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君：因抗日被撤职，杨虎城为什么不受领导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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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上航行了漫长的24天以后，张学良一行人终于在1933年的5月4日赶到了意大利。有墨索里尼的亲女婿齐亚诺的安排，张将军吃得好玩得开心，还能隔三差五跟墨索里尼探讨，他在意大利一待就是一个月。在那个月里，抗日心切的杨虎城失去了他的陕西省主席的职位，正式工作只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对于这次职务变动，杨虎城非常愤怒。

　　按照当时的规矩，要撤掉一个重要人物的职位有一套很讲究的流程，一般是提前派有身份的熟人前去疏通，私下告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好让对方有个心理准备，并暗示当事人找个理由自己辞职。当“再三挽留”不成的时候，政府会发一份带有表彰和遗憾的公文。这一番操作下来，既完成了人事任免，又保护了当事人的名誉。但杨虎城的遭遇却简单粗暴，表面工作一概省掉直接将他撤职，也难怪他会愤怒。除了愤怒，杨虎城还很失望，他不过是在一个月前向蒋介石表达了想带兵去热河打日本人的想法，结果就被撤了职。

　　在普通人看来，杨虎城在石家庄截住蒋介石请求抗日绝对是爱国义举，但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一点儿也没被这种热情打动，反而对杨虎城的不懂事感到失望，对他冒犯感到厌恶。如何对付日本人，蒋介石团队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用签合同的方法让日本在华北以北的地方暂时“合法”存在，自己好集中精力在南方“剿匪”。这个时候谁提出抗日，就是反对和破坏自己的计划，就是哗众取宠损害领袖的人气。

　　（穿着披风的杨虎城）

　　所谓内行看门道，蒋介石还看到了杨虎城抗日诉求背后的真正意图。如果他同意让杨虎城带兵去热河，那么杨虎城就可以长期在那里经营下去，利用南京政府提供的资金和武器，把他的地盘从陕西扩大到华北。居然跟我玩这种套路！蒋介石一怒之下粗暴地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主席”职位，明确告诉他要老老实实，否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也可以给别人。

　　有一类军人很受领导喜欢，这类军人既忠诚又有能力还没有野心。如果他是一名团长，就会认认真真把团长做好，假如他还特别会打仗的话，那就很受领导的器重。随着资历的增加和战功的积累，迟早要变成旅长或师长以至于军长，成为某位大司令身边的左膀右臂，比如杨虎城的手下孙蔚如，张学良的手下王以哲，或者蒋介石的手下胡宗南。

　　可惜杨虎城不是这种人，换句话说他从不甘心给人当小弟，他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他随时观察形势变化，并对比各方势力的强弱，最终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他不满足于做一名地方首领，如果有可能的话，蒋介石的位置也可以争取一下。所以像杨虎城这样的军人，是那种让领导感到棘手的军人，身边有个杨虎城这样的下属，就得派人盯着和防着，一旦他表现出任何违规越权的苗头，就要及时制止甚至从重处理，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杨虎城原来跟着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混，但是那些日子里杨虎城和他的士兵过得很寒酸，军费少、枪支弹药少、物资匮乏，但每次都被派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冯玉祥对杨虎城确实抠，这种抠门是他内心的不安全感驱使的，碰到杨虎城这种有理想的下属他很不放心，如果枪支弹药和物资管够，他很可能脱离自己单干，甚至变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抠门指导思想的作用下，冯玉祥最终失去了杨虎城。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携手“山西王”阎锡山，一起叫板黄埔系掌门人蒋介石，要是没有“东北王”张学良的话，“冯阎联军”应该属于当时的地表最强组合，所以胜负的关键在于张学良站哪边。为此双方都派出游说团队提着银元揣着支票追逐张少帅，却忽略了杨虎城。被长期压制的杨虎城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如果继续跟着冯玉祥打蒋介石，那要用最烂的武器打最狠的仗，那自己这点人马怕是就玩没了。于是杨虎城选择加入蒋介石阵营，通过几次干净利落的胜利，迅速得到南京政府认可，获得了大笔资金和枪械弹药，杨虎城的十七路师打怪升级变成了十七路军。

