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刹歪风也需“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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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只有当“零容忍”精神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准则和共同意志时，才能让反社会行为和违规违法活动成为过街老鼠。

　　南宋淳祐年间，临安府发生了一件大事，宗室荣王涉案。

　　大概的背景是，理宗皇帝宠爱阎贵妃，阎贵妃想为自己家族修一座功德寺，荣王为讨好阎贵妃，也参与搜罗抢夺民间土木，以至与乡邻抵牾。由于临安府隶属两浙西路，时任浙西提刑的胡颖经办了此案，从重判决荣王府十二人死刑，并纠劾荣王纵容之过，一时震惊朝野。

　　为此，宋理宗心里很不是滋味，对胡颖说：“听说爱卿特别喜欢杀人呀。”看似淡淡然的一句话，出自皇帝之口，却余味深长。胡颖听出皇帝“意在浙狱”，从容答道：“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负陛下，非嗜杀也。”

　　胡颖所说的“太祖之法”，让宋理宗无话可说。有宋一代，对宗室的基本方针是“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对后妃（外戚）干政的预防，则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阎贵妃恃宠而骄，与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等奸臣勾结，沆瀣一气，预朝乱政，史称“阎马丁董”。胡颖拿荣王开刀，既打击了阎妃的嚣张气焰，又震慑了那些投机钻营靠走阎妃路子的小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零容忍”。

　　如果胡颖看人执法，对荣王网开一面，后果会怎样？必然会给其他宗室一种心理暗示：只要是讨好阎贵妃的，哪怕与民争利、公然抢夺民财，也是没事的。必然助长其他种种歪风邪气。胡颖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太祖之法”作为刚性的制度支撑，进而实施对观念、心理以及社会氛围等软性文化上的规范。所以，宋理宗“为之默然”。

　　胡颖，字叔献，湖南湘潭人，史书上说他“性不喜邪佞”，“为人正直刚果……临政善断，不畏强御”，字字都透着“零容忍”精神。说起来，他的这种精神，可能得益于其母族的影响。胡颖的外叔祖赵方，是南宋一代名臣，为官格言是“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刑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另外，名将赵范、赵葵等人，都是胡颖的舅舅，打小就都喜欢这个外甥，带他在军营中历练。譬如绍定三年，赵范讨伐李全，胡颖就是幕僚之一。

　　如今说到“零容忍”，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对腐败的“零容忍”。其实，“零容忍”的指向非常广泛，如对于不良习俗、不道德行为、轻微违规等，也同样需要“零容忍”。须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零容忍”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打造一个有效遏制的文化软氛围，在制度法律等硬件的刚性配合下，实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胡颖年轻的时候就深明此理，在军营中，他“常微服行诸营，察众志向，归必三鼓”。也就是随时随地观察士兵的情绪，但凡有蛛丝马迹之懈怠，必以鼓声激励。对军心懈怠的“零容忍”，与其后对官场廉政文化建设中的“零容忍”，在实践过程中也是一致的。有个著名的“斩蛇”故事，我们可以从中管窥胡颖的这种精神。

　　据说当时广东潮州的一座佛寺里出现一条蛇，很大，“其大如柱而黑色”，看到的人都很害怕，一来二去就被神化了。地方官如不去参拜或参拜不够诚心，它就会引发灾祸，不是大旱，就是大涝。

　　如今看来，这事儿多半是和尚们搞的鬼，背后也有官员的影子，借迷信敛财罢了，也是腐败的一种。比如有个官员去拜了，却很快出现了旱情，百姓就怀疑当官的没有诚心诚意地祭拜蛇神，集体到官衙去闹。衙门借机称“未尝诣也”，言下之意很明了：这个“诣礼”得大家出。有继任者不明就里，在参拜大蛇时生生被吓死。

　　胡颖以枢密都承旨出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听说了这事儿，觉得很严重，立刻下令潮州的和尚将大蛇运到广州来，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蛇神说：“给你三天，你若不能显灵，那就不客气了”。三日后，百姓们一看，大蛇还是大蛇，没什么灵异之处。于是，胡颖下令杀了蛇，捣毁了寺庙，并治了相关和尚的罪。用归谬法驳斥迷信的荒谬，让官僧勾结的伎俩成了教育百姓和当地官员的活教材，风气为之一新。

　　不难发现，无论是他动用严刑峻法惩治荣王家人，还是用归谬法斩杀所谓的蛇神，其用意都在于打破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诸如面子、情感、风俗习惯（迷信、和为贵）等。而这些，也正是如今侵蚀官员走上腐败之路的动因，也正是廉政实施的障碍，不采取“零容忍”，不克服这些动因和障碍，当然是不行的。

　　作为封建官吏的胡颖，毕生以“正风俗”为己任，其“零容忍”的精神，难能可贵。然其一己之力毕竟没能挽救日趋腐朽的南宋小朝廷，也昭示出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当“零容忍”精神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准则和共同意志时，才能让反社会行为和违规违法活动成为过街老鼠。（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