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83集

lameihua

　　兄弟不容

　　公元前174年 丁卯

　　汉文帝 前六年

　　【原文】冬，十月，桃、李华。

　　【白话】冬季，十月，桃树、李树开花。

　　【原文】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①，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引管、蔡及代顷王、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

　　【白话】淮南厉王刘长擅自制定法令，在其封国内推行，驱逐汉朝所任命的官员，请求自行任命国相和二千石以上官员；文帝曲意而顺从了他。刘长又擅自刑杀无辜，擅自给人封爵，最高封到关内侯，又多次上书朝廷时语出不逊。文帝不便亲自严厉责备他，就令薄昭写信以委婉的言辞劝谏开导，引用周朝的管叔、蔡叔以及本朝的代顷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的故事作为警戒。

　　【姚注】

　　①重：难。

　　【姚论】

　　关于文帝令薄昭致信刘长之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并未记载，而记载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原文是“上令昭予厉王书谏数之”，在《资治通鉴》中改成了“风谕”。相较而言，“谏数”与“风谕”皆有劝谏之意，只是“谏数”更倾向于严厉责备，而“风谕”更倾向于委婉开导。下面，我们将《汉书》中所载的书信内容全文摘抄如下：

　　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大王以未尝与皇帝相见，求入朝见，未毕昆弟之欢，而杀列侯以自为名。皇帝不使吏与其间，赦大王，甚厚。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许大王，甚厚。大王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许，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贡职，以称皇帝之厚德，今乃轻言恣行，以负谤于天下，甚非计也。

　　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风雨，赴矢石，野战攻城，身被创痍，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养牺牲，丰洁粢盛，奉祭祀，以无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属国为布衣，甚过。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不可以言孝。父为之基，而不能守，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后父，不谊。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以高兄，无礼。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小者肉刑，不仁。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忘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奋诸、贲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见，高皇帝之神必不庙食于大王之手，明白。

　　昔者，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齐桓杀其弟【1】，以反国。秦始皇杀两弟，迁其母，以安秦。顷王亡代，高帝夺之国，以便事。济北举兵，皇帝诛之，以安汉。故周、齐行之于古，秦、汉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亡名数自占者，内史县令主。相欲委下吏，无与其祸，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汉系大王邸，论相以下，为之奈何。夫堕父大业，退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诛，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为大王不取也。

　　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皇帝闻之必喜。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寿于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

　　【1】其弟，即公子纠。实为桓公之兄，称“弟”只是讳言。

　　翻成白话是这样的：

　　我私下听说，大王刚直勇猛，善良忠厚，守信善断，可见上天赋予大王的圣人品格是相当多的，这不能不详细体察。现在大王所做的事，与上天所赋予的品格是不相称的。皇帝刚即位时，有意将封在淮南国境内的侯邑改封至别的地方，大王不肯接受，可皇帝还是这样做了，使得大王增加了三个县的封邑，可谓深恩厚德。大王以从未见过皇帝为由，请求进入长安朝见，可是兄弟之欢还没叙完，就以为亲复仇为名，杀死了一名列侯（即辟阳侯审食其）。皇帝不让执法官吏追查此事，宽赦了大王，可谓深恩厚德。汉朝的法令，是俸禄两千石的官员出缺，应由汉廷任命递补。可是，大王驱逐了汉廷任命的官员，而要求自行设置国相和两千石的官员。皇帝委屈变通了天下法令而答应大王，可谓深恩厚德。大王想要放弃封国而成为平民，前往真定为母亲守墓。皇帝没有答应，使大王没有失去南面为王的尊贵，可谓深恩厚德。大王应当日夜遵守法度，修正贡职，以报答皇帝的深恩厚德。现在大王言行放纵，以至于受到天下人的毁谤，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