　　蒋介石的金主爸爸是全国最有钱的江浙财阀，所以蒋介石派出的人出手最阔，他们撒钱的时候连张学良身边的厨子花匠都不放过，比壕横全国第一。中原大战最后因为张学良在那年9月18日宣布支持蒋介石而戛然终止，阎锡山化妆逃往大连租界，冯玉祥隐居在山西汾阳。张学良以全国陆海空副司令的身份爬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掌管黄河以北，还参与收编了“冯阎联军”。

　　就在张学良宣布支持蒋介石的9月份，杨虎城手持蒋介石的许可，带着他的人马一路向西朝老家方向打，收拾了陕西各地的冯玉祥残部，于10月底进驻西安，堵死了冯玉祥西撤的退路，在自己家乡站稳了脚跟。事后他不但收获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位置，后来还身兼国军潼关行营主任，前一个职位意味着他是陕西省最高行政官员，后一个职位意味着他掌管了陕、甘、宁、青四省的军事，这是杨虎城职业生涯的巅峰。相比跟着老领导冯玉祥的苦日子，我们不得不佩服杨虎城的眼光和魄力。

　　可杨虎城是个有理想的人，有理想的人总是缺乏安全感，他不满足于只经营家乡陕西，他向北看到了青海、宁夏、甘肃，以及甘肃再往北的内蒙和新疆，甚至新疆之外的苏联，如果把所有这一切联合起来整个“大西北计划”，就能跟蒋委员长一碰高低，这才会带给他真正的安全。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爆发的1936年幻想着自己的“大西北计划”，其实杨虎城早他5年就在琢磨这事而且还付诸过实践，他实践的第一步是进入甘肃。

　　1931年8月25日，兰州发生了一起兵变，这起兵变可以看做是一个阉割版的“西安事变”。当时驻扎在兰州的雷中田原本是冯玉祥的旅长，他在冯玉祥的指示下伙同南京派来的官员马文车一起动手，把蒋介石安排的甘肃省主席马鸿宾给扣了，然后俩人宣布成立新的甘肃省政府，史称“雷马事变”。出事后，杨虎城主动写申请要处理，但是蒋介石不给杨虎城这个机会，他打算政治解决。

　　没有想到的是，没多久在北伐战争里失败的吴佩孚窜访兰州，和雷马两人谈笑风生，甘肃省政府慢慢就朝着“反蒋集团”的方向发展。事情变成这样，纵使心里有一万个不乐意，蒋介石也只能下令杨虎城过去解决掉这帮人，当时他深陷“剿匪”泥潭，无论职权范围还是经济成本抑或是内心的热情，都应该是杨虎城去。领命后杨虎城派自己最得力的军长孙蔚如带兵北上，一个月不到就把兰州那伙人安排的明明白白。事情办妥后，杨虎城试探性地向蒋介石推荐让孙蔚如做甘肃省主席。

　　（杨虎城手下军长孙蔚如）

　　然而蒋委员长早就看穿了一切，虽然他不知道杨虎城心里的“大西北计划”，但是他知道杨虎城是个有理想的人，把甘肃给了他，自己迟早又多出一个对手来，所以蒋介石毫不委婉地拒绝了。随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部署，把杨虎城的人全部打包发回陕西原籍，并让自己的浙江老乡兼秘书长邵力子做了甘肃省主席，接着派手下大将胡宗南以剿匪的名义进驻甘肃，然后以银元和地盘拉拢马鸿宾和马鸿逵兄弟俩守住宁夏，最后把“潼关行营”降级为“西安绥靖公署”。

　　经过蒋介石团队的这番神操作，杨虎城向北、向西、向东的出口全都被封死，他能做的只有两件事：向南守株待兔等着红军北上，以及老老实实在陕西经营。想想自己在甘肃忙了几个月啥也没捞着，而且权力巨大的“潼关行营主任”还被降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委屈的想骂人，他以“解甲归田”探了探蒋介石的底，蒋回复说认真建设家乡，不要想太多。

