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财主：他们以为，自己在拯救国家……

lameihua

　　克留奇科夫这个人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应该都极为陌生。

　　但是，他却与中国很多人所崇拜的普京，有着莫大的关系。

　　因为，1991年之前普京在克格勃任职的那段时间里，他的顶级上司就是克留奇科夫，因为，此时的克留奇科夫，正在任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的主席，一把手。

　　不仅如此，2000年的时候，普京出任苏联解体后的第二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第一任），在其就职仪式上，特意邀请了克留奇科夫参加——尽管，此时的克留奇科夫，是刚刚出狱6年的“刑满释放人员”，而且还顶着“叛国罪”的名头，但毕竟曾当过普京的老领导。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24年出生于俄罗斯的察里津，他出生第二年，察里津被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而克留奇科夫也变成了苏联儿童。

　　克留奇科夫的父母，都是斯大林格勒工厂的工人，童年的克留奇科夫，就在工厂长大，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毕竟，在当时的苏联，从法律上来说，工人阶级可是地位最高的人群，由国家发工资，还可以对其他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谁不想当个人上人呢？

　　中学毕业之后，克留奇科夫如愿以偿，进入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成为一名装卸工。当他发现，原来光荣的装卸工人，主要任务是干重活的时候，他可不愿意干这个，于是，他提出申请并经过培训，成功转为一名干活相对更轻松的画线工人。

　　克留奇科夫在工厂里画了两年线，苏德战争爆发了。

　　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苏联红军一溃千里，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仅仅用一年时间，就打到了伏尔加河畔，来到了斯大林格勒。

　　是的，接下来，大家都知道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此打响，城市变为战场，并成为了苏德双方军队和平民的绞肉机。

　　此时，斯大林格勒的年轻工人克留奇科夫，又去了哪里了呢？

　　他没有参军，没有保护斯大林格勒，而是因为画线工作的重要性，跟随着迁往乌拉尔山区的工厂而离开了这个城市，幸运地躲过了军队的征召，躲过了斯大林格勒绞肉机的洗礼。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后，克留奇科夫才再度回到这座城市工作。

　　在明白了党组织的重要性之后，1944年，克留奇科夫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由于善于钻营，再加上原来大批的苏联党员战死，到1945年，他已经开始担任斯大林格勒市巴里卡德区的共青团书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工人的身份很光荣，但克留奇科夫却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他刻苦自学5年，最终获得了“全苏法律函授学院”的文凭，凭着这张文凭，他脱离了工人的身份，于1950年进入斯大林格勒市检察院工作。

　　学习有这么大的好处，克留奇科夫的学习劲头当然更进一步。在检察院的一年之内，他通过刻苦自学外语，考上了苏联外交学院——这对一个原本的普通工人来说，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外交学院毕业之后，又有基层工厂经验又懂外语的克留奇科夫，于1954年下半年进入苏联外交部欧洲司，1955年，他被派往匈牙利，担任大使馆秘书。

　　在匈牙利，克留奇科夫遇到了自己人生的贵人——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

　　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中，克留奇科夫帮助安德罗波夫处理苏联军队与匈牙利政府的关系，给安氏留下深刻印象，他评价克氏沉稳内敛、能力突出，是个人才。

　　“匈牙利事件”结束后，安德罗波夫因为表现出色，受到苏共中央的嘉奖，没过几年，又顺利进入了苏共中央，而克留奇科夫则一路跟随。

　　196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主席，他立即就把克留奇科夫调到自己身边，任命为主席助理。

　　1974年，克留奇科夫被任命为克格勃“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也就是俗称的“第一局局长”，该部门是整个苏联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其局长也通常被视为未来克格勃主席的人选。

　　从1974年到1988年，克留奇科夫在第一局局长的位子上，干了十几年，历经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

　　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Zong书记后，时任克格勃主席是切布里科夫，但此人对戈氏所倡导的“改革新思维”很不感冒，曾直言不讳地批判：“什么改革？这就是西方要毁掉苏联的把戏。”

