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8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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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之策

　　【原文】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白话】梁国太傅贾谊向文帝上疏道：“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件，可以为之流泪的有两件，可以为之长久叹息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就很难在这篇上疏中全部列举出来了。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得治了’，唯独我觉得还没有达到。那些说已经安定得治的，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治乱之体的人。就好比有人取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而自己则睡在木柴之上，当火还没有燃烧上来的时候，就认为是平安的。现在的天下形势，和这个有什么不同！陛下何不让我在您面前详细地阐述这些问题，进而陈述使天下得治安定的策略，以试着供陛下仔细斟酌选择呢！

　　【姚论】

　　文帝四年（前176年），文帝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此时的长沙王为首任长沙王吴芮的玄孙。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以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是文帝所宠爱的四子刘揖。《汉书·屈原贾生列传》记：“（文帝）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由此可见，贾谊由长沙王太傅迁为梁怀王太傅，官职看似平级调动，地位实则更加亲近。

　　《汉书·贾谊传》记：“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此后贾谊所陈述的内容，后人称之为“治安策”。值得注意的是，《治安策》原非一篇奏疏，而是贾谊上呈文帝的多封奏疏的摘要，且内容并不完备。因为贾谊在《治安策》的开头说得很清楚，“可为长太息者六”，而文中只列举了三个可以长太息的地方。《资治通鉴》在转载《汉书》时又有删减，本章即是对《资治通鉴》所转载内容的解读。

　　【原文】使为治，劳志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①，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白话】假使我提出的治国之道，会劳费心神，困苦身体，减少钟鼓之乐，那就可以不必采纳；如果乐趣与现在相同，却能够使得诸侯守法，兵革不动，匈奴臣服，百姓朴素，陛下在世时被称为明帝，死后被奉为明神，名誉美好而永垂青史，顾成之庙可尊为太宗，上配太祖以享祭祀，得与汉朝国运永昌，创立典章纲纪，成为万世法度，即便是出现了愚鲁幼稚、品行不正的继承人，依然能因继承祖业而安享天下。以陛下的圣明通达，再有些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要达到这个境界，是并不困难的。

　　【姚注】

　　①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在《汉书·贾谊传》的记载中，此句之前还有一句“《礼》祖有功而宗有德”。《礼记·祭法》记：“祭法：有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孔颖达疏：“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孔子家语·庙制》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对于汉朝的宗庙而言，高帝刘邦的庙号毫无疑问是太祖。贾谊称“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意指文帝如能平治天下，德被四海，则其庙顾成便可以加上“太宗”的庙号。

　　【姚论】

　　《尚书·商书·太甲下》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意思是说，如若登高，一定要从下面开始；如若行远，一定要从近处开始。不要轻视民众的事务，要体谅其中的难处。不要安逸于权位，要想到其中的危险。从一开始，就要谨慎地对待终结。这，是伊尹对商王太甲的谏言。

　　《尚书·商书·说命中》记：“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意思是说，大夫等各级官员辅佐天子，不是为了让天子安逸享乐的，而是为了治理民众的。上天是最为聪明的，圣主效法上天而订立法规，官员恭敬顺从地执行法规，民众就能得到安定治理。这，是傅说对商王武丁的谏言。

　　《尚书·周书·无逸》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意思是说，呜呼，君子在位时，不应贪图安逸。要先了解耕种的艰难，这样即便是处在安逸的环境，也能明白民众的疾苦。看看那些民众，父母辛勤地耕种，儿子却不了解耕种的艰难，便安逸享受起来。这样放肆久了，甚至还会轻侮他们的父母道：“过时的人，什么都不懂！”这，是周公对周成王的谏言。

