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社内参：佩洛西：醉媪之意不在酒

lameihua

　　同志们要求讲讲佩洛西放风窜访台湾一事，好。

　　过去一周一直在外勤，我抽时间看了一些分析，深感同志们还是太善良了，低估了美国人的想法。

　　目前我们的分析中，较主流的观点有：

　　一、认为放风窜访是佩洛西为挽救民主党年底中期选举而做出的政治秀；

　　二、认为放风窜访是佩洛西为了争取连任议长而博出位，将个人利益置于美国国家利益至上；

　　三、认为目前拜登已经失去对局面的控制能力，只能任由美国国会把手伸进外交领域。

　　这些观点本身都没错，但还是老问题，没有打到核心点上、真正把问题的严重性讲透。

　　我们只需思考下面两个问题，就能知道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个问题，如果佩氏只是临时起意或者意图作秀、而不是真有一整套长期计划，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厉兵秣马、严阵以待？

　　第二个问题，如果佩洛西的根本动机是想挽救民主党的中选考量，那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应该设法破坏其行程、使其尽可能难堪才对，为什么这些“敌党”不但没有阻扰，反而在佩洛西被拜登出面劝诫之后更加“团结一致”支持其计划？

　　美联社：越来越多共和党议员支持佩洛西可能的台湾之行

　　可见，单纯看表象并不足以解释上述问题。

　　那么，美国人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先说结论：

　　佩氏释放窜台风声的真正目标并非台湾，更非单纯的党派选举考量，而是贯彻执行美国印太战略的重大举措。

　　在这个风声背后，是美国国会中的反动势力企图通过强打台湾牌来制造紧张局势，迫使中国进入强硬应对模式，以此撬动中国周边国家进入戒备状态，进而扭转亚太地区目前总体安定的局势，最终实现挑动对立对抗的战略目标。

　　这个精心计算的战术部署“好”得很，好就好在这个势力算准了只要选择台湾问题作为落点，我们就不得不强硬应对，为其游说亚太各国提供所谓“证据”。

　　这就是为什么佩氏在明知窜台只会进一步压缩“台独”分子生存空间的情况下，仍不肯轻言放弃的根本原因。

　　她要的，就是一个乱字。

　　如果真是为了给“台独”分子鼓气，佩氏及其集团完全可以采用外围打法，来个“离岸力挺”就足以让这一小撮政治软骨动物“欢欣鼓舞”，根本无须下亲自上场这么大的本钱，更无须如此直接把“台独”分子放在火上烤。

　　现在她本钱也下了，把“台独”烤也烤了，就只能说明其目标根本不是其所谓“支持台湾”，而是恰恰相反——

　　美国人是要通过牺牲台湾来点起亚洲分裂对抗之火。

　　这才是我们要看懂的基本情况。

　　那么，为什么这把火是由美国国会来点的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美国国会中的反动势力问题。

　　关于佩洛西和拜登争夺外交主导权的观点，低估的问题严重性就在这里。

　　这个观点低估了哪方面的严重性呢？

　　就低估了美国国会已经系统性、历史性、清晰性地确立了顽固反华立场的问题本质。

　　美国的外交政策通常由其行政当局执掌，立法当局主要扮演法律条文支撑和补充。

　　但近几年，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国会就一直在主导对华总体战略，这个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对抗加遏制，而且情况愈演愈烈。

　　以对华战略中最敏感的涉台议题为例，美第115届国会（任期为2017-2018年）共发起22项提案、第116届发起46项，到了拜登上台后的117届国会更是加速暴走。

　　它总共发起多少项？

　　在去年的第一会期，仅用短短一年时间，其各路议员出于不同目的就发起了至少60项涉台提案，直追奥巴马时期八年四届国会的量。

　　更让人义愤填膺的是，这些提案的内容越来越露骨，从军事武装到官员访问再到所谓“支持拓展国际空间”不一而足。

　　甚至还出现22名议员联署所谓“恢复美台关系”这种颠覆性提案的荒唐景象。

　　这几年我们看到的诸如所谓《台湾旅行法》（2018年3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18年12月）、《台北法案》（2020年3月）、《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2021年12月）等涉台恶性“法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不断炮制出来的。

　　因此，说佩洛西要和拜登争夺外交主导权，属于仅仅看到拜登以军队意见劝阻佩氏窜台这一单一现象就做出的结论，并不准确。

　　如果美国的府会之间真要争夺这个主导权，老头完全可以让外交系统直接出面阻止，而不是婉转借助军方意见来表达意见。

　　事实上，在佩洛西坚持不放弃窜台计划的背景下，美国军方还制定了所谓“保卫计划”来策应，可见把问题归结到老头和老太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不准确。

