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82集

lameihua

　　张苍任相

　　公元前176年 乙丑

　　汉文帝 前四年

　　【原文】冬，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薨。

　　【白话】冬季，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去世。

　　【原文】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阳武张苍为丞相。苍好书，博闻，尤邃律历①。

　　【白话】春季，正月，甲午日，任命御史大夫、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张苍为丞相。张苍喜欢图书，博学多闻，尤其精通律令、历法之学。

　　【姚注】

　　①邃（suì），精深，精通。

　　【姚论】

　　高后八年（前180年），张苍出任御史大夫。文帝前四年（前176年），张苍出任丞相。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张苍辞任丞相。在文帝执政的二十三年间，张苍当了四年的御史大夫，十五年的丞相，堪称文帝朝的第一重臣。可是，《资治通鉴》在转载时对于张苍的介绍却极为简略，故将《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对于张苍生平的介绍摘抄如下：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余。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由此可见，张苍不仅文武全才，而且善于治国。早在追随韩信扫北时，张苍就曾出任代相和赵相，为汉朝镇抚北境。后调任中央，成为丞相萧何的得力助手，负责统计管理的事务，被称为“计相”。汉十一年（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封其子刘长为淮南王，以张苍为其国相。张苍担任淮南相十四年，于诸吕之乱后再次调任中央，接替曹窋出任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之列。且在周勃罢相后，文帝任命太尉灌婴为丞相而撤销了太尉这个官职。因此，这时候的张苍已是朝中排名第二的重臣。灌婴去世后，就由张苍继任丞相。

　　【原文】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白话】文帝诏见河东郡守季布，想要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有人说，季布是个勇猛、好酒、难以亲近的人。因此，季布抵达京师后，在官邸逗留了一个月，文帝召见后就让他回去了。季布因而对文帝道：“我没有什么功劳，有幸得到陛下的宠信，做了河东郡守。陛下无故召我前来，必定是有人向陛下夸赞了我。现在我来了，没有接受任何任命，就又让我回去，这必定是有人在陛下面前毁谤我。陛下因为一个人的夸赞而召我前来，又因为一个人的毁谤而让我离去。我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说这事后，会以此来窥探陛下的心机深浅。”文帝沉默，面有惭色，许久后道：“河东，是我视为股肱的一个郡，所以才特地召你前来。”

　　【姚论】

　　这段记载源自《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只是省略了最后一句话“布辞之官”，意即季布听文帝这么说后，就拜辞文帝而回到河东的任上。可是，细究此事的前因后果，总让人觉得十分蹊跷。当丞相灌婴去世，原御史大夫张苍接任丞相后，新任御史大夫的人选问题就将自动列入国家的重要议程。文帝既有心让季布接任御史大夫，又怎么会不了解他的性格脾气？又怎么会因临时听到的一些闲言碎语，就又不让他接任了？况且，自刘邦建立汉朝以来，除了萧何等极少数特例外，其余位列三公的重臣多为百战名将。在这些百战名将中，又有谁不是勇猛的，又有谁不是好酒的呢？曹参不是吗？周勃不是吗？灌婴不是吗？那为什么他们就能位高权重呢？因此，拿勇猛好酒来否决御史大夫这么重要的人事任命，显然是说服力不够的。退一步说，就算文帝听信人言而无意任用季布，那就更应该立即召见，说几句冠冕堂皇的关心慰问后就将其遣返，又何必让他在京师的官邸逗留一个月之久呢？由此可见，事情的真相绝非史书所记载的那么简单，其背后必定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文】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白话】文帝提议让贾谊出任公卿之位。大臣们纷纷批评贾谊道：“这个洛阳人，年纪轻，才学浅，就想专擅权力，扰乱国家大事。”于是，文帝之后也逐渐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用他的建议，派他去做长沙王太傅。

