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国士伍连德（上）

lameihua

　　引言

　　在继续介绍中国疫苗（抗疫）百年史之前，如果只能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伍连德（1879-1960年）。曾经为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做过巨大贡献。

　　中华医学会、哈尔滨医科大学、解放军202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些医院或者机构的前身都和他有关。他是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之一，是第一个距离诺奖最近的华人。我们戴的棉口罩，还有今天饭桌上的旋转餐台，都是这个医生发明的。

　　从1907年到1937年30年间，伍连德为了中国现代医学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在1911年东北大鼠疫中，他作为清政府的全权总医官，率领东北防疫人员，不到4个月消灭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染病。伍连德先生不仅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还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他说过：

　　“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地希望她能更加繁荣昌盛。”

　　他是马来西亚华侨，但是他直到离世都在说，“我是个中国人”。

　　2003年SARS爆发之后，人们回顾历史，重新发现了伍连德先生的事迹，过去十几年里，每一次疫情出现，人们都会想起伍连德先生，重温他的事迹，特别是东北抗疫的事迹。

　　2020年新冠疫情最为严峻之际，伍连德先生的事迹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他在东北鼠疫防疫中首创的隔离措施渐渐被中国医学工作者所采纳。

　　1924年，梁启超老先生曾极其不寻常地写道：“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伍星联即伍连德，时年45岁。

　　如无说明，本文所引用图片均来自《国士无双伍连德》，王哲 著

　　学霸养成记

　　伍连德，字星联，清朝光绪五年（即公元1879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北部岛屿槟榔屿（简称槟城）的一个华侨家庭（严格来说，伍先生应该算是大英帝国所属殖民地马来西亚的公民，当时对国籍分的不是很清楚，这里就不细究了）。

　　槟榔屿所在位置：谷歌地图

　　槟榔屿所在位置：谷歌地图

　　父亲伍祺学原籍台山广州伍氏一家，伍祺学是他父母的第四个儿子。16岁决定独闯南洋，伍祺学刚到槟城时，在一家金店里当学徒，后来自开金铺，娶妻林彩繁，是一位华侨的女儿。二人婚后生了五个儿子、六个女儿，其中第四个儿子就是伍连德。

　　1886年元宵节过后，7岁伍连德到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公学“大英义塾”上学，开始接受十年的义务教育。大英义塾建于1816年，它的特点是不收学费，思想与信仰也比较自由。

　　在这所学校里，伍连德上学的前一年，槟城总督史密斯爵士筹设女皇奖学金，每次资助两位有培养前途的学子，每年二百英镑，以四年为期；并免费提供去伦敦的来回船费。

　　1896年他考取了当年新加坡仅有的一个英国女皇奖学金，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习。意曼纽学院是清教徒领袖米德美爵士于1584年创立。位于伦敦圣约瑟街，伍连德赴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是剑桥大学第一位中国医科学生。

　　为了打下扎实的基础，伍连德选读了化学，动物学、人类解剖学及生理学。同学根据他姓名Gnoh Leen Tuck的拼法，以为他姓德，都叫他“德先生”，一直被他们叫到毕业。后来他毕业成为一名医生时，在官方记录里，他姓名Gnoh Leen Tuck被缩写成G.L.Tuck。

　　1899年6月，伍连德等被授予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剑桥大学开设立圣玛丽医院（St.Mar's Hospital）奖学金，名额两位。一般学生预先要通过一番严格的考试，最重要的是解剖学和生理课。入选者可以免费进入圣玛丽医院。伍连德也参加了考试，结果中选，被准许在圣玛丽医院免费听课和实习三年，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实习生。

　　1902年，伍连德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学位，并在意曼纽学院的研究奖金的支持下，开始外出考察研究。他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德国哈勒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曾接受英国疟疾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斯（Ronald ross），英国生理学家，医史学家福斯特（Michael foster）、脑神经生理学家谢灵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生理学家阿勒布特（Thomas clifford albutt）和代尔（Henry dale），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俄国动物学家及细菌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麦奇尼诃夫（Elie metehnikoff）等著名学者的指导。

