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资治通鉴》 第79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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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平南越

　　【原文】初，隆虑侯灶击南越，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隃领。岁馀，高后崩，即罢兵。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白话】最初，隆虑侯周灶领兵攻击南越，当时正值酷暑潮湿，士兵之间瘟疫流行，军队无法翻山越岭。过了一年多，吕雉去世，周灶遂撤兵。赵佗因此用武力威胁和用财物引诱闽越、瓯越和骆越，使之归属于南越国的统治。于是，赵佗坐拥东西万里的领地，乘坐黄屋左纛，称号礼制皆与汉朝相同。

　　【原文】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者置守邑①，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复使陆贾使南越，赐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白话】文帝遂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父母坟墓设置守邑，每年按时祭祀。召来赵佗的兄弟，给他们尊贵的官位和丰厚的赏赐以作为荣宠。再派遣陆贾出使南越，赐书信给赵佗道：“我是高皇帝侧室所生的儿子，长期被搁置于外地，在北方代地驻守北部边境。由于路途遥远，信息闭塞，而我又朴实愚鲁，故而没能写信问候。高皇帝去世后，孝惠帝又去世了，高皇后临朝称制，不幸身患疾病，诸吕乘机作乱，仰赖功臣之力，将其全部诛杀。我因为无法推辞诸位王、侯及官员的拥戴，不得不被立为天子，现在已经即位。不久之前，听说大王致信给将军隆虑侯周灶，探寻你的亲人兄弟，请求罢免长沙国的两位将军。就因为大王的这封书信，我已经罢免了将军博阳侯。你在真定的兄弟，我已派人前去慰问，而且整修了你祖先的坟墓。前几天，我听说大王发兵袭扰边境，不断侵害劫掠。当此之时，长沙国饱受其苦，而又以南郡最为严重。至于大王统领的南越国，又怎么可能独自获利呢！战事一起，必定会杀死许多士卒，伤害良将官吏，使妻子成为寡妇，使孩子成为孤儿，使老人孤独无依，这种只得到一分而丧失十分的事情，是我所不忍心做的。我本打算重新划定疆界，对于犬牙交错之处做出调整，为此询问了有关官员，官员回答说：‘这是高皇帝为长沙国而划定的疆界。’既然这样，我就没法擅自变更了。现在，我就算得到了大王的领地，也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就算得到了大王的财富，也不会因此而富裕多少。所以，自五岭以南的土地，大王可自行治理。不过，大王已经自己号称为帝，这样世上就有两位皇帝并存了。可是，我们之间却没有一位使臣相互联系，这才有了争端。有了争端而不谦让，这是仁者所不愿意做的事。我希望能与大王舍弃前嫌，从现在开始，像以前一样互通使臣。

　　【姚注】

　　①守邑：为守卫看护而设置的居住点。

　　【姚论】

　　文帝赐南越王赵佗的这封书信，记载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资治通鉴》在转载时删减了其中的约一百字。虽然这种删减对原文意思的损害不大，但由于这封书信绵里藏针、机锋处处，具有消弭战争、安定边疆之奇效，非常值得后世学习借鉴，故将其原文全部摘录如下：

　　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

　　首先，文帝对赵佗的称呼是“皇帝谨问南粤王”。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五月，刘邦下诏封赵佗为南粤王，派陆贾前去授其符玺印绶，与其剖符通使。高后五年（前183年）春，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吕雉则罢其南越属籍。文帝元年（前179年），汉文帝再派陆贾出使南越，仍称赵佗为“南粤王”，是将谈判的基础拉回到高帝十一年，而撇开吕雉执政期间发生的各种是非恩怨。

　　其次，文帝对赵佗的问候语是“甚苦心劳意”。这句话可谓一语双关，既可以解读为“你太辛苦受累了”，这是善意地关心赵佗；亦可以解读为“你太煞费苦心了”，这就是在讽刺赵佗因叛汉自立而费心折腾。由此，文帝开始展现其绵里藏针的机锋。

　　正文部分，可以分为七段。

　　第一段是“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这几句话，看似是简单的客套，实则有丰富的内涵，能够立即拉近文帝与赵佗之间的感情。其原因有三：

　　其一，文帝自称是“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这就是在以谦卑的口吻来与赵佗交谈。当身份尊贵者以谦卑待人时，天然地就能获得对方的好感。若身份尊贵者以盛气凌人，则很容易激起对方的逆反心理。这就是自古以来都将“礼贤下士”作为传统美德的原因所在。

