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中国当下，解决宏观问题要靠微观改革 解决短期问题要靠长期主义

lameihua

　　魏加宁：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论坛。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当下，解决宏观问题要靠微观改革，解决短期问题要靠长期主义》。

　　正如我今年1月在新供给论坛演讲时所担心的那样：中国经济未来会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4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清醒看到各方面的数据几乎都出现了“断崖式”下降，具体的数据我就不一一重复了。总之，无论是工业增加值也好，还是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也好，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好，还是消费零售品总额也好，增长速度都是呈放缓态势。

　　在这种形势之下，5月份，国务院紧急召开了10万人大会进行部署来“稳大盘”。10万人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亲自主持，部署了“一揽子稳经济计划”，包括6个方面33项措施。各地各级行政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国务院派出了督查组，各地行政首长纷纷表态。有人把这次的“稳大盘”的计划称之为“12万亿的救市计划”——各项措施加起来大概有12万亿的规模。会上明确提出，要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围绕着这次的会议，我们可以看到会后各地报道出现了很大不同。沿海地区，GDP在前13位的省市，当地媒体报道都是放到了头条进行报道。而内地一些省份的媒体，几乎没有报道。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当前形势而言，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要防止“僵尸化”的倾向。第一，要防止市场的僵尸化。所谓“市场的僵尸化”，一方面是国际市场，过去这两年经济增长很大程度靠的是出口，但是这个出口需求是因为国外的疫情失控，中国的疫情相对得到控制，所以这个出口需求是转移过来的。那么一旦国外疫情得到控制之后，这个出口需求是会转移回去的。

　　再有，这两年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脱钩的风险在加剧，所以国际市场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防疫的层层加码，包括一些市场被团购取代，计划化、分割化，甚至常态化。再有收入水平，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收入水平下降，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导致市场萎缩。还有就是市场结构在降级，消费在降级，产业结构在降级。过去我们是努力提高产业结构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现在这两年大家都去做核酸去了，那么，生产核酸有多少技术含量？！核酸检测从服务的角度讲有多少技术含量？！所以，结构在降级。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

　　再次，缺乏创新的动力，过去高速增长依靠的“三大红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了，资本红利消失了，技术红利消失了，所以，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市场的扩大。所以当务之急是要防止“市场的僵尸化”。

　　第二，要防止“企业的僵尸化”，所谓“企业的僵尸化”，就是有一些企业，它现在的利润不是来自于自身创造的价值，而是来自于从其他领域转移过来的。一方面，一些国有企业，它的利润靠的是什么呢？一个是靠项目转包，承包了项目以后然后转包给民营企业，工程建成以后，拖欠施工款，拖欠货款很长时间。再有一些国企，由于有国家信用做担保，到了国有银行去用很低的利率拿到贷款，然后加几个点转手贷给民营企业，利润来源是靠这个。

　　再有一个，这两年更突出的是，由于我们的国有企业大都是在上游，上游依靠垄断，依靠资源类商品的涨价，带来丰厚的利润。这样的话会带来了什么问题呢？会压迫下游的民营中小企业或者是说剥削下游的民营中小企业。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是亏损一批，然后暴雷、跑路、破产了一批。另外一些民营企业则干脆“躺平”了，因为舆论环境、政策环境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缺少足够的正向激励，所以一些民营企业干脆“躺平”了。于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出现了企业“惜借”现象，企业借款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以前是“贷款难”，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出现了不愿意借贷——“惜借”的现象。

　　第三，要防止“银行的僵尸化”。一方面，大型国有银行由于去年四季度接受中央巡视，所以为了应付巡视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或者没有积极性发放贷款，再加上防范风险，所以大型国有银行的放贷意愿在下降。另一方面，中小银行由于不良资产的困扰，像河南村镇银行甚至出现了“暴雷”现象，所以中小银行也出现了放贷能力降低的现象。所以导致了银行“惜贷”现象。日本当年衰退，可能更多的是企业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所以出现了企业“惜借”，但中国现在，既有企业“惜借”现象，也有银行“惜贷”现象。

　　第四，要防止“央行的僵尸化”，也就是货币政策失灵。由于前面讲的，一方面企业出现了“惜借”，另一方面银行出现了“惜贷”所以导致货币政策失灵。所以我们特别注意防止“中央银行的僵尸化”倾向。

　　在面临这样的形势下，宏观政策的选择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就要注意政策的选择如何防范风险。

　　首先看财政政策。按理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但是财政往哪投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一种观点认为，投资项目不如投消费，因为乘数效应不同：消费的乘数效应要远远高于投资的乘数效应。据测算，消费的乘数效应是2.48，而投资的乘数效应只有1.64。还有观点认为，投消费不如投社保——因为不同的收入阶层，它的乘数效应是不同的：据测算，高收入阶层的乘数效应只有2.6，中等收入阶层的乘数效应是3.8，而低收入阶层的乘数效应是5.0。所以说，投消费不如投社保，把社会最底层的人给它兜住，这是政府的职能所在，它的乘数效应也会相对较高。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说不要投资。投资谁来投？民间资本！——让民营企业去投，因为民营企业投资更加重视效率，重视效益，而且有利于创新。