　　可以看到，商周名相在劝谏天子时，都是说不要贪图安逸，要体谅民生艰难。可是贾谊在劝谏文帝时竟然说，如果他提出的治国之道，是会劳费心神，困苦身体，减少钟鼓之乐的，那就可以不必采纳；如果是乐趣不会减少，功业就能建成的，那就可以采纳。此番言论，不仅与其极力推崇的商周圣君贤相大相径庭，反倒是像极了其最为鄙视的秦末君相。当初，李斯在劝谏胡亥而遭到斥责时，为求自保而上《奏请二世行督责书》，开篇就说：“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心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试问，这与贾谊在《治安策》中所说的：“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又有什么本质差别？不都是在说君主无需费心劳神，无需减少享乐，只要制定好了法度，就能治理天下，就能安享太平吗？况且，按照贾谊的说法，三代已经“立经陈纪，为万世法”，那为什么终究还是灭亡天下了呢？夏之所以亡于桀，商之所以亡于纣，究竟是因为夏商之法不足以为万世法度，还是因为桀纣是品行不正的继承人呢？一个真正的贤臣名相，在向君王献计献策时，应当充分说明计策实施的艰难之处。君王愿意采用，则兼济天下；君王不愿意采用，则独善其身。岂有为了受到君王任用，而夸大计策的功用，掩饰计策的难度的？由此观之，贾谊虽然文采斐然，但坐而论道尚且失之偏激，托付国政则更将招致混乱。文帝对贾谊始终欣赏而不重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原文】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①，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虖！

　　【白话】建立的诸侯国过于强大，就必定会有与天子相比拟的态势。在下者经常为此而遭殃，在上者经常为此而忧患，这根本就不是上下相安保全的办法。现在有的诸侯王，身为陛下的亲弟弟（即淮南王刘长），却图谋成为东帝；身为陛下亲哥哥的儿子（即济北王刘兴居），却西向而起兵攻击。如今，又有人检举告发吴王刘濞。天子正值壮年，行为道义没有过失，仁德恩泽广泛施加，他们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最强大的诸侯，权势实力相当于这些诸侯的十倍呢！

　　【姚注】

　　①疑：通“拟”，比拟，对等。

　　【原文】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白话】然而，天下局势尚能稍微安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大国的封王年纪还小，尚未成年，汉朝为其设置的太傅和国相正掌控着国政。等到几年之后，那些诸侯王大多都已成年，血气方刚，汉朝为其设置的太傅和国相都称病而被免职，则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都任由其遍布私人党羽。如此一来，他们还会做出与淮南王、济北王不一样的行为吗？到这时再想实现长治久安，就算是尧舜再世也将无能为力。

　　【原文】黄帝曰：‘日中必熭①，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蚤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虖！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加之何！

　　【白话】黄帝说：‘时至正午必须晾晒，操持刀刃必须切割。’现在若能按照这一原则行事，则上下相安保全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不肯早做安排，等到骨肉亲属已经犯罪，然后再去诛杀他们，这与秦朝末年的世道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些自恃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汉廷已经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又没能改变他们之所以谋反的客观条件。同姓诸侯王仿效他们伺机而动，现在已经有了征兆，其形势又将重复以往。祸患的变化，不知会如何爆发，即便是圣明的皇帝在位都不能确保安定，后世子孙又该如何自处呢？

　　【姚注】

　　①熭（wèi）：暴晒，晒干。《六韬·文韬·守土》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意思是说，时至正午必须晾晒，操持刀刃必须切割，手执斧钺必须征伐。时至正午而不晾晒，叫作错失时机；操持刀刃而不切割，就会错失良机；手执斧钺而不砍伐，贼人就会前来。

