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甲午之殇：外交交不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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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际上接连发生两件事，引发吃瓜网民和键盘政治局关注，

　　一是7月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被迫宣布辞职；

　　二是7月8日，日本前首相岸倍晋三遭枪击身亡。很多人作出了与祖国无关的反应。

　　英国和日本，作为历史上曾经给中国带来深刻影响（沉重灾难）的国家，作为在所在区域乃至国际社会仍在扮演重要角色（搅屎棍）的发达国家，即使是吃瓜群众，对其政坛波动和政客更迭，也应避免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藏否而不做客观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要知道，一个派对（约翰逊的派对门）、一个演讲（安倍演讲时遭枪击）都可能成为改变未来历史进程的事件，其影响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都可能依然存在，更不用说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了。不夸张的说，其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依然存在。

　　譬如笔者，在内卷躺平之余，也在试图了解甲午战争方面的一些资料，即使不能一叶知秋，也力争有所镜鉴。

　　前文《【社区精华】甲午之殇：买不来的国防安全》提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仅军事上失败，更是包括外交在内全面的失败。军事和外交都是实现政治目的手段，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战场上得到的，谈判桌上有可能失去。中日双方在甲午战争中的外交表现诠释了这一点。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既而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迫使日本将《马关条约》中割取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此后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

　　甲午战争开战、媾和以及三国干涉还辽过程中，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重要外交决策者。陆奥施展各种伎俩，用外交手段解决各种问题，被日本朝野盛赞的同时，也因三国干涉被迫归还辽东半岛受到质疑。

　　陆奥宗光撰写《蹇蹇录》

　　1895年6月，陆奥宗光因病静养，围绕甲午战争台前幕后开始撰写回忆录，这就是后来的《蹇蹇录》，书名取自《周易》中蹇卦第二爻之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寓意自己对天皇忠心耿耿，不顾自身。

　　至于陆奥宗光撰写动机，多数人认为是为三国干涉还辽辩解；也有人认为是为揭发军部专横、建设政党政治而作的；还有人认为是希望获得天皇认可，日后更获重用。

　　不管动机如何，在帝国主义时代开幕时期的国际关系中，他坦率地、肆无忌惮地写出了日本对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的动机和事实，间接描述了中国外交表现和列强在甲午战争中的立场和行为，从各个角度看，这部回忆录都颇有价值，值得深入了解和研究。

　　《蹇蹇录》主要内容是“叙述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四五月之交发生朝鲜东学党之乱以后，征清之举取得成功，中间虽发生俄、德、法三国干涉事件，但最后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5月8日批准交换日清和约，其间的外交策略概要”，换言之即陆奥宗光作为外务大臣将日本由开战导向胜利的过程。

　　具体来说，该书涵盖了甲午开战前夕的中日外交战、朝鲜内政改革（甲午更张）、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与英国、美国、俄国等列强之间的交涉及修约、高升号事件的处理、旅顺大屠杀的掩盖、中日媾和历程、《马关条约》缔结、三国干涉还辽等。

　　其中对战前欧美列强的干涉、马关谈判、三国干涉还辽等事件叙述尤详。《蹇蹇录》最初由外务省印刷，并在1896年刊行，因涉及机密，所以未公开发行，只是供官厅高层内部阅读，但实际上坊间流传着各种私下印本。

　　岩波书店1929年1月出版了《伯爵陆奥宗光遗稿》一书，该书收录了《蹇蹇录》全文，可看作是《蹇蹇录》第一次公开出版。我国商务印书馆当年即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外交秘史》书名出版该书译本。

　　1962年12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伊舍石先生译本。2018年中国出版了新的译本，译者为徐静波于2018年翻译完成。

　　日本发动战争的必然

　　刘静波在译者序中提到，甲午战争，即日本为了建立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而策划和发动的一场对外侵略战争。在2014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日本也有一些出版物问世，诸如大谷正的《日清战争：近代日本首次对外战争的实像》、原朗的《如何看待日清日俄战争——近代日本与朝鲜半岛·中国》、渡边惣树的《朝鲜开国与日清战争》等。