　　【姚论】

　　关于贾谊被诋毁之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这样记载的：“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汉书·贾谊传》亦基本照抄。然而，此时的绛侯周勃已经罢相之国，不在京师，灌婴更是已经去世，他们又如何能够诋毁贾谊呢？是以《资治通鉴》在转载时没有照抄《史记》和《汉书》的原文，而是改成了“大臣多”。可事实上，真正攻击贾谊的领军人物，应该是新任丞相张苍。《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明确记载：“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史记·张丞相列传》又记：“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可以看到，汉朝律历制度的主要制定者就是张苍，其方略是延续秦朝的水德尚黑，具体的章程细节在其就任丞相时达到完备。而我们在《再平南越》一章中提到，贾谊来到京师后不久，就“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由此可知，贾谊与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军功元老之间主要还是权力制衡上的矛盾，而与张苍之间还存在着路线斗争上的矛盾。张苍欲在其丞相任上完成汉承秦制的律历制度建设，就必定容不下贾谊这种鼓吹“立汉制，更秦法”的少年新贵。而张苍在任相十多年后称病罢相，亦是因为文帝终于采纳公孙臣的建言，认为汉朝当属土德尚黄。所以，如果只是军功元老嫉恨贾谊的少年得志，文帝尚且能将其庇护周全。可一旦贾谊的政见与当朝丞相发生了即激烈冲突，且这种政见在当时的文帝看来亦是操之过急的，那就只能暂时承受委屈了。其实，文帝安排贾谊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前往长沙国担任太傅，这又何尝不是对他的另一种庇护呢？只可惜，贾谊未必能够理解文帝的这番良苦用心。

　　【原文】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薄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①：“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白话】绛侯周勃前往封国后，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行所属各县来到绛县（山西侯马东）时，周勃都会害怕被他们诛杀，经常是身披铠甲，令家人手持兵器而与他们见面。之后，有人上书控告周勃谋反，文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置。廷尉逮捕周勃，审讯案情。周勃内心惶恐，不知该如何应答，狱吏也逐渐对周勃有所凌辱。周勃以千金贿赂狱吏，狱吏就在公文木牍的背面写上“以公主为证”，以暗示周勃。所谓公主，就是文帝的女儿，嫁给周勃的长子周胜之为妻。薄太后亦认为周勃不会谋反，当文帝去面见太后时，太后拿起头巾扔向文帝道：“绛侯当初诛杀诸吕之时，手持皇帝玉玺，统领北军将士，那个时候他都不谋反，现在居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要谋反吗！”文帝此时也已看过周勃在狱中所写的辩词，遂向太后谢罪道：“狱吏已经查验清楚，马上就要放他出来。”于是派使者手持符节前去赦免周勃，恢复原来的爵位和食邑，周勃道：“我曾经统领百万大军，却又怎么知道狱吏的尊贵呢！”

　　【姚注】

　　①冒絮：头巾；提：击，掷。

　　【姚论】

　　关于周勃被诬以谋反之事，薄太后的批驳是极为有力的。但是，这么浅显的道理，难道文帝真的会不懂吗？自汉朝建立以来，周勃又岂是第一个被诬以谋反的功臣？薄太后批驳的逻辑，放在当初的韩信、彭越身上，不是一样极其恰当吗？蒯彻向韩信游说时说：“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栾布为彭越辩白时说：“当是之时，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可是，韩信、彭越都没有在真正适合谋反的时候谋反，却在绝不可能谋反时被诬以谋反。如今，这种千古奇冤又轮到周勃身上，可见文帝已经完全继承了高帝的家学。相较于韩信、彭越的身首异处，周勃能够全身而退，结局已经算是相当好的了。

　　高后八年（前180年），皇族宗室与军功元老联手平定诸吕之乱，文帝遂得以即位。可是短短四年时间，在当初平定诸吕之乱的功臣中，除了当即辞职的原御史大夫曹窋外，皇族宗室中的刘襄、刘章和刘兴居相继去世，军功元老中的陈平、审食其、灌婴亦相继去世，所剩下的只有周勃一人。因此，对于自己的危险处境，周勃是心知肚明的，以至于他一直担心被河东郡守所杀，去见郡守时都要被甲执兵。可问题在于，周勃身为百战名将，又当过最高行政长官丞相和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一个郡守怎么敢擅自诛杀呢？这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郡守勇武过人；二、郡守不畏权贵；三、郡守得到了文帝的明确授权。