　　【原文】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①，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②。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白话】我私下追寻从前的事迹，发现大体都是强大的诸侯先反。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小而最完整，势力远而最忠心。这不是因为长沙王的为人与其他诸王不同，亦是因为长沙国的形势使然。假使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自占据数十城而封王，那么可能到现在已经残破灭亡。假使当初让韩信、彭越之类的诸侯王只是封为彻侯而安居在家，那么可能到现在仍然保存完整。这样一来，安定天下的根本大计就可以知晓了：要想使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要想使臣子不至于被剁成肉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封众多的诸侯国而削减每个诸侯的实力。实力弱，则诸侯就容易用礼义来驱使；国土小，则诸侯就没有奸邪之心。要让海内的形势，如同身体驱使臂膀，臂膀驱使手指，没有不能控制服从的。诸侯的国君不敢产生异心，像车辐归集于车毂共同前进一样听命于天子。分割领地，确定制度，将齐、赵、楚各自划分为若干个小国，使齐悼惠王刘肥、赵幽王刘友、楚元王刘交的后世子孙都按次序得到其祖先的一份封地，直至领地全部分割完毕为止。对于封地大而子孙少的诸侯国，可以先分割领地以建立诸侯，将国君的位置先空置着，等到他们的子孙出生后再来出任国君。一寸土地，一个人口，天子都不贪图，真的只是为了让天下安定得治而已。这样一来，则即便是找个婴儿来做皇帝，都可以让天下安宁；即便是皇帝去世，留下个遗腹子，群臣也会对着先帝的衣冠朝拜而使天下不会发生动乱。在世时实现大治，后世称颂圣明，陛下究竟是忌惮谁而迟迟不这样做呢！

　　【姚注】

　　①菹（zū）醢（hǎi）：古代将人剁成肉酱的酷刑，彭越就是遭此酷刑而死的。

　　②辐凑：辐，车辐；凑，聚集，亦作“辐辏”。古代车轮是用木头制成的，主要由轮、辐、毂、轴四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其中，最外层的部分是轮，最里层的部分是轴，套在轴上的是毂，连接轮毂的是辐。《道德经》记：“三十辐共一毂”，意指三十根车辐共同聚集在毂上。贾谊以辐凑于毂来比喻诸侯对于天子的归附聚集。

　　【姚论】

　　在这一段中，贾谊提出并论证了“大抵强者先反”的观点，其论点可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其论证可谓“先射箭，后画靶”，全都经不起推敲。汉五年二月，刘邦登基称帝，当时天下有七个异姓王，分别是楚王韩信、韩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和长沙王吴芮。当年七月，燕王臧荼谋反，这是刘邦称帝后第一个谋反的王爵。显然，臧荼的势力远不如韩信、彭越、英布等，可为什么是他最先谋反呢？当年九月，项羽旧将利几谋反，这是刘邦称帝后第一个谋反的侯爵。显然，利几的势力远不如曹参、周勃、灌婴等，可为什么是利几谋反呢？汉六年，韩信被废黜王位，这是刘邦称帝后第二个“谋反”的王爵，而他毫无疑问是被冤枉的。与其说韩信是因为势力强大而存心谋反，毋宁说是因为势力强大而遭受忌惮，被人诬以谋反。第三个被废黜王爵的是韩王信，可他的领地原本只有颍川一郡，是诸侯王中领地最小的，后又被迁徙至人生地不熟、且北面又有匈奴进犯的太原郡，势力无疑是诸侯中最小的，那他又为什么领先彭越、英布等人谋反呢？第四个被废黜王爵的是赵王张敖，而张敖事实上就没有谋反，即便刘邦已经查清事实真相，依然不恢复张敖的王位。至于势力仅次于韩信的彭越、英布以及继任燕王的卢绾，却是直到刘邦临死的前一年才谋反或被诬以谋反，这岂不是完全推翻了贾谊所谓“大抵强者先反”的观点？

　　从长远来看，诸侯王的势力过于强大，对于天下的长治久安确实是个隐患。可即便如此，中央在削减诸侯王的势力时亦当小心谨慎，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应该讲求名正言顺，这样才能缓解诸侯的抵触和天下的物议。像贾谊这般不深究事务的根本始末，只是简单粗暴地将诸侯的势力强弱与是否反叛视作线性相关，又岂是老成谋国之道？且异姓诸侯王剪除后，还有同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拆分后，天下就能长治久安了？按照贾谊的说法，“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可是斑斑史迹证明，每当婴儿做皇帝而皇室又孱弱时，就往往都是由权臣、外戚、后宫、宦官把持朝政，他们何尝真心向先帝的衣冠朝拜，天下因此而发生的动乱又何尝少了？

