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商君书》第2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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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策第十八

　　【题解】

　　画策，即谋划策略。在本文中，商鞅为秦孝公谋划了治国之策，其间贯穿了明显的路线之争。如在【18.1】中，商鞅将其古代历史分为昊英之世、神农之世、黄帝之世，指出不同的时代需要用不同的治国之策。在【18.3】中，商鞅明确强调只有打胜仗才能称王天下，这就与儒家依靠仁义来称王天下的路线针锋相对。在【18.6】中，商鞅提出“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这就与儒家家国同构的思想针锋相对。在【18.8】中，商鞅指出儒家仁义之道的弱点在于，讲求仁慈的人可以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别人变得仁慈，讲求道义的人可以对别人友爱，却不能使别人变得友爱。因此，要想管理好所有人，那就只有依靠法治。只要法治得到贯彻执行，那么民众自然就会变得仁义。

　　姚尧推测，本文极可能是商鞅入秦面见孝公后不久所作。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经由孝公的宠臣景监得以面见孝公。第一次，商鞅对孝公讲述帝道，结果孝公竟然听得睡着了，根本听不进去，回头就责怪景监找来的人不靠谱。第二次，商鞅对孝公讲述王道，孝公还是听不进去，还是责怪景监。第三次，商鞅对孝公讲述霸道，孝公觉得不错，但还是没有任用商鞅，只是告诉景监：“商鞅这个人是可以谈谈的。”第四次，商鞅对孝公讲述强国之道，孝公与他谈得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地在坐席上向前移动膝盖，这样谈了好几天都不厌倦。姚尧以为，本文就是商鞅在这第四次谈话之后所作，系统阐述自己的治国之策。孝公阅后大喜，决心推动变法，而在正式变法之前，就有了《商君书》第一章所记载的商鞅与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御前辩论。

　　【18.1】昔者昊英之世，以代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①，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②。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白话】从前，在昊英氏的时代，让民众砍伐树木、捕杀野兽，那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在黄帝的时代，民众不准捕杀幼兽，不准食用鸟蛋，官员不准使唤奴仆，死了不准用椁埋葬。昊英和皇帝采取的措施不同，却都能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在神农氏的时代，男人耕种而使民众有饭吃，女人织布而使民众有衣穿；不用刑法政令而得治，不用军队而称王天下。神农死后，人们以强凌弱，以多欺少，因此黄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间的规范，父子兄弟之间的礼仪，夫妻配偶之间的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使用军队。这同样是因为时代变了。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比黄帝高明，可是他的名声却很尊崇，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因此，现在用战争来消灭战争，则即便是发动战争也是可以的；用杀人来消除杀人，则即便是杀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罚来消灭刑罚，则即便是加重刑罚也是可以的。

　　【姚注】

　　①麛（mí）：幼鹿，亦泛指幼兽。

　　②椁（guǒ）：棺材外的套棺。古代贵族死后，棺材有许多层，最里面的一层称为棺，棺外的各层称为椁。《庄子·天下》记：“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

　　【18.2】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 ，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

　　【白话】从前，能控制天下的人，必定是首先能控制其民众的人；能战胜强敌的人，必定是首先能战胜其民众的人。因此，战胜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者对于金属，制陶者对于泥土的控制。如果根本不坚固，那么民众就会像飞禽走兽一样分散，那还有谁能控制他们呢？治理民众的根本，是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都能有所增益。

　　【18.3】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①。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故举国而责之于兵。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②，史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③，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④，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⑤。

　　【白话】有些君主名声尊贵、领地广阔，以至于称王天下，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作战获胜了。有些国君名声卑下，领地削减，以至于灭亡，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作战失败了。不打胜仗而称王天下，不打败仗而国家灭亡，这是从古至今都未曾有过的事。民众作战勇敢，打仗就能获胜；民众作战不勇敢，打仗就会失败。能使民众专心于作战，民众作战时就会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作战，民众作战时就不会勇敢。圣明的君王看到称王天下的功业只能在战争中获得，故而发动全国民众，要求他们都去当兵。进入一个国家，观察它的治理情况，凡是军队能够被君主调用的就强大。怎么知道民众已经被君主调用了呢？当民众看见打仗，就像是饿狼看见肉一样，那就是民众被调用了。一般来说，战争是民众所厌恶的。能让民众乐于作战的君主，就能够称王天下。一个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儿子去当兵，哥哥送弟弟去当兵，妻子送丈夫去当兵，都道：“得不到敌人的首级，就不要回来！”又道：“不守法律，违抗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你在军中无处可逃，就算逃回来了，要搬迁也没地方可去。”军队的治理之道，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施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使得他们逃走了也无处居住，失败了就无法生存。因此三军的将士，服从命令就像流水一样，即便是战死也不会后撤逃跑。