　　那么，河东郡守具备这三个条件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前文提到，河东郡守就是季布。

　　第一，季布勇武过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能在楚汉战争中多次陷刘邦于窘境，以至于刘邦灭项后悬赏千金捉拿季布，足见季布的勇武过人，足以对周勃实施突袭击杀。

　　第二，季布不畏权贵。《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想樊哙自沛县起兵以来，一路追随刘邦，鞍前马后，劳苦功高，不但深得刘邦的信任，而且还是吕雉的妹夫。面对如此位高权重的近臣，季布尚且敢于当着吕雉的面说出“樊哙可斩也！”那么面对已经失势在家的周勃，季布又有何惧哉？

　　第三，季布得到了文帝的明确授权。前文在讨论文帝召季布入京，留邸一月又将其遣返时，就提出事情的真相绝非史书所记载的那么简单，其背后必定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现在来看，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极有可能就是与季布商议捕杀周勃之事。因为兹事体大，所以要商量一个月之久。因为不足以为外人道，所以才有了最初拟任御史大夫，后来又取消任命的桥段。

　　因此，姚尧推测，文帝的本意或许是让季布通过暗杀等极端手段来造成周勃身亡。毕竟，与周勃一同追随刘邦南征北战的旧臣如今都已年迈去世，周勃此时去世亦并不出人意料。奈何周勃似乎是听到风声，与季布见面时皆被甲执兵，使得暗杀行为无法展开，这才有了诬以谋反的戏码。

　　【原文】作顾成庙①。

　　【白话】兴建顾成庙。

　　【姚注】

　　①顾成庙：文帝在世时为自己修建的庙。

　　公元前175年 丙寅

　　汉文帝 前五年

　　【原文】春，二月，地震。

　　【白话】春季，二月，发生地震。

　　【原文】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难用，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至石万钱。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

　　【白话】最初，秦朝发行半两钱，高帝嫌它太重，不便使用，改为铸造荚钱。于是，物价暴涨，米价贵至一万钱一石。夏季，四月，文帝诏令改为铸造四铢钱。废除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原文】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搒笞奔走者甚众。夫悬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①。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向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②，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亦上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上不听。

　　【白话】贾谊谏言文帝道：“现在的法令，允许天下人公开雇佣别人来熔铸铜锡，制作钱币，凡是敢于掺杂铅铁以牟利的，就处以黥刑。然而，铸钱的实际情况，是不掺杂铅铁，就不足以获利；只掺杂少量铅铁，就能获利丰厚。有些事情，会召来祸患；有些法令，会诱发奸邪。现在允许平民百姓掌握铸币之权，他们各自隐蔽地铸造，这时要想禁止他们在铸钱时为博取厚利而营私舞弊，即便是每天都有人因此而被判处黥刑，也都是禁止不住的。之前，民众因此而犯罪的，多到一个县数以百计，加上那些因被官吏怀疑而遭受鞭笞和闻讯奔走的，人数就更多了。朝廷设立法令以引诱民众落入犯罪陷阱，还有什么是比这个更过分的呢！而且民众使用的钱币，各郡县的规定又不相同：有的使用轻钱，在百枚之外还需要添加若干；有的使用重钱，因不符合标准而不被接受。没有建立官方统一的法定钱币，这时候，如果官吏急于统一市场上的货币标准，就会因为事务繁杂而力不能及；如果官吏放任市场而不予干涉，就会导致市场流通上的钱币轻重不同，币制陷入大乱。既然两者都不可行，那又该如何是好呢？现在，放弃农耕而开山采铜的人日益增多，他们舍弃农具，熔铸铜钱，烧制木炭，致使劣质钱币日益增加，而粮食却不见增多。善良的人们受到引诱而行奸邪之事，谨慎的民众陷入法网而遭刑戮之罪。对百姓实施刑罚杀戮是不吉祥的，为什么会疏忽了呢！国家了解到这些祸患后，官吏们必定会建议说‘禁止私人铸钱’。但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对，势必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一旦禁止私人铸钱，则钱币就会升值。一旦钱币升值，则铸币的利润就会更丰厚。私人偷铸的现象将风起云涌，即便是斩首弃市的罪行，亦不足以将其禁止。奸邪屡次得逞，法令屡遭破坏，这都是铜所导致的。铜分布于天下，其所造成的祸患是极大的。因此，不如将其收归国有。”贾山亦上书劝谏，认为：“钱币，原本是无用之物，却可以用来换取富贵。富贵，原本是君主所掌控的权柄，现在让民众自己去掌控，这就是与君主共同掌控权柄，这种情形是不可以长期持续的。”文帝不采纳这些意见。