　　【原文】天下之势方病大瘇①，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慉，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图片盭②。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图片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白话】现在天下的形势，就像得了脚肿病，一条小腿粗得像腰一样，一个脚趾粗得像大腿一样，平日里都无法弯曲伸展，只要有一两个脚趾抽搐，就会导致全身不适。如果现在错过时机而不去医治，就必定会发展成顽疾，以后即便是能遇到扁鹊这样的神医，也无能无力了。这病不只是脚肿而已，还会导致脚掌扭曲反戾。楚元王刘交的儿子，是您的堂弟；现在的楚王，又是您堂弟的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是您的兄长的儿子；现在的齐王，又是您兄长的儿子的儿子。与陛下最为亲近的人，有些还没能分封土地以安治天下；与陛下相对疏远的人，有些却已经掌控大权而威逼天子，所以我说这不只是脚肿而已，还会导致脚掌扭曲反戾。所谓可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病。

　　【姚注】

　　①瘇（zhǒng），脚肿病。

　　②图片（zhí）盭（lì），脚掌扭曲反戾，亦作“蹠戾”。

　　【姚论】

　　贾谊将“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视为当时天下最严重的顽症，是可以为之痛哭的。为此，贾谊给出的对策，是逐渐分封与文帝亲近的人更多的土地，逐渐削减与文帝更疏远的人的土地。可问题在于，皇位这样传承两三代后，那些封王不又都成了当朝皇帝的从弟、从弟之子、兄子、兄子之子吗？不又都成为需要忌惮防范的对象了吗？对此，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初的御前会议上，就已经谈论得非常透彻了。当时，李斯道：“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始皇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因此，要想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根本之道就是由周的分封制转向秦的郡县制。可惜的是，贾谊一方面以儒生自居，提倡仁义礼乐的教化作用，仿佛性善论的信仰者。一方面断言“树国固必相疑之势”“大抵强者先反”，认定诸侯势力强大后就必定会篡逆谋反，没有篡逆谋反只是因为势力还不够强大，又成了性恶论的信仰者。贾谊一方面鼓吹三代的天子之位可以传承几十代，将其视作应当效法的对象，一方面又深知分封制终将带来祸乱。一方面批判秦朝的二世而亡，将其视作应当规避的教训，一方面又深知非郡县制不足以长治久安。贾谊自负才学，却深陷周秦之变、儒法之争的矛盾之中而不得解脱，其所谓的可痛哭者、可流涕者、可长太息者，大抵都是类似虽严重不满现状，却又缺乏可行对策之后的情绪宣泄而已。

　　【原文】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白话】当今天下的形势，就像是将一个人头朝下、脚朝上地倒挂着。天子，就是天下的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子处于尊贵的地位。蛮夷，就是天下的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蛮夷处于卑下的地位。现在匈奴傲慢侮辱，侵犯劫掠，极为不敬，可是汉朝却要每年向匈奴赠送黄金和丝绵以作为供奉。脚反而在上面，头却是在下面，就这样倒挂着，谁都不能解救，还能说国家有贤才吗？这是可以为之流涕的。

　　【原文】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胜，可为流涕者此也。

　　【白话】现在不去猎取凶猛的敌人而去猎取田间的野猪，不去搏杀造反的贼寇而去搏杀圈养的兔子，沉湎于小的娱乐而不图谋大的忧患，德望可以加诸远人，而权威和政令不能抵达数百里之外，这是可以为之流涕的。

　　【姚论】

　　根据《汉书·贾谊传》的记载，在这段文字之前，贾谊还有一段长篇大论，现将原文摘抄如下：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对于《资治通鉴》转载时删减掉的这段《汉书》原文，大致可以分为四层意思：第一层，是指责文帝怎么能以汉朝皇帝之尊而向匈奴卑躬屈膝？这种屈辱还要忍到什么时候？第二层，是指责向文帝建言献策的人都是无能至极。第三层，是说匈奴的人口只不过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居然被一个人口相当于大县的匈奴搞到疲困不堪，真是让人为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感到耻辱。第四层，是请求文帝任命贾谊自己负责相关事务，只要按照贾谊的政策，就能系住单于的脖子以掌控其命脉，按住中行说而鞭笞其脊背，使得全体匈奴民众都听命于汉朝皇帝。