　　大王能够以千里作为宅居，以万民作为臣妾，这都是源自高皇帝的深恩厚德。高皇帝蒙受霜露，面对风雨，奔赴矢石，野战攻城，身被疮痍，为子孙成就万世之业，承受的艰难危苦实在是太多了。大王不思念先帝的艰苦，日夜警惕，修身正行，饲养牺牲，准备黍稷，供奉祭祀，以示不忘记先帝的功德，却想着放弃封国而成为平民，这是极其错误的。况且，贪图让出国土的名声，轻易放弃先帝的基业，这是不孝。父亲打下了基业，儿子却不能坚守，这是不贤。不请求去守护长陵，而请求去守护真定，将母亲的陵寝置于父亲之上，这是不义；多次违逆天子的命令，这是不顺。通过为母守墓来彰显节操德行，以期能高过兄长，这是无礼。亲信大臣一旦犯罪，大的立即问斩，小的施加肉刑，这是不仁。羡慕平民仗剑的任性，轻视王侯的爵位，这是不智。不喜欢学问大道，总是恣意妄行，这是不祥。这八点，都是令人陷入危亡的途经，而大王一意孤行，放弃南面称王之位，彰显专诸、孟贲之勇，经常出入危亡之路，依我所见，高皇帝的在天之灵，是不会愿意享用陛下所献上的祭品的，请大王考虑清楚。

　　从前，周公诛杀管叔，流放蔡叔，以安定周朝；齐桓公杀死其弟，以便返回齐国。秦始皇杀死两个弟弟，迁徙其母，以安定秦朝。顷王刘仲逃离代国，高帝剥夺其封国，以便执行法令。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皇帝将其诛杀，以安定汉朝。因此，古有周朝、齐国的先例，今有秦朝、汉朝的措施，大王不考察古往今来的安国执法之事，而总想着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寄望于皇帝能够宽大处理，这是不可能的。逃到诸侯国的，依附于他人的，以及收容藏匿的，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便是躲藏在大王那里的，各级主管官吏都要承担罪责。现在诸侯国的官吏，归属御史管辖；担任军吏的，归属中尉管辖；出入宫殿的宾客，归属卫尉、大行管辖；自蛮夷地区前来归降以及不在户籍而自行申报的，归属内史、县令管辖。国相想要把责任推卸给下属，自己不用承担罪责，这是不可能的。大王如若不能改过自新，一旦汉廷将大王关押在府邸，对国相以下的官员查办论罪，那该如何是好？毁弃父亲的基业，沦落到比平民还可怜，亲信大臣都伏法而诛杀，成为天下的笑柄，以致先帝的功德蒙羞，我真认为大王不该这样做。

　　大王应当立刻改弦易辙，上书谢罪，就说：“臣不幸早年失去先帝，从小就是孤儿，在吕氏执政时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自陛下即位以来，臣倚仗着您的恩德而骄横放纵，行为多有不轨。”皇帝听到大王这么说，心里一定会很高兴。在上，大王兄弟欢欣喜悦；在下，群臣都能延年益寿。上下和谐，海内就能长期安定。希望大王能够认真思考而立刻行动。如果在行动上存在犹疑，则灾祸就像离弦之箭，射出后就追悔莫及了。

　　薄昭的这封书信，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列举了文帝对于刘长的四大深恩厚德，分别是：增加他的封邑、原谅他的罪过、允许他自设官员、不让他放弃王位，结论是刘长应该懂得感恩。第二段列举了刘长的过错和八大罪恶，分别是不孝、不贤、不义、不顺、无礼、不仁、不智和不祥，结论是这种人根本就不配作为高皇帝的儿子。第三段列举了古代帝王为了国家安定而诛杀兄弟的案例，意指为了国家安定的需要，文帝亦随时可以诛杀刘长。第四段建议刘长立刻向文帝请罪，否则随时可能大祸临头。

　　可以看到，薄昭在书信中对于刘长的言辞是极其严厉的，完全称不上什么“委婉”。薄昭的这封书信，不但丝毫起不到消弭矛盾的作用，反而会给血气方刚、长期放纵的刘长带来极强的刺激，逼迫他因恼羞成怒而情绪失控、恣意妄为、铤而走险。而这，或许正是文帝所希望看到的。

　　【原文】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①，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邮②。”尽诛所与谋者。载长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之。

　　【白话】刘长看了书信后，很不高兴，让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密谋，用四十辆辇车在谷口（今陕西淳化南）发动叛乱，派人出使闽越和匈奴。反情败露后，有关部门彻查此事，文帝派使者前去召刘长。刘长抵达长安后，丞相张苍、代行御史大夫之职的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大臣启奏文帝道：“刘长之罪，应当斩首弃市。”文帝诏令道：“赦免刘长的死罪，废黜其王位，将其流放到蜀郡的严道邛邮。”将参与谋反之人全部诛杀。用辎车载着刘长，诏令沿途各县依次传送。