　　20世纪初，德国人才辈出，如著名的细菌学家科赫，在1881年解决了纯粹的细菌问题，第二年发现结核杆菌，第三年又发现霍乱弧菌。他的学生中也有出色者，如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后面还会提到他），1889年成功地培养出破伤风菌，次年与贝林共同完成破伤风的免疫血清疗法。

　　1894年夏，东南亚及香港一带流行疫病，他研究发现致病菌为鼠疫菌。伍连德在哈勒大学所属的哈勒卫生学院进修四个月，主要是学习德国处理细菌的方法，同时听教授的学术演讲。

　　1903年5月，伍连德赶赴法国巴黎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深造。巴斯德是法国著名的医学家，他在发酵学上的成就，对蚕疫病原的发现，对疔痘诸疾的治疗和家禽霍乱的防治都有突出的贡献。

　　伍连德到了巴斯德研究所，一位出生于俄国的副监督（副所长）麦尼可夫接待了他。伍连德说明了来意，即继续研究破伤风病症。

　　伍连德回到伦敦，在生理学教授阿尔布特（Thomas allbutt）的指导下，以他在德、法两国研究成果为基础，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在动物胶上所发现的破伤风细胞”。

　　论文完成后，阿尔布特教授开始对他的论文进行审阅，并通知他大约在8月中旬进行论文答辩。伍连德成功地通过了医学博士考试。不过，按照剑桥大学的章程，从医学士到医学博士必须经过三年时间。由于伍连德上一年（1902）才获得医学士学位，所以不能马上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要等到1905年期满三年才能授予。

　　于是，伍连德决定去殖民地事务所找份工作，那里的官员竟然回答他：正医官只有英国人或欧洲人才有资格担任，尽管他们的学历有时还不如殖民地人。但像伍连德这种虽是医学博士而出生于殖民地的学者，只能当一个副医官。

　　受到歧视后，伍连德准备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03年9月，伍连德接受意曼纽学院颁发的研究生奖学金，准备返回马来西亚，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进行一年的热带病研究。

　　成小家初立业

　　伍连德返回马来西亚新加坡，寄住在林文庆医生家中。林文庆医生祖籍福建，世居马来西亚。他曾在1887年获女皇奖学金而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91年毕业，获医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

　　后来他又在剑桥大学攻读一年，然后返回星洲，开设私人诊所。他的妻子是前福建巡抚黄乃裳的女儿，其妻妹名叫黄淑琼，伍连德有机会与她相处，并订了婚约。

　　1903年10月7日伍连德便于起身前往老家槟城。去吉隆坡搞研究。吉隆坡是雪兰莪州的首府，也是马来西亚联邦的首都。吉隆坡医学研究院是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和殖民地总督史惠汉爵士创办。

　　伍连德去的时候，这座研究院只有一名监督和三名欧籍助手。主要从事当地最常见的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两种疾病防治研究，一种是疟疾，另一种是脚气病。

　　1904年底，伍连德完成吉隆坡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回到槟榔屿，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业务兴旺，收入丰厚，并与黄淑琼成婚。伍夫人曾用英文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立传（貂蝉传未完成就去世了）。

　　她与伍连德三年后生长子，叫长庚，后在北京清华大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文科、耶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攻读，最后在罗切斯特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医药界供职仅五年即因肺疾而死。

　　第二个儿子长福，190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中学，16岁时玩足球受寒得肺炎重症而亡。1911年有了第三个儿子长明，在6个月时，患急性菌痢早夭。伍夫人素来体弱，1937年去世。第二个妻子李淑贞，生于吉林，原籍广东，生了五个孩子，前四个出生在中国，最后一个出生在怡保。

　　1905年，伍连德与黄淑琼在新加坡结婚

　　1906年，伍连德25岁时，创立了槟城禁烟社，并担任主席。禁烟运动触犯了当地以贩毒牟取暴利的富豪劣绅，他们策划了一个陷害伍连德的阴谋。1907年有人告他的药房非法藏有毒品，伍连德很快被认定有罪，并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伍连德向马来西亚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法院驳回他的诉状。事实证明，伍连德的医名并未因此被破坏，反而引起国际上的关注。