　　以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贾谊的这番言论都是极其狂妄无礼而不切实际的。可想而知，身为当事者的文帝君臣，在看到这样的奏疏后又如何能不恼怒？文帝没有追究其狂妄之罪，已经能算得上是宽宏大量了。

　　【原文】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皂绨①，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白话】现在平民居住的房屋，墙壁可以用皇帝的饰料来装饰，地位卑下的倡优，可以用皇后的头饰来打扮自己。况且，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厚缯，而富裕的民众家里却用锦绣装饰墙壁；天子的后妃只装饰衣领，可平民的小妾却连鞋子都装饰，这就是我所谓的错乱。如果一百个人的劳作生产出来的丝绵，却不足以供一个人穿用，那要想使天下不受寒冷，又怎么能办到呢？如果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前来聚集分食吃，那要想使天下人受饥饿，也是不可能的。民众对于饥饿寒冷有切肤之痛，却还想要使他们不做奸邪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是可以为之长叹息的。

　　【姚注】

　　①皂绨：黑色的厚缯。皂，黑色；绨，厚缯，一种粗厚的丝织品。《史记·孝文本纪》记：“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原文】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分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①。今其遗风馀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②。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③，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④，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白话】商鞅舍掉礼义，抛弃仁德，一心专注于进取。他的变法只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就日益败坏。所以，居住在秦国的百姓，富人家的儿子，长大后就要分家，穷人家的儿子，长大后就会入赘。借给父亲农具，就一副施加了恩德的面孔；母亲拿了扫帚，就站在那里厉声责骂。儿媳抱着孩子喂奶时，叉着脚和公公并排而坐；婆媳之间有了矛盾，就反过来争吵讥笑。他们宠爱儿子，唯利是图，和禽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直到现在，秦人的这种遗风旧俗仍然尚未改变，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行为与日俱增，可以说是每月都在变化，每年都有不同。民众在做事时，只考虑能否获利，而不考虑是否当为。现在更有甚者，还会杀害父兄。而朝廷大臣只将地方官员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上报朝廷的文书视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淡然处之而不觉惊怪，耳闻目睹都不以为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心回归于正道，这不是那些庸俗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的官吏所能做的，只是一些文书处理工作，而不懂得治国的大体。陛下自身又不忧虑此事，这让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还不如现在就确定根本制度，使得君主像个君主，臣子像个臣子，上下等级有序，父子六亲之间，都能各得其所！这项功业一旦确定，则世世代代都能常保安定，而后代子孙都能有章可循。如果不能确定根本制度，就如同横渡江河而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行至中流时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可以为之长叹息的。

　　【姚注】

　　①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根据《汉书·贾谊传》的记载，此句之后亦有数句夸赞商鞅的话，如“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这些内容，不出意外地在《资治通鉴》转载时被删除了。

　　②刀笔筐箧（qiè）：代指文书处理的工作。刀笔，古代用笔在竹简上写字，有误则用刀刮去重写，故以“刀笔”指称书写工具。筐箧，用以贮藏书籍档案的箱子。

　　③六亲：父、子、兄、弟、夫、妇。

　　④维楫：维，系船的缆绳；楫，划船的木浆。

　　【姚论】

　　按照贾谊的说法，商鞅变法导致秦国的风俗急剧恶化。可是司马迁对此的评价则刚好相反，其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道：“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姚尧看来，司马迁的评价是更加符合事实的。在《姚尧精读资治通鉴一 商鞅变法》中，我们详细讨论了商鞅之所以将大家族拆解成小家庭，一方面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最大程度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君权对于社会的控制，使得宗族势力无法与政府权力相抗衡。而既然要将大家庭族拆成小家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父子婆媳之间的矛盾龃龉。因此，贾谊的说法并不全然是错，只是他选择性地将商鞅变法中的一些局部弊端放大渲染，而《资治通鉴》在转载《汉书》时，更是选择性地将贾谊称赞商鞅变法的寥寥数语都删除了。