　　事实上，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在日本一直是一个尚未终结的话题。战后有一个见解，也许未必是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却是为一般有良知的日本人所认可的观点：甲午战争爆发在明治大幕开启不久，就注定了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必然会达到这一个节点。

　　即由强烈的国家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明治日本，走向近代化过程中必然会挑起这样的一场对外战争，中国则是日本的锋芒首要所指。

　　明治维新伊始，对外扩张的“征韩论”就曾经甚嚣尘上，只是限于当时国力和新政权刚刚立足而暂时延缓。但不久发生了借口保护琉球渔民出兵台湾（1874年），用武力打开朝鲜国门（《江华岛条约》，1876年），以及用武力对琉球王国的吞并（1879年）等一系列事件。

　　从日本自身发展逻辑而言，为了避免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就要成为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楷模的现代文明国家，而当时绝大部分西方强国，都有一个武力崛起的过程，通过武力来拓展和确保其在海外资源和市场，建立势力范围，从而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世界霸权强国。

　　因此近代日本领袖们认识到，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除了汲取西洋工业文明的“殖产兴业”之外，还要走“富国强兵”道路，这两点是明治政府的基本国策。上述几次对外用兵，就是日后大规模对外战争的前奏或试验。

　　1882年和1884年汉城两次发生政治事变，日本一方面明显意识到中国力量在朝鲜半岛的强大存在感，另一方面要成为一个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势必会与中国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于是日本政府在推进整个国家和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同时，积极整饬军备，厉兵秣马，以备将来与中国一战。

　　1887年，时任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甲午战争时担任第一军的参谋长）、曾到中国来进行详细调查的陆军大佐小川又次，炮制了一份详尽的由“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置”三篇组成的《清国征讨策案》，建议当局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可见日本策动对华战争的谋划由来已久。

　　小川又次与《清国征讨方略》（又名《征讨清国策案》）

　　至1890年代初期，陆军兵力达到了步兵28个联队（联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团，但兵员较中国的团更为充实，一般由三个大队组成）、骑兵7个大队（大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营，但兵员较中国的营更为充实）、野战炮兵7个联队、工兵7个大队、辎重兵7个大队，海军也达到了大舰（如“浪速”号等）6艘、中舰（如“武藏”号等）12艘、小舰12艘、水雷炮艇12艘。

　　甲午战争时期日方投入的兵力是陆军7个师团，动员兵力约12万人，海军军舰28艘，57000吨，水雷艇4艘。

　　1890年12月6日，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甲午战争时任第一军司令）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主权线是指一个国家的疆域范围，利益线则是指与主权线的安危有密切关系的区域。

　　要维护一国的独立，不仅要守御主权线，还必须要保护利益线”。在早些时候山县有朋就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指出，我国利益线的焦点在于朝鲜。也就是说，必须要将朝鲜半岛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1894年5月朝鲜爆发甲午农民起义（又称为“东学党之乱”）、中国应朝鲜政府请求拟出兵朝鲜时，日本朝野均认为这是一次向中国全面出手的绝好机会。几个月后的甲午战争，无疑也是日本蓄意谋划、主动挑起的。

　　虽然陆奥宗光《蹇蹇录》中用了一些外交辞令来为日本军事行动作辩解，但其在序言中写到：明治二十七年4、5月之交，朝鲜发生了东学党之乱，此后征讨中国一战大功告成，其间即使有俄、德、法三国干涉，也终于在翌年5月8日实行了日清媾和条约的批准换文。

　　日本学界或是舆论的看法

　　历史学家井上清评论说，通过日清战争和《马关条约》，“日本便这样，从一个受欧美诸国压迫的国家，变成了与欧美诸国一起对朝鲜和中国进行压迫的国家。

　　在成了拥有殖民地的帝国的同时，为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压迫、领土分割以及资本的剥削开辟了一条大道，日本甘心充当这样的角色。谁能说这是一场将亚洲从欧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呢”？

　　《蹇蹇录》岩波文库本校订者中塚明这样写道：“日清战争不仅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而且是凝聚了明治初年以来的日本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各种动向，并决定了此后日本近代史走向的大事件。”他明确地将甲午战争定义为专制天皇制下的日本发动的一场对外侵略战争。

