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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是如何度过经济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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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29 20:43: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伯陵说: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1

  最近,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表的文章流出,引起全网的议论。

  任正非在文章里说:

  “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全球经济会持续衰退,全世界的经济在三到五年内都不可能好转,加上疫情影响,全球应该没有一个地区是亮点。”

  虽然任正非每年都说困难时期到了,但今年的用词格外严肃,再加上半年来大家对经济衰退的感受,这篇文章就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危机真的来了。

  这是个老掉牙的词,别说美国大萧条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了,就从改革开放算起,我国也经历过至少4次经济危机。

  但有个问题是,现在35岁以下的人,要么没有真正经历过经济危机,要么因为年纪小,对经济危机的感受不深。

  那我们今天的文章,就来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经济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是怎么解决的。

  2

  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经过20余年的敌视,开始走向缓和。

  在国际关系上,中国从美苏夹缝中求生存,向“联美抗苏”转型,而在经济上,经周总理提出、毛主席同意的“四三方案”开始上马。

  关于“四三方案”,我们在《中国工业三十年》里说过,即投资43亿美元,引进欧美国家的轻工业体系,包括化纤、石化、化肥等26个项目,从1972年开始兴建,最迟到1983年建成投产,改变了我国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

  后来中国经济腾飞,“四三方案”是有大功的。

  但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四三方案”改变了中国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却也消耗了大量的财政积累。

  在1974年,引进项目的计划仅仅执行了2年,中国就背上100亿人民币的财政赤字,而那时候全国财政收入也只有800亿。

  沉重的财政压力,成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了继任的华主席。

  新领导人执政,本应该以静为主,让引进的轻工业项目安稳落地,然而新领导人求治心切,推出更大规模的“八二方案”,原计划投资65亿美元继续引进项目,到1978年的时候,经过报项目和下指标,投资计划扩大到180亿美元。

  同年,政府各部门就和外国签订了22个项目的合同,价值78亿美元,其中一半是年底最后10天签订的。

  第二年,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都对中国的投资感兴趣。

  法国总统说:“听说你们要搞大项目,我们很愿意做贡献,给我们10个项目行不行?”联邦德国的州长说:“如果需要贷款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提供50亿美元。”

  看起来前景很美好,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制定了庞大的引进计划,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

  以1978年为例,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78亿美元,财政收入1100亿左右,而赤字已经攀升到近300亿。

  所以“八二方案”的引进计划,注定是失败的,当时的人称为“洋跃进”,研究中国的费正清也看的很明白,评价说中国的目标不切实际,签订的合同肯定要取消,上马的项目肯定要烂尾。

  总而言之,后续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已经花了的钱就白花了,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

  而且由于建国以来的“高积累低消费”,导致城市和农村的生活都很苦,1978年12月以后,政府开始提供大量的福利和补贴,包括给职工发放奖金、改善职工住房环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贫困地区免税等等。

  这些福利补贴发下去,让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恶化。

  政府没钱了,但该管的事情还得管。

  那时的财政制度是,中央政府向全国统一收税,然后再向各级分配资金,现在中央政府没钱了,那么向各级分配资金的时候,自然是捉襟见肘。

  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四三方案”引进的轻工项目,人民公社可以购买化肥和拖拉机了,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程度,也增加了人民公社的生产成本。

  但根据统购统销的原则,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极低,这么一来一去,公社搞农业基本就没什么利润,甚至要赔本。

  中央财政没钱,地方公社没钱,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解决这次经济危机,便有了我们熟悉的改革开放。

  因为当时几乎全部国民资产,都归国有和集体所有,那么当国家负担不起全部国民资产的时候,国家就把负担不起的那部分,分割到体制外,让他们自谋生路。

  于是小岗村农民私下包产到户以后,经过几年的争论,国家正式发文承认,允许农民承包土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不用和以前一样,低价卖给国家了。

  于是就有了没工作的千万回城知青,在大街小巷摆摊做小买卖。

  于是就有了城市市民开店做个体户,只要不违法犯法,给国家交税,卖什么东西国家都不管。

  于是就有了艺高人胆大的厂长、老师傅们,承包效益不好的工厂,甚至有人在全国各大城市承包工厂,准备搞成“承包托拉斯。”

  短期来看,改革的效果很不错,短短几年时间,粮食产量从6000亿斤增长到8500亿斤,数千万没有工作的人有了自己的饭碗。

  但也不是没有代价。

  农民从体制内出来便成了自耕农,不管赔钱还是挣钱都得自负盈亏,不能依靠国家了,逐渐成为边缘化的群体,而在城市,承包工厂成为私有化的起点。

  用温铁军老师的话说,这是甩包袱。

  经过甩包袱,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减小,体制外解放了生产力,不管以后如何,起码这次经济危机是度过了。