　　只有把时间视角拉长一点，才能看出美国国会强势主导对华政策并不是老头这一届的问题，也不是哪个政党派别的问题，而是一个业已形成并迅猛发展的趋势性问题。

　　这就引申出一个过去我们比较少提及的话题：

　　作为美国的立法机构，美国国会在什么情况下会主导某个方向的外交政策？

　　答案就是，当它觉得必须从立法层面直接介入战略路线才有可能达成国家目标的时候。

　　我们经常把美国国会视为一群受各种利益集团操纵的议员聚集瓜分利益的场所，其实这是非专业的说法，因为国家机器的本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当众多的美国利益集团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实际上就代表着美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利益。

　　因此，美国的国会不仅仅是利益集团谋求私利的地方，同时也是利益集团谋求国家利益的地方，只不过这个国家利益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属性，所以在我们看来更多体现的是各种利益集团的私利，而忽略其代表美国统治阶级意志的本质。

　　这种阶级属性，就决定了美国国会的意识形态基调，具有敌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天然本能冲动。

　　这种基调，使得美国国会中的反华分子屡屡不顾行政当局出于现实考量和执政需求所做出的政治决策，一再扮演中美关系的破坏源和失血点。

　　远的历史不说，就举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两个典型例子：

　　第一个例子，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国会随即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压倒性票数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迫使卡特政府不得不签署生效。

　　在该案制定过程中，卡特政府最初提出的“台湾综合法案”包含17条4款，这些条文大部分被美国国会删减，并自行新设9个全新的条目，增加或者修改了 27个款目，把相对中性的“台湾综合法案”变成后来贻害无穷的《与台湾关系法》。

　　其中美参议院提出了100条修正案、众议院提出了35条修正案，最后汇总采纳其中极为反动倒退、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的26条，诸如地位问题、军售问题等，以此极力打压卡特政府的积极立场。

　　作为对卡特政府的政治挑衅，美国国会还明确要求，这部4月10日签署的文件，其生效期要追溯到1月1日，即中美正式建交同一天。

　　这是美国国会在中美建交之后围绕台湾问题发动的第一场严重政治较量，其深层背景是当时的美国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利益尚未形成规模和气候，因此意识形态可以轻易压倒现实考量。

　　第二个例子，和佩洛西直接相关。

　　1990年3月，佩洛西在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小组”，强烈抨击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对华政策“软弱”，她和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人乔治·米切尔联手提出把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和所谓“人权问题”挂钩的法案，想以此扩大对中国的制裁范围。

　　这个法案得到了国会两党议员的多数支持，但被老布什出于美国战略利益考量两次动用行政否决权予以推翻。

　　此后佩洛西等人仍不死心，又通过把条文塞入当年财政授权法案的方式强行通过。

　　当时这种行为还得到正在竞选总统的克林顿的支持，没想到克林顿上台之后果断变脸，总体上继承了老布什的对华贸易政策。

　　为了避开佩洛西等人的纠缠，克林顿软硬兼施，成功分化了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诱迫他们接受白宫主导对华政策的现实，最终通过行政命令而非立法的方式把贸易问题和“人权问题”相挂钩，以每年审核一次对华贸易问题的承诺，实质性架空了米切尔-佩洛西法案。

　　克林顿这种分化加转移的战术之所以能成功，根本原因是此时美国各式利益集团极为看重中国即将腾飞的广阔市场前景，因此包括总统经济顾问和主要捐献财团都强烈反对主动把自己限制在全球最具潜力的经济体之外。

　　说到底，还是利益本性。

　　这种局面下，以佩洛西为代表的的国会反华势力只能低头服软。

　　到了1994年5月，在向国会承诺的首次年度审核的最后期限，克林顿政府不但没有执行挂钩审核，还直接撤销了自己的行政命令，完成了对国会的包围聚歼。

　　最终，在2000年9月，美国参议院冲破少数反华议员连续设置的20多项修正案阻挠，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法案。

　　佩洛西等人此前每年一度围绕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表演机会也就此终结。

　　此后，以她为代表的国会反华势力又连续在奥运会、涉疆、涉海等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最终都被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的行政当局出于现实利益予以压制。

　　这是美国国会反华势力蛰伏的历史阶段。

　　上面这两个美国府会博弈的例子，分别对应中美关系从对抗逐步走向缓和、从缓和逐步走向合作的历史过程。

　　在共同利益的影响下，美国国会中的反华分子尽管不时破坏，但基本上还是被控制在正确轨道中，没有造成太大的颠覆性影响。

　　但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特殊利益集团的长期施压，迫使这股势力必须汲汲钻营、制造机会，而不可能真正放弃其反华立场。

