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窑洞对”，官僚主义与历史周期

lameihua

　　用什么办法，让精英化的统治阶层关注和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个问题古今中外一代代政治家试图找到解法，但至今仍然没有完美的答案。

　　1、

　　中国的兴亡周期律大概300年一轮。在一个国家政治腐败后，一个新的有活力的集团推翻旧王朝，产生新的统治集团。这个新的集团可能是外敌（如元和清），或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或是底层人民起义。随后2-300年间，新的统治集团被既得利益绑架，懈怠腐败后，再被新的集团推翻。土地兼并、税收制度都是兴亡周期率的背后动因。

　　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向“教员”提出了一个问题：“延安地瘠人贫，不如重庆物资丰富，共产党即使想搞腐败，也没有条件。如果将来抗战胜利，打下富庶之地，共产党能否将现在这种气象传袭下去？” 1944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了李自成的兴起和衰落。“教员”在抗战期间，就深入的思考如何防止党变质，如何在胜利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抉择。1945年7月初，黄炎培与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一行六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黄炎培在延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向上的活力，但也担心这种活力能否长期保持。在与“教员”交谈时，留下了著名的“窑洞对”。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 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这段话，不仅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党，也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对一个组织，一家企业来说，同样适用。中国历史上不乏底层人民起义，最终建立起政权。汉朝的刘邦，明朝的朱元璋都成功的建立了政权。但最终旧时代的中国政权都无法摆脱历史兴亡周期律。

　　西方就没有兴亡周期律吗？也有。只是今天霸主的历史还不够长而已。

　　“教员”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教员”心目中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民主，并非西方选票民主。他认为西方的选举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麻痹和统治。他心目中的民主，是“大民主”。政府松懈腐败，脱离群众了，人民就有权力造反革命，靠不断革命，靠七八年大乱一次，监督政府。

　　建国以后，“教员”最大的担忧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化变质”。他对党脱离群众始终忧心忡忡。“教员”最怕的，不是群众闹事上街，而是共产党人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形成所谓的官僚贵族精英阶层。

　　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专行、脱离群众、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 - 1956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 - 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教员”起初对官僚阶层的定义，包括“官僚贵族阶层”、“既得利益阶层”、“特权阶级”，最终定格为“党内资产阶级”。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精英化，建国前，“教员”搞了延安整风，效果不错。建国后，也试图搞了类似的运动，结果非常失败。关于那次运动，以后再细讲。

　　当“教员”感觉到现存的官僚机构屡屡成为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绊脚石时，当他认为现有的国家机器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时，他不惜发动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另起炉灶。

　　他发动的这次群众运动的结局是什么，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

　　2、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由官僚构成的，都是国家的精英阶层。政府手中的权力越大，越容易形成官僚主义，特权阶层。“教员”战斗的对象，实际是他建立的体制本身。他最终的失败也是可以预料的。

　　“六朝何事，只为门户私计。” 以“教员”之雄才大略，也为无法战胜人性私欲而痛哭失声。

　　第二代领导人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接受官僚主义不可避免的存在，也接受党的精英化。早在1957年，二代领导人就公开反对搞所谓“大民主”。二代领导人带领中国走回到了传统的精英/文官治国的道路上。改革开放前，优秀人才唯一的上升渠道就是体制内。改革开放，又在政治渠道之外，创造了一条新的上升渠道 - 商业渠道，出现了一个体制外的经济精英阶层。

　　92年南巡之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阶层相互合作，形成了一种共同发展的关系。中国也被国外称为一个精英治理（meritocracy） 的国家。（参见：Daniel A.Bell《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然而，精英政治，在西方也不乏批评者。创造Meritocracy这个词的英国政治家迈克·杨（Michael Young）在1958年出版的《精英政治的崛起（Rise of Meritocracy》指出，精英政治会让下层阶级彻底失去声音。

　　“传统的英国贵族统治精英因为自知靠血统上位，还晓得有所节制；凭借优异学业成绩爬上来的新贵却自以为是，迷信自身权力的道德正当性（全凭自己的努力和成绩），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捞取好处，忘却并背叛了原有的出身，导致下层阶级失去民意代言人，逐渐在民主进程中失声，最终彻底衰落并产生社会危机。”