  3

  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即属于国家计划分配内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定价,不在国家计划分配内的,实行市场调节。国家订购合同内的粮食,由国家定价,订购合同外的粮食,根据市场行情定价。

  一般来说,国家计划内的价格较低,市场价格极高。

  于是呢,价格双轨制,直接在80年代造出一个“倒爷”群体。

  他们通过后门关系,拿到政府的批条,用极低的价格买到国家定价的物资,然后拿到市场上,以市场价格高价卖出。而且越到后来越离谱,有些物资都不用出仓库,倒爷们直接倒卖批条,导致物资的价格能翻十几倍。

  南京有个更夸张的事,一批钢材原地不动,被倒爷们卖了129次。

  实在太离谱了,以至于当时流传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这些倒爷们囤积居奇,导致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催生了巨大的泡沫,而八十年代的各地政府大规模投资,又间接引起消费品的价格飞涨。

  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时中国很多地方的工业体系不完整,不能供应足够的物资。

  于是呢,投资和倒卖引起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又吸引人们抢购物资,而物资不足反过来又催化了投资和倒卖。

  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

  1988年初,中央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决定放开价格管制,进行“物价闯关。”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政策刚发布出来,全国的物价开始飙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肉类食品的价格涨了70%,零售商品涨了30%—50%,物价犹如脱缰野马,根本控制不住。

  在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各大城市的市民害怕货币贬值,购买力降低,便到市场上抢购物资,粮、盐、布、肥皂、毛线、电风扇等等,见什么买什么。

  所有人都觉得,只要能买到东西,钱就算保住了,否则的话,以前可以买一袋面的钱,谁知道明天能不能买到俩馒头?

  而抢购进一步造成物资的不足,物资不足又推高商品价格……没完没了,和套娃似的。

  到了10月份,“物价闯关”实际上已经失败。

  据官方资料记载,1988年是自1950年以来物价涨幅最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一年,再加上各地错综复杂的三角债,全国陷入滞涨的经济危机,私企数量从20万家腰斩到9万家,政府投资项目大量下马,结果便是城市失业蔓延。

  所以从1989年起,中国经济开始百业萧条。

  国内经济萧条成这个样子,和东欧剧变的国际大气候结合在一起,便在那年引起了一场更大的危机。

  那几年可谓是诸事不顺,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都非常惨淡。

  因为某些不能说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经济危机是共识破灭造成的,那么要拯救危机,最重要的是重建共识。

  在经济方面,中央政府亲自出面搞大基建,带动了一系列下游产业。

  借北京亚运会的机会,中央政府投资25亿,建设了20多个大型体育设施,在这个过程中,有数十万人参与劳动,相当于提供了工作岗位,采购了大量的钢筋水泥等物资,给下游送去了利润。

  1990年4月,李总理宣布开发浦东,要在浦东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这项政策一经宣布,上海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大热门,由此开始30多年的辉煌岁月。

  中央政府在京沪两座大城市搞大基建,向全国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机会在这里,快来。”

  而在政治层面,1992年初的邓公南巡,彻底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成为全国的主流声音,同年召开的十四大,江同志在报告里宣布:

  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

  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写入党章,引进外资明确的说出来,这就是向外界传递信号,中国要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前走过的老路,绝不再回头。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曾经破灭的“经济建设”共识被重建,国内外都相信,赚钱不是罪过,政策不会再改变。

  于是呢,1992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各地政府开始投资开发区,导致开发区的数量从91年的117个,增加到93年的8700个。

  要建设开发区,就要供水、通电、修路,这数千个开发区加起来,需要的用工数量、钢筋水泥、机械设备,必然是天文数字,整个中国成了热火朝天的大工地。

  而通用、微软、摩托罗拉等外资也纷纷到中国投资办厂,并且得到“三免两减半”的优惠,也就是企业前三年免税,后两年减半征收,在政策的鼓励下,此后8年将有3200亿美元的外资进入中国。

  从此以后,中国对内解放生产力,对外吸引投资,重新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仅199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增长12%。

  可以说,重建共识和大基建,让中国度过这次经济危机。

  4

  当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以后,便和国际经济的大气候绑定起来,世界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1997年初,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开始攻击泰铢,直接造成泰铢暴跌,随后是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以及中国香港,一场影响深远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在蔓延亚洲的金融危机中,银行倒闭、家庭破产、企业关门的惨状比比皆是。

  而中国经过5年的高速增长,原本就出现了“工业品过剩”,库存积压的产品价值超过3万亿,再遇到整个东亚的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人们不敢消费,企业大量破产,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国企是中央政府的亲儿子,也是掌控国家经济的重要武器,在这种严峻的危机中,中央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国企。

  怎么保呢?