　　【姚注】

　　①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典客，秦置，九卿之一，西汉因之，掌管王朝与藩属国之间的交往事务。《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杂奏……”盖自丞相灌婴去世，原御史大夫张苍接任丞相后，新任御史大夫的人选尚未确定。按《史记》的说法，是由宗正刘逸代行御史大夫之职；按《汉书》的说法，是由典客冯敬代行御史大夫之职。《资治通鉴》采用《汉书》的记载。

　　②严道邛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之索隐记：“严道，蜀郡之县也。县有蛮夷曰道。严

　　道有邛莱山，有邮置，故曰‘严道邛邮’也。”

　　【姚论】

　　自古以来，谋反或被诬以谋反之事数不胜数，然究其形式，无非就是两种：一是在外发动大军，建立政权，攻打京师；二是在内发动突袭，刺杀元首，控制中枢。鉴于刘长麾下仅有大夫但、士伍开章以及柴奇等七十余人、四十辆辇车，显然他们无法采取第一种，而只能采取第二种方式谋反。可是，谷口距离长安有百里之遥，闽越和匈奴更是在千里之外，往来通讯极不方便，为何刘长要与闽越、匈奴联络而在谷口谋反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审视谷口的地理位置（见图）

　　谷口，位于九嵕山以东、仲山以西，是泾水的出山之处。泾水出谷口后，即进入关中平原，河面亦随之宽阔起来。由于泾水在谷口的河道呈葫芦状，故亦称“瓠口”。当年秦国修建郑国渠，便是自谷口引泾水向东注入洛水，以灌溉关中的盐碱地。自谷口沿泾水向东南方前行百里，其与渭水相汇之处，就是长安城。自谷口沿泾水向西北方前行百里，名甘泉山，山上有甘泉宫。因此，谷口正位于长安城至甘泉宫的中点。

　　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文帝亲临甘泉宫，派丞相灌婴征发车骑八万五千人，至高奴攻击右贤王，右贤王逃出边塞。据此推知，倘使匈奴再次入侵，文帝极有可能再次亲临甘泉宫。当文帝居于防卫森严的长安城时，刘长是无法实施刺杀行动的；当文帝居于重兵驻扎的甘泉宫时，刘长同样是无法实施刺杀行动的。唯一有望刺杀成功的，是在文帝离开长安城，前往甘泉宫的途中。于是，具有峡谷地形，便于埋伏刺客，又位于长安城至甘泉宫中点的谷口，就成为刘长密谋刺杀文帝的最佳地点。万事俱备之后，所欠的就只是如何引匈奴骑兵南下，诱使文帝前往甘泉宫，以行调虎离山之计。而这，应该就是刘长之所以派人出使匈奴的原因。

　　至于闽越，其地处淮南国的东邻，直接出兵协助刘长攻打长安是绝不可能的。其所能做的，或许就是制造一些动静，这样既可以分散朝廷的注意力，也可以为刘长的征调军队提供掩护。

　　或许，在刘长看来，只要谷口的行刺获得成功，则太子刘启尚未成年，齐王一系又已凋零，天下舍他其谁？想当初平定诸吕之时，偏居北藩的代王刘恒又有何德何能？凭什么就轮到他登基称帝？无非是因为刘恒是高帝在世的皇子中年纪最长的而已。如今一旦文帝去世，那岂不就是该轮到刘长这位高帝唯一在世的皇子？文帝元年（前179年）正月，有司请求早立太子时，文帝曾经推辞道：“楚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的弟弟，他们不都是预先准备好的继承人吗？现在没有通过推选，而一定要立我的儿子，人们会以为我是忘记贤德之人而专私于自己的儿子，这不是心忧天下的做法！”此言固然不是文帝的真心告白，但他既然会这样故作谦逊，多少也代表了时人的部分看法。在文帝所列举的三人之中，楚王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在文帝立太子的当年就已经去世了。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在继承顺位上肯定排在刘邦的儿子之后。威胁最大的，其实就是淮南王刘长。而这，就是刘长敢于铤而走险的原因所在，亦是文帝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原因所在。

　　【原文】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致此。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白话】袁盎劝谏文帝道：“皇上向来骄纵淮南王，没有为他配置严厉的太傅和国相，故而才会导致如此。淮南王为人刚烈，现在猛然地摧残折磨他，我担心他会突然遭受风寒而死于途中，以使得陛下背负杀弟之名，这该如何是好？”文帝道：“我只不过是让他吃点苦头而已，现在就放他回来。”

　　【原文】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县传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今为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户。