　　精英政治，会出现官僚主义，会出现脱离群众，社会精英对普通老百姓失去共情。极端化的精英政治，使社会分层丧失流动，上层阶级一成不变，血统传承，变成“贵族政治”或“门阀政治”（Aristocracy）。

　　3、

　　平民和精英，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肯定会有矛盾。

　　西方社会一直存在这个问题。从罗马共和国开始，统治精英和平民直接的斗争和矛盾就十分激烈。罗马平民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撤离运动”来给统治精英以压力。最终在外敌入侵的压力下，罗马的贵族做出了妥协。妥协的结果是，平民阶层，可以选举产生代表平民的保民官。但平民和贵族派的斗争一直延续到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

　　西方进入近代社会中开始出现真正的选举权，选举权最开始只局限在精英阶层，但随后，在平民的不断斗争之下，选举权不断扩大，最终成为全民都有选举权的普选。一人一票的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长：每个成年人都有选举权，英国是1928年，法国是1944年，美国是1965年才有的。

　　目前，西方一人一票已经深入人心，很难再走回头路。精英在大选中总还是需要平民的选票，不可能完全忽视平民的利益。但精英们还是有很多办法保护他们的利益。比如，今天，西方的精英通过认同政治，分割平民选票，达到控制选票和政治的目的。虽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穷人更多，但穷人被身份政治分割成一个个群体时，自然只能被精英操控。

　　穷人，有选票，但也改变不了现实。精英会给穷人一些短期利益，收买选票。但不会长期改变体制。选票并不是一个完美解决方案。

　　老实说，精英政治是很难避免的。人人生而平等，也生而不平等

　　有人出生家财万贯，有人出生一贫如洗。

　　有人智商180，有人80。人出生时的禀赋是不同的。

　　就算爱因斯坦，如果出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部落，也写不出《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此外，优秀的人如果有还过得去的环境，可以脱颖而出，变成精英统治阶级。在2019年这篇文章《英国大选、丐帮衰落以及西方左翼力量的困境》这篇文章中，我写了这么一段话：

　　丐帮的问题就是欧美左派的问题。随着选举财产权的取消，左派政治家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从统治阶级的反抗者，变成了统治阶层的一员。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是会不断改变的。作为一个政治家，随着你的政治地位提高，随之而来的一定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你的阶级会从无产阶级变成精英的一份子，变成上层社会的一份子。在这个时候，你是如何能保证你还能够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你又如何能保证，无产阶级如何相信在衣香鬓影中觥筹交错的你还是他们的代言人。即使在美国，非常有理想主义者的左派代表伯尼桑德斯，在访谈中也被记者反复追问，他通过写书的版税成为了百万富翁后，是否还能代表无产阶级。即使像射雕英雄传洪七公这样的绝对正面人物，在武功，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升后，也是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的。更何况现实中的左派政治家了。

　　这是“教员”所担心的，也是难以解决的。

　　4、

　　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传统办法是道德。

　　中国的传统，以德治国，把关爱普通人和下层阶级的希望寄托于政治精英阶层的道德自律之上。这就是传统儒家的思维，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为政者的德行之上，“惟仁者宜在高位”、“为政以德”。

　　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

　　前面说过，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有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也有体制外的经济精英。

　　现代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根本区别，是在继承制度。

　　现代社会，政治权力已经基本无法通过血缘继承了。但经济权力（财富）即使会打个折扣，还是可以大体通过血缘继承下来。这种继承制度之间的差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把控政治的基础。

　　政治权力是不稳定的，人死了，权力一定消失，人活着，退休了，权力也有可能消失。相比之下，可以代代传承的财产无疑比政治权力更加稳定。

　　从继承机制上，血统继承无疑是落后的，是一种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生产力的机制。所以，政治权力的非血统继承方法，比经济权力的血统继承更加进步。

　　5、

　　“教员”的担忧是党内精英变成“党内资产阶级”。而改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真正的资本/资产阶级，出现了体制外的经济精英。以党和体制内为主的政治精英，与体制外的经济精英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但这个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之前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今天，这个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

　　让我引述一段话，做为本文的结尾：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列宁、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

　　--- 2021年12月《在中央经济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