　　【姚注】

　　①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轻钱，重量不足四铢的钱。一枚钱的重量相差不大，一百枚钱时就需要添加数枚才能达到标准。重钱，重量超过四铢的钱。平称：官府法定的称钱衡。这四句话采用的是对句互文的修辞手法。

　　所谓互文，是古诗文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法，本义是“参互成文，合而见义”，意即在上下对句中，又或者句内的两个部分，看似在说两件事情，实则两者互相渗透。读者在阅读时，需将其互相补充，才能获得完整的句意。

　　《木兰诗》记：“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将其解读为将军经历百战之后死亡，壮士参军十年之后归来，这就会令人感到困惑，为什么战死的都是将军，而归来的都是壮士呢？实际上，这里的“将军”和“壮士”，“百战死”和“十年归”是互相补充的，其正确的理解是：将军和战士从军十年，历经百战，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凯旋归来。这就是对句互文。又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记：“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将其解读为将军的角弓无法拉开，都护的铁衣无法穿上，这就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在将军的装备中，角弓出了问题，在都护的装备中，铁衣出了问题。实际上，这里同样采用的是对句互文，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将军和都护的角弓都无法拉开，铁衣都无法穿上。

　　杜牧《泊秦淮》记：“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将第一句解读为烟雾笼罩着寒水，月光笼罩着沙，这就不准确了，因为烟雾不但笼罩着寒水，也笼罩着沙；月光不但笼罩着沙，也笼罩着寒水。所以，正确的解读应该是，烟雾和月光，笼罩着寒水和沙。这就叫单句互文。又如范仲淹《渔家傲·秋思》记：“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将最后一句解读为将军被霜雪染白了头发，战士默默地在流泪，这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解读是，将军和战士都被霜雪染白了头发，都在默默地流泪。

　　同样的道理，“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的意思是说，有些郡县管理宽松，对于轻钱，可以通过百枚增加若干；对于重钱，可以通过百枚减少若干的方式来使用。有些郡县管理严格，无论轻钱重钱，都不能通过增减若干的方式来使用，只要不合乎标准，就都不能通过检查，不能为民众所接受。

　　②怵（xù）：引诱，诱惑。

　　【原文】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①，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白话】这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得文帝的宠幸，文帝想要让邓通变得富有，就将蜀郡严道（今四川荥经）的铜山赏赐给他，让他采铜铸钱。吴王刘濞统领的鄣郡内有铜山，他招揽天下亡命之徒在此采铜铸钱，又在东面煮海水制盐，故而不用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国库的财政充裕。于是，吴国和邓通所铸造的钱币通行于天下。

　　【姚注】

　　①豫章：此处为鄣郡之误。自刘邦统一天下以来，豫章郡就一直是淮南国的领地。鄣郡原属楚国领地，汉六年，楚王韩信被擒后，其领地被分为三部分，陈郡由刘邦收归己有。之后以淮河为界，东边为荆国，下辖鄣郡、会稽郡和东海郡的南部；西边为楚国，下辖薛郡、泗水郡和东海郡的北部。汉十一年，淮南王英布起兵造反，向东攻击荆国，荆王刘贾兵败身亡。刘邦平定英布之乱后，将荆国改名为吴国，立其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史记·吴王濞列传》记：“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汉书·荆燕吴传》因其误，《资治通鉴》又因其误。