　　寻找出路之余，杨虎城确实在认真经营陕西，他修公路、治理河道、兴办教育、发展农业，派遣留学生、扩建兵工厂和机器局。当然也没有停止思考自己的出路，在那些焦虑的日子里，不管是莲湖区的止园别墅，还是新城区的绥靖公署黄楼别墅，都留下了杨虎城和幕僚们彻夜讨论的身影，他们讨论的焦点是如何突破陕西获得更大的地盘。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们这才抓住了主要矛盾，认定抗日才是最好的出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5天，杨虎城就发表公开通电，说全国上下应该团结一致对付日本，我杨某人时刻准备着上前线。当然南京政府没有理会他的呼吁，反而打压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复土诉求。虽然战场去不了，但是在杨虎城负责的西安市，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纷纷诞生，爱国人士可以进入陕西省政府担任高官，蒋介石听说后心里很不爽。当1933年张学良丢了热河省后，杨虎城直接跑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求带兵收复热河。外人看到的是杨虎城的抗日热情，蒋介石看到的却是杨虎城的野心，所以毫不留情地撤了他的陕西省主席职位打压其野心，把这个位置给了甘肃省主席邵力子，接到任命的邵力子在5月份离开兰州到陕西任职。

　　杨虎城为他的理想付出了代价，但他是个屡败屡战的人，他没有停止寻找新机会，新的机会来自隐居在汾阳峪道河风景区的老领导冯玉祥。

　　（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

　　冯玉祥身高一米八三，看面相很老实，但是老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冯玉祥和杨虎城本质上是一类人，由于比杨虎城出道早所以资源更多，因此比起杨虎城蒋介石更需要防着冯玉祥。按照常规的游戏规则，摆平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和冯玉祥都应该人间蒸发的，可是人一旦混到了一定位置就不能这么做了，否则会引发严重后果，比如新的内战或自己这边的众叛亲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辞掉了陆海空副司令，蒋介石让他做“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和汪精卫闹翻后张学良怒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又让他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对张学良一再挽留重用有多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让听话的张学良坐镇华北，不给阎锡山和冯玉祥翻身的机会。

　　可是冯玉祥作为一个曾经逐鹿中原向最高权力发起过挑战的人，不可能老老实实在峪道河风景区读书写字练刀法，毕竟他的影响力还在，他的人脉资源还在，他曾经的手下带着兵驻扎在各处，这些都是诱惑啊。尽管旧部如今都归蒋介石的人领导，但是只要项目好，冯玉祥依然可以说服他们入伙创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团队发现抗日救国是风口，冯玉祥团队也发现了。

　　国土沦丧是民众心里最大的痛点，谁抗日谁英雄、谁抗日谁得民心，这一点不止杨虎城和冯玉祥看到了，在南方被围剿的那个组织也看到了，好像就蒋介石团队没看到。创业者蒋介石和他的投资人江浙财阀当然也看到了，只是他们的利益和实力决定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他们眼里日本人占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地盘，还没有威胁他们的核心资产，而冯玉祥、杨虎城和被围剿的组织却对他们核心资产感兴趣，这才是最直接的威胁，比远处的日本人还让人紧张，所以他们得优先解决这些麻烦，坚定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内心激动的冯玉祥偷偷离开汾阳，在南京、上海等地探亲访友言必谈抗日救国，表示为了收复国土不惜粉身碎骨。但是忙得口干舌燥效果却很一般，他算是吃了没有地盘和军队的苦。忙忙碌碌到1932年8月份，冯玉祥听说跟了自己20年的老部下宋哲元做了察哈尔省主席，于是决定动身过去指导工作。宋哲元听说老领导要来，带着卫队出城几十里迎接。冯玉祥安顿下来后，开始联系旧部和各方势力，开始了他的又一次创业，他的真实目的是反对蒋介石，但打出的旗号是抗击日本侵略者。