　　其二，文帝自称是“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这就说明在吕雉执政期间，身为代王的文帝对于赵佗所遭受的各种打压概不知情。这就为后文的改弦更张，调整政策，重修旧好扫除了障碍。

　　其三，文帝自称是“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这就突显了自己历来不为高皇帝的正室吕雉所喜，而赵佗同样是因为遭受吕雉逼迫才不得不叛汉自立的。于是，文帝和赵佗就因同仇敌忾而站在了同一条心理战线。

　　第二段是“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这一段承续上文，文帝解释了自己何以能由“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而被尊奉为汉朝天子。《资治通鉴》在转载本段时有所删减，其中，对于“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这几句的删减是不太合适的。按照《资治通鉴》的版本，意思是说吕雉执政后，因为不幸身患疾病，所以才给了诸吕作乱的可乘之机。而按照《汉书》的原文，意思是说吕雉执政后，因为不幸身患疾病，而且病情日益沉重，所以才在施政上混乱暴虐。这就不但是将汉朝对南越的打压政策归咎于吕雉，而且是归咎于吕雉的病情严重，意在强调打压南越原非汉朝的国策，只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境下做出的错误决策。此外，对于“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这几句的删除也是不太合适的。“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一句，强调了吕氏执政是有违祖制的；“赖宗庙之灵”一句，则强调了自己执政是合乎祖制的。既然自己是依照祖制而执政，那么对于南越的政策自然就要复归于高皇帝时制定的国策。

　　第三段是“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这一段在明面上是汉文帝答应了赵佗提出的各项请求，其实又是恩威并施，绵里藏针。盖文帝既可以照顾赵佗的亲人兄弟，整修赵佗的祖先坟墓，自然就可以杀害赵佗的亲人兄弟，毁坏赵佗的祖先坟墓。于是，文帝不用明言，而赵佗的亲人兄弟和祖先坟墓就已经成为文帝手中的人质，使其他在做军事抵抗时不得不投鼠忌器。

　　第四段是“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在这一段，文帝通过对战争过后的惨状描述，意在强调战争对于交战双方都是不利的，承受苦难最多的还是普通百姓，所以自己有意消弭战争。然汉朝终究是以天下敌一隅，真要比拼消耗，南越的承受能力将远不如汉朝，故而南越更应主动停止战争。

　　第五段是“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双方既然不能交战，那就该恢复和谈。文帝借用官员之口，明面上是强调自己不敢擅自更改高皇帝划定的疆界，实际上是再次要求赵佗将和谈的基础拉回到高帝十一年的约定上，允许赵佗在高帝十一年划定的南越疆界内实施高度自治。

　　第六段是“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在这一段，文帝虽然提到了赵佗自立为帝之事，却自始至终称其为王，以轻松平和的语气劝其捐弃吕雉执政时期的嫌隙，回到高帝十一年的封王、自治、通使。

　　第七段是“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这一段是《资治通鉴》转载时所删除的，却亦并非没有用处。除了礼节性的赠送衣物外，这段话至少还传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在书信中强调以陆贾为使，这依然是在呼应高帝十一年的故事；

　　二是在书信的倒数第二句提到“听乐娱忧”，这正好与书信开篇的问候语“甚苦心劳意”遥相呼应，意指赵佗叛汉自立，结果是煞费苦心、辛苦劳累；归属汉朝，就能够欣赏音乐，疏解忧愁。两相比较，高下立判，究竟该选择何种人生，不言而喻。

　　三是在书信的最后一句提到“存问邻国”，这相当于是默认了归顺后的南越对于其相邻的汉朝藩属国具有一定的领袖地位。

　　综上所述，对于自立为帝的赵佗，汉朝绝不能坐视不理。然彼时汉朝刚经历了诸吕之乱，初登帝位的文帝内忧外患，权力不稳，根本无力出兵讨伐南越。于是，文帝只能通过伐交的手段来求取边境的安宁。在这封写给赵佗的书信中，文帝的核心目标在于劝导赵佗放弃称帝，将汉朝与南越的关系恢复到高帝十一年。为此，他刚柔相济，恩威并用。在恩的方面，文帝无意追究赵佗过去的悖逆之举，将其通通归咎于已经去世的吕雉。在威的方面，文帝强调继续交战对于双方都没有好处，而且南越的损耗会更大。在恩的方面，文帝照顾了赵佗的亲人兄弟，整修了赵佗的祖先坟墓。在威的方面，文帝将赵佗的亲人兄弟和祖先坟墓用作人质和筹码，威胁随时可以将其杀害毁坏。在恩的方面，文帝许诺赵佗归顺汉朝后可以有“听乐娱忧”的个人生活和“存问邻国”的政治地位。在威的方面，文帝威胁如果继续叛汉自立，则不但个人生活将“甚苦心劳意”，国家百姓亦将饱受摧残。在文帝这样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赵佗确实是很难再负隅顽抗了。