　　1988年，羽翼渐丰的戈尔巴乔夫，将不听话的切布里科夫撤掉，让比较听话的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并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长着一张扑克脸，不苟言笑的克留奇科夫心思缜密，意志坚强，对上司忠心耿耿，这样的好干部，来从事苏联的情报和保密工作，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克留奇科夫上任前后的克格勃，可谓是苏联最庞大的机构。

　　这一机构，拥有近50万名工作人员，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20余万克格勃边防军）、掌握党和政府的通讯（6万通讯部队）、掌管了苏联领导层的保卫、休憩、日常消费，并负责运行战时指挥场所，既是苏联对外搜集情报、对敌国进行颠覆破坏的手臂，也是监视国内的一切不稳定因素的眼睛。

　　克格勃一年有高达35亿卢布的预算，而且开支不受任何外部监督。在它之上，只有政治局和Zong书记，而当政治局随着戈尔巴乔夫主导改革的深入，越来越被架空之时，它就更是一人之下了。与其说它是一个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国中之国，更为确切。

　　比起苏联军方、外交部、军工复合体等独霸一方的势力，克格勃拥有一个它们都没有的独门优势——信息。尽管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克格勃实际可以以“革命”和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国内一切人、一切机构进行窃听和监视，并可以伸出触角，从世界各处的茅屋和官邸中搜集情报。

　　因此，克格勃首脑就仿佛是一只安坐巨网中央的蜘蛛，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他这里汇集，并由其取舍、加工后送给Zong书记等情报消费者。这一权力看似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是惊人的。比如，当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视各自的部门为禁脔，并对他人的领域一无所知时，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却可以凭借掌管信息管道的优势，对国防和外交都有发言权，并由此进入到苏联权力核心。

　　克格勃这一巨兽实际上被赋予了以镇压“反革命”为名，任意行事的权力，而谁是“反革命”又可以由其自己认定，因此这一权力根本不是寻常情报机关可以望其项背的；同时，它除了掌握高层要情通报渠道外，还垄断了对官方通讯和从保卫部队到大厨等一干高层“身边人”的管理，因此一旦气候允许，看似恭顺的“仆人”可以封锁甚至反噬自己的主人。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也只不过是克格勃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被派往东德，主要工作是收集西德的经济情报。

　　由于克格勃强大如斯，戈尔巴乔夫甚为倚重克留奇科夫，并将克格勃视为他改革的支柱。他认为，克格勃不仅可以为他的改革提供必要的铁腕支持，也可以通过经济和工业情报的搜集与窃取，为苏联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然而，戈尔巴乔夫想多了，因为克留奇科夫的思维，完全继承了安德罗波夫。

　　安氏一直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一刻都不能松懈。他甚至坚持认为，美国的里根当局，会对苏联发起突然的全面核袭击，所以他将搜集该方面情报，列为最优先事项，并为此举行代号为“瑞安”（俄语“核导弹袭击”首字母的缩写）的全球性行动。

　　尽管当时驻在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普遍对这一臆测并不相信，也没有什么类似的确切情报，但架不住最顶级决策层相信，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许多情报官员，不得不根据上级制定的情报搜集范围，揣摩上层喜好来搜集甚至编造相关情报。

　　是的，没有情报，编造情报也要上啊！

　　不然，谁会赏识你呢？还要不要升迁了？

　　要知道，克留奇科夫担任了15年对外情报局局长，他是安德罗波夫思维的第一执行人，在他的布置之下，大量真真假假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情报都汇集到他这里，然后，再由他转给安德罗波夫。在这一系列带倾向性的真真假假情报影响之下，安德罗波夫直到死前，仍然相信里根政府会对苏联发动核袭击。

