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强：对澳大利亚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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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主要通道，承载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及渔业资源。近年来，伴随中国不断崛起，南海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热点地区。

　　一、积极介入南海的原因

　　自美国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澳大利亚就打着南海“利益攸关方”旗号，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澳大利亚为何积极介入南海问题？

　　南海航线是澳对外贸易重要通道。作为全球贸易大国，澳大利亚严重依赖海上航线的安全及稳定。而澳54%的国际贸易通过南海。这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澳大利亚煤炭、铁矿石和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同时，南海周边的中国、东盟则分别是澳第一大、第三大贸易伙伴。其次，澳觊觎南海丰富的石油资源。澳大利亚虽矿产资源丰富，但石油储量却相对较低，甚至需从印尼、马来西亚大量进口石油。而南海地区石油蕴含量约占全球的12%，素有“第二波斯湾”之称。澳担心若中国完全主导南海局势，将对其石油进口产生不利影响。

　　美澳同盟既是澳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澳国家力量的倍增器。澳作为中等强国，没有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只能紧紧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以换取美国对其提供的安全保障。为此，澳主动融入美国遏华战略框架，甘愿成为美国的“南锚”。为此，美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和表态也就成为澳南海政策制定的定向标。澳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提出的“南海航行自由”倡议，还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流驻扎在本土离南海最近的达尔文港，甚至意图将达尔文港打造为第二个“关岛”，以强化对华威慑。另外，美澳同盟每两年就会举行一次“护身军刀”联合军演。而2021年举行的军演，不仅首次在澳领土上发射爱国者导弹，还炒作中国侦察船抵近监视，剑锋直指中国。

　　澳认为，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南海的行动会冲击国际法及国际制度，从而威胁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从它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中大力偏袒菲律宾的态度中可见一斑。2013年，菲律宾就南海问题以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由，将中国诉讼至荷兰海牙的国际海洋法法庭。2016年7月12日，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裁定，否定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历史性权益。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单方面的裁决。澳则联合美日发表声明，公开谴责中国的南海行为主张，还强烈要求中国遵守南海仲裁案的判决结果，谴责中国不遵守国际法，并认为这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直接威胁。2020年7月23日，澳向联合国提交声明，表示它拒绝中国在南海长期历史实践中确立的历史权利及海洋权益主张。

　　澳大利亚突出价值观外交，认为中国是所谓“威权主义”国家，其崛起会对自身安全产生威胁。澳舆论打造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间谍说”，澳政府则以“违反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中国企业在澳的正常投资。2017年6月，澳前总理特恩布尔在香格里拉论坛上诬蔑中国在亚洲搞“门罗主义”，而莫里森执政后，澳对华负面报道更是急剧增多。澳主流媒体和智库大肆渲染中国已对澳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渗透，并极力炒作中国对澳实行“经济胁迫”“歧视性经贸”等。据2021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已降至历史新低，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而非经济伙伴。

　　二、未来的动向

　　澳大利亚在南海利益主要涉及航行自由、中美博弈、价值观维护等方面。澳在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的利益计算，也难以在南海问题上投入过多的资源。譬如，澳反对任何强制或单边改变南海地区现状的行为，呼吁南海争端各方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和平解决争端。再如，澳虽支持南海“航行自由行动”，但却一直避免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就是怕触及中国红线，让中澳关系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但同时，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忠实盟友，在南海问题上跟随美国战略的政策取向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第一，利用三国安全伙伴关系协议（AUKUS）扩大在南海的影响力。2021年9月15日宣布成立的AUKUS，是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衍生出的小多边集团。该协议使英美能协助澳开发核动力潜艇以及“其他水下能力”。而核动力潜艇一旦研制成功，澳不仅会成为全球第七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还能在南海展开秘密巡逻，探测、跟踪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设施及水面舰艇等。澳此举使中国面临更多的水下军事安全挑战，加大中国反潜压力，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共识，挑动南海地区阵营对立。

　　第二，利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插足南海事务。Quad一直鼓吹“自由、开放的印太”必须确保海洋安全。2021年，Quad两次召开领导人峰会，南海问题均被列入议题，并提出“反对中国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企图”“将促进包括海上安全在内的合作，以应对在东海和南海对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的挑战”。澳会继续积极参与Quad机制下的联合军演，并致力于打造在印太围堵中国的“菱形包围圈”。

　　第三，强化与东盟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澳为拉拢东盟，会继续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安全对话，并与其开展军事交流、举行联合军演、扩大军火销售、强化情报共享等。澳会借南海议题迎合东盟对“大国平衡”的战略需要，趁机扭转东盟对澳的顾忌和排斥，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澳也会以防范和牵制中国为着眼点，加强同东盟的海上安全合作，在扮演南海争端协调者角色的基础上，有效离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三、几点应对思考

　　南海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若南海局势不稳，“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将受限。我国作为南海海域的主权国和最重要当事国，对于澳在南海的介入需要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第一，中澳在南海并不存在涉及核心问题的冲突，在保障航道安全、合理开发资源等方面存在对话空间。我国应加强与澳方沟通交流，增强双方战略互信。可尝试从南海资源开发、海域执法、打击海盗等方面开展合作，探索建立维护南海稳定的长效管理机制，并为应对突发事件设置专门的协调磋商平台。

　　第二，应强化危机管理意识，避免与美西方在部分海域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擦枪走火而导致局面失控。2021年，我国相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海上交通安全法》等，其对提升我国海上安全保障能力、保障资源通道安全、维护南海海洋权益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避免发生冲突方面可以考虑与美、澳协商制定相关规则。

　　第三，做好东盟的工作，加强我国与东盟当事国和东盟组织的沟通、协商，稳定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局面。在菲律宾大选后，应进一步推进中菲合作，通过谈判解决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同时，强调严格执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充实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比如，我国可主动向南海周边各国提供气象服务、海洋科研、防灾减灾、航道安全等公共产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澳大利亚都在加强对东盟的工作，而美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对于我国与东盟的合作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我国应通过与东盟友好协商，出台一些有吸引力的合作项目。虽然东盟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应防止天平向美、澳过度倾斜。

　　第四，我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澳在对华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上长期保持大额顺差。澳大利亚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利益。2015年6月17日，中澳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深了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说，两国之间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为双方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天然动力。未来，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多层次、多领域扩展中澳经贸合作关系。让政治家和社会对构建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有更深的认识，改善目前的不利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