　　【原文】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①，见之南郊②，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③，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④。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白话】“夏商周三代的天子之位都传承了几十代，秦朝作为天子却二世而亡。人性原本是相差不大的，为什么三代的君主有道而长久，而秦朝却无道而短促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晓的。古代的圣王，在太子出生时，就要按照礼义来迎接他，有关官员斋戒肃穆、衣冠整齐地到南郊祭祀行礼，途经宫门就下车，途经宗庙就趋步，故而太子自从婴儿时起，就已经接受了礼义的教化。等太子到了儿童时期，开始明白事理，三公、三少阐明孝、仁、礼、义的道理以引导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他看见罪恶的行为。于是，选取天下行为端正之士，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博学多闻、通晓道术之人以护卫辅佐太子，让他们与太子一同起居出入。因此，太子自出生以来，所见的都是正事，所听的都是正言，所行的都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习惯与正人相处，其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地的人不可能不说齐地方言一样；习惯与不正的人相处，其言行不可能不是不正，就像生长在楚地的人不可能不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如同天性，习惯之后的就如同自然。’习惯与智慧同步增长，故而切磋时无愧于心；教化与心思一起形成，故而中道就如同天性。三代之所以能够统治长久，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教育辅佐太子时有这套方法。到了秦朝则不然，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而教他刑狱，胡亥所学习的东西，不是斩首割鼻，就是灭人三族。胡亥头一天当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将忠心进谏的人说成是诽谤朝政，将深谋远虑的人说成是妖言惑众，将杀人看成是像割草一样随便。难道这仅只因为胡亥天性凶恶吗？实在是因为他所受的教化引导不合正道的缘故。俗语说：‘前面的车子出现倾覆，后面的车子引以为戒。’秦朝之所以快速灭绝，其走过的痕迹是清晰可见的，然而若不避开，后车又将倾覆。天下的命运，寄托在太子身上。而太子的良善，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引导和选择贤人担任左右。在其内心尚未变坏之前进行教化，就容易收到成效。使其通晓道术义理的要旨，这是教化的力量；使其在习惯中养成良好的品行，这是左右的职责。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他们在刚出生时的哭声是一样的，嗜好和欲望也没什么不同，等到长大后就形成了各自的风俗习惯，即便是经由多重翻译也难以沟通顺畅，有些行为即便是到死了都不能改变，这都是因为教化和习惯所导致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取左右、及早教化是最为急迫的事。如果教化得当和左右正直，则太子就正直了。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了。《尚书》上说：“一个人有善行，亿万人得利益”，这是当务之急。

　　【姚注】

　　①齐（zhāi）：通“斋”，斋戒。

　　②南郊：古代帝王祭天之处。

　　③三公、三少：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

　　④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将杀人看成是像割草一样随便。艾（yì），通“刈”，割。菅（jiān）：茅草。此即成语“草菅人命”的由来。

　　【原文】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馀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①，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②，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白话】通常一个人的智慧，只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是在行为即将发生之前予以禁止；法的作用，是在行为已经发生之后予以禁止。因此，法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作用难知。用奖赏来激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就像金石一样坚固；执行这样的法令，就像四时一样守信。以这样的公正，就像天地一样无私，又怎么能不使用呢？然而，一再强调‘礼云’‘礼云’，其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将罪恶杜绝在尚未萌生之前而从细微处推行教化，使得民众每天都在向善远恶而不自知。孔子说：‘审判诉讼，我和别人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一定要让诉讼不发生。’为君主谋划，最重要的是先审慎确定取舍标准，顶层的取舍标准在内部确定后，相应的安危之兆就会显现于外。秦始皇想要尊奉宗庙而安定子孙，这与商汤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然而，商汤王、周武王扩大其德行，传国六七百年而不被消灭；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大败而亡。这不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确定取舍标准时非常审慎而秦始皇确定取舍标准时不够审慎而已。天下，是个大的器物。现在人来安置器物，将其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器物就安全；将其安置在危险的地方，器物就危险。天下的情形，与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就在于天子将其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王、周武王将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就能子孙累世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将天下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几乎祸及自身，子孙都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所共见的。这不是极其明显巨大的效验吗？人们说：“听人说话的道理，一定要观察事实，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乱说了。”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那么君主为什么不用商朝、周朝和秦朝的事实来观察呢！君主的尊贵，就如同殿堂；群臣就像是殿堂的台阶，民众就像是平地。因此，如果殿堂的台阶在九层之上，殿堂的边侧亦远离地面，那么殿堂就显得高大。如果殿堂的台阶没有层级，殿堂的边侧亦靠近地面，那么殿堂就显得低矮。高大的殿堂难以攀登，低矮的殿堂容易踩踏，这是情势道理所当然的。因此，古代圣王设立等级序列，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还有官师、小吏，直至平民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顶端，故而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及的。

