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1927年，国民党，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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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着项羽被困垓下，仿佛这中原古战场，对于我们注定了凶多吉少。

　　二十年前，我从徐州踏上征途，开始了第二次北伐，中华秋海棠叶遂归于一统。本党本军所到之处，民众竭诚欢迎，真可谓占尽天时。

　　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

　　短短二十年之后，这里竟至于一变而成为我的葬身之地了么？”

　　这是《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中凯申公的名台词。

　　他说自己不明白为什么短短二十年，国民党及其军队就从“勃勃生机、万物竞发”，变成了必败之局、覆灭在即。

　　蒋校长他不明白？其实他应该比谁都更明白！

　　因为，就在他所说的“二十年前”，正是他和手中的屠刀斩断了国民党的脊梁。

　　1

　　1927年，在上海市国民党党部中，有这样一位工农部秘书，年仅21岁便担任了上海市工总会的筹备负责人，他就是张君毅。

　　张君毅毫无疑问是五四以来的进步青年。

　　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张浚乃是大儒俞樾弟子，曾任九峰书院和清献书院山长。张君毅的父亲张宗峄是李叔同学生、丰子恺同学，曾赴日本留学，后任江阴县长。

　　尽管出身富裕士绅家庭，张君毅却心系革命，思想进步，并不以家庭出身为傲，反而因出身而有负罪感。为了支援工人运动，年仅17岁的张君毅便曾捐稻谷二百石。对那些欠了自家债务的贫民，他也慷慨免债，家长不允免债的，他便代人还债。

　　18岁的张君毅赴沪上求学，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被推为前队总指挥，曾两次遭逮捕。

　　这两次被抓，令张君毅名扬四海，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对他非常赏识，所以他才能以交大在校生的身份出任市党部的秘书。

　　那会儿的“进步青年”，未必青睐马克思主义，彼时中华大地的“革命者”绝非共产党一家，甚至国民党因人多势大又佣兵，被更多进步人士看作中国革命现实的最大希望。

　　在哪革命不是革命？除非……那里不再支持革命。而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1927年，正值大革命轰轰烈烈。国共合作让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而在广大的农村，农民组成农会，减租减息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城市里的工人也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成立了工会甚至是武装，中国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堪称“勃勃生机，万物竞发”。

　　有的人却不这么想。

　　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反对“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日益敌视。在右派所掌控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一场阴谋正在诞生。

　　1927年3月6日，监察委员吴稚晖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会面，商谈整理上海国民党党务问题。双方意见不同，陈独秀还称不出20年中国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

　　会后吴稚晖找到同为国民党监察委员的李石曾、蔡元培，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愤愤不平”。

　　1924年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规定：“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12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确定立场（即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故吴稚晖等人有意开监察委员会会议弹劾中国共产党。

　　而当时国民党左派掌握的武汉政府与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之间的争斗已经势同水火。蒋介石为了抵制武汉方面对他的压力，不断纵容手下，依靠帮会势力夺取地方政权。

　　监察委员会需要刀把子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蒋介石则需要这些人来增加自己“对抗武汉中央”的合法性，双方一拍即合。

　　3月27日，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众人一起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和蒋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

　　在讨论中，吴稚晖主张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终于让蒋介石下定决心清党。

　　阴谋布置停当，屠杀序幕拉开。

　　无疑是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的张君毅，他的命运也在此发生了转折。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青红帮为争夺工运领导权，张君毅负责上海市总工会的筹备，与上海滩流氓势同水火。

　　如果说搞政治斗争、工人运动，那这些流氓绑在一起也搞不过国民党党部，但是清党的发生，让一切都不一样了。

　　蒋介石不信任上海市党部，说这里已经被共产党渗透，所以他将上海的清党工作交给了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与上海警备司令张虎负责，并嘱咐二人与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商量清党办法。

　　蒋光头这就等于把生杀大权，交给了自己当年的流氓朋友们。

　　2

　　一夜之间，青红帮口衔天宪，成了上海的不二权威。

　　我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我看不顺眼的人，统统都该清一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后，陈群、张虎依据青红帮头子提供的名单滥捕滥杀，丝毫不加甄别。

　　作为青红帮流氓的眼中钉肉中刺，张君毅被反动派以“勾结共产党、图谋闹事”的罪名逮捕。

　　重刑之下，张君毅依然不愿屈服。上海市党部火速动员营救，可雪片般的求情文书被青红帮流氓置若罔闻。

　　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在张君毅被捕后一天，终于联系上了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相当赏识张君毅，按理说他可以捡回一条命。