　　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毫不客气地将此类情报解读，描述为“偏执狂式的”。

　　安氏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深深地刻在了克留奇科夫的脑子里。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前，英美当局多次向苏联表示，并没有核打击选项，但克留奇科夫却并不相信，他坚持安氏的思维，认为即便没有核打击，那么美国也一定是在想办法摧毁苏联。

　　任何时候都要对帝国主义国家严防死守，决不能相信他们的任何东西。

　　克留奇科夫从自己的立场和爱憎出发，利用对情报的垄断，大大缩小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高层的视野——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戈尔巴乔夫等人生活在某种“信息茧房”中。

　　注意，这一过程中，克氏并不需要制造什么假情报，只需要通过对情报原材料进行取舍，即“告诉部分真相”，理论上说，就能如提线木偶一般，操纵情报消费者的判断。

　　尽管如此，因为自身拙劣而守旧的思维模式，克留奇科夫都还多次玩砸了。

　　比方说，上任之后没多久，克留奇科夫就弄出个大消息，他向苏共中央举报：

　　苏联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叛国！

　　原因呢？

　　1986年到1988年两年时间里，苏联国内有影响的报刊如《星火报》、《真理报》等，其掌门人都被雅科夫列夫换成支持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人，而且雅氏在苏联掀起了文学和媒体的解禁热，著名的《日瓦戈医生》就是在这一时期被解禁的。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占领，让老百姓随便阅读各种媒体，这不是叛国么？

　　不仅如此，这位苏联的宣传部长，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了20种西方国家的报刊杂志供大家阅读，让西方的思想从此长驱直入进入苏联，这难道不是叛国么？

　　不仅如此，30多年前，这位雅科夫列夫，曾经参加过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学生交流活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被发展为美国间谍了，此后任加拿大大使的10年间，他一直与美国暗中勾结，这不是叛国么？

　　在没有更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克留奇科夫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雅科夫列夫对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表示过喜悦，所以他必然是间谍。事实上，雅科夫列夫作为海军步兵参加了苏德战争，并为此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相比之下，克留奇科夫则可疑地多次凑巧躲过战争，一直在后方做党务工作，从未上过战场。

　　这些没有真凭实据的鬼话，戈尔巴乔夫自然不会相信，他笑着说，不知道雅科夫列夫居然还留了一条哥伦比亚的尾巴。

　　与斯大林时代的克格勃相比，安德罗波夫到克留奇科夫时代的克格勃，已经蜕变为一个官僚气息极为浓厚的组织，一位负责政治情报的军官承认：“为了取悦上级，我们弄虚作假，呈送假情报，并依照‘把什么都推到美国人的头上就万事大吉’的原则行事。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而是自我欺骗！”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苏联体制具有自杀性，三四十年代的“大特工”是成长于西方或者十月革命前的环境，对西方社会很熟悉，在被渗透对象中活动起来如鱼得水；而苏联末期的克格勃特工，成长于封闭体制，只能通过课本来认识外部世界。

　　而且和美国中情局不同，克格勃实行严格的军衔制，等级森严的官僚制进一步阻绝了上层不想听到的信息，使上层对大势更加闭目塞听。

　　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下，苏联兴起学习现代管理的热潮。然而，在时刻紧绷“斗争哲学”这根弦的克留奇科夫看来，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苏联制定的培训代理人计划啊！

　　因为过于注重重军事工业生产，导致苏联的粮食需要大量进口，1990年12月，克留奇科夫无端地猜测，西方出口给苏联的粮食中做了手脚：“提供不卫生、甚至是被污染了的谷物和带有超过平均放射指数或有害物质的产品”。苏联对进口粮食进行了详细检查，结果证明，克留奇科夫纯粹是胡说八道。

　　……

　　短短的几年间，多起类似事件的发生，让克留奇科夫本人，慢慢地变成了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高层的笑柄，这深深刺痛了克氏的“爱国心”，并让克氏引以为恨，他开始对戈氏及苏共几乎所有高层进行监听。