　　槟榔岛反鸦片协会成员

　　北上天津

　　1907年被诬告之后，伍连德收到两封信。一封是伦敦来的，邀请他参加禁烟会议。伦敦禁烟会议目的是要求英国应迅速停止在印度和中国及其英帝国殖民地上所进行的鸦片贸易。

　　另一封信是中国直隶总督袁世凯来的，邀请他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伍连德决定接受两封信的邀请，先赴英国参加会议，然后北上天津。

　　促使伍连德返回祖国有许多因素，他生长在一个华侨家庭，从小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学成之后报效祖国便是其中之一。回国之前，他将自己的马来西亚姓名Gnoh lean tuck改为中国普通话拼音Wu lien teh（伍连德）。

　　1908年5月初到达上海后，伍连德改乘招商局公司轮船，前往天津，他拜访了北洋医科大学的监督（校长）。这所大学是1895年李鸿章创建的，目的是培养海军外科医生。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袁世凯隐退河南安阳老家。伍连德赶往北京，等候消息。陆军大臣铁良召见伍连德并感到满意，遂委任伍连德为天津帝国陆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

　　天津陆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创建，目的是培养普通的陆军军医官，来满足他扩展军队需要。

　　铁良（前右二）、张之洞（前左二）、袁世凯（前右一）与英军军官合影

　　伍连德与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来往，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对中国古籍与历史也逐步加深了认识，并搜集了不少文物，为他后来研究中国医学史打下基础。

　　消灭东北第一次鼠疫大流行

　　日俄战争（1904—1908）以后，日本占领了大连至长春的一段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为俄国人占领的中东路。日，俄两国对我东北三省主权虎视眈眈。1910年12月中旬以来，肺鼠疫幽灵般地向东北大地肆虐。没几天，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并迅速向关内蔓延。

　　当时清政府中还没有设立专门的防疫机构，日，俄两国趁火打劫，借口保护侨民，企图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威胁，以攫取我警务主权。清政府迫于压力，急忙派专家前往整治。这时，外务部顾问施肇基向当局推荐了伍连德，拟委任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领导东北的防疫工作。

　　施肇基，江苏人，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05年作为前往欧美考察各国宪法的帝国使节团团员，经过槟城时，结识了伍连德。1907年，他出任哈尔滨道台。伍连德接施肇基电报速赴京城，面见施肇基后，立即应允。

　　由于俄国人在此修筑中东铁路，傅家甸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成为当时哈尔滨人口集中的区域之一。严重时，傅家甸一带每天都死亡100多人，不仅是哈尔滨，就连长春和奉天，奉天即今天的沈阳，也相继出现大规模死亡病例。

　　冬季的哈尔滨，疫区的中心

　　1910年12月21日，伍连德和他的助手天津帝国陆军医学堂的高材生林家瑞一起登车急赴东北，在24日下午到达哈尔滨。第二天早晨，他们拜望了哈尔滨衙门的余道台。余道台向伍连德介绍了当地的疫情，这种疫病最先在哈尔滨附近，一个约有24000人的小城市名叫傅家甸发现的。

　　伍连德赶到傅家甸，租用总商会的一间房子，对一名日本女子死因进行调查，用高倍显微镜发现椭圆形的疫菌及其组织。他一边将情况向“北京”当局和当地政府报告，一边请余道台、县长和警察长都来亲眼观察显微镜下的细菌。

　　鼠疫杆菌

　　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第一个鼠疫实验室内

　　伍连德想不透，鼠疫主要通过老鼠传染给人。12月份的东北大地已经天寒地冻了，老鼠根本就很少活动，怎么可能疫情传播这么快？会不会是一种新的鼠疫类型呢？

　　伍连德想到这里，冷汗瞬间就滴了下来。

　　如果是人和人之间传播，那么就太可怕了，难怪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在东北，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是门窗紧闭。只要是家里有人感染了这次瘟疫，那么全家都在劫难逃。

