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吉军：毒教材毒小说空乏国人灵魂，道德批判还是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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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围绕毒教材事件和中国诺奖大师的争论此起彼伏。

　　在诸多争论中，公众陷入了一个误区：普遍围绕道德展开讨论，很少有人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解决问题。

　　相比而言，上海一位家长状告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有毒”，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必须指出，中国公众热衷于一起议论而不喜欢客观思考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很多焦点事件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挥舞着道德的大棒进行舆论审判。

　　但是，如果所有的焦点问题都依靠舆论审判才能有效纠偏，那就意味着社会机制失去了正常向上的能力。

　　在所有的舆论审判中，中国人最喜欢使用的武器是道德而不是法律。这种错位思维，导致太多作恶者完美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道德的谴责对他们毫发无损。

　　今天的互联网舆论，一有焦点事件就会出现道德审判。在互联网上，每个审判者都成为正义的化身，仿佛都是道德完人。

　　本质是一群道德有瑕疵的人在审判另一个道德有瑕疵的人，甚至要用道德大棒杀之而后快。

　　实际上，群体舆论固然有声势，却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导致滥伤无辜。

　　道德审判最容易实现的风骚操作就是集体审判别人，最艰难的应对局面就是审判自己或者自己被审判。

　　道德至上，道德审判，我们从不陌生，但是圣人修身，何时曾把道德大旗举出来砸向别人？

　　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走到最后衰亡的核心症结就是道德代替了法制。

　　中国历史上最崇尚道德标杆的朝代是宋朝和明朝。道德的旗帜在宋朝开始高举，到明朝发扬光大。

　　中国社会的秩序，建立在道德至上的前提下。在很多重大场合，重大事件中，道德高于法律，道德高于利益，道德高于生命，这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历史。

　　在道德大旗的引领下，明清两代整个社会呈现两面性，公共道德领域将道德大旗举得高高在上，私人德行领域都在掩饰隐藏却从未放弃个人私欲。

　　北宋时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欧阳修写《朋党论》，自认是朋党，并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公开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

　　从此，北宋朝堂开始用君子、小人的大帽子互相攻击，导致朝争不断，对外羸弱不堪，连续在西夏战场被歼灭多次。

　　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

　　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件可怕武器。

　　北宋后期就是这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恶性循环，新党上台旧党贬斥，旧党上台新党贬斥，最后蔡京上台，直接不分旧党新党，所有的反对派都是奸党。满朝留下的都是蔡京一党。

　　北宋就是在君子、小人的争论中，一步一步，走到了国家灭亡的悲剧结局。

　　正是这些高喊君子小人的文人官僚集团，以道德正义之名操纵权力斗争，将国家前途命运全部毁灭。亡国后，大批高喊仁义道德的文人朝臣投降金人苟且偷生。

　　南宋权奸秦桧，生前也是道德文章做的花团锦绣，权势熏天手握道德正义的解释权，直接将岳飞害死。

　　历史的事实证明，最擅长高举道德大棒的卫道士们的节操，一文不值。

　　“道理最大”是理学家们一直称颂的核心力量。

　　汉族自从发明了天下间道理最大！就开始了以己度人的自我欺骗。

　　这句话拿给异族别国，简直就是天下最荒诞的梦话。

　　从汉人发明了这句超具喜感的口号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辽国、西夏、金国、蒙古、满清、八国联军、日本、美帝，每一个侵略并痛殴我们的异族别国，都很不要脸地告诉我们：天下何物最大？拳头最大！

　　宋朝的理学，宋朝的道德，宋朝的道理，统统没用，都是亡国的助力！

　　明朝后期，道德礼教发展到畸形，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建立起来，开始处处约束人的行为，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道德大旗成为朝争的核武器。任何官员，有点私德有亏，不管你是什么位置，不管你肩负着何等重任，都有可能迅速被革职查办或者隐退归乡。

　　朝堂之争言必称“祖制”，妥妥的破落之象！

　　高举着道德礼教大旗的文人官僚集团，最擅长口诛笔伐杀人于无形。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思维方式。清谈，坐观，啥也不干的人，最安全，道德最完美，找不到可以攻击的漏洞。

　　忙于国事，为国牺牲的人，反而在道德节操方面漏洞百出，时不时被拎出来批判之棒杀之。

　　所有人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不敢暴露私欲，只会表现出道德崇高的形象。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而只把道德当作工具。

　　宋明两朝，号称是汉文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是道德礼教的力量最强大的时期。

　　就在道德至上的氛围中，中华民族两次走到了绝境，两次被异族消灭亡国。

　　这两次亡国，正是道德最崇高的宋朝和明朝。宋明两朝高举的道德大旗，并没有避免亡国的惨剧。

　　根本原因在于，高举道德大旗的宋明文人官僚集团，在精神上已经堕落腐朽到无耻无底线的境界。

　　正是这样两个高举道德大旗的儒家文明的巅峰朝代，汉人走到了亡国的境地。

　　中华文明最强盛的秦汉隋唐这几个朝代，道德问题从来不是社会规则中首先考虑的因素，治国的实效和报国的能力才是个人成功的根本要素！国家命运和这种所谓的个人道德，从来都不具备必然的逻辑关系。

　　群体高举着道德大旗进行围攻的这种标准教程，确实让人无法对抗，不敢与之抗争。因为一旦与群体对抗，你就会被放在不道德的位置。

　　但是，对于大众，如果永远醉心于对个体人物的口诛笔伐，而对制度层面的宏观改善缺乏认识，那么永远都是被舆论引导利用的炮灰。

　　我们的舆论管控部门，普遍习惯于灭火，唯恐出现焦点舆情。实际上，爱国的民意何其珍贵！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做出回应，才能引导舆论，将破坏性力量转化为爱国热情。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制度在执行层面依然存在较大的短板。舆论监督可以作为有效补充，但是舆论监督要发挥作用依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很多涉及到国本的重大问题，往往是民意滔滔才引起重视。

　　毒教材、毒读物、毒小说此类意识形态的重大漏洞，不应该出现在一个自信而强大的中国！此类问题，不能简单以专业问题或者水平问题进行搪塞，有必要针对意识形态犯罪设立专门的法条！

　　无论是毒教材事件，还是各种荣誉等身的获奖文学作品，都显示出我们的社会仅靠自律和所谓的管理制度完全做不到有效管理，离开了群众监督，一切都会流于形式。

　　但是，群众监督又会很容易被某些势力利用，也就是所谓的转移斗争大方向。如何有效地利用群众监督，对权力的滥用形成制约？

　　未来可能的方向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大数据分析、信息追溯机制，事后追责制度，构建起全方位的监管约束体系。

　　我们不能强健了体魄，反而空乏了灵魂！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