　　【姚论】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所谓“吴、邓钱布天下”似乎是文帝即位之后的事。其实，邓通铸钱固然是因得到了文帝的特许，可刘濞铸钱却是在惠帝、高帝时期就已经展开了的，这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记载得很清楚。在《白马之盟》一章中谈到，高后二年（前184年），吕雉曾经试图以严刑峻法来禁止盗铸。奈何彼时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够，致使法令在实施过程中遭到来自吴王刘濞这些诸侯藩国的强力挑战，最终不得不宣告失败。本年（前175年），文帝所诏令的“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只不过是对早已名存实亡的禁令作名义上的废除而已。

　　贾谊劝谏文帝时称：“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这无疑是书生不切实际之论。试想，文帝此时的权势威望，岂能与当年的高后相提并论。高后尚且做不到的事，文帝又如何能做到？贾谊欲收天下之铜，将不止是得罪吴王刘濞等诸侯藩王，更是在斩断天下豪强权贵的财路，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文帝又岂能听信贾谊之言？

　　文帝既不能阻止刘濞等攫取暴利，就只能躬身参与以求分利。为此，他选中了邓通作为其代理人。关于邓通，《史记·佞幸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伎能。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按照《史记·佞幸列传》的说法，文帝之所以选中邓通，是因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之所以赏赐邓通铜山，是因为相士说他会贫困饿死。显然，类似这种荒谬绝伦的行径，即便是自古以来最昏聩奢靡的君主都不会做，更何况是能够终结汉初动乱，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呢？因此，所谓奇怪的梦，相士的话都是借口，都是用来解释选择邓通的原因的。那么，文帝究竟为什么会选择邓通呢？我们只要看邓通的性格就知道了。《史记·佞幸列传》上说他：“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意思是说，邓通老实谨慎，不爱与人交往，即便是皇帝赐他休假，他也不愿外出。没有别的什么才能，不能推荐贤德之士，就只是自身处事谨慎以谄媚皇上而已。试想，这不就是代理人最理想的品格吗？因为处事谨慎，所以钱财安全；因为专心媚上，所以绝对忠诚；因为没有才能，所以容易控制；因为不荐贤士，所以不会结党；因为不好外交，所以不会被骗；因为不愿外出，所以不会生变。文帝能找到邓通这般完美的代理人，自然要放手令其暴富了，因为邓通所攫取的财富，全都是文帝自己的私房钱。

　　《史记·佞幸列传》又记：“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意思是说，文帝死后，景帝即位，邓通免职，闲居在家。不久之后，有人告发邓通私自到境外铸钱，景帝遂将其逮捕后交由法吏审理。法吏查到了不少相关事实，于是彻底追查，将邓通的家财全部没收充公。即便如此，邓通还倒欠国家很多钱。景帝的姐姐长公主于心不忍，赏赐了邓通一些财物，法吏随即将其没收充公，连一支簪子都不让邓通戴在身上。于是，长公主就只让手下给邓通赠送衣服和食物。最终，邓通身无分文，寄食在别人家里，直至死去。

　　表面上看，邓通的悲惨结局印证了相士当初的预言。可实际上，又焉知这不是文帝与景帝父子早就安排好的戏码？试想，以邓通之非亲非故、无德无才，原本就不应该攫取富贵，更遑论富可敌国。文帝之所以愿意让邓通富可敌国，只不过是将其视作自己的代理人，且在合适的时候将其所积累的财富移交到自己的儿子手中而已。

　　【原文】初，帝分代为二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是岁，徙代王武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

　　【白话】最初，文帝将代国的领地分为两个国家；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这一年，文帝改封代王刘武为淮阳王，改封太原王刘参为代王，统领原代国的所有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