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商君书》第17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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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权第十四

　　【题解】

　　修权，即行使权力。在本文中，商鞅提出治国就靠三种东西、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其中，法度和信用都是君臣共有的，唯独权力是君主独有的。而法度是否有权威，信用是否能建立，这些都取决于君主对权力的任用。如果君主“爱权重信”，则国家就能够得治；如果君主“以私害法”，则国家就会危亡。因此，治国的关键，就在于君主对权力的运用是基于公法还是基于私议。

　　【14.1】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①。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白话】国家之所以能得治，靠的是三样东西：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操持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则国家就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而只顾私利，则国家必定陷入混乱。因此，建立法度，明确职分，而不以私利损害法度，就能使国家得治。君主控制权力，独断专行，就能树立威信。民众相信君主的赏赐，那么事业就能够成功，民众相信君主的刑罚，那么奸邪就无从发端。只有英明的君主，才会珍惜权力而看重信用，不会只顾私利而损害法度。因此，如果君主说了许多施加恩惠的空话，却又不能兑现赏赐，那么臣下就会不愿为之所用；如果屡次颁布严厉的法令，却又不能执行刑罚，那么民众就会轻视死刑。一般来说，奖赏是用文治的手段，刑罚是以武治的手段。文武合用，就是法治的枢纽。因此，英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度。英明的君主，不被蒙蔽叫作“明”，不被欺骗叫作“察”。因此，奖赏厚而有信用，刑罚重而必执行，厚赏时不遗漏关系疏远的人，重罚时不回避关系亲近的人。这样一来，臣子就不会蒙蔽君主，而下级也不会欺骗上级。

　　【姚注】

　　①约：枢纽。《韩非子·二柄》记：“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所称之“柄”与商鞅所称之“约”是一个意思，皆为掌控国家的关键。

　　【姚论】

　　《史记·商君列传》记：“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在秦国获得空前成功，关键就在于商鞅对赏罚的坚决执行。当他徙木立信时，真正做到了“赏厚而信”和“不失疏远”。当他责罚太子时，亦真正做到了“刑重而必”和“不违亲近”。一千四百年后，宋朝著名诗人、亦同样以变法而著称的王安石写过一首题为《商鞅》的七言绝句。诗是这样写的：“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盖自古以来，每当国家发展遭遇瓶颈时，时人未必不知改革变法的重要，亦未必不能提出改革变法的方案，可最终结果都是富有成效者少，而不了了之者多。究其原因，又何尝不是因为做不到“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而导致改革变法的政令难以推行呢？

　　【14.2】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①，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②，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③，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④，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白话】世上治理国家的人，大多抛弃法度而听信私议，这就是国家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先王设置权衡，确立尺寸，而沿用至今，是因为它们标准明确。如果抛弃权衡而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估计长短，则即便估得很准，商人也不会采用，因为这样得出的结果不是必然唯一的。所以，法度就是治国的权衡。违背法度而听信私议，这都是些不懂得类推事理的人。不用法度就能断定一个人是智慧、能干、贤德、不肖的，就只有尧了，可世上并非每个人都是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先王知道评议自己和赞誉私人是不可信的，所以建立法度，明确职分，遵守法律的就奖赏，损害公利的就惩罚。奖赏与惩罚的法度，不违背其各自的标准，所以民众不会有争议。不用爵禄以使亲近的人得利，则功臣就不会埋怨；不用刑罚以使疏远的人埋没，则下级就会亲附上级。因此，如果不按照其劳苦来授予官爵，则忠臣就不会积极；如果不按照其军功来赏赐俸禄，则战士就不会卖力。一般来说，臣子侍奉君主，大多是投其所好。君主喜好法度，臣子就以法度侍奉君主；君主喜好言谈，臣子就以言谈侍奉君主。君主喜好法度，则面前都是行为端正、刚直不阿的臣子；君主喜好言谈，则身旁都是毁谤中伤、互相吹捧的臣子。

　　【姚注】

　　①县权衡：县（xuán），同“悬”；悬挂，设置。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权，秤砣；衡，秤杆。

　　②倍，同“背”，违背。

　　③中程：中（zhòng），符合；程，法度。

　　④议（yí）：同“仪”，礼仪，准则。

　　【14.3】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①，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②，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③，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④，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⑤，存亡之本也。

　　【白话】公私之间的界限明确，则小人就不会嫉妒贤能，不肖者就不会嫉妒功臣。因此，尧舜统治天下，不是将天下的利益据为私有，而是为了天下人来治理天下。他们选拔贤能的人而后传位于他，这不是因为他们疏远儿子而亲近外人，是因为他们懂得国家之所以得治和混乱的道理。所以，三王用道义来亲近天下，五霸用法律来匡正诸侯，这都不是将天下的利益据为私有，而是为了天下人来治理天下。因此，这些君主既能享有美名，又能建立功业，天下人皆乐于被其统治，而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现在的乱世君臣，只是能够独占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掌控一个官职的权力，就都得意洋洋，以此来成就其自身的私利，这就是国家之所以陷于危局的原因。因此，公私之间的交替分际，就是国家存亡的根本。

　　【姚注】

　　①疾：同“嫉”，嫉妒。

　　②越人：疏远的人。

　　③三王以义亲：有学者认为，本句末尾遗漏了“天下”二字。仅就行文的对仗而言，三王对五霸，义对法，亲对正，确实是还需要一个名词来对“诸侯”。又【6.6】记：“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以此推之，本句末尾补上“天下”二字是合理的。

　　④区区然：形容一个人志得意满的样子。

　　⑤交：交替，变更。文中所称之三王五霸“皆非私天下之利也”，故能“擅其名而有其功”，是指为公而存；所称之乱世君臣“以便其私”，故而“此国之所以危也”，是指为私而亡。所以说对于公私的交替选择，关乎国家的存亡之本。

　　【14.4】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①，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②。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白话】君主废除法度而喜好私议，那么奸臣就会卖弄权势以索取俸禄，小官就会隐瞒下情而鱼肉百姓。谚语说：“蛀虫多了，树木就会折断；缝隙大了，墙壁就会崩坏。”因此，如果大臣争相谋取私利而不顾及民众，就会导致下级背离上级。下级背离上级，这就是国家的“缝隙”。小官隐瞒下情而鱼肉百姓，这就是民众的“蛀虫”。有了缝隙和蛀虫而不灭亡的国家，是天下少有的。因此，英明的君王依靠法度而去除私利，这样国家就不会有缝隙和蛀虫了。

　　【姚注】

　　①鬻权以约禄：鬻（yù），卖；约，索要。【3.3】记：“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可以作为本句的注解。

　　②秩官：下层官吏。【3.3】记：：“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可以作为本句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