　　【姚注】

　　①罢（bài）：通“败”，失败。

　　②遗（wèi）：输送，送交。

　　③行（háng）间：行伍之间，军队之中。

　　④拙（jué）：通“趉”，逃走。

　　⑤旋踵：调转脚跟，意即后撤逃跑。踵，脚跟。

　　【18.4】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①，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白话】国家之所以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其法律混乱，而是其法律废弃不用。每个国家都有法律，可却没有使法律一定能得到实行的办法。国家虽有禁止奸邪、惩处盗贼的法律，可却没有使奸邪、盗贼一定能伏法的办法。犯奸邪、盗贼之事者，判处死刑，可是奸邪、盗贼之事却不能禁止，这是因为犯事者不一定能抓住。如果能抓住却还犯奸邪、盗贼之事者，那就是因为刑罚判得太轻。刑罚太轻，就不能有效地惩处罪犯；一定伏法，就会有许多罪犯受刑。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惩处不守法的人，而不奖赏守法的人。因此，不用动刑而民众守法，是因为刑罚判得很重。刑罚很重，民众就不敢犯事，因此就可以不用刑罚。而民众都不敢为非作歹，那么全国就都是守法之民了。因此，不用奖赏守法而民众都能守法。不可以奖赏守法的人，就如同不能奖赏不偷盗的人一样。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盗跖那样的坏人变得可信，更何况是像伯夷那样的好人呢？不会治理国家的人，会使像伯夷那样的好人变得可疑，更何况是像盗跖那样的坏人呢？如果形势不容人们做坏事，那么即便是盗跖那样的坏人都是可信的；如果形势容许人们做坏事，那么即便是伯夷那样的好人都是可疑的。

　　【姚注】

　　①跖（zhí）：春秋时期鲁国人，姬姓，展氏，名跖。《庄子·盗跖》记：“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柳下季，即鲁国贤人柳下惠，后世常以盗跖代指恶人。《史记·伯夷列传》中亦将盗跖与伯夷并列讨论，记道：“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姚论】

　　在《商君书》中，存在大量关于加重刑罚，以刑去刑的论述，却很少提及虽有重刑却不能禁止奸邪的情况。在本段中，商鞅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犯事者不一定能被抓住。《韩非子·内储说上·重轻罪》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有天下不为也。”大意是说，楚国南部虽然对于非法采金者处死分尸，可是由于并非所有犯法的人都能抓住，所以非法采金的行为就一直不能禁止。

　　在《商君书》中，亦存在大量关于奖赏的论述。虽然商鞅认为奖赏的功效不如刑罚，却很少直言反对奖赏。在本段中，商鞅之所以说“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主要是反对无功而赏。《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二》记：“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清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蓏、蔬、枣、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大意是说，秦国遭遇大饥荒，应侯范雎请求以国家园林的蔬菜瓜果来赈济灾民，可是秦昭襄王却拒绝了，认为这样做虽然能够救活灾民，却导致某些民众无功受赏，破坏了法治的公平精神。

　　【18.5】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同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白话】国家的治理，要么就是治上加治，要么就是乱上加乱。英明的君主处在上位，所提拔的就一定是贤能的人，这样法度就由贤能的人掌握。法度由贤能的人掌握，那么就可以在下面实行，不肖之徒就不敢为非作歹，这就叫作治上加治。不英明的君主处在上位，所提拔的就一定是不肖之徒，国家没有严明的法度，那么不肖之徒就敢于为非作歹，这就叫作乱上加乱。军队要么就是强上加强，要么就是弱上加弱。民本原本就想打仗，而又不得不去打仗，这就叫作强上加强；民众原本就不想打仗，而又可以不去打仗，这就叫作弱上加弱。

　　【18.6】明主不滥富贵其臣。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贵者，非爵位官职也？废法作私爵禄之，富贵。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则削国之所以取爵禄者多涂；亡国之欲，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独为非，而莫与人为非。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