　　面对苏联后期的全面危机，克留奇科夫一再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通过对社会恢复强力管制来挽救苏联，但戈氏多次拒绝这种提议。

　　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同意了新的共和国联盟条约，将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下放到各个共和国，并计划在克里米亚度假回来以后，在8月20日签署该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前脚刚离开莫斯科去度假，克留奇科夫就与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在克格勃疗养院密谋，计划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抢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发动政变。

　　因为监听了几乎所有苏共最高领导人，克留奇科夫非常清楚每个人的思维模式和政治倾向。为了壮大政变的声势，克氏还拉上了苏联当时的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工业企业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以及克氏心腹手下、负责领导人安全保卫工作的克格勃警卫局长普列汉诺夫……

　　克留奇科夫主持政变会议，他说，克格勃得到消息，有人要发动武装起义，这些人打算包围首都战略要地，其中包括电视台总部、火车站和议员们居住的饭店；克氏还恐吓与会官员，说发现了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列有与会绝大多数人员在内的政府官员的名字，这些政府官员和家人都将会被处决。

　　普列汉诺夫，附和克氏的说法，说自己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同样的情况，问题的确很严重。

　　然后，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出面，说戈尔巴乔夫总统病势严重，“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中风”。

　　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告成立，委员会由8位前述参与政变会议的高级官员组成。

　　紧急状态委员会紧急下令印刷了30万份逮捕证，命令一家工厂提供25万副手铐。

　　克留奇科夫还将所有休假的克格勃人员召回，使他们处于待命状态，监狱腾出了两座楼的囚室，准备收容重要的政治囚犯。

　　是的，更强力的管制和逮捕，把苏联变成一座大监狱，这就是克留奇科夫的“救国之道”。

　　震惊世界的“8.19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8月18日，在克留奇科夫的安排下，亚佐夫、普列汉洛夫、博尔金、舍宁、瓦连尼科夫等人，乘坐专机来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的别墅内，要求戈氏立即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但遭到戈氏拒绝，随后这些人软禁戈氏并要求其辞职，戈氏依然坚决拒绝。

　　8月19日凌晨6时，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正式宣布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命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半个小时后，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三人，联名签署《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个别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成员由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巴克拉诺夫、普戈、塔罗杜布采夫、季贾科夫共8人组成。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宣言和对此次事变的正式解释，称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

　　中午11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第1号决定，要求各级政权机关确保无条件实行紧急状态，立即解散非法机构与武装，禁止游行、集会、示威和罢工，并提出使经济形势正常化的一些措施。

　　虽然戈氏被软禁，但当时尚是自由身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却在莫斯科拥有大量支持者。

　　得知政变的他，11时46分，在俄罗斯议会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他要求，立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号召在俄罗斯全境内进行无限期罢工。

　　在叶利钦及其他俄罗斯领导人的号召下，俄罗斯的议会大厦，很快形成了对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中心，而奉命包围俄罗斯总统办公室的苏军坦克、装甲师和空降部队官兵们，面对混乱的上级消息，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随着时间流逝，包围俄罗斯总统办公室的军队，开始倒向叶利钦一派。

　　中午13时，叶利钦走出大楼与支持者见面，他登上封锁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塔曼师110号坦克发表讲话，随后，叶利钦签署了第59号总统令，宣布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的一切决议和命令，在俄罗斯境内无效。

　　政变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质疑。

　　17时46分，亚纳耶夫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表示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心“采取最果断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在谈到戈尔巴乔夫时，他声称戈氏“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现在正在克里米亚休息和治疗”。

　　在“紧急状态”的第一天里，一切似乎按计划进行，除俄罗斯联邦外，其他大部分加盟共和国保持相对平静，乌克兰、哈萨克、亚美尼亚、立陶宛、格鲁吉亚等共和国领导人，都对事件表了态，虽口径不一，但一般都要求共和国居民保持平静、克制、谨慎，不与军队对抗。