　　伍连德认为，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经过呼吸道传播。他给这个病起了一个名字——肺鼠疫。中国哈尔滨面临灭城之灾。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瘟疫早期根本没药可治。

　　比如天花、霍乱；比如2003年中国非典病毒，近些年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再比如1910年的哈尔滨鼠疫。

　　鼠疫的特效药是在33年之后的1943年才有的，叫做链霉素（streptomycin）。也就是说，伍连德当时控制鼠疫根本没有药。

　　防控不以明确传染源为前提

　　治疗普通疾病，首先要了解准确的病因、病原体、发病机制。机制研究得越透彻，治疗效果也就越好。

　　但是，突如其来的烈性传染病不同。在烈性传染病面前，如果能迅速找到病原体，无疑对于整个疫情的控制都是非常有利的。伍连德第一时间找到了鼠疫杆菌，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如果在瘟疫早期病原体不明，或者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染病怎么办？

　　比如中国2003年的非典。在早期我们不知道这种病的病原体。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如果是病毒，是什么类型的病毒？

　　在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怎么办？

　　不能等。

　　防控的第一个层面：对于大规模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防控，不能以了解病原体为必须前提。应该迅速判断疾病的性质和导致的危害。

　　搞清楚病原体可能对什么敏感，对什么不敏感。迅速判断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还是经过水系或者消化道传染。

　　了解传播途径之后，才可能制定针对性的措施。如果是飞沫、呼吸道传播，那么就应该像伍连德的案例一样，按照呼吸道传染病进行管理。

　　如果是水系污染导致的消化道传染病，比如霍乱，那么防控重点就应该是处理饮用水、垃圾、粪便，管理食品与河道排放等等。

　　传播途径不同，群体防控的重点也不同。

　　一旦明确传播途径，就到了防控的第二个层面：迅速进行科学的防控措施，为治疗争取时间。群体利益为主，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兼顾。

　　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在伍连德面对的情况下，即便知道了是鼠疫，但是当时没有特效的药物怎么办？

　　不能等。

　　按照群体防控的措施：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将不同病情的病人，也就是可疑感染者、感染者和严重病情的病人，进行隔离分类治疗。这既避免了疫情扩大，保护了其他人群，也能对感染者进行悉心治疗，同时体现出医学在重大疫情面前的关爱和救护。

　　伍连德根据所掌握的流行病学知识，进一步查出傅家甸的肺鼠疫来自满洲里。伍连德组织力量，顺藤摸瓜，证实鼠疫蔓延的走向：从满洲里开始，经齐齐哈尔到吉林市，哈尔滨、双城、长春、奉天（沈阳）、新民、锦州，天津、北京、秦皇岛，济南。疫情是沿着铁路向南蔓延。

　　伍连德认为，傅家甸发生的肺鼠疫已为医学所证实，并且正在蔓延之中，应集中全力予以消灭。具体措施是：

　　严格管理满洲里至哈尔滨的火车；

　　并巡查开放的道路和河流，注意疫病的传播；

　　请求有关方面提供医疗用房，配备更多的医生和护士，筹集款项，以作防疫之用；

　　争取日、俄铁路当局的支持，做好铁路疫情控制；注意疫病是否沿京奉线（北京至奉天）南下，一旦发生疫病，应设立防疫医院及隔离营等，严格控制。

　　为得到俄方配合，12月31日，伍连德访问了俄国铁路局总督贺威将军。贺威将军表示凡他能力所及，将乐于帮助。伍连德就防疫事务，接连拜访了日、俄两国总领事和英，法、美国领事。

　　日、俄总领事似乎更关心政治。英国领事态度冷淡，对中国人的防疫能力表示怀疑。法国副领事也只在伍连德谈到曾肄业于巴黎研究院时才感到一点兴趣，美国领事洛奇格林态度比较友善。

　　1911年，伍连德与俄国同行

　　伍连德参观俄国防疫医院，主管医师是28岁的哈夫金，他的叔父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曾在印度孟买主持防止鼠疫工作，发明过一种防疫注射液。哈夫金也注射了这种防疫针，以为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防护工具，所以入病房时，只穿一件白色长袍，戴着白帽，而不戴口罩。

