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梓菁：理解日欧区域关系中的政治合作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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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12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第28次日本欧盟定期峰会，会议就欧日关系、国际与区域局势展开讨论，着重关注东欧东亚形势问题，强调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日本和欧盟会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核安全以及抗疫方面纵深合作。这使人们再次把视线聚焦于日欧关系。

　　一、问题提出

　　从历史渊源来看，日欧合作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75年，法国提议召开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主动邀请日本参加，被日本看作是其经济地位终于被西欧主要国家承认的信号。九十年代，日欧政治合作开始起步，1991年，欧日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欧日关系宣言》。21世纪进入全面合作阶段，到2015年，日本和欧盟举行了24次定期首脑磋商。2019年《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

　　在历史的粗线条中，可以看到日欧合作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努力。然而若以合作机制的成熟与否、合作是否满足双方诉求为评价标准的话，日欧合作则明显聚焦于经济贸易与全球问题治理等低政治领域，在高政治领域，尤其是日本希望欧盟能够表态支持的问题上，如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东亚局势与对华关系等，欧盟态度暧昧不清，日欧或是没有形成相关的制度化机制，或是相关机制较为薄弱。由此，本文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即某些经济或技术高制度化的合作为何难以外溢至政治领域？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二、理论思考

　　在解释合作与一体化的理论当中，新功能主义的影响较大，外溢（spillover）效应这一概念也正是源自新功能主义。其理论集大成者约瑟夫·奈从七个包括任务联系、交往增多等过程机制，与三个包括利益分配公平性等的感性认知阐释动态合作进程。表面上，日欧经济与低政治领域合作难以外溢至高政治领域和外溢理论有所冲突；实际上，单从外溢效应考虑而忽略理论中其余变量和前置条件会导致诸多偏差。究其原因，是因为该理论试图囊括所有国际行为体的合作现象，变量繁多，在特定的范围内，缺少定性理论研究。

　　就日本和欧盟的合作关系而言，应当能够定性在一个位于世界与国家间的中观领域。张蕴岭老师主编的《国际区域学概论》正包含了中观层次的理论定性研究，本文以第七章“国际区域关系”为理论基础与理解路径，进而阐释日欧政治合作迷思的可能原因。该章将国际区域关系分为区域内与区域外两个维度，在区域内维度中，作者从“国家间”、“民族”、“历史”、“宗教”、“文化”五组关系考察区域内关系的构成，并抽象出“差异性与利益矛盾”、“国际区域关系结构”、“地缘影响”、“利益格局与区域关系”、“区域合作制度”五组特征。在区域外维度中，作者以国际行为体为划分标准，将区域外部关系分为“一个区域/区域组织与另一个区域/区域组织的关系”、“一个区域/区域组织与区域外国家特别是区域外大国的关系”、“多个区域/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日本和欧盟的关系即为第二种“一个区域/区域组织与区域外国家特别是区域外大国的关系”，又被作者进一步定性为“基于国家本位的区域对外关系”。基于这种关系的合作是具有明显“主权国家”色彩的合作模式，区域间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以尊重参与国的主权为基础，不寻求主权的部分让渡，也不试图建立紧密的同盟体系或条约组织，而是建立具有明确目的、运行成本低、合作推进快的国家组合。

　　简言之，作为“国家本位的区域对外关系”的日欧关系，其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益并受限于日本与欧盟内部主权国家利益，制度建立的终极目的是反哺国家而非更深层的一体化。基于此，日欧关系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色彩。

　　三、分析尝试

　　在日欧关系的定性基础上，日欧高政治合作困难这一问题的脉络逐渐清晰可见。本文以主权国家作为理解该问题的重要切入点，试作如下分析：

　　首先，不以一体化为目标而进行的高度制度化合作。虽然欧日之间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很多沟通、合作，特别是2001年《行动计划》发表以后，每年召开的欧盟与日本的首脑会议都会总结上一年行动计划的实施状况，确定下次会议商讨的重点并决定下一年的工作目标。但除了日本入常问题、对中国武器禁售问题以外，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利益直接重叠的焦点问题较少。从欧盟角度而言，欧盟对自身的外交定位是希望作为“规范性”和“非军事”的力量对国际事务发挥更大作用。从日本角度而言，日本对自身外交的定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有力维护者。二者的合作基于共同价值观与全球战略中的共同点而展开，但在实践中，基于跨区域合作中国家本位的基本性质所导致的战略目标差异，二者无意推动形成一个紧密集团，不寻求主权的部分让渡，也没有形成新的决策层次。

　　其次，主权国家自主性和能动性突出。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主要表现在国家利益高于合作利益，这一原则导致了日欧谈判进程的艰难推进。第一，在长达十几轮的艰难谈判进程中，欧盟的关注点着重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则更关注战略安全层面的双边合作，更多聚焦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达成； 第二，欧日双边经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相比冷战时期大幅下降，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欧日双方在对方经贸合作中的位次呈现下降趋势； 第三，欧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动力不足，这是由于从地缘政治等因素来看，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而远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欧盟显然与日本对该议题的反应程度迥异。因此，欧日基于相同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希冀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以谋取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扩大，但这种意图在安全合作领域中由于国家战略目标差异，很难达成立场和行动的一致。尽管现阶段日欧合作不断推进，但基本没有超国家色彩。

　　由此，尽管欧日关系的基本定位是基于“普世价值”的战略性伙伴，但鉴于其跨区域合作的本质特点，双方的战略目标与利益差异为其合作推进设置了重重障碍。目前欧日针对中国的势必给中欧关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基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与欧日双方在东亚安全合作领域的分歧，双方以价值观合作为基础来制衡中国的战略目的目前还难以实现。

　　最后，本文题名“理解日欧区域关系中的政治合作迷思”，是“理解”而并非“阐释”，因为理解一个内在的角度，站在关系的内部去理解关系，弥合定性的基调。哲学家加德摩尔（Hans-Georg Gadamer）将理解定义为视野的融合，虽然本文的“理解”并没有达到融合的地步，但却也是通向融合的其中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