　　但是，老蒋的赏识可真是不值什么钱，当年赏识过你不假，可如今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就算你真不是共产党，为了你得罪当年的流氓兄弟到底值不值当？要是亲自下令释放一个嫌犯，清党的负责人们会不会开始动摇？……

　　于是在老蒋的犹豫之下，赦免令迟了一天才发到陈群手中，这时张君毅早被青帮流氓杀害了。

　　可叹张君毅受刑之时还喃喃自语，说什么“蒋总司令，他老人家一定会来救我的”。

　　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肯罢休，这时蒋总司令倒想起来自己有多么“赏识”张君毅了，流下几滴鳄鱼眼泪之后，他定张为烈士，发抚恤金。

　　蒋介石还煞有介事地发电质问陈群：查张君毅为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即有罪犯嫌疑，何致遽行枪毙，实属滥权擅杀，不顾党纪。

　　估计陈群心里都犯嘀咕，不是您让我们和杜月笙们商量清党的吗？怎么按他们的名单杀了人，倒成了我们不顾党纪了？

　　张君毅并非共产党，甚至跟共产党的工作压根没太多交集，他筹备工会的行为虽然是与青红帮流氓作对，但客观上也并不为中共的工会所喜。总的来说，他不亲共，共也算不上亲他。

　　就这么一个人，竟然被冠上共产党的帽子，未经审讯，直接枪毙，这怎么可能不使得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呢？据了解，当时国民党内的左派党员和思想较激进的青年党员很难逃过红帽子，这，往往就是枉死的预告。

　　反动派以清党为名发动反革命事变，说是要清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因为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式正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所以清党一来，反动派以无法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的说法，就开始了这场“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惨祸。

　　蒋介石亲口承认：“究竟那个是真正的党员，那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那个是忠实的中央执？委员，那个是跨党的中央执？委员，？说各位同志？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国民党反动派头子陈立夫则在回忆录中写道：“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

　　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

　　乱起来就会“分出鸿沟”？笑话！这跟现在那句著名的“训练有素的越共”梗实属异曲同工，合着就是给“乱杀”一个理由嘛。

　　有个县的国民党军警，接到清党命令后筛查本县党部人员，发现没有任何共产党，但清党严令不得不服从，于是负责人竟然把全部人员叫到屋外，命令排成两列纵队。

　　大家不明所以开始排队，懵懵懂懂之间列队完毕。谁料此时清党负责人神情大变，下令将左边一队直接拉走枪毙，罪名是有左翼倾向。

　　好一个“左翼倾向”啊——你都站左边了，还敢说自己不是共产党！

　　当年曹操命令许都叛乱时出门救火的官员排成一队，没出门的排成一队，最后杀了出门救火的那一队。虽然残暴但还算有点儿道理。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招可给曹丞相都整不会了。

　　这，还不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最荒诞、最恶心的。

　　宁波《民国日报》刊发了一篇批评蒋介石的文章，题目是《蒋介石尤效军阀故智耶》，这下让反动派抓住把柄，思想左倾的社长庄禹梅因此下了大狱。

　　庄禹梅是国民党员，与他一起被捕的有共产党员王鲲、杨眉山。

　　结果军警用刑之时，两个真·共产党各挨了5鞭子。由于庄禹梅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军警大怒，抽了他7鞭子。

　　“鞭子就像雨点一般落下来，这样的接连打了七次，背上已经血肉模糊，我终于没有供认。”

　　为营救庄禹梅，证明他真是“国民党员”，有人将他以前所写一部反映孙文革命事迹的《中山演义》交给了军法官。结果看到这本书的军法官还是问庄禹梅：“你信仰三民主义有何根据？”搞得庄禹梅欲哭无泪。

　　3

　　痛杀革命青年，本来的“被革命对象”不仅要拍手叫好，还要补上一刀。

　　由于大革命中国民党左派也主张土地改革，推行二五减租，地方上的土豪劣绅都恨透了这群人，等到清党一来，立刻以此为名开始反攻倒算。

　　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

　　当时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称，诬人为共党成为报私仇、清除利害冲突者的方便手段，甚至有索婚不遂也诬人为共党的。

　　国民党官方报纸《中央日报》曾经刊登过一封读者来信《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称：

　　本党不幸，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同时也屠尽了国民党的好青年，更屠掉了国民党的革命性……