　　因此，他也不给伍连德配备口罩。伍连德自到哈尔滨之后，随时将有关疫情向施肇基报告。东北各地陆续发生瘟疫的电讯不断传往京城，政府下令全国有关医学机构，征召医生和护士前往东北，协助伍连德工作。

　　应征者中有位天津北洋医科大学教授法国医生梅思耐，他以前是军队的外科医生，他路过奉天时，曾要求总督熙良委任他为防疫主任，取代伍连德，但被总督拒绝。

　　但这位洋人自命不凡，事事想凌驾于伍连德头上，因而发生争执，伍连德草拟电文，向上级请求辞职。38小时候回电电告：梅思耐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照常继续其防疫工作。

　　梅思耐前往俄国防疫医院，哈夫金请他一起去检查病人，同样也不带口罩，终因传染致死，梅思耐之死，使人们认识到口罩的作用，于是供防疫用的口罩大量生产出来，连素来不戴口罩的俄国医生哈夫金也戴上了。

　　在哈尔滨，伍连德设计了一种简易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阻断呼吸道传播。关键是这种口罩成本极低，易推行。

　　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

　　伍连德口罩推行

　　疫情的源头：土拨鼠

　　成批的猎人、准猎人、伪猎人纷纷加入了闯关东、追逐土拨鼠的队伍。在人迹罕至的密林、山谷和草原，哪里有土拨鼠，哪里就有他们战斗的身影。

　　1911年正月，奉天（今沈阳）连续下了几天大雪，人们却冒着凛冽的寒风，手里拿着黑乎乎的死老鼠，向警察局（巡警公所）跑去。

　　他们是去领赏的。每只老鼠无论死伤，铜钱七枚，短短几天，人们捕获两万五千只。但警察局感觉还是太少了，觉得宣传力度不大，奖金额度不高。

　　那时候，奉天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告示：老百姓多多捕鼠，送到公所，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不准刁难，不准克扣；每天捉老鼠50只以上者将予以特别重奖——佩戴红花，敲锣打鼓，巡游大街，身披彩带横幅，上书四个鎏金大字“捕鼠能手”！

　　英雄啊！钱有了，名也有了，而且还是这么容易，多掐死些耗子而已。于是从东三省到京津，无数个被老婆骂作窝囊废的男人开始崛起，人和猫开始抢饭碗。哪里有老鼠的身影，哪里就有人，哪里就有捕鼠能手在战斗。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只看起来萌萌的土拨鼠。

　　土拨鼠，主要生活在蒙古、俄罗斯和中国东北。它很普通，也很常见。但在辛亥年前后的东北，它突然声名远扬，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因为它和东北三宝之一的貂皮扯上关系了。

　　当时有人发明了一种化学药剂，将其涂抹到土拨鼠皮上，稍作加工，毛料和成色就与貂皮相差无几，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由于成本极低、利润极高，土拨鼠皮迅速成为皮革市场的宠儿，价格短时间内翻了六倍多。于是一切顺理成章，商人的机遇来了，土拨鼠的厄运到了。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钱就摆在眼前，却抓不到。大把的钱就在这儿，土拨鼠却快灭绝了。那怎么办？继续找，老弱病残的也不放过。

　　然而生病的土拨鼠最可怕，因为它们患的不是感冒，而是瘟疫。染疫的土拨鼠行动迟缓、步态蹒跚，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一般避而不猎。

　　但大量闯关东的移民猎手本身没有捕土拨鼠的经验，何况其中还掺杂着大量的伪猎手。步履蹒跚的土拨鼠正是他们的最佳捕猎对象，高兴都来不及还在乎什么瘟疫。

　　他们把这些土拨鼠带回来后，就地剥皮，肉则煮了吃。既解决了财源，也解决了伙食。酒足饭饱，他们笑着抹着满嘴的油，在血淋淋的鼠皮旁安然入睡。

　　1910年9月的一天，几名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的7个中国工人突然暴毙身亡。俄国人见状后，基本可以判定他们死于瘟疫。于是，俄国人很快驱逐了剩下的中国工人，并且焚烧了死亡工人居住过的工棚，以及所有工人的衣物和行李。这两人只好回国，继续从事土拨鼠生意。

