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君：旅欧归来，张学良再做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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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大师林语堂曾于1932年办了一本名叫《论语》的幽默杂志，1933年张学良下野出洋去了欧洲后，林大师在《论语》上发表了一首打油诗如下：

　　赞助革命丢爸爸，

　　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

　　将军走马看茶花。

　　看到最后一句“走马看茶花”，各位应该能想到一个成语“走马观花”，这个成语既有“事情顺利、心情愉悦”的意思，也有“粗略观察、走走过场”的意思，后两句描绘出了张学良醉心于异国风光忘了国内水深火热的形象。成语“走马观花”来自唐代诗人孟郊，人到中年终于考取了进士，放榜那天他骑着马戴着花在西安城内炫耀，看着两旁大姑娘小媳妇的仰慕眼神，回家激动地写下了《登科后》这首诗：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旷荡恩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林语堂的打油诗没有题目，如果让局势君给这首诗拟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没心没肺的张学良》。这首诗像儿歌一样毫无理解难度，揣摩作者的意思后直白露骨地翻译出来是这样的：你爸死了，老家丢了，你却在法国开心地浪。一个文学大师写了首儿歌一样的诗，就是为了降低理解难度让它广泛传播，这样流量才高，对张学良的讽刺才够彻底。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半年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不满28岁的张少帅一夜之间权力大丰收，首先是南京政府任命的东北边防司令，其次刚入党就成了中央政府委员，而且东北还多了一个热河省归他管；1930年不但做了陆海空副司令，整个华北以北都归他管。在当时南京上海的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眼里，张学良就是一个戴着皮帽子的暴发户，自己苦读多年小心钻营，却不如人家有个好爹，众人酸得厉害。5年后看着张学良交出兵权容貌枯槁地下了台，顶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出洋躲避是非，心里那是极度舒适，即使人走了还不忘挖苦一番。

　　那么张学良在欧洲期间是不是整天“走马看茶花”呢？当然不是。

　　（张学良一家人抵达欧洲，右3张学良、右5于凤至）

　　张学良一家人于1933年5月4日到的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过于热情，一家人在意大利先待了两个月。之后第二站去的法国巴黎，法国的国花是鸢尾花，巴黎的市花是百合，茶花并不是欧洲的主流花卉，估计林语堂大师为了押韵写了“茶花”。在法国待了一周，张学良一家去了英国，玩了一个月后去了德国，20天后去了瑞典。在瑞典逛了两周，然后去了芬兰。流连北欧小国一个多月后，一家人于12月初先后飞到英国和法国，停了一两天就去了意大利，一周后最后两站是瑞士和丹麦。负责安排行程的是个行家，因为北欧和西欧那些富裕发达的国家一个也没落下。

　　从19岁开始，张学良就混迹在战场和政坛，军务繁忙政务繁琐，多数时候忙着身不由己的事。如今突然挣脱了那一切，像跨过传送门似的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身边是老婆孩子和情人，心情自然轻松愉悦。更重要的是他身份显赫，走到哪儿都是高规则接待，这个体验就非常舒适了。如今旅行社推出的“欧洲十日游”项目里那些景点他一个也没落下，尤其在花钱采购方面无人能比，前些年经济好的时候去欧洲爆买的土豪大妈们出手很厉害，但是一个团都比不了张学良一个人，因为他1934年1月份回国的时候，行李箱包多达80件，里面塞满了在欧洲扫货的战利品。如林语堂所言，他在外面确实玩得开心，但玩只是其中一部分。

　　在意大利，张学良参观了军队和兵工厂，与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聊了好几次；去法国的时候，时任法国总理达拉迪的代表和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到机场迎接，张学良参观了巴黎公社和战场遗址。到伦敦后，他参观了造船厂、航空母舰，并坐在下议院后排听议员们吵架拌嘴；在德国，招待他的是纳粹航空部长戈林和国防部长布隆堡，参观完德国的军队、克虏伯兵工厂，还会见了希特勒。总体而言，每到一个国家，军队、兵工厂、战争遗址一定会参观考察，还要跟政要们会谈，几乎每次都聊如何对付日本人，要么对方关切地询问，要么他主动请教。

　　我们普通人出去玩，遇上天气不好或者身体不适，就只能躲在宾馆里玩手机睡大觉。但张学良做不到，怀着各种目的求见的人络绎不绝，有些是老朋友叙旧，有些是遭遇类似的政客来谈合作，有些人像微商一样蹭合影好做生意，有些人来求字、有些人来送钱、有些人想讨个官，还有些人纯粹碰运气想见见本尊。这些请求通过秘书和副官们的层层筛选，留下的由张学良定夺到底见哪些人，打发掉哪些人。