　　其次看监管政策，我们的监管政策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监管体制存在的最大毛病就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对市场负责，不对法规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于是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高层领导在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注意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的监管就“放羊”，比如说前些年的P2P；而当高层领导注意到这个领域的风险后，高层一发话，我们的监管部门就会“齐步走”、“一刀切”还要“一步到位”。国外的金融危机往往是由于投资者的“羊群效应”，而我担心我们中国是监管者的“羊群效应”。后来有人还纠正我说，不是“羊群效应”，而是“狼群效应”。于是，监管政策在从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只能放松，否则就会出现“同步震荡”。

　　但是，货币政策放松，前面已经讲了，尽管央行超发，但由于银行“惜贷”，企业“惜借”，这个资金很可能到不了实体经济，反而会推高物价，最后导致“滞胀”。我们曾经对滞胀问题做过一些研究，70年代以前，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滞胀”是不可能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发生，因为存在着“菲利普斯曲线”。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滞胀”，一边是经济停滞一边是通货膨胀，出现“滞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宏观调控将无从下手。如果想紧缩银根，经济增长已经在往下掉了，不能紧缩银根；如果想放松银根，物价已经很高了，也不能放松银根；所以一旦出现“滞胀”，宏观调控将无从下手，将会处于两难境地。

　　我们也做了一些回顾性研究，我们看到，后来，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是怎么走出滞胀的——主要是依靠紧货币、减财税、松管制、民营化、促创新、法治化，是靠这样几大措施走出滞胀的。但如果我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的话，将会是什么结果？大家想想看。

　　关于“滞胀”，厉以宁老师曾经讲过：如果增长速度在6%以下，通货膨胀在3%以上，就应当算做是“中国式滞胀”。现在，从增长方面来看，经济增长已经在6%以下了；从物价方面，PPI早已经超过10%以上了，CPI虽然目前还没有上去，但是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如果CPI也上去的话那就是“滞胀”。第二种可能，CPI实际上已经上去了，但是统计不显示——被猪肉价格拉下来了。第三种可能，如果上游价格上去了，下游价格上不去的话，那么相当一批企业就有可能被活活憋死，所以“滞胀”的风险现在越来越大，值得高度警惕。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防止当前的“滞胀”风险，或者规避“滞胀”的风险？我认为，中国当下，解决宏观问题需要靠微观改革，解决短期问题需要靠长期主义。

　　首先，前面讲了，财政政策应当更加积极，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财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哪？我个人认为，应当放在鼓力创新上，为创新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而投资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干，因为民营企业讲效率，讲效益，而且有利于创新，因为民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目前我们国家创新投入中，民营企业已经超过50%，而创新的产出（专利方面）中，民营企业已经超过了70%。

　　阿吉翁曾经讲“创新是基础，创新是增长的基础”。尤其在中国当下，前面讲了，在“人口红利”消失，“资本红利”消失，“技术红利”消失的背景下，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

　　要想创新，就要让创新者拥有长期主义，要让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要让企业家避免“躺平”和“润”。

　　那么在创新方面，政府与市场，到底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根据阿吉翁的分析，实际上创新有一个“三角架构”，市场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给创新提供激励，提供竞争框架，通过横向的公平竞争和纵向的重复博弈，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是提供产权保护；再有一个就是要确保合同的执行；然后是竞争政策，当市场出现了不公平竞争的时候，要通过竞争政策来加以纠正，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产业政策是鼓励绿色创新，鼓励基础研究，培育人力资本。阿吉翁认为政府也要适当地充当“投资人”角色，因为有一些创新具有外部性，初期的固定成本非常巨大，而且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中小民间企业很难进行大规模的融资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出面，但是必须独立决策，市场化运作。再有，政府还要充当“保险人”，就是要为因为创新而遭受损失的弱势群体提供支撑，要为创新失败者提供支持，提供社会安全网，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职业培训等。

　　除了市场和政府以外，民间社会也很重要。民间社会的作用，一个是监督宪法的实施，再有就是要防止官商勾结，防止在位企业和政府官员的共谋，从而阻碍新技术和新企业的进入，对此，要通过民间社会来加以防范。

　　另外还要确保市场运行，使市场运行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高的道德标准。

　　最后，我想重点讲一下如何来让创新者，让民营企业拥有长期主义？

　　要让民营企业、创新者拥有长期主义的话，就不能让他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

　　首先，在国际环境方面不能够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大国关系不能够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好的时候好的不得了，一翻脸就要动手打架。