　　被驱逐的中国工人们于当年9月17日来到距中俄边境不远的满洲里。当时，东北陆路边境口岸还没有建立国境卫生检疫体系，他们在毫无检疫监管的情况下进入满洲里城内。

　　1910年10月19日，二人来到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的二道街木铺。他们本来是关内人，移民到130里外的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伐木，同时兼职捕杀土拨鼠。

　　10月25日这天，二人投宿在一家叫做“魁生元”的小旅馆里。

　　当天晚上这俩人就病了。发高烧、剧烈地咳嗽、大口大口地咳血。没两天人就死了，身上布满了淤血的斑。恐怖的是，同屋的人和房东也相继死亡。

　　又过了两天，和他俩同住的另外两个旅客也病了。旅店老板见到人的时候，人已经死去了，浑身青紫，地面上有大量的血痰。

　　鼠疫开始了。

　　几天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就发现了大量症状一模一样的病人。这是一场触之即死的烈性瘟疫。

　　土拨鼠就是这次瘟疫的传播者。东北现在生意最好的不是土拨鼠皮了，而是棺材铺。衙门每天都能接到几十例死亡病例报告，最高的一天达到183例。

　　3个月后，疫病在东北全境爆发，并向关内蔓延，最终酿成20世纪最大的一次肺鼠疫流行疫情。当时，疫病爆发的中心地区在哈尔滨的傅家甸一带，也就是今天哈尔滨的道外区。

　　1910-1911中国东北地区鼠疫地区分布图《1910中国东北肺鼠疫流行情况》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大背景，当时俄罗斯和日本在争夺东北的控制权，所以日本派出了最牛的鼠疫专家，俄罗斯也请来了法国专家，英美则支持伍连德去，当时日本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发现破伤风菌和结核菌），法国著名学者梅思奈都去了。

　　两个人发现不同病菌，结果是法国人发现的正确，因此鼠疫原菌命名Yersin。就是他们代表俄罗斯和日本去了东北。但是梅思奈一直认为是蚊子跳蚤传播，所以方向错了，自己没有防护，也被传染而死亡。伍连德认为会人传人，防护了，就成功控制住疫情，后来发现是在土拨鼠上面，而非老鼠传过来的——井底望天 2020-01-23

　　梅思耐死后，伍连德全权主持防疫事务，中国政府官员也表示衷心支持伍连德消灭鼠疫。但这时疫势很猛，伍连德开会讨论，最后决定采取以下防疫措施：

　　一、将傅家甸分为四区，每区由一位医药大员主持，并选聘足够的助理员，从事挨家挨户检查工作。一旦发现患疫病人，马上送往防疫医院，并隔离其亲属，安置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的货车里，以防传染给别人。

　　二、将原来从事检查工作的警察撤出，改由医药专业人员担任。

　　三、从长春调1600名步兵来哈尔滨，实行严格交通管制，尤其是对流动人口。

　　四、征募600名特别警察，在医生监督下，做些辅助的防疫工作。

　　五、制订居民行动规则。每区居民必须在左臂上佩戴政府发给的证章。这种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分别代表一、二、三、四区的居民。居民只能在本区范围内行动，如想去其他区，必须申请特别通行证。驻军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城外士兵，没有特别通行证不得进入或离开城市。

　　每区驻有1位医药大员，2位助理员，4个学生，58名卫生侍役和26个警察。此外配备12辆马车，用作运送病人和死者；担架16副，用来抬送病人。城外有1200名兵士，城内有600名警察，都为实施这些防疫措施而齐心工作。

　　1911年，关闭的学校和客栈被租用于办公室和消毒站或病房

　　1911年，防疫队伍

　　1911年，准备出发的消毒车

　　阻断交通后被临时隔离的人们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目前仍是我国规定的甲类法定传染病之一。在当时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死亡人数还是不断上升，每日达到上百人，最高时甚至达183人。死人的埋葬成为当时非常突出的问题。