　　东三省被日军占领期间，当地出现过很多民间抗日武装，一些脱离队伍的东北军士兵也加入其中，共同形成了东北抗日联军。当时人在北京的张学良通过各种渠道向抗联提供经费和武器以及送去奖赏。热河失守后补给中断，抗联逐渐衰落，有些部队撤退去了苏联。在意大利期间，张学良发电报邀请身在苏联的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和苏炳文会面。当时他就指出，要在东北地区抗日，必须依靠苏联的帮助。为此他还疏通关系申请到苏联访问，申请书送到斯大林手上后被他给否决了，理由是张学良是个反苏人物不想他来，而且担心张学良的来访影响苏联和日本的关系。

　　（张学良、于凤至和女儿张闾瑛）

　　逛到英国的时候，张学良一家被当地的自由和繁荣吸引，于是租了一套大别墅，把老婆孩子安顿在了英国。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此在英国读书，再回国已经人到晚年他父亲去世以后了。这些子女长大后去了美国定居，结婚的结婚、嫁人的嫁人。张学良晚年恢复自由后，因为个人性格和政治原因以及各种意外，始终没能回到东北老家，他变卖家产到美国定居，因为那里有女儿孙子和原配于凤至的墓地。

　　意大利的繁荣和强大让张学良很好奇，为此他跟墨索里尼促膝长谈了好几回，记住了墨氏那句名言：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策是一个人的。那个决策者就是领袖，法西斯的领袖理论经过墨索里尼的来回解释，让张学良产生了醍醐灌顶的认可。回想国内的情况，每当有个领袖出来，其他人就要联合起来把他推翻打倒，大家打来打去力量和资源都消耗掉了。后来去了德国，看到民众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和德国强大的工业与军事，大大强化了他的认识，联系国内的情况，他更觉得只有蒋介石具备领袖的资质。

　　1933年7月份，张学良在意大利见到了阔别半年的老朋友宋子文，当时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墨索里尼设宴款待宋子们和张学良两人，在饭桌上张学良就问宋子文，这半年我玩也玩了、看也看了、家里人也安顿了，身体也恢复了、想法也有了，蒋先生啥时候让我回去上班呢？

　　在宋子文出发前，蒋介石就料到他俩一定会见面，见了面一定会聊张学良回国复职的事，所以蒋介石提前就把答案给了宋子文，答案也简单：你告诉汉卿，目前没有合适的职位给他，让他在欧洲继续考察学习。听完这话，饭桌上的张学良情绪有点低落，而且一连几天都显得郁郁寡欢。其实在一个月前，蒋介石就动过让张学良回国的念头，因为新疆出了麻烦，新疆的麻烦说起来都很麻烦。

　　1933年那个时候，南京政府任命的新疆省主席叫金树仁，从执政表现来看，他属于奇葩级别的政客。金树仁喜欢搞钱，而且搞了很多钱，几百万存在天津的商号吃利息，另外几百万存在德国柏林。搞钱的手段是像汤师爷那样巧立名目乱收税费，边疆人民因此恨透了他。捞钱太过分他自己没安全感，于是未经中央许可大肆扩编军队，超编的军队又不能找南京要钱养活，只好就地搞更多的钱，边疆人民对他的恨比天山高比天池还深。为了减缓自己的不安全感，金树仁就把亲戚朋友老乡同学安插在党政军各级公务员系统里，这些人仗着与金老板的关系，贪污腐败、强抢民女、乱印纸币、垄断皮毛生意。

　　这样搞那不是迟早要出事吗？没错，后来确实出了事。边疆人民在1931年造了反，他们暗杀金树仁的士兵抢走武器，组建了一支反政府武装并迅速发展壮大，金树仁的正规军居然打不过，弄得他很焦虑。反政府武装和金树仁对打的时候，还派人前往遥远的南京城请愿。请愿团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终于到了甘肃，决定吃碗牛肉面歇一歇再走，恰巧碰到了驻在甘肃的骑兵36师师长马仲英。马师长听完少数民族同胞的控诉，拍桌子说我替你们主持公道，他让请愿团前面带路，派人就去了新疆，和当地民众一起对付金树仁，金树仁完蛋了，这里就是我马师长的。要不是金树仁身边有一员大将，他根本撑不到1933年，这员大将名叫盛世才。

　　（民国“新疆王”盛世才）

　　盛世才是个人才，籍贯东北辽宁，他爹狠抓子女教育所以他书读得扎实，如果拿现在类比，当年盛世才属于在国内本科毕业后又去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回国参加学生运动，玩了一段时间觉得没钱没势没意思，就考进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回到东北在张作霖的部队做过排长、卫队连长、中校参谋，颇受张氏父子重用。后来他认了张学良身边的红人军长郭松龄为干爹，之后青云直上前途似锦，还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后来郭松龄造反他回国参战，失败后就逃去了蒋介石阵营，有一回金树仁派人到南京招人，盛世才面试通过就跟着去了新疆。