　　井上清和中塚明都是相对较为左倾的历史学家。在1960至70年代，对甲午战争如此的评价，即便谈不上是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1990年代末以后，对明治日本（1868-1911）的美化，在世纪之交及今天的日本，已成了一般的社会气象或是舆论的主旋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秉持良知的学者，在对日本过往历史的描述中，尽可能保持学理的态度，只是在词语的选择上，已经相当的小心，“侵略”这样的字眼，几乎在书面中消失了。

　　岩波书店出版的一套10册本的《系列日本近现代史》，其中的《日清·日俄战争》，有如此的表述：“1895年的帝国日本，明确采用了山县有朋倡导的‘利益线’的主张，拥有了殖民地——台湾和势力范围——朝鲜国，此后的50年里，（日本）充满了军事力量的扩大和战争的色彩。”

　　对于开战前期日本方面的动向，本书描述在日本学界比较具有代表性，作者对于战前日本的动向描述得非常简明、清晰而冷静，避免使用带有褒贬色彩的词语，但这些描述已经足够充分地表明，日本是处心积虑地在准备并挑起了这场战争。

　　写出学术名著《日中战争史》的秦郁彦，虽然后来的立场稍稍有些右转，但在该书序言的开首一段，写得颇为中肯：“日中战争，是明治初年以来日本一贯推行的大陆政策的无法避免的归结点。

　　自日清、日俄两场战争至1937年的日中战争，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对外政策的主流，虽然也蕴含围绕实现目的的方法、实现政策的时间点而出现的对立意见（这些对立有时试图阻止这一主流、有时试图改变这一主流），出现了若干的起伏，但是对于中国大陆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扩张这一基本方向，却并无变化。”

　　既然政治目的明确，外交手段自然要为其服务。

　　陆奥宗光其人

　　陆奥宗光（1844-1897），出身藩士家庭，年轻时与伊藤博文等交往密切。明治废藩置县以后，曾出任过神奈川县知事，后因参与西乡隆盛的反政府行动，一度入狱。1883年出狱后往欧洲游学，历时三年，由此彻底服膺西洋文明并力图效仿西方列强。1888年出任驻美国兼墨西哥公使，在外交上显出才华。

　　1890年出任山县有朋内阁的农商大臣，由此进入权力高层。1892年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时担任外务大臣。此后他致力于与西方列强修订此前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甲午战争前后整个日本的对外政策。

　　陆奥宗光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并在明治日本的对外扩张中表现出了帝国主义倾向，作为明治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他的这一政治倾向贯穿于整部《蹇蹇录》。

　　战前欧美各国表现出干涉势头

　　陆奥宗光写到，东学党之乱刚刚兴起时，欧美各国似乎并未特别关注。此后他们看到日中两国不断向朝鲜派出军队，且人数也远远超出欧美各国的预想；在朝鲜的欧美各国官吏和商民对日中军队频频进入朝鲜甚感惊愕，而且他们自一开始就不同情日本一方，各种虚虚实实的报告纷纷送达各自的政府和家乡，欧美各国政府才渐渐将目光投向朝鲜的内乱，特别是日中两国纷争。

　　此时恰好中朝两国政府不断地要求欧美各国支持。其结果便是大约自6月中旬起，欧美各国政府开始向日本表现出干涉的势头来。

　　俄国的劝告

　　驻北京俄国公使卡西尼伯爵获在归国途中来到天津，李鸿章向该公使表达了希望俄国调停日中之间纷争的意愿，于是俄国政府开始调停。一方面卡西尼伯爵留在天津与李鸿章展开谈判；另一方面，俄国政府指示其驻东京的公使希特罗渥向日本政府提出劝告。

　　6月25日，俄国政府询问，倘若中国撤军，日本政府是否也同样撤军？陆奥宗光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能保证做到下述的两点之一并撤出军队的话，日本政府也可撤兵：

　　（1）是否同意日中两国共同担当并完成朝鲜内政改革；

　　（2）如果中国方面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拒绝与日本合作来共同完成朝鲜的改革，那么日本政府就单独来实行这一改革，中国不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加以阻碍。

