义，只能叫“金融投机寡头主义”。

　　如果是为资本家、企业家服务，就需要全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尽心尽力地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全心全意地维护全产业链的畅通。因为做实业的投资是需要很长的周期，需要在这个周期内符合市场预期，并且回避风险。从而社会和市场的稳定就是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而如果是为金融投机寡头服务，就需要极力刺激出市场的混乱，全力制造产业链的动荡，不惜一切地触发社会的暴乱、最好是全社会的崩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触发市场价格最大程度的暴涨暴跌。短期内市场差价越大，金融投机寡头赚的钱就越多。其他表面的什么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全都是白扯。搞清楚是为谁服务，就搞清楚了一切政治概念。除了为谁的利益服务，一切政治概念都毫无意义和价值。

　　什么是民主，为人民服务才叫民主，美国有资格称自己是民主社会吗？一点资格都没有。你不是全心全意为美国人民服务，不是全心全意为全世界人民服务，怎么能有资格、怎么能有脸称自己是民主国家？美国有资格称自己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不能，你都不能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怎么能有资格称自己是资本主义。民本主义社会才有资格称自己是合格资本主义。

　　从政治制度上说，美国是“投票主义”国家。

　　从为谁服务上说，美国是“金融投机寡头主义”国家。

　　从方式方法策略上说，美国是“假民主、假自由、假新闻主义”国家。这不是我们说的，而是美国总统、国务卿们一再道破的，我们最多只能是表示不得不认同。

　　民本主义并不是与真正的资本主义对立的，正相反，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优点都结合在一起的主义，是为本国人民服务、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主义。这样的主义，才是真正的民主。

　　从政治制度上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为谁服务上说，我们是民本主义。

　　从方式方法策略上说，我们是科学主义、实验主义、测量主义、学习主义、创新主义、改革主义、兼容主义、和平主义、共同合作发展共赢主义……

　　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芯片与科学法》，为吸引芯片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总额2800亿美元的资金。从公平的角度说，美国要支持自己的产业发展，我们应当是理解和支持的，我们自己也一直在这么做，当然得理解别人也这么做。如果真是要让自己发展得更好，这是好事情。对于也在大力发展芯片产业的中国来说，我们可以参与公平的竞争。可是，美国的这个行为会成功吗？绝对不可能，原因何在？这是他们的社会制度本身注定的。他从本质上就不是为了自己发展得更好，而只是要让别人发展得更差。但别人发展得如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别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美国。道理很简单，要发展任何实业，都需要非常多的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产业发展就会遇到障碍。这不是政客们鼓吹的只要有……就一定……，而是只要缺乏……就一定不能……

　　芯片的主要市场，主要的大客户是谁？是中国。美国先把中国这个芯片的大客户坚决地得罪到底了，然后再来发展美国的芯片制造产业，那你产品制造出来准备卖给谁？所以，美国芯片法案不是全心全意地要让美国的芯片产业发展得更好，而只是要为中国发展芯片产业添乱。把这个道理讲给全世界的芯片企业家听，他们会听明白的。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芯片制造业都可以，就是不能在美国。因为美国的政客们已经先把美国芯片制造业的后路给彻底堵死了，然后再来支持发展芯片产业，这不是活见鬼吗？如果美国真心想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就得首先和中国这个大客户彻底搞好关系，把市场给维护好。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在美国的芯片制造厂投资必败无疑。你把美国做芯片的资本家的市场都给主动地、彻底地搞砸了，怎么能有资格称自己是资本主义国家？怎么能有脸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如果美国的捣乱能成功，就不会搞出这么一个芯片法案了。别说是5年提供2800亿支持，如果不是全心全意地为美国的芯片产业服务，1年提供2800亿支持也没用。一个金融投机寡头主义国家，一个假民主、假自由、假新闻主义国家，一个根本就不是合格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们，怎么可能支持做实业的资本家成功呢？

　　原来美元还不是国际货币的时候，美国可能还算得上是合格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了，必须清醒地明白这一点。他们不是为做实业的资本家服务的，所以别做梦了。民本主义社会才是真心诚意永远为做实业的资本家服务的。美国能不能成功并不取决于在美国的芯片制造厂是否能建成开工，成本如何，而是取决于中国这个大客户会不会买他的产品。这个商业逻辑难道不是简单至极的道理吗？

　　《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可能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再注意到天安门城楼右边为什么会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了。这个标语很早就存在，并且一直在那里。特别提醒一下全世界的资本家们，“全世界人民”也包括你们，因为企业家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劳动者，企业家的劳动时间往往还比一般人长很多。来北京的时候可以在天安门城楼这个标语前留个影，你就知道在中国投资为什么是合理的了。

　　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People of all lands,Un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