　　盛世才像杨虎城那样有理想，但是杨虎城比他光明磊落。自打第1天上班，盛世才就盯上了老板金树仁的位置，通过对反政府武装的多次打击，盛世才取得了金老板的信任，手里的兵越来越多，看金老板的眼神也就越来越迷离。1933年4月12日，金树仁的手下发动政变打起了金老板，双方都派人争取盛世才。盛世才却按兵不动看着他们打，打差不多了才宣布加入反对派阵营进攻老板金树仁。金树仁兵败出逃，绕过苏联回到南京，哭哭啼啼请求政府主持公道。赶走老板后盛世才自封新疆省主席，这个位置南京政府不承认，先后派两名官员前去调查处理，盛世才对南京来的钦差不是扣押就是威胁，前老板身边对他不尊重不认可的竞争者，全部人间蒸发。踩着同僚们的尸骨，盛世才爬上了“新疆王”的宝座，称王的理想不排除来自早期对老领导张作霖的羡慕。

　　当年离开南京的时候，盛世才只是国民党参谋部的一名科长，连见蒋介石的资格都没有，4年时间，居然拥兵自重称王称霸，蒋介石决定武力讨伐，但是又舍不得自己的中央军消耗在遥远的西北，于是下令让东北军过去，消耗了也不心疼。没想到东北军将领说我们现在只想打日本回老家，你这个活儿不接。蒋介石被怼的无言以对，他知道只有张学良才能调动这些人，于是发了电报过去询问，张学良说去新疆得先考察一下。知道这个消息后汪精卫等人坚决反对，告诉蒋介石让张汉卿现在带东北军，怕是会破坏中日关系影响我们的安内大计，蒋介石听完觉得有道理。

　　过了两三个月，福建又发生了兵变，这次兵变也很麻烦。事变发生的时候，不但蒋介石敦促张学良早点回来帮忙，东北军也希望他赶紧回国主持，双方都有一种没你不行的急切。

　　回到1932年1月28日，东三省已经完全被日本占领，贪婪的日军这天向闸北进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坚决反击，打响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来自广东，创始人是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是蔡廷锴，他们三人都是国民党元老人物李济深的部下。这场战争打了3个多月，中日双方签了《淞沪停战协定》后罢兵收手，协定里有一条是将十九路军调离上海。蒋介石先把十九路军分成3份，分别派往安徽、湖北、江西去“剿匪”，由于吃相难看遭到多方反对，于是蒋介石干脆把十九路军整个打包发往福建，任务还是“剿匪”。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去过福建的同学都知道，那里山高林深植被茂盛，打惯了阵地战的十九路军完全不适应红军的游击战，几次交手后损兵折将，蒋介石就是打算让双方互相伤害然后同时消失。想想几个月前驻扎上海时的生活条件，想想抗日时全国人民的称颂赞美，如今却要默默消失在这深山老林里，前后一对比那是既绝望又愤怒。红军也趁机做了一些抗日救国的统战工作，十九路军的主要负责人就动摇了，决定以“抗日反蒋”为口号拉投资创业找出路。

　　在诸多创业方向里，反蒋的风险最大成本最高，好在李济深人脉资源广，他带着一帮幕僚在香港关起门来筹划，给全国各地的实力派发电报邀请入股，有理想的冯玉祥和杨虎城收到电报后都表示有投资意向，冯玉祥还派了人过去协助；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也感兴趣；东北军同样收到了招股书，但他们做不了主，只好发电报催张学良早点回来。

　　在耳目众多的蒋介石那里，十九路军的创业计划和进展情况他是了如指掌，于是提前搞起了破坏，派人提着银元和聘书劝投资人撤股。这些小动作十九路军那帮创业者也有耳闻，双方只能加班熬夜比速度。后来李济深算了算，南边、北边、西边都有股东入伙，自己这边也规划好了新公司的架构细节，就决定挑日子开业，不然夜长梦多。1933年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建福州成立，当天还宣布了部门设置、人员安排，发布了成立宣言和十八条纲领，纲领提到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打倒卖国的南京政府，要保障人权等等。

　　新政府高调成立了，可是原来说好入股的投资人都不见了，一呼百应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这些股东们的情况属于“集体犹豫”，他们没想到这帮人步子迈得这么大，孙中山扔一边、三民主义扔一边，国名换了、国旗换了、国民党也退了，直接推倒重来玩欧美那一套，这未免也太超前了，杀头的事情咱可没少干，但赔本的买卖不能做呀，于是都捂紧了钱包。