　　准备工作到了来年1933年，遇上了热河失守张学良辞职这起爆款事件，冯玉祥趁机加大活动力度，终于在5月26日宣布“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担任总司令。同盟军的成分很复杂，其中最著名的是冯玉祥曾经的下属吉鸿昌军长。由于成立仓促没有拉到足够的投资，所以同盟军的整体状况是经费匮乏、装备低劣，显然不能和蒋介石的正规军对抗。冯玉祥的策略是先去用这支军队去打日本人，只要取得一定战果，就能得到舆论的支持。有了舆论的支持，就能获得投资人的青睐，进而获得资金和武器，迟早能和蒋介石对抗。

　　正在杨虎城为失去陕西省主席位置而郁闷的时候，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的消息传到西安，他知道新机会来了。通过打听后得知，曾经的同僚许权中目前担任同盟军师长，于是杨虎城派人给他送了一批物资和枪弹，附赠了几十名军事干部过去帮忙锻炼。杨虎城的行为既是道义上的支持，也是他抗日思想的具体实践。但不能忽视杨虎城是个心思缜密有理想的人，所以他的大方赞助也可以看做是他在老领导冯玉祥的这个项目中入了股，万一冯玉祥成功上市，他这笔投资会有丰厚的回报。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

　　可是问题来了，同盟军连蒋介石的中央军都打不过，那能打得过日本人吗？这一点冯玉祥很清楚，所以他没有直接去东北找日本人，而是选择去收复察哈尔省北部的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四个县城。这四个县理论上是被日军占领的，实际上驻守的都是伪军，对付伪军他是有把握的，即使战场上拼不过，私下里做统战工作也容易。所谓的伪军，是乱世中的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投靠强势的一方获得物资和给养，在战场上消极应付保存实力，没有任何爱国爱民的思想，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狭隘生存理论。驻守这4个县城的伪军队伍中只有几十名日本顾问，所以收复这些县城的战争从性质上来说是抗日，从实际战斗来说并没有和日军交手。

　　康保、宝昌、沽源3个城市规模较小，驻守的伪军质量也差，到手的过程比较容易。驻守康保的伪军听说同盟军还有10秒到达战场，丢下大批骡马物资就逃去了宝昌，同盟军收了一座空城；宝昌县遭遇了一些抵抗，但战斗只持续了一天，同盟军进入宝昌查封了一批俘虏和物资；到了沽源县，一部分伪军提前投降，导致另一部分陷入孤立，经过一场并不激烈的战斗后沽源也到手了，从6月20日动身到7月2日两周不到的时间，察北3个县城到手，舆论为之振奋，民众看到了抗日复土的希望，冯玉祥粉丝数暴涨再次成了大V。

　　3个县到手导致舆论流量严重偏向冯玉祥，动摇了蒋委员长的威望，在他眼里冯玉祥属于“脱离政府、拥兵造反”，这种行为怎么能被传颂呢！蒋介石下令打响舆论战，大肆宣传说察北根本没有战斗，同盟军收了3个空城而已，冯玉祥是在骗流量骗打赏。但是3个县城确实收复了，只不过冯玉祥多少也利用粉丝们的狂热夸大了战斗的激烈程度，引发不明真相的人密集膜拜和点赞转发。

　　面对蒋介石团队来势凶猛的打假活动，冯玉祥认为能趁机拿下多伦县城，那就更有说服力了。多伦县城规模较大，驻扎在多伦的伪军李守信部队物资充足装备精良，他在城头看到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一支破破烂烂的武装，探子来报说每个人身上只有几发子弹，很多人手里只有一口刀，根本不具备攻城的能力。于是李守信决定据城固守，把同盟军晾在城外。