　　819事件爆发，正在缅因州休假的美国总统布什，在睡梦中被叫醒，从情报部门口中了解到，苏联军队和克格勃几乎没有什么调动和部署之后，美国联合英、法、德、意、日、澳等西方国家，统一口径，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大加谴责，对叶利钦的讲话表示同情。

　　8月20日，随着军队倒戈和政变合法性遭到质疑，5万名游行者聚集到了俄罗斯议会大厦，中午13时36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会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以及政府总理西拉耶夫等人，对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如下要求：

　　24小时内见到戈尔巴乔夫；

　　取消对俄罗斯所有舆论工具活动的限制；

　　停止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实行紧急状态；

　　将军队撤回原驻地；

　　解散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撤销其所有命令和决定；

　　……

　　加盟共和国也纷纷开始倒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声明，宣布紧急状态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没有苏联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参加下制定出公开违法的文件，他希望听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意见。

　　叶利钦进一步声明，他将接管俄罗斯境内的武装部队，并宣布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8月18日以后所发布的命令无效；然后继续发布命令，部署在俄罗斯境内的苏联军队和克格勃军队原地待命，所有离开原驻地的部队必须立即返回。

　　叶利钦还先后与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梅杰通电话，寻求国际支持。

　　关键时刻，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公开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支持叶利钦。

　　8月21日，越来越多的军队倒戈，驻守在莫斯科周围的军队指挥官拒绝出动，连克格勃的直属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也拒绝执行克氏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命令，大多数军队，都倒向了叶利钦，叶利钦也顺势宣布，他已经控制了在俄罗斯的武装力量。

　　形势急转直下。

　　下午16时，连苏联国防部也开始倒戈，决定让军队撤回原驻地。

　　下午17时，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

　　立即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立即释放戈尔巴乔夫；

　　在全国解除紧急状态。

　　当会议获悉，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人将去克里米亚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后，决定派遣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总理西拉耶夫同去克里米亚，会见戈尔巴乔夫，随行带有议员、医疗专家、苏联记者、法国公使等人，还有36名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民警。

　　克留奇科夫，彻底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戈尔巴乔夫重获自由，晚上21时，戈氏发表声明，宣布自己已再度完全控制局势。

　　8月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鲁茨科伊等人乘坐的飞机，抵达莫斯科。

　　接下来，逮捕工作也同步开始。

　　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等人先后被捕，因高血压正接受治疗的帕夫洛夫被就地监护，而内务部长普戈，在被逮捕之前开枪自杀，巴克拉诺夫、博尔金、瓦连尼科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舍宁等人，也都被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

　　“819政变”，最终以戈尔巴乔夫拒绝赋予政变者合法性、叶利钦大出风头、政变者束手就擒的喜剧结果告终，而政变密谋计划逮捕的7000名改革者，无一人被捕，政变从发动到失败，仅4天时间。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被捕后，谈到自己为何参与政变：

　　“您想想，克格勃部队、克格勃本身，还有苏军部队联合在一起，还有谁可以打得过他们呢？”

　　“现在一切很清楚。我竟是这样一个老白痴，我真正是活够了。”

　　主导819政变的克留奇科夫，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群苏维埃体制培养的官僚，既不了解手下，也不了解人民，更不了解政变——当克氏命令，对叶利钦发动“总攻”的时间到来之时，事实上没有一只军队发动任何进攻。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威廉-奥多姆，就曾不屑地指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足够的个人力量和头脑，（完成）监禁数十万人、处决其中的很多人并迫使其余的人劳动改造所需要的性格。”

　　“819事件”后，克格勃彻底名声扫地，在全苏联成为反动势力的象征，连带着苏联共产党也被拖下了水，全苏联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反共浪潮。

　　1991年8月23日，根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的命令，苏共中央大楼也被查封，当日18时30分，苏共中央大楼正面的党旗，被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代替；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苏共财产交苏维埃保管；

