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玩实验室：敢在上海哄抬物价的人，该判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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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上海的一名跑腿小哥，真是露了大脸。

　　起因是，一名业主在网上下单了一批物资，总计是5桶泡面、20个鸡蛋。结果，被跑腿小哥索要了570元的代买费，以及330元跑腿费，合计900块。

　　觉得自己被“勒索”的业主，就报了警。

　　来调节的警察说得很有道理，这些东西顶多几十块钱，你跑腿费已经收了（这么高），买东西就不能再涨价了。暗示，做人不能太贪心。

　　很快，警察发现小哥运营证件是假的。可以说，这小哥，就是冲着“发国难财”来的。

　　然后，小哥就被送进了公安局。

　　无独有偶，4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还破获了另一起“发国难财”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尤某某，利用超市工作的职务之便，大量购买肉、面包等，加价卖给封控小区的群众。

　　现在，此人也已经进了公安局。

　　事实上，趁疫情“发国难财”的人，远不止于此。

　　4月16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还公布了一批典型的“蛀虫”案例。

　　锦小文餐饮店，进价3块钱一斤的土豆，卖16.8元；进价7.5元一斤的西红柿卖30元。

　　本利丰超市，大白菜、卷心菜、茄子等蔬菜，售价都在进价的2倍以上。

　　上海星杨贸易有限公司制造局路分公司、宋加银食品经营部、上海捌陆捌贸易有限公司等，所售大米、猪肉、白菜等生活物资，不明码标价。

　　据报道，自3月14日以来，针对价格违法问题，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查办案件224件，向各市场主体发放提醒告诫函累计41214份。

　　这也就是说，抱着侥幸心理“发国难财”的蛀虫们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爬满了各个角落。

　　这些虫豸们，真的该学学怎么做人了。

　　01

　　“钱不是万能的，最需要的是物资！”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和欧洲、美洲的华侨一起，组建起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华侨抗日网络。

　　南侨总会成立之时，陈嘉庚就呼吁全球侨胞：

　　“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

　　他们一面揭露日本全面侵华的罪行，一面竭尽所能，力求实现每个月400万元的常月捐。

　　当时陈嘉庚的企业在战争阴霾下，自身都难保。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每月捐赠2000元，一直到抗战胜利。

　　据研究华侨历史的专家统计，抗战头3年华侨捐款额达20亿元，占当时中国军费开支的85%。

　　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

　　但是，在战场上，物资远远比钱更重要。

　　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批。

　　有了物资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运输，就是“跑腿”的人。

　　因为海路被日军封锁，大批海外物资只能从跨越云南和缅甸、全长959公里的滇缅公路运输。

　　然而，这条路在当时被称为“死亡公路”。据亲历者说，每天都有人死在路上。

　　而在滇缅公路在崇山峻岭中盘旋穿行，下坡路段非常多，旁边就是600多米的峡谷，一旦失误常常车毁人亡。

　　让人着急的是，本来车就少，满足不了运力需要。这边一损耗，后续车辆补给又跟不上，大批物资眼巴巴的干等着，就是运不到国内。

　　汽车不够用，起码还是能买到，更要命的是司机和汽修人才。当时的中国，全国的汽车都没几辆，更别提会开车的人了。

　　陈嘉庚得知情况后，南侨总会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并召集会开车的华侨参与运输，这些人被称为“南侨机工”。

　　应聘条件非常直白：有经验、技术好，最重要的是胆子大。

　　南阳侨胞积极报名，共有超过3200名南侨机工陆续在这里献出了自己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

　　有了南侨机工的支持，极大地缓解了运力不足的情况，平均每天300吨以上的急需战略物资被运往国内。

　　国家有难，不论是在前方拼刺刀，还是在后方“跑腿”，每一个为人民而战的人，都是英雄。

　　国家有难，能够良心贸易的，也是英雄。

　　02

　　“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允许运往中国”。

　　1950年10月1日，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请求出兵支援。

　　（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写的求援信）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与世界上拥有最优良装备的美军交锋，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当时中国物资相当匮乏，再加上敌机昼夜轰炸志愿军后方供应线，部队的口粮、副食和药品等急需物资供应常常难以及时得到保障。

　　为了填补上朝鲜战场上的巨大消耗，中国紧急调整相应对策——将贸易重心转向华南，以香港为跳板，将物资运到香港再运往内陆。

　　当时不少香港商人抓住商机，往内地销售物资，更有甚者靠此来牟取巨额暴利。

　　其他商人巴不得挑利润大的物资来做，但霍英东挑的却都是内地急需物品。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运输的货物中有大量的柴油和黑铁皮，尤其是黑铁皮这个东西不是每只船都能运的，东西又笨又重，价钱也很低，这个东西从运输来说，就不算是好生意了。”

　　并且，霍英东却加价极少，利润仅仅能够覆盖工人的劳酬。

　　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联合多个国家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而英国和美国同穿一条裤子。为了顺利给内地运送物资，霍英东的运输船几次差点被英军的炮火击中。

　　不仅如此，他还面临着英国在香港的港督当局，和台湾国民政府的监控，但他还是冲破了禁运，冒着随时可能丧命的风险，日复一日地为内地整整运了三年。

　　其实因为早些时候创业，霍英东已经有了原始的财富积累，用现在的话说，他那时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功人士。