　　【白话】英明的国君不会对臣子滥施富贵。所谓富，不就是指粮食珠玉吗？所谓贵，不就是指爵位官职吗？废弃法度而私相授受爵位俸禄，这就是滥施富贵。一般来说，君主的德行并不高于他人，智慧并不高于他人，勇武并不高于他人。然而民众虽有智慧，却不敢谋求君主的权位；虽有勇武，却不敢弑杀君主；人数虽多，却不敢凌驾于君主之上；纵使民众的人数有亿万之多，可是君主悬重赏而民众不敢争抢，行惩罚而民众不敢抱怨，这都是因为有法度的缘故。国家混乱，是因为民众多考虑私人的情义；军队衰弱，是因为民众多追求私下的斗勇。那么，在实力被削弱的国家，有很多获取爵位俸禄的途径。使国家灭亡的风俗，是民众鄙视爵位、轻视俸禄。不用劳作，就能有饭吃；不用打仗，就能有荣誉；没有爵位，却很尊贵；没有俸禄，却很富裕；没有官职，却很威风，这样的人就叫作奸民。所谓“善治的君主没有忠臣，慈爱的父亲没有孝子”，指的就是英明的君主不想听逢迎的好话，只是用法律来让臣民互相监视，用命令来让臣民互相纠正。这样，臣民就既不能独自为非作歹，也不能与人一道为非作歹。所谓的富有，指的就是收入多而支出少。穿衣有限度，饮食有节制，那么支出就会少了。妇女在家里多做事，男人在外面多做事，那么收入就会多了。

　　【18.7】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天下胜。天下胜，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而虚用；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白话】所谓英明，就是指君主没有什么地方是看不到的，于是群众就不敢从事奸邪，民众就不敢为非作歹。因此，君主坐在安稳的床上，听着管弦的音乐，而天下就得治了。所谓英明，就是指君主可以让民众不得不照令行事。所谓强大，就是指君主可以战胜天下人。因为能战胜天下人，所以才能统合天下人的力量。于是，勇猛强悍的人不敢暴乱，聪明智慧的人不敢使诈而靠空谈来获得任用，全天下的民众，没有谁是敢不从事君主所喜欢的事而回避君主所厌恶的事的。所谓强大，就是指君主能使勇武之人不得不为己所用。当他的志向能够实现时，天下人都会辅佐他；当他的志向不能实现时，天下人也都会喜欢他。依靠天下人的君主，天下人会抛弃他；依靠自己的君主，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要自己得到自己；能战胜强敌的君主，首先得能战胜自己。

　　【18.8】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蛩蛩巨巨①，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白话】圣人懂得事物必定会那样发展的道理，以及必须要适应的形势，于是制定了必定能使国家得治的政策。使用打仗时必定勇敢的民众，推行民众必定会听从的命令。因此，军队出征而天下无敌，命令行使而天下服从。黄鹄的飞翔，可以一飞千里，因为它们具备了一飞千里的翅膀。奔驰的骏马，可以日行千里，因为它们具备了日行千里的能力。虎豹熊罴，凶猛而无可匹敌，是因为它们具备了战则必胜的本领。圣人明察社会本就当这样运行的原则，懂得事物必定会那样发展的道理，所以他能够控制民众，就像是利用地势的高低来控制水流，又像是利用燃料的干湿来控制火势一样。所以说，讲求仁慈的人可以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别人变得仁慈，讲求道义的人可以对别人友爱，却不能使别人变得友爱。因此，只懂得仁义，是不足以治理天下的。圣人具有必定能取信于民的品德，又具有使天下人不得不信任的办法。所谓的义，就是为人臣者忠，为人子者孝，长幼之间有礼，男女之间有别。如果遇到不义之事，那么就算是饿死也不苟且进食，就算是死亡也不苟且偷生。其实，这些都是国家建立法制之后的常态。圣明的君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制。法度一定要严明，政令一定要执行，这就可以了。

　　【姚注】

　　①蛩蛩巨巨：应为古代骏马名。历代学者对此考证颇多，却又都难以一锤定音，此处不予细究。

　　【姚论】

　　《孟子·离娄上》记：“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意思是说，孟子认为平天下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每个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就可以了。可问题在于，如果自己的亲人和长辈都是不肖之徒，即便你对其亲近尊重，他却依然不仁不义，那该怎么办呢？《孟子·离娄上》记：“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意思是说，孟子认为，如果你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该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足够；治理别人却不能够治理好，那就应该反问自己的智慧是否足够；礼敬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礼敬，那就应该反问自己的敬意是否足够。反正凡是行为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只要自身端正了，天下人就都会来归附了。由此可见，孟子的这套平治天下的逻辑，是只有正向激励机制而无反向惩罚机制的。或许对于个人而言，我们可以拿这些话来自我勉励。可是对于国家而言，我们却不可以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为政者反求诸己，就可以让坏人全部消失，而这也正是儒家在先秦时期难有作为的主因之一。于是，商鞅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的漏洞所在，即“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然后顺势提出“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的观点。商鞅认为，如果按照仁义之道，则最终不能实现仁义的目标，而如果贯彻法治精神，则反而能够达成仁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