　　见此情景蒋介石如释重负，立刻召集20万大军向福建包抄过去，海军和空军一起助阵。此时他依然舍不得消耗中央军，琢磨着把东北军派过去打头阵，结果东北军还是回复说只想打日本人回老家，不打内战。蒋介石立刻电告张学良回国。收到消息后张学良开始退房打包行李，跟亲朋好友道别。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

　　十九路军在福建总共7万兵力，面对蒋介石大兵压境和各路投资人的放水，自己内部就先乱了。蒋光鼐和蔡廷锴心疼队伍不想硬碰硬，决定宣布创业失败保存实力。几个核心负责人提前去了香港躲避通缉，部队留给下面的军长等待蒋介石的接收。蒋介石接手后给十九路军来了个先缩编再撤番号，这“福建事变”不到两个月就游戏结束了。

　　由于事情解决的太顺利，蒋介石团队忽略了总结经验教训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两年后的“西安事变”和这次“福建事变”如出一辙，当时东北军奉命在陕北和红军互相伤害同时消失，逼得太紧东北军干脆冒险造了反。由于事先张学良不拉赞助不找投资人，以至于一向神通广大的蒋介石也蒙在鼓里，天寒地冻像只兔子一样被抓走，悔不当初的他在碑林区建国路的一间小屋里掩面痛哭。这是后话，我们到时候再聊。

　　1933年12月15日，在扼杀“福建事变”进入收尾工作的时候，张学良从意大利登船启航，夫人于凤至在岸边挥手送别，她决定留在英国赔娃读书。此时的张学良对未来的规划并不是很清楚，依着他自己的意思，不想再带东北军，他想做的是京沪卫戍司令，有钱、有权力、有地位，日子潇洒舒服；不行就做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好好实践一下法西斯领袖理论，顺便和各路高官们搞好关系，以后打回老家时好找他们帮忙。

　　（上海警备司令吴铁城迎接张学良，身后是杜月笙）

　　等他回上海的时候，“福建事变”已经成了历史事件，催他回国的将领们备好酒席给他接风洗尘。饭桌上大家就给了张学良两个方向性建议，要么带着东北军继续驻在北京，问题是需要看日本人的脸色，因为华北现在日本人说了算；要么就跟着蒋委员长混，问题是我们得受人指使，干一些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日本人杀了父亲占了老家，洗劫了大帅府的金库和张氏父子在东北的银行，老百姓流离失所自己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和日本人合作是不可能的，所以张学良选择跟蒋介石混。

　　在上海参加完那些喧嚣的欢迎会议，接待完形形色色上门拜访的人群，打发掉一批又一批找他入股求官的人，张学良赶到杭州去见蒋介石，此前见那么多人都比不上见这一个人，新工作是什么他说了算。见面后张学良汇报了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并激动地向蒋介石阐述了从德国和意大利学来的法西斯理论，并认为蒋委员长是那个能让国家强大的唯一领袖。蒋介石听后心里乐开了花，嘴上却说法西斯的理论虽然好，但是咱还得坚持总理留下的三民主义。

　　聊到工作问题时，张学良表示想做京沪卫戍司令或侍从室主任。这两个想法立刻被蒋介石否决了，一来这两个位置现在都有人做，换人就要得罪人；更重要的是他想让东北军去湖北的山里替中央军做肉盾，这支队伍只有张学良指挥得动。略加思索后蒋介石委婉地说，我知道你喜欢玩，但是现在不能再玩了，先前东北四省丢失大家对你意见很大，你现在想被百姓和同僚们认可，就得做点有影响力的事情出来。

　　张学良那急躁的好胜心被激发启动了，立刻问蒋介石现在哪件事最难做，我就做哪件事。蒋介石假装在思考心里却是一块石头落地，面前的张学良已经站在了坑的边缘，他慢慢开口说道：“剿匪”最难。四个字一出口就把张学良推下去了，因为张学良只能回复他说：好，那我就去剿匪。

　　（张学良就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

　　1934年2月7日，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办公室在湖北武昌。东北军将领听说后相当沮丧，纷纷向张学良表示我们应该去抗日打回老家，怎么又跳坑里打内战呢？张学良说这份差事我也不想做啊，但是咱们现在衣食住行都靠蒋总司令拨款，不替人家做点事说不过去；再说光靠我们那几十万人也打不过日本人，要打就得全国统一集聚所有力量，我们这次就是去做统一全国的事。

　　1928年因为“东北易帜”的功劳，张学良做了东北边防司令；1930年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有功，做了全国陆海空副司令；如今在1934年，张学良答应带着东北军“剿匪”，他再次获得了“副司令”的头衔；在他的人生中还有最后一个“副司令”头衔，那个头衔在西安城里等他的到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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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博。反蒋事败，何去何从？—第十九路军的结局[J].岭南往事

　　范兆琪。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的发生和失败[J].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