　　比如说50年代，讲中苏友好的时候，当时管苏联人叫老大哥都嫌不够亲，谁反对苏联是要被判刑的。到了60年代闹翻了，先是文斗“九评”，然后就是武斗“珍宝岛战役”，然后是苏联要给我们动“核手术”。80年代讲中日友好的时候，甚至连中国学者批评日本修改教科书的事情都不被允许，我的日语老师凌星光先生在日本发现日本人在修改教科书，于是就写文章在日本媒体上发表，批评日本修改教科书，但是我们的使馆人员找到他，不许他发表。到后来，中日关系闹僵了，日本人就一无是处了。

　　到了本世纪头10年，讲中美友好的时候，好的不得了，甚至连“G2”“中美国”的概念都提出来了，尤其在金融领域，那是言必称美国，宏观政策都是要跟美国进行协调的。然后是中美贸易战，现在美国人也一无是处了。

　　我认为，这些都不是一个大国成熟外交应有的正常表现。作为一个大国，外交应当更加成熟，不能总像小孩过家家似的。

　　如果国际环境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谁还敢投资？！谁还想创新？！谁还敢拥有长期主义？！

　　其次，国内政治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前几年教育部门修改教科书，对文革的定性在淡化。去年年底，党的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对文革进行明确的定性，继续彻底否定文革。我认为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非常重要，非常正确。我想说的是，如果国内政治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的话，企业家谁还敢投资？！谁还敢创新？！谁还敢拥有长期主义？！

　　再次，形势判断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去年上半年，有关部门明确讲“唱衰”中国经济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到了去年年底，李克强总理亲口讲，“当前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提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如果在形势判断上，总是面临这种颠覆性的风险的话，企业家谁还敢投资？！谁还敢创新？！谁还敢拥有长期主义？！

　　最后，政策环境上也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过去，政府是鼓励发展互联网平台，但是去年变成了打击互联网平台，导致互联网平台的员工纷纷下岗，股价大幅下跌。这张图，上面的蓝色是美国的平台市值，下面的红色是我们中国的平台市值。这一年多打击互联网平台的结果，我们平台的市值和美国平台的市值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还有，打击教培，打击网游等，也导致了大量的员工失业。如果政策环境总是面临着颠覆性的风险的话，企业家谁还敢投资？！谁还敢创新？！谁还敢拥有长期主义？！

　　那么，如何来让企业家能够拥有长期主义？如何让企业家能够敢投资、敢创新？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要在这几个方面做出巨大努力。

　　一是在法律上，要修改《宪法》，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2016年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出台过一个有关产权保护的文件，这个文件出台之前是我们发展中心做的第三方评估，这个评估是我牵头做的，我在做这个评估时提出过两件事：一个是疑似冤假错案要重新审理；再一个就是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

　　二是在制度上，要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反垄断要一碗水端平。现在反垄断得到了重视，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放着行政垄断不反，放着国企垄断不反，首先反平台垄断，而平台垄断，一方面在学术界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另外一方面，很多平台都是民营企业，背后实际上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再有，如果创新之后，没有一段时间获得暂时的垄断利润的话，那么谁还会去创新？创新的动力就没有了。所以说，在反平台垄断问题上我认为应当慎重，应当首先反国企垄断，反行政垄断——这些垄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在学术界早已经人所共知。

　　三是在舆论上，一个“市场友好型政府”，一定要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创新。前面两条是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我加了一个“善待创新”。在舆论上，一定要杜绝对民营企业的“舆论恐怖袭击”，一会儿要“消灭私有制”，一会儿又说“民营企业该离场了”，吓的民营企业家，人心慌慌，大家都不敢投资。

　　四是在理论上，需要理论创新，要彻底放弃传统的“消灭私有制”的提法。据有关专家讲，由于我们的《资本论》也好，《共产党宣言》也好，最早的版本都是从德文翻译成俄文再翻译成中文，或者翻译成日文再翻译成中文，在翻译再翻译的过程中，很多原译就变型了。比如说德文原文中，马克思讲的不是“消灭”而是“扬弃”，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在理论上我们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个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是对民营企业的补充——国有企业要干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如果民营企业能够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获得很高的利润，那为什么国有企业非要在这一领域“与民争利”呢？！

　　五是在思想上，需要思想再解放。只有进行新的思想解放，才能够进行理论创新，实现创新型增长。我们要想在技术上不被“卡脖子”，首先要让专家学者不被“卡脖子”，要让专家学者能够畅所欲言。因为思想市场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创新型增长。

　　最近，张维迎老师出了一本新书叫《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他把企业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套利型，一类是创新型。过去，我们主要依靠套利型企业家；今后，需要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家。那么，为了鼓励企业家进行创新，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制度生态环境，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过去40年，我们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而这三个大的周期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危机，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

　　2018年习总书记两次讲，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广东，两次讲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我们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创新型增长。

　　我今天的演讲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