　　【白话】刘长果然心生愤恨，绝食而死。囚车依次传送至雍县（今陕西凤翔）时，雍县县令打开封闭的囚车，将淮南王的死讯上报朝廷。文帝哭得非常悲伤，对袁盎道：“我没有听你的话，终于害死了淮南王！现在该如何是好呢？”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御史大夫以向天下人谢罪才行。”文帝当即命令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问沿途各县在传送淮南王时没有打开囚车、供应食物的官员，将他们全都斩首示众。以列侯的礼仪将刘长安葬于雍县，并配置三十户百姓看守坟墓。

　　【姚论】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刘长在被发配蜀郡的途中因心生愤恨，所以才绝食而死。给读者的感觉，是刘长犯了错误却不知悔改。可按照《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和《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的记载却并非如此，是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有意无意地删减了不少内容。现将《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相关内容摘抄如下：

　　“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

　　“臣仓、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

　　“臣仓等昧死言：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

　　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

　　尽诛所与谋者。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

　　在上述七段中，第一段是张苍等五人向文帝汇报，提议依法将刘长斩首弃市。第二段是文帝表示不愿依法办理，有意法外开恩，令张苍等五人与列侯、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再商议。第三段是张苍等五人再次向文帝汇报，称与列侯、两千石以上的官员等四十三人商议后的结果，仍然是要依法将刘长斩首弃市。第四段是文帝再次表示不愿依法办理，有意赦免刘长死罪，仅废黜其王位。第五段是张苍等五人同意不杀刘长，废黜王位，建议将刘长发配到蜀郡严道邛邮，允许他带着妻子儿女一同前往居住，让当地的县衙给他修盖家室，供应粮食、柴火、蔬菜、食盐、炊具、床席等生活用品。同时，还要文帝将这个方案公告天下。第六段是文帝同意张苍等五人的建议，同时还要求每天供给刘长五斤肉、两斗酒，并让他喜欢的十个美人、才人随他一同前往。

　　仅从这前六段的对话看，文帝似乎是一位宽厚仁义之君。可是再看第七段，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刘长被送往蜀郡时，乘坐的是辎车，这是一种外面罩有帘布，里面可以装载衣物，亦可以供人坐卧的车子。如果不将辎车启封，则乘车者就相当于居住在移动的密闭囚室中。文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试想，文帝已经明确规定每日供给刘长五斤肉、两斗酒，又允许刘长的妻妾儿女十余人同行，且将此命令公告天下，为什么沿途各县传送的官员竟然都不敢打开封条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文帝另有密令，要求沿途各县不得启封，为的就是要让刘长活活饿死。

　　刘长饿死以后，文帝需要寻找替罪羔羊，此时袁盎竟然提出要杀丞相、御史大夫以谢天下。试问，丞相和御史大夫在其中有何过错？当时汉朝没有太尉，丞相和御史大夫就是朝中最重要的两个官员，以袁盎的身份，有什么资格要求皇帝诛杀两人。倘若两人被杀，百官们会怎么看，天下人又会怎么看？其所带来的政治动荡，是袁盎所能承担的吗？文帝诛杀沿途县官以替罪的做法固然同样是错的，但至少其所带来的政治震荡比袁盎所建议的诛杀丞相和御史大夫要小得多。二十年后，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袁盎又是建议景帝诛杀其所最信任的老师、御史大夫晁错。其为人居心如此，将来又如何能得善终呢？

　　【原文】匈奴单于遗汉书曰：“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帝报书曰：“单于欲除前事，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

　　【白话】匈奴冒顿单于致信汉廷道：“前些时候，皇帝谈到和亲的事，与来信的意思一致，双方皆大欢喜。汉朝边境的官吏侵夺侮辱匈奴右贤王，右贤王未经请示批准，听从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主意，擅自与汉朝官吏互相敌对，断绝两君订立的友好盟约，离间两国之间的兄弟情义。因此，我惩罚了右贤王，命令他向西方寻觅攻击月氏国。幸有上天福佑，将士精良，战马强壮，得以消灭月氏，尽数斩首或者受降其部众，将其彻底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附近的二十六国，都已归附匈奴，使各游牧骑射部落合为一家，北方由此得以安定。我愿意放下刀兵，休息士卒，牧养马匹，消除之前的战争，恢复旧有的盟约，以安定边境的民众。如果皇帝不愿意匈奴靠近边塞，我就诏令匈奴的官民远离边塞居住。”文帝回信道：“单于想要消除之前的战争，恢复旧有的盟约，朕对此极其赞赏！这是古代圣王的心愿。汉朝与匈奴约为兄弟，用于赠送单于的礼品十分丰厚。违背盟约、背离兄弟情义的一方，通常都是匈奴。不过，右贤王那件事发生在大赦之前，单于就不要过多地责备他了。单于若能按照信中所说的那样行事，就请明确告知匈奴的大小官员，让他们不要再背弃盟约。要遵守信用，就像单于信中所说的那样。”