　　随后，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苏共和俄共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均为俄罗斯国家所有；

　　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终止苏共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随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终止、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苏共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自杀，大批的苏共党员干部加入失业大军。

　　短短几天，具有93年历史、执政70多年、尚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

　　按照克留奇科夫们的说法，819政变的本意，是想挽救苏联，没想到的是，正是他们自己，将苏联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1991年9月6日，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

　　12月3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律，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这项法律，正式废除了苏联克格勃；

　　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

　　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11个原苏联共和国的领导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行会晤，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声明这些共和国准备以“平等的创建国”，参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停止存在”；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讲话结束后，他将能发射2.7万个核弹头的“核按钮”（一个装有发射苏联核武器密码的1.5公斤的黑色公事包）郑重地通过“独联体”武装力量临时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苏联在法理上已不复存在；

　　1991年12月26日，原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

　　最后，还是来说说克留奇科夫这个人。

　　从政变一开始，就想着逮捕30万人、将25万人铐上手铐并送进监狱的克留奇科夫，其本人被铐上手铐之后，才体会到权利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愤怒地抱怨：

　　“（盘问时）没有律师参与，这是对诉讼法律最粗暴的破坏。”

　　“第一次受审，完全是一种反常事件，它刺伤我的心灵，侮辱我的人格和尊严，简直不把我当人看，破坏了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压力逼迫你弯腰屈服，使你陷入虚弱无力的状态。”

　　克留奇科夫似乎忘记了，克格勃根据他的指令，对苏联人民代表、苏联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活动家进行监视和窃听时，当克格勃抓人并进行审讯、乃至处决他人的时候——

　　什么时候考虑过法律和律师？

　　什么时候考虑过那些被他们抓捕的人的心灵、人格和尊严？

　　担任克格勃主席期间，克留奇科夫忠实贯彻“怀疑一切”的格言，对同为政变领导人的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等人同样进行窃听，并要求全部向他本人汇报。

　　实际上，当上克格勃主席之后的2年多时间里，克留奇科夫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就是在偷听时任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的窃听录音。

　　如此猥琐下作并脱离现实社会的一个人，却幻想着发动政变，控制苏联人民，然后还把自己的所有行为，披上一个“拯救国家”的动听口号——人类历史上，可曾出现过一个天天窃听他人讲话的告密者，拯救了国家的例子么？

　　819政变，大大催化了苏联的离心趋势，本来不大情愿脱离联盟的中亚共和国，都被克格勃无法无天的举动，吓得站到了独立一边。

　　主导了一场声势浩大而又拙劣的政变之后，克留奇科夫，没有像内务部长普戈那样，为政变失败负责而自杀，也没有像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因苏联解体上吊自杀）那样，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殉身，而是苟活了下来，和其他政变参与者一样，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和审判。

　　在审判过程中，他对“没有律师参与”耿耿于怀，还声称审讯破坏了他“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为了减轻检察长对他的罪行指责，他竟然恬不知耻地宣称：

　　“我们不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看到有人流血死亡。”

　　入狱还不到3年，到了1994年2月，“819事件”当事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国家杜马决定，赦免并释放克留奇科夫等人。

　　获释后的克留奇科夫，开始撰写回忆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身处安全之地的他，十分坚定地表示，“对于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作为身负国家安全使命的特工人员，他为保全苏联而尽心竭力，他自己唯一的遗憾：

　　“不是参加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是未能阻止苏联的解体”。

　　2007年，克留奇科夫去世，终年83岁。

　　情报界同行，一改当年谴责他违背职责、给克格勃组织带来耻辱的立场，评价他是：

　　“为祖国舍己忘身的榜样，……，是一个享有威望的领导者和正直、敏锐、富有同情心的人”。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俄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甚至认为：

　　“（克留奇科夫）没有让俄罗斯流一滴血，没有让坦克车开到街上，是真正的民主人士”。

　　历史，果然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