　　冯玉祥硬着头皮下令猛攻，同盟军打了三天，结果死伤惨重没有多大进展，这就是想高调但是实力不允许。于是冯玉祥决定统战，他派出和李守信关系很好的姚景川，带话给对方说冯先生现在因为抗日威望很高，如果多伦城拿不下粉丝们要失望，所以他想借多伦城一用，这样舆论上比较好看。经过协商，李守信和吉鸿昌约定了日期，然后伪军边打边撤，吉鸿昌亲自攻城并追了几十里，轰轰烈烈地就把多伦城给“收复”了。

　　多伦被收复的消息迅速上了热搜，当天就成了最大的爆款，民众热泪盈眶地纷纷给冯玉祥和他的团队点赞，吉鸿昌也喜提抗日英雄的头衔，大量捐赠的物资和款项通过各种途径送到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手里，就连南京政府的官员们都纷纷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向冯玉祥做出嘉奖，把蒋介石气得假牙都快咬碎了。

　　外交手段在当时属于军事机密，很多一线士兵都以为是自己亲手打下了多伦，但耳目众多的蒋介石知道内幕，他发完了脾气，派人写软文攻击冯玉祥收复多伦也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以抗日的名义获得支持然后对抗政府割据一方。实话实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战果确实有些水分，但蒋介石把他们说成一帮骗子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毕竟在那个时候，抗日同盟军明面上收复了4座县城，前后伤亡也有1600多人，这在当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壮举。

　　蒋介石不能忍受舆论对冯玉祥的追捧，也不能忍受文化界对吉鸿昌的造神行为，更不能忍受这些人在民众的支持下一路向北去骚扰日本人，毕竟南京政府已经跟人家签了协议，允许日军在华北以北“合法”经营。如果放任抗日同盟军不管，可能破坏他和日本签的协议，导致日本提前入侵华北，届时南京政府想要不倒台就必须作出回应，那么蒋介石的安内大计也就玩完了。

　　在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蒋介石调动军队捕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7月10号收复的多伦，7月底已经有15万军队包围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如果向北突围将进入日军的阵地，于是面临着要么被日军消灭要么被国军消灭要么投降的三选一命运。另外蒋介石还派人提着银元收买同盟军的下级军官，先后有多名军长拿钱后倒戈。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意识到自己这次创业要黄，如果死扛着引发内战，那自己人设要崩，于是被迫商讨破产清算的方法。

　　（蒋介石和冯玉祥）

　　最后冯玉祥派人和蒋介石谈判，让最得力的旧部宋哲元从前线返回继续担任察哈尔省主席，自己到山东泰山接受老部下韩复渠的保护，抗日同盟军该收编的收编该遣散的遣散。这样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冯玉祥这次创业就结束了。吉鸿昌至今都是抗日英雄，毕竟在那个年代，他是为数不多直接带兵向日军占领区发起进攻的军人。可是在蒋介石的眼里，他公开造反、多次和自己作对、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以他要杀一儆百。冯玉祥可以既往不咎，但吉鸿昌面临的却是死刑。

　　杨虎城是个心思缜密的参与者和小心翼翼的旁观者，他原本期待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所成就，自己再找机会作为大股东加入，从而突破陕西向北继续发展。但是老领导冯玉祥的这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他也就郁闷地继续蛰伏在西安城内等待下一次机会。每一次反抗蒋介石失败的鲜活案例，都让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实力和手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些认识使得杨虎城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就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刚刚成立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已经到了四川北部，蒋介石下令杨虎城配合中央军在陕南堵截。杨虎城作为一个有理想的人，作为一个抓住了“抗日”这个主要矛盾的人，不会把自己的人马消耗在秦岭大山里。所以他对蒋介石的命令虚与委蛇，暗中派孙蔚如与红军谈合作，建立交通线和联络点，交换情报提供物资，并达成了“尽量不接触，接触后不战斗，战斗时不伤亡”的原则。

　　在那些和蒋委员长苦苦周旋的日子里，杨虎城痛苦地思考着自己的出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再有1年多，他眼里的花花公子张学良会到西安和他一起合作。一个背着父仇家恨想抗日，一个寻找出路想抗日，这样的两个人相遇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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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悦之。蒋介石与杨虎城部关系述论[J].史学月刊。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