　　陆奥宗光还对俄国公使保证两点（外交辞令）：（甲）日本政府除了希望确定朝鲜的独立与和平之外，别无任何他意；

　　（乙）将来不管中国政府有任何举动，日本政府绝不会挑起攻击性的战争行为，万一以后日中两国不幸开战的话，日本也将保持防御性的地位。

　　6月30日，俄国公使带来一份公文交给陆奥宗光，概要是：“朝鲜政府已公开告知各国驻该国的公使说，本国的内乱已经平息。并且请求各国公使等促使日中两国军队同时从朝鲜撤退。因此，俄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接受朝鲜的请求。并忠告日本，倘若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政府一起同时将各自的军队撤出的话，日本政府将自己承担重大的责任。”

　　陆奥宗光不易推测俄国政府严厉措辞背后的真正用意，但显然清楚，日本政府无理由就滋生事端绝非上策；反观日本国内情形，当时的事态已经大大推动了局势变化，即使中国撤兵，日本已很难撤军（气氛烘托到这儿了）。

　　有了大致主意后，陆奥宗光拿着俄国公文去拜访了伊藤总理，伊藤总理读罢沉思良久，认为事已至此，很难接受俄国劝告从朝鲜撤兵。陆奥宗光认为所见略同。

　　当晚便紧急致电驻俄国公使西德二郎，目前不是日本朝鲜撤兵的好时机。此外，有必要请英国牵制俄国，为防止俄国先入为主，应提前向英国政府宣示意见，于是便向驻英国公使青木子爵发送了与西公使相同内容的电文。陆奥宗光事后想起，仍有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感觉，当时与伊藤总理寥寥数语的晤谈，奠定了日后大局。

　　7月1日日本起草了回复俄国政府的公文，经内阁讨论通过并报请天皇批准后，于7月2日送达俄国公使，以委婉的外交辞令拒绝了俄国政府的劝告。

　　7月13日，俄国公使又给我送来一份公文。该公文希望日中两国应迅速开启谈判，尽早达成和平的局面。

　　俄国政府对朝鲜的事变虽不会袖手旁观，但此次则完全是希望预防日中两国纷争的进一步发展。陆奥宗光认为俄国公文表示不认可日本政府逸出自己表态范围的行为，也暗含了依然会在任何时候插手朝鲜事务的意思。

　　7月21日，俄国公使再将一份公文送到陆奥宗光，如果日本的要求与朝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和列强签订的条约相违背的话，俄国政府决不能承认其有效性。望三思而行。措词更为严厉。

　　7月25日，日中丰岛海战爆发，俄国等列强暂时也表现出旁观姿态。陆奥宗光认为，俄国一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日中交战进展，伺机寻找获得利益的机会；在《马关条约》刚刚签订，俄国立即加以干涉，并拉了德、法两国作为同伴一起出手，这绝非一时的偶然行为。

　　英国的调停

　　陆奥宗光认为，英国总的立场是，不希望搅乱东亚的和平。在朝鲜事件刚发生的时候，英国显得比较同情中国，自然日本民众难免对英国有些厌恶。英国肯定与其他旁观者一样，都推定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但也不能以此就认为英国抱有反感和敌意。

　　英国驻北京的特命全权公使欧格纳探知到了李鸿章和卡西尼伯爵日前在天津的联系时，立即向总理衙门建议日中两国应立即进行和平谈判，避免冲突。但是那时总理衙门认为李鸿章和俄国公使之间的谈判能获得成功，对英国公使的建议似乎并不怎么重视。

　　当时恰好中国内部有不少人主张与日本议和，因而群起攻击李鸿章，于是总理衙门通过英国公使向我国表示了开启和平谈判的意愿。

　　英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通过电报与英国驻日本临时代办巴柴特进行了多次商议，陆奥宗光表示，倘若中国政府同意日中双方出于改革朝鲜内政的目的而派出共同委员的话，不会拒绝与中国重启和谈。然后巴柴特电报告知欧格纳陆奥宗光的意见。