　　【姚论】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可见汉朝公卿皆不愿且不敢与匈奴交战。冒顿致信文帝，开头称呼是“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文帝回信冒顿，书信开头称呼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亦可见匈奴在气势上是压过汉朝的。既然如此，为何一生彪悍的冒顿竟然会主动向汉朝求和示好呢？姚尧以为，这或许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冒顿身体欠安，自知命不久矣，二是之前刘长谋反，曾与匈奴联络。冒顿不愿在此时、因此事而与汉朝开战，故将罪责推在右贤王身上，以换取双方的暂时和平和贸易往来。

　　【原文】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①，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白话】之后不久，冒顿单于去世，其子稽粥即位，号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刚即位时，文帝再次指派一位宗室之女翁主嫁作单于阏氏，派宦官、燕人中行说陪同辅佐。中行说不愿前往，汉廷强迫他去。中行说道：“一定要我去的话，会成为汉朝的祸患！”中行说抵达匈奴后，就归降了单于，单于非常亲近宠信他。

　　【姚注】

　　①翁主：诸侯王之女。《史记·匈奴列传》记：“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汉书·匈奴传》记：“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资治通鉴》采纳《汉书》的记载。盖汉朝称皇帝的女儿为公主，诸侯王之女为翁主。姚尧推测，这位远嫁的宗室之女原本是位翁主，但因要嫁作匈奴单于的阏氏，故临行前被加封为公主。

　　【原文】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①；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②。”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其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白话】最初，匈奴喜欢汉朝的丝绵和食物。中行说道：“匈奴的人口数量，还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然而之所以能够强大，是因为匈奴的衣服和食物都与汉朝不同，无需仰仗汉朝。现在，单于变更过去的习俗，喜欢汉朝的物资，那么汉朝只需要拿出十分之二的物资，匈奴就要被汉朝全部收买过去了。因此，得到汉朝的丝绵，就要令人穿着它在草丛荆棘中驰骋，致使衣服裤子全都撕裂破烂，以示其不如旃裘那样结实耐用；得到汉朝的食物，就要将其丢弃，以示其不如奶酪那样便利甜美。于是，中行说教单于的左右侍从学习分类记录，用以统计匈奴的人口和牲畜。凡是匈奴寄送给汉朝的书信，所使用的木简和印封都要加大，言辞极其傲慢，自称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姚注】

　　①旃（zhān）裘，兽毛做成的衣服，亦作“毡裘”。

　　②湩（dòng），乳汁。

　　【原文】汉使或訾笑匈奴俗无礼义者，中行说辄穷汉使曰：“匈奴约束径，易行，群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云有礼义，及亲属益疏则相杀夺，以至易姓，皆从此类也①。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喋喋占占！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白话】汉朝使者有时会讥笑非议匈奴的习俗不讲礼义，中行说当即反驳汉朝使者道：“匈奴的约束直接明确，容易施行；君臣的礼节简洁坦率，可以长久。一个国家的政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因此，匈奴的伦常虽然混乱，但却必定会拥立宗族的子孙为首领。现在中原王朝虽然自称有礼义，可随着亲属关系的日益疏远，就相互杀戮争夺，以至于改姓易代，都是由于不娶父兄之妻这类的原因。唉！你们这些居住在土房子里的人，就不要再多费口舌，喋喋不休了！你们只要考虑送给匈奴的丝绵和米粮，确保数量够、质量好就行了，又何必多说呢！所给的东西，如果数量够、质量好，那就算了；如果数量不够，质量不好，那就等秋熟的时候，用我们匈奴铁骑去践踏你们的庄稼了！”

　　【姚注】

　　①皆从此类也：都是由于这类原因。《资治通鉴》在摘选《史记》《汉书》时有所删减，以至于读起来有些词不达意。《史记·匈奴列传》的原文是：“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盖汉使攻击匈奴男子娶父兄之妻是不讲礼义，而中行说辩称惟其如此才能使得宗室保持强大，不致改姓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