　　它们只是在等待时机，一个可以将美国社会问题归咎到外部、将美国社会矛盾转移到外部的时机。

　　最终，它们等来了特朗普，一个敢于公开撕裂美国社会、无差别对外开炮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特朗普路线的诞生，为美国国会提供了放飞自我的必要条件：

　　一个异化和对立的美国社会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两党建制派一边反感于特朗普对美国体制的破坏，一方面又敏锐捕捉到特朗普带来的政治规则变革信号：

　　只要政治主张足够极端，就能牢牢锁定选票；

　　只有政治主张足够极端，才能牢牢锁定选票。

　　于是，双方毫不犹豫地开始运用这种新工具进行内外斗争。

　　这种不正常的时代背景，加速了美国变成一个对内互相抨击、对外一致推责的政治怪物的急剧转变。

　　而这正是美国国会从2018年的第115届之后迅速蜕变成反华集中营的根本原因——

　　要对外推责，和美国霸权道路格格不入的中国无疑是最佳下手对象。

　　自此，美国国会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开始争相脱轨、丑态百出，直至最终通过多部此前被搁置的反华提案，将中美关系毒害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整个特朗普时期，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

　　以国会立法作为最大背景和推动力，策应并进一步带动了白宫政策，进而形成恶性循环，造成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

　　特朗普之后，拜登上台。面对千疮百孔的内外烂摊子，老头的执政思路是：

　　治理内政主要通过大举投入来重振美国的竞争基础，管理外交则是先修复被特朗普整得摇摇欲坠的盟友体系，稳住阵脚之后再来处理对华关系这个核心敏感问题。

　　这个内外总体思路，就决定了两点：

　　一、作为弱势总统，拜登的内政方针需要国会的支持，因此势必不敢得罪国会；

　　二、虽然对华关系是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但在国会反华的大背景下，拜登短时间内不可能做出突破。

　　因此，拜登在对华关系上只能先按兵不动，继续沿用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竞争者”和“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的定位。

　　老头这种左右受掣的情况，相当于主动给国会让出进一步主导对华政策的空间。

　　对于已经在恶性反华道路上暴走了四年的美国国会来说，尤其是对曾受白宫抑制三十多年的国会佩洛西之流反华势力而言，这就是它们等待已久的历史窗口。

　　现在，它们就像脱离了魔盒控制的各路邪灵恶怪，开始带着美国走上偏执而危险的全面对抗之路。

　　了解完这一段历史过程，我们就能在更根本的层面来分析佩洛西窜访言论背后的底层逻辑。

　　这个逻辑绝非基于简单的选举考量，而是要实打实地执行反华路线，迫使白宫从今往后只能沿它们设定的路线推进对华外交。

　　这才是隐藏在佩洛西窜台言论背后的深层考量。

　　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以“最高规格”来“迎接”她的根本原因。

　　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既然如此，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必须狠狠敲掉美国国会反华势力这头恶虎蓄谋已久的试探性进攻，让它由于造成高出美国政府承受能力的麻烦，而从“意气风发”的主导者一夜之间变回老老实实坐在后排的发牢骚者。

　　只有这样，才能断绝它今后的念想，把这头遗祸世界的怪物重新锁回牢笼。

　　这是战略层面总的分析。

　　具体到其战术意图层面，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很简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我们之前多次分析过美国的印太战略落地方案，概括起来就是：

　　一、分化并架空东盟，搞乱亚太腹地，迫使中国多线作战；

　　二、稳住盟友，消除联盟内部矛盾；

　　三、以日澳为链接点、盎撒同盟为外部后援，不断制造摩擦升级局势；

　　四、正式推动亚太版北约成型，迫使中国组建政治军事同盟，进入终极对抗模式。

　　佩洛西此次亚洲之行，执行的就是前两步，因此其四个出访国家，两个是东盟国家，两个是东亚盟友，其目的也无非是上面提到的内容，分化和稳定。

　　既然我们对美国的既定打法已经洞悉，那么应对方针也自然还是我们的长期策略：

　　坚定团结和维护东盟，区别对待美国盟友，绝对不让美国的分裂对抗图谋得逞。

　　这个我们之前在《外交战略》等系列文章中有过论述，大家耳朵应该都听出老茧了。

　　但实践证明，这个战略确实管用，而且专克美国。

　　以上就是关于佩洛西所谓窜台计划的简单梳理，这几天我们将根据其具体行程再单独分析各站情况，欢迎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