　　7月9日，在欧格纳公使的斡旋下代理公使小村访问总理衙门，中方不仅未能提出新方案，而且只是表示倘若日本军队不从朝鲜撤出，他们无法提出新方案，使人完全无法了解中方的真正意图。陆奥宗光得知会谈无果，内心颇感窃喜，因为调停失败，反而会使日本获得在今后行动上的自由。

　　陆奥宗光认为，形势严峻，不容拖延，乘此机会与中国断绝关系乃上策。于是电告小村向中国政府表示：将来若有不测事变发生，日本政府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向大鸟公使发出训令，谓英国调停已经失败，今后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

　　陆奥宗光无法理解中国总理衙门竟然将对英国公使做出的允诺也浑然忘却，可能比起英国方面提出的日中两国应就朝鲜内政改革展开商议的建议，俄国方面提出的日中两国军队同时自朝鲜撤兵的提议更合心怀。

　　不管俄国的真正想法如何，其在7月13日对日本的答复中并没有表达7月2日日本拒绝撤军的不满。因此，当7月9日小村临时代办与中国会商的时候，李鸿章等还指望着俄国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俄国公使卡西尼伯爵自己也不清楚本国政府此后会提出怎样的方针，依然频频投出香饵来引诱李鸿章。

　　中国暂时接受英国公使调停是一种无奈之举，内心却急切地等待着俄国方面结果。

　　陆奥宗光从同行的角度评论，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不懂得外交上必须遵守的信义，为了解救燃眉之急，不惜采用一女二嫁的拙劣手段，最终使自己陷于形单影只的孤立境地，且不说那些庸庸碌碌的凡俗之辈，纵令被称为是富有经验和远见卓识的李鸿章，也依然未能醒悟到这一点，想来真是令人惋惜。

　　此后中国知悉俄国态度后十分失望。英国公使欧格纳不失时机地派人与李鸿章秘密会谈，故李鸿章建议北京政府再次请求英国公使调停。于是英国驻东京临时代办巴柴特再次要求与陆奥宗光见面，转达中国政府接到小村公使本月14日的照会之后感到相当激愤。

　　此时陆奥宗光已认识到朝鲜时局已经相当紧迫，已要求大鸟公使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表示为达目的我方可能使用武力。

　　断然拒绝英国有失外交礼仪，于是陆奥宗光提出一个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从而自然中止日中之间的和谈。对巴柴特提出的条件如下：限中国政府自本日起五天之内遵循适当的理路做出是否接受的答复，否则日本政府将不再对此作出应答。

　　另外，中国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日本将立即认定这是一种威胁行为。五日内中国不可能答复，因此调停自然结束。

　　7月21日，英国声明，日本此次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与此前提出的谈判基础相矛盾，且已超出原先范围，若固执这一方针从而导致日中开战，日本应对此负责。就表面姿态的严厉程度而言，可谓与俄国政府在6月30日致日本的照会几乎没有差异。

　　陆奥宗光一开始就认为，英国不会像俄国那么强硬。于是7月22日回复英国，否认日本要求超越谈判基础。对于日方答复，英国政府后来就再也没有表示过异议，也就是以忍气吞声的态度了结了此事。

　　为什么英、俄两国向日本发出的照会在表面姿态上非常相近，但日本的回答则在宽严程度上会稍稍有些不同？因为日方自始就认为，俄国政府的真正用意相当危险，他们采取了一张一弛的外交策略，或采取某种手段，其真正目都在于显示了这样的一种决心，即在涉及自己利害关系的问题上绝不会弃之不顾。

　　而英国政府则是担心东亚和平遭到破坏而努力从中加以调停，一旦对方意见相左，他们不会出兵加以干涉。当时的事实也证明了日方推断。

　　陆奥宗光7月22日递交了答复备忘录， 7月23日，巴柴特又送来了英国政府意见，日后若日中两国开战的话，中国上海乃是英国利益的重心所在，希望日本政府承诺不可将战争扩展至上海及周边地区。日本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

　　7月22日，我驻英国公使青木子爵发来电报称，英国外交大臣提出，日中两国军队分别占领朝鲜，在此期间两国再慢慢进行商议，中国政府已经同意了英国的这一提议，因此日本政府也应根据这一精神考虑善后之策。