  其实和70年代末一样,还是甩包袱,只不过农民已经被甩掉了,这次要甩的是经济效益不高的国企工人。

  早在1991年,山东诸城市长陈光便决定,把归诸城市管理的272家企业,全部卖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让他们自负盈亏,政府只负责收税和监管。

  因为把包袱甩掉了,诸城市的财政亏损降低很多,基本可以正常运转了,而陈光也被人骂做“贱卖国有资产”,比日本人的三光政策都狠。

  不过陈光的做法,得到朱总理的重视。

  1996年,朱总理亲自视察诸城,认为陈光的做法不错,“诸城经验”可以肯定,随后中央政府便形成新的保护国企思路:

  “国企彻底从下游的市场消费领域退出,组建大型国有企业,垄断上游的能源、电信、电力、航空、银行、媒体等领域。”

  只要垄断上游的基础资源,国企便控制住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不怕民营资本翻了天,至于太复杂的下游消费市场,完全可以让给民营资本来做,反正民营资本机动灵活,让他们做还可以繁荣市场。

  那个率先“包产到户”的凤阳县,这次又做了“表率”,一年之内把数百家集体企业卖给私人经营,县政府一家都不留。

  这项国企改革思路,直接影响了此后20年的中国格局。

  这么做的好处是国企甩了包袱,控制国民经济的同时,还能躺赚巨额利润,但代价就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国家也承诺养活一辈子的3000万工人,被抛弃到市场上。

  虽然有些人下岗再就业了,但大部分人的后半生都非常惨。

  保护国企的方案确定下来,朱总理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扩大内需,这件事就是同样影响此后20年的房地产。

  因为在1998年,中国的国民储蓄总量已经达到5万亿,要促进消费搞活经济,就得让人们把存进银行的钱都花出去。

  而这么多的钱,日常消费品肯定是不能承载的,只有房子这种大件商品才行。

  于是在1998年7月,中央政府宣布停止福利分房制度,以后住房需要到市场上买,并且允许银行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的业务,最长贷款期限为20年,可分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方式。

  影响三代人的房地产就此出笼。

  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房价逐渐涨到掏空6个钱包,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肯定不是好事。

  但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要拍地吧,那么地方政府可以搞一波土地财政,提前让房价的40%的钱进入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可以用这些钱来建公园、修高速、补贴教育、分发福利等等。

  房地产商要建房子,就需要钢筋水泥等建材,炼钢需要煤炭、煤炭需要运输、运输需要加油和餐饮。房子卖出去以后,户主必须装修吧,那么装修就需要木材家具、电视空调等家电、窗帘被子等纺织品。

  而在房子周围,要有平坦的道路吧、要有路灯吧、要有小超市和小饭店吧、要有夜宵和煎饼摊吧。

  围绕一套房子,带动的是全国的产业链,提供的是全国的就业机会。

  所以近20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本质上就是房地产推动的。

  如果朱总理不释放房地产的内需,那时又没有领先的高科技产业,中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更大的可能是沦为美国的初级工厂,连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都摸不到。

  说这些不是给房地产张目,只是实事求是的回顾历史。

  搞定内需问题,中央政府要做的第三件事是扩大外贸。

  自从80年代起,中国就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一直谈到99年4月,朱总理访美,美国才承诺“坚定支持中国于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然而仅仅一个月后,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被轰炸。

  但那时中国的实力不足,没有翻脸的资格,选择了忍气吞声,稍作抗议之后,继续和美国谈判,到了11月份正式签署协议,得到美国的同意。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2001年11月。

  这个时间点,正是美国遭遇“911事件”出兵阿富汗的时候。

  为了打入中亚地区,美国需要安抚东方的中国,而中国在经济危机尚未结束的关口,也需要美国开放世界市场,通过外贸出口带动国内制造业。

  因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制造商品的成本便非常低,售价也很便宜,于是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

  总体来说,走出这次经济危机的过程,国企改革是保本,土地财政和中国制造是开源。

  也正是在房地产和外贸的驱动下,中国开始了21世纪的征程。

  5

  时间进入2008年,中国的危机仿佛十年前的重演。

  美国做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军力和美元时刻在搅动世界风云,于是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通过美元影响全世界。

  具体到中国,则是沿海地区的数百万家外贸企业,订单大量流失,整天人心惶惶,这些外贸企业下游的数千万家庭作坊,更是充满危机感。

  外贸这条腿,略有些瘸了。

  各大城市的房价也开始暴跌,到9月的时候,万科、碧桂园等大牌楼盘,房价都下跌85%以上,那些不知名的小楼盘更不用说了,记得我家邻居当时在市郊区买了一套房,房子盖了一半,老板直接跑路了。

  外贸遇冷、房产暴跌,意味着前几年拉动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失效了。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是农业社会,经济不增长就罢了,大家都去种田呗,但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就走到只能进不能退的胡同里。

  每年毕业的千万大学生要工作和前程,城市里的数百万人要收入,国家要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就必须保证经济增长,否则就会出现失业问题,进而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权的稳定。

  想让他们回去种田?