　　【姚注】

　　①陛：本义是指登高的台阶，后又特指帝王宫殿的台阶。台阶下的侍者，称为陛下。古代臣子向天子进言时，不敢直呼天子，而必先呼台下的侍者以告。久而久之，“陛下”就演变成了臣子对帝王的尊称。

　　②廉：殿堂的边侧。

　　【原文】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①，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②；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搒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⑤；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⑥；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⑦，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⑩。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白话】俗语说：‘想要投掷老鼠，担心毁坏器物。’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贴近器物，尚且忌惮而不敢投掷，就怕砸坏了器物，更何况是那些贴近君主的亲贵大臣呢！对于君子，需要用廉耻礼节来治理，故而可以赐他死罪而不能将其刑戮羞辱。所以，刺面的黥刑、割鼻的劓刑都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距离君主非常近。按照礼制的规定，不敢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的牙齿，用脚踩踏为君主驾车的马的草料，就要受到惩罚，这样做是为了预先让君主远离对他的不敬。现在的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亲贵，都是天子需要整肃仪容而以礼相待的人，相当于古代天子所谓的伯父、伯舅，可现在他们却和普通民众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削发、断足、鞭笞、辱骂、斩首等刑罚，这不就等于是殿堂没有台阶了吗！那些遭受刑戮羞辱的人，不是太迫近天子了吗！如果不倡导廉耻，那么大臣们不就是虽然手握重权、身为高官，却像刑徒奴隶一样毫无羞耻之心了吗！望夷宫事变，秦二世被判重罪，就是秦朝投鼠而不忌器的积习所致。我听说：鞋子无论怎样光鲜，都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无论怎样破旧，都不能拿来垫鞋底。对于大臣而言，他曾经高居亲贵荣宠之位，天子对他整肃仪容而以礼相待，官员民众曾经对他俯身拜伏以示敬畏。现在他有了过错，陛下将其免职是可以的，将其斥退是可以，赐其自尽是可以的，将其诛灭是可以的。但如果陛下拘留他，捆绑他，交付给司寇，编列为刑徒，任由司寇小吏对他责骂鞭打，这些都不是应该让平民百姓看见的。让卑贱之人习惯于认知到，尊贵之人有朝一日是我也可以这样羞辱的，这是不利于提倡尊敬尊者，贵重贵者的教化的。古代大臣中有因为不廉洁而被废黜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是‘簠簋不饰’；有因为污秽淫乱、男女杂居而犯罪的，不说他污秽淫乱，而是说‘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而不能胜任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是说‘下官不职’。因此，亲贵大臣即便是确有其罪，仍然不直接称呼他的罪过，而是迁就他，为他避讳。因此，那些罪在严厉谴责、严厉呵斥范围内的大臣，听到谴责呵斥后就身穿丧服，带着盛水的盘子和佩剑，来到请罪的房间请罪，君主不会派人前去捆绑牵引他。那些犯了中罪的，听到判决后就自杀，君主不会派人割他的脖子。那些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后，面朝北方而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会派人揪着他的头发往下按而斩首。君主道：‘大夫您自己犯了过错，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君主以礼相待，故而群臣就会自我珍惜；君主以廉耻相加，故而人人重视节操品行。假设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主，那他不是个人了。于是，教化得以形成，风俗得以确定，则做臣子的都只考虑品行而忘记利益，都遵守节操而服从道义，故而可以托付不受管控的权力，可以托付尚未成年的少主，这就是厉行廉耻、提倡礼义所带来的结果，君主又有什么损失呢！现在放着这样的措施不用，反而长期采取那样的行为（即刑戮羞辱大臣），所以说这是可以为之长叹息的。”