　　正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墓地察看一排排待葬的“长蛇阵”，决定必须尽快处理病尸。他拟定了一个集体火葬的办法，为减小阻力，写了奏章，呈请皇上下一谕旨，将疫尸全部火葬，以绝后患。同时，全城官绅也联名上书吉林巡抚，要求准予火葬。北京外务部发来电报，说皇帝批准伍连德请求，可以火化病尸。

　　1911年2月份共火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有1002具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由于采取有效而果断的防疫措施，从实行火葬的那一天起，病亡率开始下降，到3月1日，大部分疫区已经被控制，再没有人病死。另外，其他部分地区的疫情，到了4月份也告止息。

　　1911年，在被鼠疫重创的傅家甸收集尸体

　　防疫人员在收集死者尸体

　　集中在一起准备焚烧的死者棺木

　　医务人员和军人把守交通要道，严格检疫

　　1911年1月，哈尔滨傅家甸坟场焚尸，一共烧了3天

　　东北三省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波及五省两市，流行距离达2700千米，流行时间长达7个月。如果把未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计算进去，那么1910至l911年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将不少于6万人。

　　防疫人员工作后进行彻底消毒

　　在1910至1911年东三省鼠疫防疫中，由于事起仓促，防疫人员来不及培训，加上当时鼠疫是不治之症，以及科学的局限和知识的普及不足等因素，防疫队伍殉职率极高，据伍连德记录，哈尔滨防疫队伍的死亡率如下：

　　20名医生，殉职1名，殉职率5%；

　　29名医学生，殉职1名，殉职率3.5%；

　　中医9名，殉职4人，殉职率44.4%；

　　检查员31人，殉职2人，殉职率6.5%；

　　警察688人，殉职30人，殉职率4.4%；

　　卫生队206人，殉职11人，殉职率5.3%；

　　骑警80人，殉职5人，殉职率6.2%；

　　救火员20人，殉职5人，殉职率25%；

　　杂役550人，殉职102人，殉职率18.5%；

　　厨师60人，殉职4人，殉职率6.7%；

　　救护队150人，殉职69人，殉职率46%；

　　士兵1100人，殉职63人，殉职率5.7%；

　　哈尔滨总共参与防疫的2943名工作人员中，297人殉职，殉职率10.1%。

　　防疫勇士

　　也就是说防疫工作人员中，每十个就有一人殉职，而整个鼠疫流行区的居民死亡率远低于此，居民鼠疫死亡率最严重的满洲里，居民死亡率约为7%，可以说，正是靠这些英雄们的前赴后继，才能成功地控制住鼠疫流行。

　　中医、救护队和直接接触病人或者尸体的杂役是这次防疫中殉职比例最高的人群。长春也很严重，166名卫生防疫人员殉职，参加防疫的中医死亡率达到54%。长春隔离所19名职员中，18名死亡。

　　伍连德于1911年1月在哈尔滨建立第一所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只有32岁。为表彰伍连德的功绩，清政府授予他帝国陆军少校的军衔，已有觐见皇帝的资格。

　　当时宣统皇帝年幼，遂由摄政王载沣亲自接见伍连德，授予他陆军蓝领军衔及医科进士。俄政府授予他二等勋章。自此，伍连德被国内外尊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1911年，伍连德被授予协参领，并获二等双龙勋章

　　主持国际防疫大会

　　1911年3月初，施肇基电报伍连德，要他出席并主持4月份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国际防疫大会。伍连德接到电报后，启程前往沈阳。这次会议将于4月3日开始，到4月12日结束。

　　到达沈阳第二天，伍连德先后拜访了东北三省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总督熙良，满洲人。他性情温和，比较民主。他告诉伍连德：“当初，那位法国医生要求我把他置于你之上。