　　【原文】贾至南越。南越王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因为书，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曰①：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处僻，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②，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③，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伐其边。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白话】陆贾抵达南越，南越王赵佗十分惶恐，顿首谢罪，表示愿意尊奉文帝的诏令，永远作为汉朝的藩国臣属，履行定期纳贡的职责。于是，赵佗在国内下令道：“我听说，两雄不能共立，两贤不能并存。汉朝皇帝，那是位贤明的天子。从今往后，我废除帝制、黄屋和左纛。”为此又写了一封信给汉文帝，信中称：“蛮夷大长、老夫臣赵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原本是南越地区的官吏，幸得高皇帝赐我玺印，封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后，基于道义，不忍心断绝与南越的关系，所以对老夫的赏赐也十分丰厚。高皇后执政时，歧视我们是蛮夷，下令道：‘不得给蛮夷南越金铁、农具、马、牛、羊；就算要给，也只能给雄的，不能给雌的。’老夫的南越地处偏僻，马、牛、羊都已经老了。我担心今后不能举行祭祀之礼，会有该死之罪，于是派遣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人前往朝廷上书谢罪，可他们三人都没有返回。随后又听闻传言，说老夫的父母坟墓已被毁坏，兄弟宗族已被诛杀。官员们都相互议论道：‘如今我们在内得不到汉朝尊重，在外没什么与众不同。’所以这才更号为帝，其实也就只是在南越国称帝，不敢侵害天下。高皇后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削去南越的属籍，断绝使臣的往来。我私下怀疑，长沙王是个谗佞之臣，故而出兵讨伐其边境。老夫居住在南越四十九年，现在都已经抱上孙子了。可是每天早起晚睡，睡觉不能安于枕席，进食不能品尝美味，眼睛不看华美之色，耳朵不听钟鼓之音，这都是因为不能侍奉汉朝的缘故。现在有幸得到陛下的哀怜，恢复原来的封号，像过去一样与汉朝互通使臣，老夫就算是死了，尸骨也不会腐坏。当即改号为王，再不敢称帝了！”

　　【姚注】

　　①昧死：冒死，不避死罪。

　　②祭祀不修：古代祭祀时需要宰杀牲畜作为祭品。赵佗称吕雉不予其马、牛、羊，或者只给雄的，不给雌的，致使南越的马、牛、羊无法繁殖，故而待现有的马、牛、羊老死后，就再也没有合适的牲畜可以用来祭祀了。

　　③南越之籍：南越向汉朝称臣后，汉朝以南越为藩属国，故称南越属籍于汉。吕雉削去南越之籍，即不再将其视为藩属。

　　【姚论】

　　赵佗收到文帝的赐信后，立刻表示愿意归顺汉朝，永为藩属，随即给文帝回了一封书信。这封回信同样极为精彩，《资治通鉴》在转载《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时删减了一百多字，现将其原文全部摘录如下：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老夫处辟，马、羊、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首先，赵佗对文帝的称呼是“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这是以谦卑回应文帝的谦卑。文帝自称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侧室之子，外放于代；赵佗亦自称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年迈老夫，蛮夷首领。

　　正文部分，赵佗先是顺应文帝赐信中对于历史问题的评价总结。文帝尊奉高帝，赵佗就称赞高帝道：“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文帝尊奉惠帝，赵佗就称赞惠帝道：“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文帝归咎于吕雉，赵佗亦归咎于吕雉。具体而言，赵佗解释了自己起兵的三点缘由：

　　第一、吕雉听信谗言，禁止对南越出口物资。高后二年，吕雉下《津关令》以禁止金、铜、铁等金属物资流出关中，其用意并非特别针对南越。然据赵佗所称，吕雉下令禁止出口的物资中不但包括金、铜、铁，而且包括马、牛、羊，而后者才是他真正无法忍受的。盖金、铜、铁可以用于军事，而马、牛、羊可以用于祭祀。按照赵佗的说法，如果马、牛、羊不能正常繁殖，将来就没有牲畜用于祭祀，不能祭祀是违反礼法的，违反礼法是要犯死罪的，赵佗是为了不犯死罪才起的兵。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能取信于文帝，至少赵佗表达了自己对于礼法的尊崇。既然赵佗还愿意尊崇礼法，那么君臣之间就有了和谈的基础，而不必非得兵戎相见。