　　【姚注】

　　①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语出《礼记·曲礼》：“以足蹙路马刍，有诛。齿路马，有诛。”路马，为君主驾车的马；齿，牙齿，马的牙齿随年龄而添换，故察看马齿可以推知马的年龄。蹴（cù），脚踢，踩踏。刍（chú），喂牲畜的草料。

　　②伯父、伯舅：古代天子对于诸侯的尊称，称同姓的诸侯为伯父，称异姓的诸侯为伯舅。

　　③？（mà）：通“骂”，辱骂。

　　④望夷之事：即赵高杀胡亥于望夷宫之事。见《姚尧精读资治通鉴三 秦失其鹿》之《刘邦入关》一章。

　　⑤簠簋不饰：贪污受贿，为官不廉洁。簠（fǔ）簋（ guǐ）：两种盛黍稷稻粱的礼器，用于祭祀。

　　⑥帷薄：帷幕和帘子，代指门内。

　　⑦何，通“呵”，呵斥。

　　⑧白冠牦缨：戴着白帽子，系着牦牛毛做成的帽带，这是古代的丧服。

　　⑨盘水加剑：在盛水的盘子上放一把剑，以请求自刎。盘中盛水，以示公平如水；盘上放剑，以示罪当受死。

　　⑩捽（zuó）抑：揪住往下按。

　　【原文】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白话】贾谊因绛侯周勃之前被逮捕下狱，最终却是无罪释放，故而以此来讽劝文帝。文帝认真地采纳了他的建议，对待臣下注意礼节。自此之后，大臣一旦犯罪，全都自杀，不再受刑。

　　【姚论】

　　贾谊说，君主要以礼义廉耻对待群臣，这是我们赞同的；贾谊说，臣子要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主，这也是我们支持的。可我们无法理解的是，贾谊只注重臣子在形式上的不受羞辱，却不注重臣子在实质上的申辩权利，他竟然说，臣子一旦听到君主派人来谴责呵斥，那么不等申辩下狱，就立即请罪自杀。所以，韩信因遭受诬告而被擒时，就该请罪自杀；张敖因遭受连累而被捕时，就该请罪自杀；萧何因遭受猜忌而下狱时，就该请罪自杀。试问，这是什么逻辑？孟子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我们首先承认，君主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就可能会因信息错漏和内心猜忌而造成冤假错案。此时，君主将犯事者下狱审理，犯事者据理力争，其他人代为申辩，这些都是纠正冤假错案的改过之机。贾谊让臣子一经谴责呵斥就自杀，岂非不给君臣任何沟通改过的机会？退一步说，就算臣子确实犯罪，但罪责亦有大小之分，且自古就有“八议”【1】之说，何至于所有犯罪的人都该遭受杀戮呢？如果这样的话，所有惹得君主不满的人，都应该立刻请罪自杀，则朝堂之上势必都是阿谀奉承之徒，又有谁还敢苦口劝谏？这是胡亥都未必敢说出口的话，却竟然出自贾谊之口，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1】《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记：“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意思是说，在国家法律之后又附加八种议罪法，以减免某些特殊人物的罪责和刑罚，这八种议罪法分别是：一、对天子亲族的议罪法；二、对天子故旧的议罪法；三、对德行贤能之士的议罪法；四、对才能卓越之士的议罪法；五、对功勋卓著之士的议罪法；六、对地位尊贵之士的议罪法；七、对勤勉辛劳之士的议罪法；八、对前朝王室后裔的议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