　　按照他的意见，你太年轻，阅历不足，应由一个外国人来管理。当时我还不认识你。但我觉得他的态度不对，因此叫他先到哈尔滨看看情况再说。”另一位是财政厅韩厅长，江苏人。他对防疫费用的拨款，非常慷慨，总共达500多万元。

　　3月22日，本次国际防疫会议最高委员施肇基抵达沈阳。他负责这次会议非专业方面事务。各国代表亦陆续来到。俄国来了6人，美国2人，英国3人。

　　日本自在南满经常制造政治事端，将南满视同他们的领土。因此，这次会议，日本来了以北里柴三郎教授为首的5位代表，另外还有许多专家和助手。本次大会共有12国医学专家参加，这是在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按照当时国际会议惯例，会议用语一般只用英、法、德三种语言。为了表示对我国的尊重，会议增用了中文。

　　4月3日，会议举行开幕式。首先，总督熙良宣读了皇上的圣旨。接着，熙良、施肇基分别致词。俄国柴波洛耐教授代表各国来宾讲话。第二天上午，大会主席伍连德作报告。

　　伍连德讲话之后，会议开始专题研讨，出席会议的各国专家充分发表了他们的见解。这样的专题会总共开了23次，包括病理学、细菌学、流行病学等，交流了各国防治鼠疫的研究成果。

　　1911年4月，在奉天召开11国代表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主席伍连德（前排右四），副主席北里柴三郎（前排左五）

　　万国鼠疫研究会会场，中间主持会议者为伍连德，身旁为副主席北里柴三郎

　　会议期间，还组织代表游览大连风景名胜，参观哈尔滨防疫医院和实验室以及火葬场。4月23—28日，代表们讨论制订并通过了大会报告书。然后举行隆重的闭幕仪式。施肇基作为皇室专员充分肯定了会议的成绩，也指出会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关于疫源还是一个谜，对患疫病人的处理尚缺乏适当的方法，最后，伍连德讲话。

　　主持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

　　东北防疫归来，伍连德被委任为外务部医官。以后，他一直在外务部任医官，达20余年之久。同时，在陆军部与外务部的同意下，伍连德仍保留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的职位。他到天津与家人团聚一段时间后，便返回哈尔滨。

　　伍连德这次到哈尔滨，是计划在那里筹建一所防疫机构。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鉴于鼠疫大流行的惨痛教训，决定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以指导各地防疫医院的工作。地址选在哈尔滨市道外水晶街（今保障小学校址）。

　　任命伍连德为处长兼总医官，全权负责东三省的瘟疫防治事务。该处隶属外交部，经费由税金供给，当时税金由英国支配，因而该处也在英国势力控制之下，每年有6万两拨款。

　　经费由伍连德兼作总办，此外尚有哈尔滨税务司司长英国人任名誉总办，监督财政。一切由总医官兼总办批准的支出包括工资等，均由名誉总办支付及管理。在当时，这笔拨款对于支付新建防疫机构的各项经费来说，还远远不足。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立之后，开展对土拨鼠的观察和对肺鼠疫病尸体的检验。通过研究，对鼠疫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从而更能有效地控制恶劣的形势。

　　近十年的时间里，东三省没有出现严重的疫病，也没有因疫病而亡的人。1928—1930年，通辽一地因为有许多家鼠和野鼠而不时出现几例鼠疫病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派员前往，研究疫情，直到扑灭。

　　为了更好地开展防疫工作，伍连德筹划着建立一个遍及东北三省各地具有医院实验室的防疫网络。继1912年在哈尔滨建立医院之后，1912—1928年，属于这一网络的防疫医院陆续建立起来，如滨江、满洲里、三姓、大黑河、营口等防疫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

　　这些防疫机构在后来多次疫病流行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见，在伍连德的苦心经营之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得到不断地发展，成为东三省颇具规模、有相当实力的防疫卫生中枢和民国时期的防疫研究中心。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鼠疫斗士：伍连德的故事 朱建平 编

　　2.国士无双伍连德 王哲 著

　　3.中国疫苗百年史 江永红 编著

　　4.“疫”史为鉴  《“疫”史为鉴》编委会编

　　5.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 薄世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