　　陆奥宗光不解其究竟为何意。接到这一电报时，大鸟公使已经包围了朝鲜王宫，要求该国接受日方要求，已经来不及考虑英国这一提案，因而未作出回答。期间日中战争已经爆发（7月25日丰岛海战）。

　　当初英国政府在向我政府提交措辞严厉的最后公文的前后，又提出希望保持上海的中立，然后又提出了一个语焉不详的共同占领的建议，从这些举动来看，英国的做法则是临机应变的，而俄国的意志一开始就是坚定不移的。在陆奥宗光看来，俄始国终隐藏在舞台一隅扮演着一个角色，而英国不过是一个身处舞台之外的吃瓜群众而已。

　　俄国为了本国利益，对可能对自己的利益构成阻碍的任何障碍都要努力阻止和压制，为达此目的不惜使用积极的手段；而英国则过于担心东亚的商业利益受损，因而只要时机许可就力促日中恢复和平，似乎并无如俄国那样的决心。

　　日中交战过程中，俄国和英国都在密切关注战局发展，以寻求在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各自目的的机会。两个国家虽然在宗旨上有些不同，在维护本国利益上却是一致的。

　　纵观战前俄国和英国的干涉行为，以及陆奥宗光的理解和判断，对理解俄乌冲突期间“列强”们的表态和动作，是不是感觉又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6月22日至开战期间中方不切实际的幻想

　　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还对开战之前李鸿章外交策略进行了分析，体现了中日外交上的差距，也侧面说明了日本情报工作之到位。

　　李鸿章于6月22日接到陆奥宗光通过汪凤藻转交的公文，初次获知日本政府的决心，认识到威吓日朝两国的方式已经无效，于是稍稍更改了原来策略，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频频请求欧美强国来从中斡旋调停，另一方面向朝鲜增派军队。

　　增派军队的目的难以作出明确判断，不过，1893年6、7月之交，李鸿章曾向北京建言向朝鲜增派军队却是事实。

　　李鸿章和北京政府不仅委托英、俄两国公使从中调停，还向德国、美国、法国公使提出了居间调停请求。这些举动只是挑起了列强之间业的猜忌心和功利心，彼此的态度会各不相同，反而会互相牵制。

　　当时德国、法国、美国只是与中国虚与委蛇，唯有像俄国和英国在东亚有重大利益的国家，才稍稍在日中两国之间做些调停的努力，但也完全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并未显出一致的姿态，最后也都收回了干涉举动。

　　但是，中国政府，尤其是李鸿章，却十分急切地期待着来自列强外援。他并不满足于其在天津与卡西尼伯爵的会商，还与远在东京的汪凤藻频频电报往来，试图掌握日本政府对俄国公使提出的劝告作何反应，而俄国公使无疑也将这一时期陆奥宗光与他会谈的内容暗中告知汪凤藻。看到这儿，想必大家也十分理解泽连斯基现在的心情。

　　6月26日，李鸿章指示汪凤藻说：“获悉俄国沙皇已经命令驻日本的公使，由他代表俄国向日本提出日中两国同时自朝鲜撤兵、然后再商议善后对策的劝告，具体情形如何，请在探明之后报告。”

　　6月27日，汪凤藻发电报给李鸿章称：“俄国公使昨日会晤了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撤兵之后商议善后之策的劝告。”

　　6月30日汪凤藻又电告：“据俄国公使所言，已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两次劝告，但对方都强词夺理，未允诺撤兵，但了解到其曾表示日本政府不会主动开启战端，此外，该公使昨日接到俄国电报，命其再次向日本提出劝告，今日应该也会面晤日本外务大臣，其情形容稍后再次禀报。”（陆奥宗光认为这显然是希特罗渥将6月25日他与其会谈的详情告知了汪凤藻。）

　　7月4日，汪又发电报：“俄国公使派来的馆员通告说，在向日本政府竭力提出劝告之后，昨日接到回复，称应在制定善后之策之后再撤兵。我方已将日本的答复禀报给俄国政府，现在等待政府的训令。