　　但他仍坚持冲锋在第一线，即使受到港督当局的打压，被亲英商人孤立，公司的电被无故切断……

　　若不是因为霍英东的这番“亏本”的选择，他的财富也不会亚于李嘉诚。

　　细数霍英东这一生做过的“傻事”，事实上每一件都和祖国有关。

　　比如，1980年代，他无偿捐资为家乡建设了当时世界第二、亚洲第一水平的大桥——洛溪大桥。

　　结果，由于当地政府人员梁柏楠太过贪心，无休止收过桥费，导致当地百姓骂霍英东是“黑心商人”。

　　一直到十几年之后，梁柏楠事发，才得以昭雪。后来，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说道：“如果不是梁柏楠因涉嫌受贿案发被捕，恐怕霍英东还要忍。”

　　再比如，后来在开发海南时，他答应出资并且包揽了三亚市亚龙湾区域。

　　合约签完后，海南地价疯长，炒地皮的发展商前赴后继，亚龙湾这一黄金宝地成了各路人马觊觎的目标。

　　按照签约时的价格，霍英东的收益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因种种原因，先前签订的合约最终取消，霍英东一口应下，并没有将这笔损失放在心上。

　　多年后，从长孙霍启刚的一番话里，大抵能窥探出霍老当时心底的真实想法，他说：

　　“爷爷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东西，炒股票、炒楼都是害人的事情。饼就那么大，你吃太多，别人就没有了。虽然当时他做什么生意都行，但那个时候，挣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在2000年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霍英东作为当时唯一受邀的香港人，光荣地坐在了主席台上。

　　国家有难，只要坚持做正确的事，都是英雄。

　　03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一些商人将假药，发霉大米，臭牛肉，黑心棉等物资卖给志愿军官兵，趁机牟取暴利，造成了严重的非战斗减员。

　　很多伤员不该残的残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后来彭老总得知了这件事后大发雷霆，命令国内严惩这些黑心棉的供应商，给志愿军官兵一个交代。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比如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武汉大兴米厂副经理彭锡承……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时间回拨到1949年5月，那时离上海解放仅只有半个月。

　　因为战火将至，上海的很多资本家们都闻风出逃，有的前往台湾，有的干脆去到海外，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留了下来。

　　在这些人中，就包括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

　　荣德生是当时国内的“面粉大王“，在全国有14家面粉工厂，占全国面粉生产量的1/3，此外还有9家纺织工厂——衣食住行，一家就包揽了两样。

　　出于稳定民生的考虑，他选择了留下来，并保证“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

　　而在他所有孩子里，荣毅仁是唯一留下来陪父亲的。

　　他在读大学时，就十分关注国事，曾发起向东北义勇军捐款的活动。一度，他还想报考空军，与敌人博击长空。

　　1950年2月，蒋介石的飞机从台湾轰炸上海，导致工厂再次停工。

　　荣毅仁去查看账本，发现工厂不仅现金所剩无几，连机器和纱锭都被卖得差不多了，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其他荣氏兄弟姐妹带到海外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美金。

　　庞大的荣氏工厂，早已是个烂摊子，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工人们走投无路，直接去包围了荣家，甚至闯进了荣家的宅子。

　　无奈之下，荣毅仁想到了陈毅。

　　陈毅连夜帮忙联系了上海劳动部、工会组织、市政府，一起帮忙筹款，第二天把钱凑齐，给工人们发了工资，帮荣毅仁平息了动乱。

　　之后，陈毅又帮荣毅仁联系了人民银行，向银行申请了355万元贷款。

　　靠着这一系列操作，荣毅仁的工厂才扛过了这场难关。

　　大时代中，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时，尽管工厂运营刚刚步入正轨，荣毅仁还是带头捐献了12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

　　以现在视角来看飞机数量看似不多，但当时我国各型作战飞机不足300架。

　　一年后，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发行公债。

　　当时的上海任务很重，陈毅市长曾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

　　荣毅仁当场认购了许多，哪里晓得交钱的时候，一时却拿不出那么多，有人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时，他讲了心里话：

　　“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

　　1957年，荣毅仁被推举为上海市副市长。

　　上任后，荣毅仁主管轻纺工业，针对上海工业基础好，特别是轻纺工业方面的尤其突出的优势，他提出要因势乘便。从此，轻纺工业、化纤工业，成为了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中目标之一。

　　解放后的上海，在我国的棉纺、化纤工业领域中独树一帜，少不了荣毅仁那时的精准眼光。

　　上海，曾是一块英雄之地。

　　尾声

　　1961年陈嘉庚去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均出席了葬礼。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万人送别。

　　为了纪念陈嘉庚对故乡的贡献，被大家称为“最美海景地铁”的厦门地铁一号线，被命名为“嘉庚号”。

　　而中国第一艘采用国外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的厦门大学3000吨级科考船，同样被命名为“嘉庚号”。

　　2000年，荣毅仁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一位。

　　荣氏家族被称为“中国第一豪门”。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去世，享年89岁。

　　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

　　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年，中信从刚刚创立的20来人，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达到800多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业务涵盖了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会计事务所等业务。

　　然而，在带领中信的14年里，荣毅仁没有占一股个人股份。

　　并且，他还继承了父亲“兴资助学”的传统，在无锡和上海捐赠了多所中小学，并扩建江南大学和暨南大学。

　　逝世时，他留有遗嘱，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捐献给无锡图书馆，另数千件文物捐给上海博物馆。

　　这位一生筚路缕蓝，贵而不骄的老人，把一生奉献给了他热爱的人民。

　　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霍英东曾如此感叹：“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任何人。“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在北京去世，有关部门以最高规格操办其葬礼：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扶灵者尽是政商翘楚。

　　他的事迹流传到坊间，大家更愿意称之为“国葬”待遇。

　　正如臧克家诗中所写：

　　“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差别，真的比人和牲口之间的差别还大。