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设“食药警察”让“闹肚子报警”可行

大参考

设“食药警察”是有意义的尝试

设“食药警察”让“闹肚子报警”可行

王传涛

　　3月28日，在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和公安部的联合发布会上，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敬锋称：国家将专设“食品药品违法侦查局”，以加强打击食品药品犯罪的力量。国家层面成立一个专门的“食药警察”机构已酝酿了一年，国务院还为此制定了相关文件；目前，公安部、食药总局等部门正在协调中。（3月30日《北京青年报》）

　　即便在食品安全总成问题的当下，“食药警察”的设立也容易招来许多非议。一是，“食品药品违法侦查局”和“食药警察”的设立意味着增设部门和公职人员，也意味着公共行政成本的增多，那么，食品安全的治理效果会不会与财政支出的增多成正比？二是，当下食品安全管理和监督本来就是“五龙治水”，工商、食品药品监督、农业、畜牧等诸多部门是剪不断、理还乱，再来一个“食药警察”，是不是更乱？

　　对以上这些担忧，笔者并非完全认同。首先，“食药警察”在西方许多国家已经设立，是有经验可寻的。比如在食品最为安全、最让人放心的德国，就有专门的“食品警察”，如果一位百姓吃坏了肚子，完全可以报警，然后，由“食品警察”到其家中对可疑食品进行取样，及时送到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及最终给出答复。虽然说“吃坏肚子可以报警”有些小题大做，但对于当下我国食品安全现状而言，这事是完全可以有的。

　　二是，北京和武汉等地早已有了“食药警察”，而且成绩显著。以北京为例，自2011年7月至2013年底北京“食药警察”参与破获食品、药品类犯罪案件5000余起，抓获涉案嫌疑人2000余名，打掉犯罪团伙570多个，捣毁窝点1400多个，缴获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折合人民币近6亿元。如此之大的“成绩”，自然会不法分子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本质的问题是，“食药警察”的设立将食品药品的监管由行政层面上升到了司法层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国在1995年便出台了《食品安全法》，2009年，这部法律被修订。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趋势。2010年9月份，最高人民法院等4部门通知要求，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分子“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但是，在我国却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绝大部分只是行政管理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而每一起地沟油大案的破获，似乎都是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的成果。由此来看，“食药警察”的设立也是一种需要。

　　唯一的难题是，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行政管理与司法监督如何更好的进行融合和沟通？客观来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农业局和畜牧局的管理，都基本上是自管一方，再出现一个“食药警察”，难免也会有职权上的交集。对此，中央当要有更完善的顶层设计，而地方也应该让行政和司法分开，并进行一些大胆有意义的尝试。

　　食品安全大于天，只要对构建食品安全体系有帮助，我们都可以拿来尝试。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用了“三个最”来构建舌尖上的安全：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而要做到这“三个最”，就不只是需要各级官员在情绪和措辞上“发狠”，更需要在司法层面“发狠”——只有谋求建立一个能够让社会良心自然发酵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舌尖上的安全才不会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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