　　由此来看，日本若不能获得若干利益最后不会罢手。中国方面若一味依靠俄国，恐怕难有特别效果”（陆奥宗光推测这应该是将7月2日日方送递俄国公使的答复内容告知了汪凤藻。）

　　从中可看出，此时李鸿章是何等地希望通过俄国及其他国家的调停。7月15日，汪凤藻又电告：“据侦探者所报，日前大鸟公使向日本方面电告，朝鲜已接受日方所有要求，可否撤兵？伊藤、川上接电后认为，日方目的已经达到，可迅速撤兵，但陆奥、井上之辈坚持自由党方面的意见，认为朝鲜只是表面上顺从而已，撤兵并非上策，表示反对，伊藤也不敢争辩，此议遂告止息。”

　　（陆奥宗光认为，汪凤藻当初曾电告本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因有在野党的阻挠而无法向外国派兵，如今又推断因某一政党的反对政府无法撤兵，其观点显然是前后矛盾的，这也说明了要彻底探知驻在国政府的真意实在是难上加难，出现谬见误判也在所难免。）

　　7月16日，汪凤藻又电告：“据侦探者所报，日本因看到中国反应迟缓，其意气日益嚣张，近日威逼朝鲜要其声明非中国属邦，我方若不迅速向朝鲜派兵，恐怕事态难以了结。”

　　7月22日，汪凤藻又向李鸿章禀报：“日本闻悉中国向朝鲜进兵，实在感到非常沮丧。”

　　陆奥宗光顺便把汪凤藻嘲笑了一番：近日汪凤藻遵令到处奔走，以期日中两国军队自朝鲜撤退，为此不仅常常要求与我会见，还亲自造访伊藤总理宅邸，开展同样谈判。

　　伊藤总理总是耐心听取他的叙述，对他的意见持宽容态度；而我则因职责所在，不可使他们误解日方立场，对于他们会谈中与我国政府决定不相吻合的地方，一一予以揭破，因而他误以为我和伊藤总理之间立场宽严不一。

　　于是汪凤藻在6月17日向李鸿章禀报说：“日本的目的在于将军队留在朝鲜以作善后处理时的军事后盾，经我竭力抗辩之后，伊藤表示不再持有特别的异议，而外务大臣则对我方的提议斥之为迂腐之见，无接受之态。

　　由是观之，日本见我国频频提出撤兵建议，以为我方在示弱，欲乘此机会占据上风，值此之际我方应集中兵力做出整装待发之态，以此来挫败日本的计谋。俟朝鲜内乱彻底扫清，再提撤兵之意，则其事可成。”

　　陆奥宗光认为，这一电文前半段，不过是痴人说梦，后半段则表示日本见到中国亟欲撤兵而将其视为恇怯，建议今应增派大兵以挫败其计谋。

　　从以上往来电文可看出，中方仍然寄希望于增派军队上，以为虚张声势或许可避免实际血战，以此来解决困局。而日后俄、英两国调停夭折，在平壤、黄海两地同时爆发海陆之战，最后在外交上和军事上都遭到失败。

　　陆奥宗光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方一开始就没有立足于本身努力，而只是企图借助外力援助，寄希望于一时侥幸。这是中方平素惯用的策略，李鸿章最终也不免陷于被追责问罪之厄运。

　　李鸿章的增兵计划也在内部遭到阻挠，在7月22日之前无法实施（丰岛海战被击沉 “高升”号上的士兵，就是增兵一部分。陆奥宗光认为，如果增兵能早日实施，“高升”号也可免遭此祸，且在牙山、成欢的叶志超、聂士成二将在开战之时，兵力上也会占据优势）。

　　陆奥宗光还为李鸿章抱不平：在生死存亡关头，北京政府还在热衷于党争内讧，使李鸿章无法充分实施计划，且还要背负沉重的责任，这不仅是李鸿章个人的不幸，更将国家陷到了绝境。

　　中国外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中国近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官的政府岗位获得重用，更不用说担任“国家领导人”了，甚至连外交官这一职位都不为人所看重。

　　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伦，成为大清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却被家乡湖南的“愤青”们喷为“事鬼”，甚至扬言开除他的湖南乡籍。