　　不少国民党基层农工党员出于失望或恐惧自行脱党，重创了国民党的形象。

　　1928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举办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

　　广东省长年作为国民党的基地，申请登记的党员仅原有的35％；国民政府最初所在的广州市，申请登记的党员不到原有的10％。

　　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19万党员，清党后“合格党员”仅1526人，其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而在汉口，清党前原有3万多党员，登记时仅5000人。

　　清党前，中国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约121万，其中有中国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5月，中国国民党在册党员就只剩23万了。

　　国民党的中坚力量，可谓损失殆尽。

　　当然，健康的力量出于失望而离开国民党，中国各种不健康的力量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意志如此坚决，非常高兴，纷纷加入。

　　“四一二”后，一些地方的国民党组织，迎来了不少“新成员”。如在成都，国民党清党前原有3000多党员，清党后申请登记者达1万多人。四川省清党后登记党员超过10万，是清党前的数倍。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1929年北平《民国日报》报道：河北省国民党“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这次河北党员的数量，竟以不过六千同志的数目而拉到二万七千之多”。

　　这堪称中国各种不健康力量的大集合了。

　　肉体“清党”将进步的国民党党员清理了，反动派又开始了“思想”清党，要“将夹杂在国民党的理论中的共产党理论剔出来。”

　　当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救国理论，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谋而合，确实都可以称得上“革命力量”。

　　何况国民党的架构与思想受苏共颇深，根本无从区分或清除，这导致国民党员无所适从，引发了更多争论，甚至连“打倒帝国主义”一词都被视为有推翻资本制度之嫌的红色口号。

　　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就曾发文，讥讽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清党”：“你们要清党清理论，不如老老实实，将共产党所教给你们这班不肖学生的东西，公开的都清出来。”

　　就连蒋介石自己都说，清党让“本党之精神日见湮没”。

　　所以，他有什么可“不明白”的？

　　4

　　前面讲到某位国民党员痛心疾首道“清党让国民党和共产党同归于尽”。然而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当时死的，只有国民党。

　　因为，无论有谁叛离了革命队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还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还在，中国人民受苦受穷受盘剥的艰难处境还在，“三座大山”的严重压迫还在；这一切都决定了，“革命”仍被中国所吁求，这项事业总要有人继续承担下去，心中仍向往革命的青年也总要有个去处。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变中遭受重创，却没有如那个“革命的国民党”一般死去。

　　国共分道扬镳后，君向潇湘我向秦，国民党在旧帝国的体制里继续溃烂，共产党则走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从这时起，许多生活在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军人也毅然离开城市，走向农村，追随共产党参加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也就是说，当中国青年运动在城市中遭遇挫折后，在革命根据地中又开始兴盛起来。

　　据记载，仅1931年3月至6月期间，根据地青年团“输送了三千青年到红军及警卫团，皖西送二千青年到红军中去了（六月中旬黄麻方面又去了一千人）。”

　　1933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共青团成功完成组建“少共国际师”的任务。这支近万人的部队，平均年龄18岁左右，共青团员占到70%。

　　在延安，在根据地，能见到当时中国最健康向上的青年

　　这些青年人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看到新缴来的武器，高兴极了，然后进行整训，包括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训练。

　　1934年秋，驿前战役开始，“少共国际师”配属三军团指挥，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仗，他们一边作战，一边还得修碉堡、挖工事，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人叫苦。

　　此后，他们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经受了锻炼，发挥了作用，直到长征中被编入红军主力军团，北上进行抗日的任务。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领导下高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

　　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还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月初，学生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青年运动的重心逐渐转向西北，延安成为了革命圣地。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背着行李，一批批鱼贯而入，堪称这个贫瘠闭塞的黄土高坡最为惊奇的景象。

　　从富庶的城市到艰苦的农村，从温柔富贵乡到荒烟蔓草地，这些青年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七七事变后，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

　　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

　　白刃十分愤慨，转而奔赴延安。

　　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

　　全面抗战初期的两年间，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多达4万余人，其中光南洋华侨青年就有600多人。

　　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

　　他们奔赴延安，是要面临着生命危险的，1939年到1942年期间，被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2100多人，这些青年被送到西北青年劳动营，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

　　教员评价，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

　　教员更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给青年们的人生价值和奋斗方向重新定位，告诉他们，青年实现理想的唯一正确方向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回头看，这一切，都始于1927年。

　　那一年，是中国新青年的又一次大分流。

　　正如教员语重心长地教导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说的话：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