　　第二、听闻父母的坟墓被毁坏，兄弟宗族被诛杀。赵佗这样说有三层用意：一是按照古代的礼法，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赵佗打着为了父母兄弟复仇的旗号起兵，这就不算有违礼法；二是双方既已达成一致，将责任归咎于吕雉，故赵佗称消息只是“风闻”，而吕雉又已死无对证，所以误会随时可以取消。三是赵佗默认文帝将自己的父母坟墓和兄弟宗族用作人质和筹码。既然自己当初是为了他们而起的兵，那么将来只要文帝善待他们，自己就不再起兵反叛。

　　第三、吕雉削去南越的属籍，断绝使臣的往来。平心而论，在赵佗自立为帝后，吕雉削去其南越的属籍是理所应当，势所必然。赵佗很难因此归咎于吕雉，便将责任归咎于长沙王的谗佞，而且说自己的起兵不是针对于汉朝，而是针对于进谗的长沙国。

　　接着，赵佗说了一段《资治通鉴》在转载时删去的话：“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

　　仅从这段话的结论上看，赵佗是在强调自己不敢背叛先人，愿意北向称臣，可是考察其内容，赵佗分明是在显摆自己的实力。在赵佗看来，在南越西边的瓯越，东边的闽越，西北边的长沙，实力根本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连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称王了，那么自己的称号比他们高一阶，称个帝，其实也未尝不可。毕竟，自己管辖的领土，有几千万里之光；自己统领的甲士，有百万有余之多。其言下之意就是：“这还真不是我赵佗没有实力自立为帝，纯粹只是我不敢背叛先人而已。”这个先人，又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赵佗的先人，即赵佗的祖先都是汉人，居住在真定；二是文帝的先人，即刘邦曾与赵佗达成的封王、自治、通使之约。因此，赵佗希望文帝亦能既善待赵佗的先人，即照顾赵佗的祖先坟墓和亲人兄弟；又能尊奉文帝的先人，即延续并信守刘邦制定的南越政策。

　　最后，赵佗表示自己年迈体衰，虽颇具实力，但不愿折腾。既然文帝愿意回归高帝十一年达成的约定，那自己也愿意去除帝号，归顺汉朝，随即奉上进献给文帝的礼物贡品。

　　综上所述，赵佗在文帝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同样做到了绵里藏针，既表达了善意，又展现了实力。除了答应去除帝号的名义之外，赵佗事实上获得了自己所想要获得的一切。正是由于这样两封极具外交智慧的往来书信，使得双方都达成了彼此满意的结果，而天下百姓亦由此得以免于战火荼毒之苦。

　　【原文】齐哀王襄薨。

　　【白话】齐哀王刘襄去世。

　　【原文】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馀。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白话】文帝听说河南郡守吴公的治理政绩天下第一，就将他召到朝廷，出任廷尉。吴公举荐洛阳人贾谊，文帝将贾谊召到朝廷，出任博士。这时候，贾谊年仅二十来岁。文帝喜爱贾谊的文辞和博学，一年之中，就将其擢升至太中大夫。贾谊请求更改正朔，变换服色，审定官名，大兴礼乐，以建立汉朝的制度，更改秦朝的法令。文帝以谦让治国，无暇处理这些事情。

　　【姚注】

　　①遑：空闲，闲暇。

　　【姚论】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由此可知，贾谊之所以少年得志，是因为得到了廷尉吴公的推荐。吴公之所以升为廷尉，是因为治理河南时政绩天下第一。吴公之所以政绩斐然，是因为其与李斯同乡而曾向李斯学习。然而，由于司马光敌视法家，厌恶李斯，万难容忍李斯的学生政绩天下第一，所以在转载时不出意外地将相关内容删除了。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记：“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由此可知，贾谊的政治判断是有问题的。在贾谊看来，必须立即着手建立汉制，更改秦法的理由是“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可难道他不知道汉兴以来虽有二十余年，可政局却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吗？当初，刘邦虽以武力统一天下，却不敢更改秦法，而只是让叔孙通“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惠帝以嫡子继位，亦不敢更改秦法，信守萧规曹随的治国之道。现在汉朝刚经历了诸吕之乱，文帝以久居边疆的藩王身份入京称帝尚不足一年，内有功臣权重，外有诸侯势大，而贾谊不过是二十多岁，初出茅庐的后生，居然就敢建议文帝建立汉制，更改秦法。可见其虽才气纵横，却不能审时度势；虽文采斐然，却不免失之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