　　郭嵩涛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接受列强使节派驻北京，当仍坚持不向海外派驻使节。1875年，英国利用从缅甸擅闯云南的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被杀一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向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国公使。

　　郭嵩涛，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著有《使西纪程》、《伦敦与巴黎日记》等书。

　　当时中国外交人才匮乏之极，即使如此，郭嵩涛出使时，清政府还加派了一个极端保守派刘鸿锡作为副使，以进行牵制。刘鸿锡后来果然对郭嵩涛各种指责。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政府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

　　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谓的“巡按”（清初废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学政，学政的差使时间很长，三年一任，任满官复原职。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断，对官员升迁相当不利，出任“鬼使”无疑自断前程。

　　使节之外，随员更为难得。当时洋务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出路”，郭嵩焘以降的各驻外使节，其遴选随员均十分困难，朝廷便只好将驻外使馆的人事权悉数下放以为弥补，但这又造成各使节自行其政，外交官职衔混乱，发展到后来各使馆冗员充斥，外交经费浪费浩大。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才算真正开始建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被看作类似前朝“理藩院”的“统战机构”，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这种情况下中日甲午战争背后的外交战，中国能有几成胜算？

　　日本“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霞关外交，料亭政治”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1869年外务省成立，由明治天皇亲信、王政复古政变的首脑岩仓具视掌管。岩仓随后组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一同访美长达22个月，希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这就是著名的“岩仓使团”。

　　外交居国务之首，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外交的枢纽。因此，外务省相比日本政府其他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大量贵族子弟欧洲留学归来后进入外务省，比如小村寿太郎、青木周藏、珍田舍己等人。

　　青木周藏（左）      小村寿太郎（右）

　　通过这些贵族子弟，外交优先理念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到了1890年代，日本与西方修约工作进入高峰，外务省更是吸引了大量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比如加藤高明（1860-1926），因对中国提出亡国“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多次出任外相，1924年还出任日本首相。林权助（1860-1939），出任多国公使，担任驻中国公使时，曾深深卷入戊戌政变，协助康梁出逃。内田康哉（1865-1936），出任多国公使，多次出任外相，两次代理日本首相。

　　大量法律界人士加入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另日本外交成为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半利刃。1984年7月高升号被击沉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法学外交官”们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灰色地带，一举扭转被动局面，而非中国那样单纯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国家实行大外交、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

　　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开锋芒，这一策略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大量聘用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的密切联系。

　　“霞关外交”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列强的外交，在尽量减少与列强对抗的前提下，帮助日本政府获得最大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霞关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对中国方面重视不够。

　　虽然日本外务省拥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并不占据关键地位，不能影响决策。美国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Iriye）认为，“霞关外交”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认识到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国际框架中应有的定位，进而导致了日本今后的失败和灾难。

　　中日外交人才的差距

　　与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没有迈出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不如说是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

　　作为李鸿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制夷”，一方面固然是弱国外交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他所擅长的权术实践。可惜外交毕竟不是内政，在洋人之间玩合纵连横成效并不好，往往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中日外交战也是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

　　出使后，因其兼驻法国、比利时等国公使，主要居住法国，英国事务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形势。客观地说，龚照瑗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清政府体制，无法取得更大成就。

　　龚照瑗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青木在 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 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

　　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

　　在日英条约缔结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比如收买剑桥和牛津大学教授在《泰晤士报》发文，从国际法角度为日本申辩），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激发的英国民众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

　　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为当地媒体写作，这些都是龚照瑗难以匹敌的。

　　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志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难以企及。

　　日本的实用外交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降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真是一语中的。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升号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军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敢于打沉英国商船的同时，却冷静地下令打捞那些落水的英国船员，船长、大副等关键人物因此获救，并在此后的国际法争论中对日本帮助极大。

　　青木周藏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辞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

　　又如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给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

　　连李鸿章自己都总结道：“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这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差距之大的深层原因。上下无法同心，军事未能制胜，外交无才可依，又怎么能交到“朋友”呢？

　　本文主要内容来源：

　　《蹇蹇录 甲午战争外交秘录》陆奥宗光 著 刘静波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澳大利亚]雪珥 著 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