  十年寒窗读到大学毕业,你就让我回去种田?好不容易在城市扎根了,你让我回去种田?别开玩笑了。

  所以一个农业性质的国家,总是弹性很大,什么危机都能熬过去,但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看起来更发达了,实际上是更脆弱了。

  不过也没办法,选择了工业化,就不能再回头。

  那年中央政府算了一笔账,要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增速必须维持在8%以上。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要维持8%的经济增速,还得用大基建和房地产。

  2008年10月,财政部宣布个人首套房的契税降到1%,暂免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央行允许首付比例为20%。

  11月,温总理领导的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计划”,宣布要用四万亿的投资,拉动内需,随后完成汽车、船舶、石化、装备制造等十大产业的调整,称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

  12月,中央政府推出“家电下乡”计划,对购买彩电、冰箱、手机等家电的农民,给予产品售价13%的补贴。

  短短三个月时间,中央政府密集推出这么多救市政策,除了十大重工产业以外,其他的可以总结成4个字——花钱、买房。

  这么说是没问题的。

  经历过次贷危机,实体难做已经成了共识,银行放出的数万亿贷款,基本流入“容易做赚钱快”的房地产,而且地方政府的财政来自土地,也鼓励地方企业搞房地产。

  这是利益决定的资金流向,很难用政治正确来一次性改变。

  从另一方面来说,感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人们,也需要一个稳定的东西来保值财产,而经历了近十年房地产发展的中国,人们对于能保值的东西,得出的共识便是房子。

  于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城乡人口的共同推动下,土地财政重新启动,2009年的全国土地出让金就达到1.5万亿,而代价就是房价飙升,京沪等城市的房价,短短两年就翻了一倍。

  就事论事,这次拯救经济危机是成功的。

  中国没有被美国的次贷危机击倒,到了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发现,2008年是打压房价的最佳时机,如果中央政府不救市,房子早就成白菜价了,不至于现在因为房价太高,影响了我们的幸福感和生育率。

  但站在当时的时间点来看,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没钱,然后就不能搞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如果不扶持房地产,那么钢铁、煤炭、家具、运输等行业都要完犊子。

  结果就不是房价高的问题了,而是22年的寒冬提前到09年。

  各行各业的失业人口无所事事,每年还有近千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种社会环境遇到美国即将启动的“阿拉伯之春”,会出现什么结果,恐怕不必多说。

  如果历史走向这条路的话,别说买不起房子了,可能你都没有买房的机会。

  我们总是想象,走到某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其实处在中央政府的位置上,他们的选择范围很小,小到相当于没有。

  事后诸葛亮的说,2008年的救市计划是功大于过的。

  2012年3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面对记者“评价自己工作”的提问,说了一句话:

  “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6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经济危机,我们可以发现,中央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并不复杂,主要有4个内容:

  甩掉无力负担的包袱,让其自谋生路。

  政府投资大基建拉动内需。

  外贸出口拉动制造业。

  房地产引导国民消费并充实政府财政。

  2022年,我们又遇到经济危机,但很有可能以前用过的办法都失效了。

  首先,经过40多年的改革,该甩的包袱基本都甩掉了,中央政府已经非常精干,没有包袱可甩了。

  其次,等疫情过去以后,虽然世界各国都需要中国的制造品,但受制于中美的关系,外贸能否恢复到10年前的规模,要打个问号。

  最后,房价居高不下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再推高房价真的要出问题了,而且房子已经建了太多,根本不需要再去卖地建房了。

  最关键的是,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房价只涨不降”的共识已经破灭,房子也不一定能做到财产保值了。

  今年中央政府鼓励大家买房,但市场上反响平平,就说明了大家的态度。

  所以拯救经济危机的三板斧都用不上了,至于大基建能否大力出奇迹,我就不做评价了,拭目以待吧。

  总而言之,2022年的问题,是以往数十年都没有遇到过的,不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全新的挑战。

  我以前写过一战、二战前夕和现在的对比,有个感受,用上帝视角评判历史很容易,真到历史重演的时候,还是希望它不要来……

  最后用两句话来结尾吧: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功名大业乃时势所造,非人力汲汲以求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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