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英国殖民下的香港是什么样的？

lameihua

　　前两天写了篇港人祭拜英国女王的文 浪子：从罗家英悼念英国女王谈港人的奴才心态 ，引发了强烈反响，今天跟大家聊下英国殖民下的香港。

　　香港位于广东省珠江口东南，由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组成，面积约1066平方公里，清朝时归广东省新安县管辖。

　　1839年，被道光皇帝委任为“禁烟大使”的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开始集中销毁鸦片。从6月3日至25日，共历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

　　这么大数量的鸦片是一个什么概念？我国《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可能会判处死刑。”

　　简单算一下，放在现在，毒贩们可以被拉出去突突118万次。

　　紧接着，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6月，英国舰船40余艘共载士兵4000人从印度出发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了。

　　1842年8月29日，英国同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共13条，其中第3条规定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曾经自命不凡的清朝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没想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8年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56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英国偏偏在这个时候趁火打劫，蛮横地提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要求租借“新界”100年。

　　所谓“新界”，是指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占了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2%。

　　这样看来，英国是打算蚕食整个香港了。但此时，慈禧当家的清政府已经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面对英国的威逼恐吓，慈禧再也没有与十一国同时宣战的勇气，她在朝会上和群臣商议，决定答应英国提出的无理要求。

　　这时，李鸿章站了出来，大声疾呼：“太后，不能签啊，不能签啊！”

　　面对李鸿章的极力反对，慈禧改变了主意，决定派李鸿章去和英国人谈判。

　　1898年的谈判桌上，英国代表根本没把李鸿章这些清朝代表放到眼里。他自恃国力强大，可以说是毫不客气，逐字逐句地念出英方的条件。

　　当英国代表说到要租借香港100年时，李鸿章拍着桌子拒绝：“不行，这个绝对不行！”

　　这可把两边的谈判代表都吓了一跳，李鸿章的陪同官员们偷偷提醒他不要激怒英方。

　　李鸿章并没有理会，而是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你方提出的赔款可以给，香港也可以租借，但不能是100年，最多99年！”

　　英国代表不干了，当场宣布暂停谈判。

　　第二轮谈判，英国继续坚持100年的租借期，但李鸿章死死顶住99年不松劲，并表示不然他至死都不会在合约上签字。

　　谈判出现了僵局，随后在他的强烈反对下，谈判中止了。

　　英国见李鸿章丝毫不肯妥协，只好进行内部磋商，最终同意租借香港99年。1989年的《香港条约》就此达成。

　　您可能会问，都是丧权辱国，99年和100年有区别吗？当时也是没人理解，李鸿章为什么要力争减下一年。

　　原来，李鸿章是做过功课的。西方列强制定的国际法早有规定：一旦租借一个地方满100年，就可将该地区视为租借方所有。这一条款在当时的清朝鲜为人知，但李鸿章发现了。

　　谈判前，他把西方相关的条例全部拿来仔细研究。谈判桌上，他只能以这种无奈的方式坚守底线。

　　英国占领香港最初的目的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了商业贸易和经济利益。在鸦片战争后抢夺中国土地时，英国在更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舟山群岛和更具商业价值的香港之间选择了后者。

　　正因为此，加之英国人认识到香港与内地在种族和文化上融为一体，难以殖民，于是英国政府抱着“借来的地方”的临时心态，对香港基本上采取“统而不治”的政策，让英国人捞取更多的利益。

　　这一时期香港处于一个港督的高度集权的时期，香港市民则完全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港督受制于英国的殖民地大臣，同时又代表英国对香港进行管治，拥有最高权力，集立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兼任立法、行政两局主席。立法局和行政局只是港督的咨询机构，港督拥有紧急立法权和解散立法局、任命法官的权力，在港督与行政局议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港督可以否决行政局议员的意见。

　　显而易见，这段时期的港英政治具有强烈的专制主义色彩，可这样的制度竟然能在香港维持100多年而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如同一块“早期帝国政治的活化石”。

　　1925年的“五卅惨案”之后，爆发了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导致1O万罢工工人离开香港返回广州，对香港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使港英当局不得不承认没有华人的合作难以维持殖民统治，于是1926年港英政府委任华商周寿臣为第一位华人议政局成员，由此开了华人进入行政局的先河。

　　随着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港英政制也进行过一些改革，比如1946年胎死腹中的“杨慕琦计划”。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始终没有实质上的政治改革，最多只是在局部上进行了某些修补。

　　在殖民主义的早期统治中，英国制定了歧视华人的法律。1843年，港英政府实施宵禁，以“盗贼横行为由”限制华人夜间行走。强令华人夜晚行走时，必须“手持灯笼，以便识别”。这一宵禁直到1897年才被废除。另外还规定，华人不准与英人共用马场看台及其他一些公共设施。

　　鲁迅先生曾发表文章称，“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上，有这样两条琐事：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

　　在港英时期，香港虽然被誉为王冠上的明珠，但香港同胞并没有地位。即使港人划归英籍，拿的也是二等公民的护照：BDTC（英国属土公民护照），BNO（英国海外公民护照）。持有这类护照的人，不能享有英国国民的种种权利。

　　沧海桑田，改天换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毛主席就发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言论，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任何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让英国对香港这块殖民地开始忧虑起来。

　　但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以及当时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中西方交流窗口的作用，中英两国“默契”地选择了维持现状。

　　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以大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收复港澳台的解决方案。香港回归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中英两国政府进行了为期数年的谈判“拉锯战”。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到北京与总设计师邓小平讨论香港问题。两人的“正面交锋”充满了火药味。

　　寒暄刚过，撒切尔夫人就直切主题，以强硬姿态表示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个英国的底线。

　　邓小平回答得毫不含糊，他对撒切尔说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里，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香港冉冉升起。

　　香港的问题走到今天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香港人口主体已变成当初那些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他们生在香港长在香港，不再有父辈那一代的过客心态，而是更加认同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香港市民便寄希望于政治参与来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而香港的教育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便割断了与内地的联系，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教育体系。对“祖国”“民族”的模糊化处理让新生的一代对内地基本上不了解，更谈不上认同，意识形态的隔阂、西方势力的歪曲宣传，让年轻人们更加仇视与误解大陆，并因此而巩固了对香港的认同。

　　等这一代人逐渐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就会自然而然地把香港的事情和问题单独加以考虑，在政治民主问题上，他们只考虑和要求香港的民主，简单粗暴的将大陆形容为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最终演变为假“民主”之名行暴乱之实。

　　如丧考妣的港星，你家女王什么时候让你做过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